1956年11月18日至21日，周恩来作为总理对越南民主共和国作了一次正式访问。这是一次重要的访问，因为它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重大变化的背景下进行的。当年2月，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对斯大林生前所犯的错误进行全面的揭露和谴责。由于斯大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崇高地位和威望，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在共产主义阵营内，引起不少国家思想混乱和社会动荡，比如波兰出现罢工和游行示威，匈牙利发生骚乱和冲突，北朝鲜爆发党内危机。中共领导人认为有必要和越南劳动党领导人在“去斯大林化”及其影响等重大问题上，互相沟通，增加信任，达成一致。在访问河内期间，周恩来同胡志明、范文同等越南领导人举行了多次会谈，就目前国际局势、批判斯大林问题、共产党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中越两党和两国的关系问题，广泛和深入地交换了意见。周恩来向越方介绍了中国共产党近几年完成的几件大事以及从这些工作中获取的经验教训，讲了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在实际工作中贯彻群众路线的重要性和纠正错误的长期性。在会谈之余，周恩来还专程前往纪念统一过越南并在一千九百多年前因抗击中国汉朝马援率领的侵略军而战死的两位女王——征侧、征贰二征王庙，并在她俩的像前献了花。随后，周恩来又在中国大使罗贵波举行的招待会上保证，中国永远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决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像毛泽东主席所说的那样，在国际交往方面，坚决、彻底、干净、全面地消灭大国沙文主义。
周恩来专门在二征王像前献花，并公开保证中国不搞大国沙文主义，对稳定中越关系、打消越南对中国的疑虑，起了积极作用。二征王在越南被视为民族英雄，是越南民族主义的象征。周恩来亲自访问二征王庙，表明他充分认识到历史因素可能会对中越关系带来潜在的负面影响，显示他愿意平等对待越南的诚意。周恩来从最近东欧事件中吸取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大国沙文主义的作法会破坏兄弟国家之间的信任和团结，会制造彼此之间的怀疑，甚至敌视。比如，1956年11月10日，他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的一次发言中说：从国际事件中取得了两点教训，第一，“就是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犯而且有的已经犯了沙文主义的错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分析，这种错误，就是对外的大国主义、对内的大民族主义、对人民的专制主义”。这样的错误，在我国是否也有可能产生？“当然可能避免，而且应该尽力避免”。第二，“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个原则是对的，但是在发展中忽视了人民的当前利益，直接与人民利益关系最大的是轻工业、农业，轻视这两者就会带来不好的后果，就会发生经济发展上的严重不平衡”。
11月22日，周恩来结束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访问。然后离开河内飞赴金边，开始对柬埔寨的访问。11月27日，周恩来结束访问柬埔寨，又飞回河内，作短暂停留，准备第二天访问印度。在河内停留期间，周恩来应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领导人的请求，对越南国内情况提出一些参考意见。他说：越南现分为南北两方，内外都还有敌人，必须分清敌我，依靠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去战胜我们的敌人。南北统一是一个长期的斗争。通过自由普选统一南北的问题，可以作为一个政治斗争，但不是具体行动步骤。北方是人民民主的基地，必须大力巩固北方，才能争取南方，统一越南。还须继续彻底完成人民民主革命，消灭封建制，逐渐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消灭资产阶级。鉴于越南国内的实际情况，过渡的时间可能较中国长些，但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动摇。针对越南财政赤字大、市场不稳、物价上涨的情况，周恩来建议：财经问题的关键是增产，发展壮大国营企业，加强市场管理。根据越方的要求，周恩来同意中国在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专家留下继续帮助工作，但中国专家的意见只能供越南同志参考，财经工作的方针政策应该由越南同志自己决定。
中苏分歧和中越关系
中共领导人反对苏共二十大后赫鲁晓夫奉行的国内国际政策，中苏分歧逐渐加大。中苏矛盾的加深给胡志明和越南劳动党出了难题。处于自身反美斗争的考虑，胡志明希望共产主义阵营，特别是中苏两国，保持团结，共同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抗美斗争。他担心：中苏反目会削弱共产主义阵营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支持和援助，会给美国以可乘之机，使美国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地干涉越南事务。为此，从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胡志明在多个场合试图调解中苏隔阂，以维护共产主义阵营的团结。1960年8月，胡志明为了调解中苏矛盾，出访中国和苏联。8月7日，他先到达北戴河，并于次日，同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会谈。在会谈中，胡志明希望中苏两党停止争论，先召开中苏两党双边会议，再举行有各兄弟党参加的多边会议，共同努力，消除分歧，恢复团结。会谈结束后，胡志明又于8月11日离开北戴河去苏联，与苏共领导人就中苏关系问题举行会谈。8月19日，胡志明从苏联回到北京，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介绍他和苏共领导人会谈的情况。
中共领导人对胡志明在中苏分歧中充当“和事佬”的作法不满。他们批评胡志明在中苏之间两边劝和，缺乏是非观念。1960年，在毛泽东同金日成的一次谈话中，周恩来明确指出：“越南在反帝方面是坚决明确的，但在其他一些问题上不很明确。”周恩来所提到的“其他一些问题”，就包括越南民主共和国对苏联的态度。8月14日，陈毅在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召开的第四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向与会代表介绍胡志明在北戴河斡旋中苏分歧的来龙去脉。陈毅说：毛泽东不同意胡志明对中苏“各打五十大板”的作法。陈毅对胡志明作了如下评价：胡志明是“好人”，但就是对苏联“顶不住”，“耳朵太软”。
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召开。胡志明继续在中苏之间斡旋。10月12日，周恩来和彭真同准备前往莫斯科参加苏共二十二大、途经北京的越共代表团成员胡志明、黎笋会谈。在谈到自己将作为中共代表团团长赴苏联参加会议时，周恩来说：这次我们去参加苏共二十二大，是去祝贺，我们的贺词除祝贺外，还准备强调团结，强调反帝，这样强调对敌斗争有好处。在莫斯科出席苏共二十二大期间，周恩来与胡志明、金日成等交换了意见，强调兄弟党之间的关系应遵守三条原则：（1）对敌斗争一致，互相支持；（2）兄弟党的内部事务，不能干涉；（3）保持内部团结，兄弟党间的内部事务在内部解决，不能向敌人暴露。
在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公开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开创了在一个党的会议上攻击兄弟党的先例，赫鲁晓夫明是指责阿尔巴尼亚，暗是批评中国。周恩来在发言中，反驳赫鲁晓夫：“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如果不幸发生了争执和分歧，应该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平等和协商一致的原则，耐心地加以解决。对任何一个兄弟党进行公开的、片面的指责，是无助于团结，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的。把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的争执公开在敌人面前，不能认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郑重态度。这种态度，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周恩来提前离会回国，以示抗议。
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是中苏两党意识形态争论加剧的时期，同时也是越南劳动党为了统一越南，决定重新在越南南方开展武装斗争的时期。从越南劳动党的角度来说，中苏矛盾的出现和激化对越南的统一事业是不利的，因为越南劳动党需要中苏的共同支援，来对抗得到美国支持的南越政权。但中共领导人正处于意识形态争论的极端情绪中，只希望越南劳动党在中苏分歧中站在中国一边，而没有从越南劳动党的角度考虑问题，犯了强加于人的错误。
援越抗美
1961年，肯尼迪入主白宫后，开始在越南进行“特种战争”，由美国出钱、出武器、出顾问，由南越西贡政权出军队，开展反游击战。美国在越南进行的“特种战争”对中国的国家安全造成威胁，北京作出相应反应，加强与河内的军事合作，增加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军事援助。1962年夏，中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两国领导人在北京会晤，共同讨论南越的严重形势，分析美国袭击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可能，双方商定中国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230步兵营的武器装备。次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访问越南民主共和国，同越南领导人研究了如果美国向越南民主共和国进攻，中国援助北越和双方配合作战的问题。毛泽东和刘少奇都向越南领导人表示：“你们的事就是我们的事。”“我们两家无条件地共同对敌。”“打起仗来，你们可以把中国当成你们的后方。”
从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周恩来数次与东南亚的共产党领导人举行会谈，讨论由于美国在印度支那进行“特种战争”而引发的新局势。1963年9月，周恩来在广东从化会见越南、老挝、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人，就东南亚的现状及可能出现的形势，进行全面的评估。周恩来指出：美国很想在越南和老挝直接参战，但它在世界各地出兵太多，犹如十个手指头捉十个跳蚤，动都动不得。因此，只要美国发动战争，等待它的只能是失败。东南亚各国只要树立必胜的信心，一定可以打败美帝国主义。他说，东南亚是世界主要矛盾集中的地区之一，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插足很深，反动派既薄弱又残暴，但这里的人民已经觉醒，而且富有斗争经验，共产党都有一定阵地，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有争取革命领导权并把革命引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范例。东南亚革命的基本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反买办资本主义，而要实现这一任务，首先要争取群众，扩大统一战线；其次要深入农村，准备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再是要加强党的领导和对各方面的领导。东南亚各国共产党要加强彼此联系，互相支持。中国作为东南亚革命运动的大后方，责无旁贷，义不容辞，会以最大的努力来支持东南亚各国的反帝斗争。周恩来还就如何对抗美国的“特种战争”，提出了具体的战略战术，指出要做好长期战争的打算。至于援助问题，中国是可靠的、值得信赖的大后方，会同仇敌忾，把美帝国主义赶出东南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