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冷战史研究，可谓卷帙浩繁，方兴未艾。本章侧重介绍20世纪90年代以后西方（主要是美国和英国）冷战史研究中的几个主要趋势和特点，评价其成就和不足。
西方的冷战史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以1990年代初冷战结束划分。冷战结束之前的研究可以称作是“旧冷战史研究”，冷战结束以后出现的研究可以叫作是“新冷战史研究”（New Cold War History）。本文着重介绍和分析“新冷战史研究”出现的社会背景、主要代表人物以及他们的核心观点。
“旧冷战史研究”主要指1950年代的“传统学派”，1960年代的“修正学派”以及1970-1980年代的“后修正学派”。“传统学派”比较认同美国官方的说法，认为苏联应该对冷战的起源负责，而美国则是被动介入冷战，目的是为了维护正义，为了保卫自由民主制度，为了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修正学派”受越战失败的影响，强调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检讨和反省。他们修正了“传统学派”的观点，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应该受到更多的批评，他们对美国政策深感失望，认为冷战不是起源于共产主义的扩张，而是美国式帝国主义扩张的结果。“修正学派”学者倾向于接受经济决定论，认为美国外交政策受垄断资本集团的操纵和控制，其目的是为了在全球建立美国的经济霸权地位。“后修正派”一方面继承了“修正学派”的论点，另一方面吸收了“传统学派”的说法，认为美苏双方都应对冷战的起源负责，只是苏联所负的责任更大些。“后修正派”学者接受“修正学派”在分析美国外交时使用的“帝国”的概念，但是认为美国建立的帝国和苏联建立的帝国有本质的区别：美国的帝国是“被邀请的帝国”（empire by invitation），是“民主的帝国”，而苏联的帝国是“强加于人的帝国”（empire by imposition），是“邪恶的帝国”；美国确实在西欧和日本建立了势力范围，但美国是被西欧国家和日本邀请去当盟主的，而苏联却是通过高压强制手段迫使东欧国家人民接受共产主义统治和苏联霸权。“帝国”范畴的使用，有利于学术界从历史比较的角度，从过去帝国的现象和经验中，归纳和总结美国作为一个大国兴衰的机理和规律。
“新冷战史研究”就其“新意”而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新视野、新角度。由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导致的冷战结束，使学者们能够将冷战作为一个有头有尾、完整的事件来重新看待，重新解释，重新评价。二是新材料，新证据。冷战结束之前，西方的冷战史研究所利用的主要是西方国家的材料，尤其是英美两国的外交档案，因此当时的冷战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实际只是美国外交史和英国外交史的研究，而不是真正的冷战全球史的研究。冷战结束以后，随着前共产主义国家档案的大量解密和公布，使得冷战研究可以建立在多边的和多国的档案基础之上。当然，前共产主义国家新材料的出现是有其政治背景的。比如，在波兰，冷战结束后成立的后共产主义政府，为了巩固和加强自身的政治权力和地位，希望通过公布前共产党政权的档案和文件，来揭露共产党当政时的罪恶和腐败，以达到进一步贬低和削弱波兰共产党在波兰政界的影响的政治目的。但对于学者们来说，前共产党政府档案的解密，给了他们一个可以重新探讨和认识冷战的机会，尤其是从共产主义阵营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冷战的机会。
“新冷战史研究”第一波
“新冷战史研究”从1990年代初开始至今，以2000年为界，大致可以分为两波。
第一波产生于冷战结束以后的1990年代。当时，随着冷战的结束，一度引起东西方尖锐对立的意识形态冲突有所减弱，社会主义运动在全球范围内一下跌入低谷，处于空前的低潮。前苏联和不少东欧国家纷纷向资本主义民主和市场经济靠拢。与此同时，南非结束种族歧视和隔离政策，成立了多种族联合政府，民主化运动也在拉丁美洲取得长足进展，不少拉丁美洲国家成立多党制政府。
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国际上，尤其是在美国，一度盛行“西方胜利论”和“民主优越论”。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人由于战胜了法西斯而对自己的民主制度信心大增那样，冷战结束时，他们又一次为自己在全球范围内战胜对手（共产主义）而对自己文化和价值观感到自豪。在西方的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不少学者都为西方取得冷战胜利而欢欣鼓舞，拍手叫好，自我庆贺，自我陶醉。他们沾沾自喜地认为，冷战的胜利代表了西方自由价值观的胜利，意味着作为西方民主价值观对立面的共产主义价值观的彻底破产。在政治学领域，出现了“民主和平论”、“人权高于主权论”以及“民主无先决条件论”等各种理论。这些理论强调，民主国家之间通常不互相侵略，不互相开战；民主制度可以超越民族、宗教、种族、文化等因素的差异而普遍存在和适用，民主制度的产生是不需要先决条件的；西方的民主自由观念代表了人类思想发展的顶点。政治学教授福山（Francis Fukuyama）提出的“历史终结论”就很有代表性。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单向性的，是有结束点的；冷战的结局标志着历史作为一个不同意识形态价值观互相竞争的过程已经发展到了终点，因为一个真正的、没有竞争对手的资本主义全球文化已经出现，这个文化的基础是由技术推动的经济发展，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制度使经济发展能够持续进行；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代表了人类价值观演变的顶峰。
“西方胜利论”和“民主优越论”也影响了很多冷战史学者的看法，他们当中不少人回到了“旧冷战史研究”中的“传统学派”的观点上，开始批评斯大林，谴责苏联的外交政策，赞扬西方领导人，为美国的冷战政策辩护。在这方面，代表人物是耶鲁大学外交史教授约翰·路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他是“新冷战史研究”第一波的主要推动者。1991年，他说服麦克阿瑟基金会拨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着名的伍德罗·威尔逊中心成立“冷战国际史项目”（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并同时创办《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推动对前社会主义国家档案的收集、整理、翻译和出版，倡导用多国档案和多边视角研究冷战历史，鼓励不同国家的学者就同一个课题一块开会，共同交流，集体讨论。很快“新冷战史研究”就成为西方国际关系史研究中的一个令人瞩目的显学。
在充分利用新近解密档案材料的基础上，加迪斯于1997年发表《我们现在知道了：重新思考冷战历史》一书。在这本书中，加迪斯对冷战兴起、冷战中的一些重大危机和对抗、冷战结束的原因做了重新全面评估。他认为，新解密的前苏联政府文件以及来自其它共产主义国家的材料很说明问题，充分验证了过去“旧冷战史研究”“传统学派”的观点是正确的，而“修正派”的解释是站不住脚的。像“传统学派”那样，加迪斯强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共产主义阵营外交政策的影响，把冷战的起源完全归咎于斯大林，认为没有斯大林就没有冷战。至于西方阵营的冷战表现，加迪斯认为，美国对苏联采取的遏制政策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因为只有这样做，美国才能阻止共产主义的扩张，保卫西方的利益。在论述冷战结束的原因时，加迪斯强调冷战的结束是西方领导人正确决策的结果，冷战胜利的英雄是西方的强硬派和保守派，比如美国总统里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教皇保罗二世。正像他的书名表明的那样，加迪斯是以一种西方胜利者的自信，来重新审视冷战的历史的，他的口气就像一个法官，居高临下，在为一个案子做最后定论和判决：“我们现在知道了，”冷战全是共产主义的错，西方的遏制政策是英明的。加迪斯对冷战双方的领导人作了比较和评判。他认为，西方领导人在制定政策时一般表现得比较理性、冷静、克制和有分寸，而共产主义阵营的领导人在决策时则容易表现的冲动、莽撞、冒险和不理智，他们常常会被革命理想或一时有利的国际局势冲昏头脑，从而作出过高估计自己的实力而过低估计对手的意志和力量的错误举动。比如，1949-1950年间，斯大林受到中国革命胜利的鼓舞，忘乎所以，支持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1962年，赫鲁晓夫为古巴革命的成功而陶醉，为了保卫卡斯特罗政权，悍然将导弹运进古巴，引发一场美苏之间一触即发的核战危机。加迪斯指出，共产主义领导人的冒险和挑衅触发了一场又一场的冷战危机，威胁世界和平，将人类置于毁灭的边缘。
在加迪斯眼中，冷战的主战场在欧洲，第三世界只是次要战场。他的书以分析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欧洲的争夺和较量见长，尤其是对美国遏制战略的起源和发展见解精辟和独到，而对冷战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却着墨甚少，其研究视角属于欧洲中心论。加迪斯较少涉及两个超级大国在冷战中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以及这些干涉所产生的长期恶劣后果。比如，越南战争是美国在冷战中打的一场代价最大、伤亡最惨、创痛最深的战争，其影响在今天的美国政治和社会中依然非常巨大。但是，加迪斯对美国干涉越南的原因和失败教训，却语焉不详。再比如，除了越南以外，美国在冷战中为了遏制共产主义，还插手很多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内部事务，在那里寻找和扶植小伙伴和代理人。这些美国的第三世界盟友往往是军事强人和山寨老大，他们以配合美国反共之名，行独裁统治之实，用美援中饱私囊，并以防共为借口，压制和打击国内反对派和持不同政见者，践踏人权，实行白色恐怖。冷战结束以后，很多第三世界国家之所以出现政治动荡，内乱频仍，经济凋敝，生灵涂炭，就是因为冷战中由美国扶植的军人独裁统治遗留下了长期的后遗症。对于这些问题，加迪斯的着作给力很少。另外，加迪斯的冷战史着述基本沿袭传统的外交史研究方法，侧重于政治、外交和军事领域，主要关心美苏之间以及他们和各自盟国之间的政治和外交关系的互动，主要探讨超级大国之间的核威慑与核竞赛，而对冷战在文化和社会领域的表现和影响关注较少。加迪斯曾经是“旧冷战史研究”中“后修正派”的带头人。冷战结束后，他一个华丽转身，成为“新冷战史研究”的举旗者。
“新冷战史研究”第一波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沃切克·马斯特尼（Vojtech Mastny），他的观点与盖迪斯的立场接近，他批评斯大林对周围的人充满了不信任，认为斯大林总是希望建立新的缓冲地带，以控制周围的地区，见缝就钻。马斯特尼对于北约和华约，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做了平行比较研究，建立了“平行研究项目”。他认为西方阵营，由于其民主决策机制和妥协机制的存在，具有更大的稳定性，这种机制能够调整盟国之间的矛盾和分歧；而东方阵营缺少这种民主妥协传统，每当阵营出现重大危机，苏联红军总是通过使用武力，解决问题。总体而言，“新冷战史研究”第一波学者赞扬西方领导人的决策，对斯大林、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主义阵营多做批评。
“新冷战史研究”第二波
“新冷战史研究”第二波出现于2000年以后，出现在恐怖主义袭击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和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新背景下。由于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重新挑战基督教文明，使西方的价值观再次受到威胁，先前因冷战结束而产生的西方优越感和满足感烟消云散，消失殆尽，西方的信心受到打击和重挫，“历史终结论”、“民主优越论”等一度充斥报刊的学说很快被人遗忘。人们突然发现，西方的意识形态并没有在世界上畅通无阻，所向披靡。为什么冷战后的第三世界麻烦这么多、冲突这么频繁、矛盾这么激烈、威胁这么大？带着这些问题，学者们开始更多关注对第三世界的研究，希望通过追溯冷战时期西方对第三世界的干涉和介入，来找到理解当前第三世界动荡和纠纷的答案。他们认为，冷战中两个超级大国对第三世界的政治介入和军事干涉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为今日第三世界的反西方运动和骚乱埋下了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