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教授斯蒂芬·凯西（Steven Casey）：《推销朝鲜战争：宣传、政治和公共舆论，1950-1953》。此书揭示，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官方和民间媒体在如何报道朝鲜战局的问题上有矛盾，麦克阿瑟将军要为战况报道定调，不喜欢记者独立报道和评论，发表和他的说法不一致的文章，他以“安全”名义，以保护“军事秘密”名义，限制记者的言行。
德国学者杰希卡·基诺-赫希特（Jessica C.E.Gienow-Hecht）在她的《传播不可能：在战后德国作为文化外交的美国记者，1945-1955年》一书中，通过对一份在二战后德国出版的报纸《Neue Zeitung》的个案分析，来考察美国文化是通过什么途径在战后德国传播的。《Neue Zeitung》是由一批二战时在美国流亡、二战结束后返回德国的德国知识分子和记者创办的。这些人在流亡美国时，曾受到美国思想和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他们后来在编辑和发行《Neue Zeitung》时，在欧洲推广和传播美国式的自由主义思想。
2001年布朗大学教授沃克·伯格翰（Volker Berghahn）出版《美国和欧洲的学术冷战：处于慈善、学术和外交中的歇珀德·斯通》一书。伯格翰通过研究斯通的个案，来考察冷战中美国政府、私人基金会和知识界是如何三位一体，互相配合与协作，在欧洲推广和传播美国文化的。斯通是记者出身，50年代初担任美国驻西德占领当局的公共事务部主任，后来又长期担任福特基金会的国际事务部主任。为了抗衡苏联文化的影响，同时为了改变西欧知识界的反美主义倾向，斯通利用福特基金会的庞大经费，帮助欧洲图书馆购买美国书籍、报刊等出版物；资助欧洲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开展对美国历史和文化的研究；资助美国学者去欧洲各国讲学；资助东欧自由派知识分子在西方出版着作。伯格翰的研究揭示了美国在欧洲开展文化冷战的复杂性，即美国既要与苏联争夺欧洲的民心，又要克服西欧知识精英对美国大众文化的蔑视和抵触，美国在欧洲实际上是进行了一场双重的文化战。
哈佛大学教授约翰·特伦波尔（John Trumpbour）于2002年出版《向世界推销好莱坞：美国和欧洲争夺全球电影工业的霸权，1920-1950年》一书。该书回顾了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是如何克服欧洲的阻力在世界上建立文化霸权的，记述了好莱坞在“美国世纪”的形成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该书的后半部分介绍和评价了冷战时期美国政府（主要是国务院和商务部）是如何协助好莱坞向国外推销美国的大众文化（特别是电影）的。
美国在亚洲开展的文化冷战也吸引了很多学者的关注。比如香港岭南大学教授周爱灵（Grace Ai-Ling Chou）以香港新亚书院为案例，研究美国是如何在高等教育领域和中国争夺影响的。她将研究视角聚焦在美国的几个非政府组织，比如雅礼协会、亚洲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探讨这些非政府机构是如何在美国政府的配合下，在香港资助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弘扬中国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以抵制共产主义思想的渗透和传播的。周爱灵的研究表明，非政府组织和美国政府的关系是复杂的，非政府组织并不只是简单地充当美国政府的冷战工具，他们的目标和美国政府的目标并不总是完全吻合。比如，美国政府在香港鼓励教育事业发展，就是为了近期的反共目的，为了更好地开展反共宣传。而非政府组织在香港推动教育事业发展，既有抗衡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动机，更有普及高等教育、保护学术自由、促进学术繁荣的纯学术追求。他们有时担心，美国政府一味强调反共宣传的重要性会不会妨碍或限制学术言论自由。
二战结束后，美国占领日本长达七年之久。在这期间，为了把日本打造成美国在亚洲遏制共产主义的忠实伙伴和盟友，美国占领当局倾注大量人力和物力，用美国模式对日本社会的上上下下进行全面改革，其中对日本文化的改造和重塑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不少学者将他们的研究触角伸向美国在日本开展的文化冷战。比如，美国威廉玛丽学院北村博（Hiroshi Kitamura）教授于2010年出版《放映启蒙：好莱坞和战败国日本的文化重建》一书。在这本书中，作者特别介绍和分析了美国在占领日本期间是如何通过好莱坞电影来传播美国民主价值观和改造日本传统的军国主义文化的。该书揭示：好莱坞电影为日本观众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文化体验，特别是对思想尚未定型的日本青少年，美国文化成为他们成长记忆中的重要部分。美国着名外交史学家入江昭（Akira Iriye）在评论此书时现身说法，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证实当年美国电影对日本儿童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他查阅了自己的日记，发现自己看的第一部好莱坞电影是《居里夫人》（Madame Curie），时间是1946年3月，他当时是小学六年级学生。入江昭回忆说：老师和同学在看了美国电影后都非常兴奋，都希望日本能变成美国那样的民主社会。入江昭指出：美国通过电影来影响二战以后的被占领国民众的做法不仅仅表现在日本，也发生在德国和奥地利。美国文化以电影为载体实现了跨越国界的流动和传播，这种现象正是当今很多关注“跨国历史”（transnational history）的学者所研究的内容。
在讨论知识是如何在美国国内流动的，即学者如何为政府服务、知识如何转化为政策、学者如何与权力互动等方面，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布卢斯·卡克利克（Bruce Kuklick）的《不清楚的文字：知识分子和战争，从凯南到基辛格》是一个代表。该书研究了冷战头三十年中，美国知识分子在美国外交政策制定中所起的作用。他特别分析了三组知识分子：第一组是为美国空军的思想库兰德公司工作的一些核科学家和核战略学家，比如艾尔伯特·沃尔斯泰特（Albert Wohlstetter）、伯纳德·布罗迪（Bernard Brodie）和汤姆斯·歇林（Thomas Schelling）。这些人为美国政府提出核战略理论和核威慑理论；第二组是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书的一些政治学和历史学教授，比如理查德·纽斯泰特（Richard Neustadt）和欧内斯特·梅（Ernest May），他们主持了一个领导学研究项目，研究一个称职的总统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和才能，为政府选拔领导人献计献策；第三组是一些直接在政府中任重要职位的知识分子，比如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保罗·尼茨（Paul Nitze）、麦克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和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上述这些学者，以不同的途径，或通过智囊团，或通过大学研究机构，或直接任职政府，为美国遏制战略的制定出谋划策，提供了诸如“大规模报复”（Massive Retaliation）、“灵活反应”（Flexible Response）、“逐渐升级”（Gradual Escalation）等学说和理念。卡克利克的研究厘清了冷战中美国历届政府所采取的不同遏制策略的学术渊源和来龙去脉，丰富了人们对美国冷战政策思想史的理解和认识。
“文化冷战史”开拓了冷战史研究的视野，是一个值得鼓励和提倡的冷战史研究新领域。但是，就目前的研究现状和成果而言，它还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第一，大多数研究冷战时期美国公共外交的着作，对美国宣传战的组织、实施和协调，对美国宣传战的内容，讨论得很详细，但对美国宣传战同情报战之间的关系和互动却分析得较少。美国宣传战同情报战之间的关系和互动是一个很重要但却被忽视的问题。冷战期间，美国政府内部的对外宣传部门（比如美国新闻署）和情报收集部门（比如中央情报局）都会参与宣传战的策划和实施，而由于两个部门工作职能的不同，美国新闻署会强调对外宣传，而中央情报局则会利用和外界接触的机会收集情报。比如，美国新闻署和中央情报局都参与了1959年美国在苏联举办的展览会的筹备工作，前者注重如何向苏联观众介绍和宣传美国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而后者则希望通过和苏联人的近距离接触，来收集苏联情报。中央情报局经常向美国新闻署提供它所掌握的有关苏联的情报和信息，供美国新闻署在制作反苏宣传节目时使用；它也经常利用美国新闻署在苏联和东欧国家举行的文化活动，来对当地社会进行渗透，收集当地情报。实际上，在美国外交史上，宣传战和情报战经常是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的。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负责公共外交的机构“战时新闻署”（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就既开展对外宣传工作，又执行情报收集任务，身兼二职。
第二，现有的研究成果对美国宣传战所产生的实际效应的分析还很差强人意。如何令人信服地说明宣传战的效果和影响是一件极具挑战性的问题，比如，该如何证明美国的文化外交对苏联民众起了美国希望看到的作用？有的学者用参加美国展览会的观众人数来说明美国展览会的受欢迎程度，但是，参观人数的统计数字仍不能帮助我们满意地回答下面这个关键问题，即美国展览会究竟对苏联人的看法起了多大的作用？参观人数的规模可以表明苏联民众对美国社会的兴趣程度，但是，它并不能反映苏联观众对美国究竟是持负面、还是正面的态度。我们无法确定：在看了美国展览后苏联观众就改变了他们先前对美国的负面印象，就都变得喜欢美国文化了。苏联观众在美国展览会上向美国解说员提出的问题，或者他们在展览会留言簿上写下的观感，也不一定就真实地反映了他们的心声和想法，因为苏联是一个被政府严密管控的警察社会，秘密警察和政府耳目无处不在，苏联老百姓可能随时要小心自己的言行和一举一动。正是因为准确判断宣传战效果的证据和材料很难找到，所以，不少学者对文化外交这个课题望而却步。
第三，“文化冷战史”研究的对象仍不平衡。目前的相关研究大多侧重描述和剖析美国对共产主义阵营的文化攻势和渗透，而对共产主义国家的反应以及苏联阵营自己发动的文化攻势，却研究和解析得不够。冷战时期，为了和西方世界争夺民心和影响，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也开展了积极的文化外交，比如，组织“世界和平运动”，举办展览会，发行外文图书和杂志，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宣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对于这些活动的策划、组织、协调和效果，都应该进行深入的研究。
从学科发展的角度看，“文化冷战史”的出现，可以被视作为是外交史或国际关系史研究中一次“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传统外交史长期被人诟病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它的研究方法和领域一成不变，讨论来讨论去，只是围着政府决策人的思想和考虑转，只是盯着政府的决策程序，只是满足于剖析政府内部一个部门和另一个部门之间在决策问题上的协商和妥协：政策建议是谁提出的？政策分歧是如何解决的？一致意见是如何达成的？总统是如何最后拍板的？“文化冷战史”的出现是外交史研究中的一个好现象，它丰富了外交史研究的手段和内容。它表明：外交史学家们不仅仅只是关心冷战中政府层面上的互动和政策走向，还聚焦国家政策对社会的影响，关注非政府层面之间的来往，探讨民间对民间的互动。“文化冷战史”既代表了作为后起之秀的文化史对作为“百年老店”的外交史的渗透和影响，又反映了外交史对自己传统研究范围的突破和创新。
（本章是根据作者在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首都师范大学的演讲稿加工和补充而成。感谢北京大学历史系牛大勇教授、南京大学历史系洪邮生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主任沈志华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姚百慧教授邀请和安排我在上述学校做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