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情感需要到审美发生，从认识需要到理性反思，从精神需要到德性追求，“审美目的之多维追求”得以丰富性呈现。在审美的精神发展系列中，美德需要可以看作是审美目的之自由价值的最集中体现，所以，审美必然关涉道德问题，它是人类生活自我反思的必然要求，这是古典文化传统中最重要的思想价值意向，只是在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中，哲学家们才对传统的看法提出了挑战。例如，尼采和萨特等人，把审美和道德视作不和谐的对立，这与尼采和萨特对流行的社会道德规范的厌恶有关。他们追求本原的生命的东西，而厌恶一切通过外在约束而表现出的虚假性的东西，尤其是在道德的外衣下，他们常发现人性中潜藏着的狡诈之目的，因而，他们主张摧毁一切文明的道德规范。在他们看来，人的异化和荒诞处境，多少与这种道德的顺从有很大关系。
“道德自由”，即意志自律，势必要求人们克服情欲、野性和罪恶，而社会势力恰恰信奉强力与隐恶原则，因此，从历史生活真实中，尼采看到了这种恶所具有的社会生活推动作用，故而，波德莱尔也为这种“恶”唱赞歌。事实上，“恶”推动着历史，又在毁灭着人类，他们借这种现实的极端的方式，宣告人类的精神危机和人的生存危机。其实，古典价值观并非轻易即可摧毁的，现代主义的存在观念，只是对传统道德观之异化部分的有力校正，同时，是对现实生活的强力法则的重新正视和承认。从今天的立场来看，亚里士多德的美德观和孔门儒家的美德观，仍具有崇高的地位，那种圣贤人生观，正是对人的主体性和人的价值尊严的真正理解，这种价值观和主体观，正是崇高之美和牺牲之美诞生的基石。美德是审美目的，它服务于人性的完善，表现为人性的自律。正是为了这一目的，艺术净化着人的灵魂，使人的心灵变得圣洁而崇高，因此，这种审美目的，在未来的美学中仍应弘扬，所以，我们应站在人类文化的立场上来看人生的审美目的，而不能单纯地站在生命意志的立场上来看，前者是高远的，后者是近视的。尼采的生命哲学立场，所表现出来的极端性，只有在理性主义主宰一切的前提下，才具有革命性意义。在生命主义和感觉主义占主导的情况下，再谈生命意志，只可能导致思想的大混乱和价值秩序的大崩溃。
我们必须从理性反思与人性恢复的意义上重新确立“自由”与“正义”的地位，把人性的自由与公民的自由看作是审美的崇高目的，事实上，自由需要，是审美目的之最高表现。人在审美活动和审美创造中，最深处的精神追求，所要实现的真正目的，便是“人的自由”：这不仅是感性的自由，也是理性的自由，这不仅是精神的自由，也是现实的自由，“自由”是人的最后目的。人们之所以热衷于浮士德和孙悟空等典型形象，就在于它们追求最高的自由。如果说，孙悟空的自由多少带有儿童的戏谑性质，那么，浮士德的自由则是非常庄严、崇高的，因为他充分体味着人类的自由本质与存在价值。可以看到，在浮士德那里，书斋生活不过是思想的自由，生活现实的不自由与书斋生活的自由根本脱节。
爱情生活，只不过是感官自由，它不能满足一个崇高心灵的渴求；政治权力生活，也不过是虚假的自由，因为现实政治阴谋与妥协往往阻碍着崇高心灵的理想追求。只有在亲身参与自然改造和社会变革生活之中，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主体性创造中，他才感到真正的自由，所以，当他听到掘墓之声，欣然说出：“真美啊，请停一下”，这不是与魔鬼交换灵魂的原初动机，不是欲望的胜利，而是道德的胜利与生命正义的胜利。在诗人那里，这个美丽瞬间被描述成审美的自由。这里，虽有悲剧性，但是，这种悲剧感，很快就被诗人那种特有的宗教拯救意识消解了。这就是说，这种错觉的自由感，被天上的仙乐所真正具有的灵魂超升感和崇高感所冲淡。自由需要，在人类审美创造中，是何等重要，因为自由信念支配着美学的价值。如果美学不能给予人们以自由的启示，那么，这种美学的价值便大可怀疑了，因此，在审美目的之确立过程中，必须将自由视作人类审美的最高价值追求。自由不是空洞的字眼，它与人的权利、人的牺牲、人的尊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从生活与艺术自身出发，审美目的，虽然是人自身设定的目的，但是，它不仅合乎自然的必然要求，而且必定合乎人类历史的必然要求。审美目的与自然目的之间，有着天然的亲密关系；审美目的与宗教目的，既有相抗衡的一面，也有相融通的一面；审美目的与道德目的之间，显然，有其内在的可沟通性，但在方式上可能是根本对立的，因为道德目的是通过感化和教谕实现的，而审美目的，则是通过创造性的审美体验实现的。审美目的，不是人的外在目的，而是人的内在目的，只有服务于这种目的，才形成审美的可靠依据。“头顶上的星空，道德律在我心中”，这既是康德的人生目的，也是他的审美目的，这种科学探索的目的和社会伦理目的，完全服务于他的人生最高目的。没有目的之人生是危险的，欧洲科学的危机，在胡塞尔看来，正在于“失去了对人的直接关怀”。审美目的，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是自然的合目的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统一。
审美目的，潜存于人心之中，它并不直接表现出来，往往通过审美体验和审美创造具体化。在审美体验和审美创造中，只要具有正确的审美目的，就会获得前进的方向。在后现代主义文化中，我依然高呼人的目的性，这正是对未来美学重建的信心和希望，更是审美理想的自由表达。美学的合理重建，并非一帆风顺的，建构自由的具有创造性的多元化美学，必须反对那种肤浅的狭隘的应用美学取向。这种建构本身，必须服务于人生高远的目的，即人类精神科学的目标，最终总是服务于人的自由与崇高理想生活追求。哲学和伦理学、宗教学有其合法的地位，美学必然被看作是具有普通意义的科学。从生命自由追求意义上说，只有把握了美学的精神，才能全面地把握现代人类生活的精神本质。在艺术生产的时代，这种美学的合理重建更显得必要。审美目的，应该借助对精神科学的深刻洞察和内在把握，重建审美意识领域的内在复杂性，揭示人类审美意识的真谛。“人是世界的目的”，基于此，审美的目的，就是为了人的自由与自由的人生，它不仅可以通过文明本身显示出来，而且可以通过艺术显示出来，人类生活就在于保护这些文明的艺术的成果，由此，构建属于我们的美丽世界。
4.审美智慧的根源性与审美主体的精神升华
从根本上说，审美活动的主体性历程，也是人类审美智慧发展的历程，因为审美活动的主体性根源于审美智慧的自由发展。现行的美学价值形态，不是从美的本质出发，就是从审美感知出发，这在美学价值形态建构中，无疑设置了一个先在前提，即“审美必须以审美意识作为出发点”，主体是一个完整的主体，但是，主体的意识，存在着某种偏向性。认识主体、审美主体、道德主体，乃是同一个主体，但是，主体的内在偏向决定了主体意识的不同。完整的主体性取决于审美主体的和合性，人不可能同时处理精神方面所有的问题，但在处理某一问题时，总是以其他方面的认识和智慧作为参照系和相生点，由此可见，在探讨美学的人生目的与文化目的时，要确立审美智慧的优先性。
审美活动是感性的自由活动，也是理性的反思活动，但是，通过理性的反思活动来指导感性的审美自由活动，并不是简单的事，相反，感性的自由审美活动，常常代替了理性的反思活动在生活实践中的地位，这就使得人的审美活动常常停留在感官或肉身享受之上。问题在于，感官或肉身的审美享乐，虽然是审美活动的根本出发点，但是，如果没有理性反思意识的自由指导，感性的审美活动就有可能走向生命自由的反面。当然，理性反思意识不能通过强制或律法来约束感性的审美活动，所以，审美智慧的协调在审美活动中具有重要地位。审美智慧，虽然依托于理性的反思意识，但是，它并不具有律法性作用，只是思想主观性经验的智慧表达，它总是更内在地支配人的感性自由活动，同时，又与人的感性审美活动形成内在的和谐。审美智慧，实际上，是人的内在主体性的自由综合作用。
在强调审美主体性的时候，我们之所以强调审美智慧的优先地位，就是为了说明：人类的审美活动是累积性的思想过程，在人类的精神发展过程中，不同时期的审美趣味与审美创造力凝聚成审美的艺术，这其中，就充满着民族的思想精华与审美智慧。审美智慧问题，实质上，联系着人的全部思想的自由发展，决定着主体有选择地有偏向性地把握审美对象，理解审美对象的精神实质与生命意蕴。没有一定的审美智慧，审美对象就外在于人，并且，进入不了人的视野，审美智慧所具有的特殊的价值在于：自觉自由地建构起审美主体和审美对象的交互性关系。
审美智慧与审美意识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审美意识”，是主体关于审美活动的复杂心理呈现；“审美智慧”，则特指主体关于审美活动的优化意识，它排斥一切浮泛的意识活动，使审美主体直接走向审美对象，并能对审美对象获得本质直观。因此，审美智慧，总是以人类审美意识为基础，它不关心审美意识的发生和发展过程。在古老的思想信念中，哲学源于惊讶，生于“爱智”，因为“智慧”标明了认知世界的复杂性和人的灵异性。事实上，智慧不只是生存策略，它还是关于自然、社会、文化的独特领悟和合理解释，智慧的累积与智慧的明心见性，创造着人类的文明，然而，智慧并非无障无碍，它受制于人的智能、阅历、心灵、文化水准。智慧，是生命自我的人生经验与心智完善的反思进化过程，随着对世界的认识之深刻和文化接受的精神贯通，这种智慧，就易于臻达极点，因此，审美智慧，在美学活动结构中，处于重要的地位。这也就是说，在探究美学问题时，审美智慧的复杂性，必须加以优先考虑。
从审美实践意义上说，审美智慧，强调生命审美的学习性，因为人不是突然就会审美的，也不是只有某一方式的审美，显然，审美具有无限多样性。
它源于个人性，也源于文明性，所以，从古今中外的审美文化存在中，从经典与民间生活中学习审美，吸收人类一切优秀的审美文化遗产，就根源于智慧的累积与迸发。“智慧”，源于人的全部优化意识，是成熟的思维活动，它带有一定的指向性、策略性和方法性。审美智慧本身，决定了审美主体不是单一纯粹的主体性精神存在，它必然在整体思维活动中，显示出个体的独创性和差异性。审美智慧的高低，取决于审美意识的发展程度，审美智慧的灵活性与多变性，也取决于审美主体的复杂经验。康德之所以特别强调“天才（Genius）的诸心意能力”和“天才为艺术立法”的重要性，就是因为审美主体的智慧性在审美活动中具有创造性与本源性作用。审美智慧，体现为诸多审美价值观的自由综合，具有自觉自由的特性，并指导着主体的审美体验和审美创造。审美智慧，保证审美主体可以实践主体的审美自由与道德自觉的目标，所以，在人的审美活动中，审美智慧占据着关键的位置。
从个体出发与从文明出发，可以看作是审美活动发生发展的双重路径，事实上，审美智慧是个体心性与民族精神的统一。个体的审美智慧是有限的，但无数个体的审美智慧就易于构成合力，这些个体的智慧，带动了群体智慧；群体智慧之间，则呈现为互主体性或主体间性，即个体智慧，不是封闭的价值形态，而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开放价值形态。例如，服装、建筑、绘画艺术等，只有在交流语境中，才构成互主体性关系。服装审美，是人类的审美活动，它服务于美观、表现个性，不同的个体，由于智慧不同，其服装设计和着装选择也很不相同，千奇百态、仪态万方，但是，个体的智慧又多少呈现出一定的平均值，所以，这种着装的标准美感形态，慢慢就形成了民族的审美智慧。建筑也是如此，不同民族、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建筑风格，这显示的是个体差别；现代社会对石料、结构、颜色、外在构造和内部设施，又多少形成基本的形式美感认识与建筑功能认识。绘画的个体差别很大，但从绘画类型来看，无论是用笔，还是着色，都存在历史渊源，这就表现出个体优势与民族优势的统一性。审美智慧，通常在个体与社会，文化与文明之间进行调节，导致审美活动的创造性质变，所以，审美主体的智慧性，就在于能够综合人类已有的全部审美经验而形成创造性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