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寻求对生命、文化和存在的本质理解
现代美学思想者已经充分认识到：必须从世界美学的交流语境中寻找现代中国美学的出路，不应再致力于教科书式的美学价值形态的构造，也不应再固守单一的美学话语系统。人们普遍要求东西方美学进行深刻的对话，也认同美学和其他人文科学之间的深刻关联，因此，许多美学工作者纷纷转向人文科学解释的新文化视野，专攻西方美学的人，转而求助于古典中国哲学和美学精神的阐释；专攻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人，转而扩大理论视域，向心理学、文化学、哲学、社会学等多方面拓进；专攻中国古典美学的人，则转向东西方美学的比较探索。因此，新儒家的思想理路，在现代获得了合法的延伸，西方美学思维的方法论，也在现代中国找到了思想同道。更为重要的是，一些精通东西方文化的学者，则吹响了东西方美学对话的号角，寻找现代中国美学的本位话语，寻求现代中国美学的逻辑方法，寻找现代中国美学的文化历史依托，寻求现代中国美学的超越之路。
从这种转向和对话中，不仅应看到未来中国美学的曙光，而且还要看到21世纪中国美学的理论雏型。正是由于这种精神意向的作用，他们创造性地融合东西古今美学的思想精华，寻找21世纪中国美学的坚实基地，拓展中国美学的精神结构，取得了重要的成果，这值得予以客观公正的评价。
相对而言，美学的转型，有几种情况可以作为动力：一是既定的解释形态，不能适应人们日益多样化的思想要求，人们必须寻求新变革。二是冲破既定的意识形态阻力，回归到美学最本真的问题上来，即关注人的生命存在与精神自由。三是为了开拓新的思想视域而寻求理论的创新。应该说，这几种情况，直接推动了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
在现代中国美学的思想转型过程中，刘小枫发挥了至为重要的作用。
首先，他通过组织翻译现代美学经典以及西方哲学宗教经典，直接呈现西方美学思想的经典风貌。其次，他通过对德国古典美学，特别是浪漫派的美学思想的考察，把生命与体验，存在与诗意问题直接呈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对精神生活的自由，有直接的认识。第三，他以西方视角复兴人们对中国古典美学思想和西方古典美学思想，特别是古希腊罗马美学和诗学的新认识。第四，他关注宗教信仰的自由体验和政治浪漫派的存在意识，把人类生命存在的诗性与复杂性给予了特殊的再现。
刘小枫的美学探索就在于：超越了习见的时尚性而把握了艺术的文化精神，窥见了古老中国的独立探索与兼收并蓄的创造性文化精神。以希腊和德国美学与诗学思想为中心，深刻地把握了西方浪漫派文化和席勒人文主义思想传统的核心，与此同时，站在新儒家美学的立场上，将中国古典生命哲学美学与西方生命哲学美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开辟了现代文明的浪漫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思想道路。刘小枫扎根于经典与历史传统的美学思考，更具转向性意义，因为他们的学术转向是指向具体的生命价值形态的，带有古典性意味。在现代中国文化建设中，刘小枫是一位具有开创性的学者，截至目前，他的学术思想大致经历了四次转变：第一次是由美学向文化哲学的转变，第二次是由比较文化学向宗教神学方面的转变，第三次则是由宗教神学向现代政治社会学的转变，第四次则是由政治社会学向西方古典学，特别是古典政治哲学的转变。
目前，他以政治浪漫主义关怀为目的，融合美学、诗学、神学、文化学、哲学和社会学，以古典思想阐释为己任，力图以全新的观念来丰富中国文化，建构新的中国文化精神。总体上说，他的思想是多元的，不断发展的，他的思想工作，主要表现为建设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他对中国思想的反思和重估，都以重建为根本目的，因而，他的学术思想在现代中国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他没有明确的政治理想，或者说，他并不急于解决人的生命自由权利如何获得，并不关注人的不平等的现实境遇，也并不关注中国现代政治制度所存在的非理性与特权问题，他只是“诗性的思想者”，对人类生活的自由与美丽充满想象，或者说，给人类自由美丽的生活提供想象性材料。他不是现实主义者，而是浪漫主义者，他所推进的文艺美学思想转型，不是向现实的转型，而是向内心的转型，向精神自由的无限可能性的展望。
从这个意义上说，刘小枫所引导的文艺美学转型是不彻底的，但他的这一思想转型正是中国社会的特殊的通过美学想象生活自由的经典方式。刘小枫并不在意现实生活的平等与自由理想的追求，更在意精神生活的诗意与梦想。应该肯定，在现代思想文化视野中，刘小枫的思想探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他先致力于德国浪漫派美学的研究，开启了中德思想会通之门。此后，他又结合现代主义文学和哲学，批判性地分析了一些诗人哲学家与思想家的思想探索价值，把存在问题置于特殊的观照点上，在这一时期，他徘徊于新儒学和德国浪漫派之间。由于精神上的困惑得不到解决，他转向对基督教神学思想的研究，美学、伦理学和诗化哲学的眼光，使他的基督教神学思想充满浪漫之思。
如何重新评价宗教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这些问题，引发了他对神学和社会学的关注。他认为：“在汉语思想界流行已久的审美与宗教之对立，诗与宗教之对立的论调，应该终止了。西方文化艺术中的神圣魅力已经证明了这种论调实际站不住脚。西方文化艺术中的审美品质以及生活形态中的审美品质之神性质素，已经有力地驳斥了以审美代替宗教的论调。在文化艺术形态和生活形态中，缺乏的不正是那种至美的荣耀之光——爱的激情、爱的受难、爱的奉献、爱的牺牲、爱的分享和爱的终极肯定吗，然而，神圣之爱作为普遍绝对的言说，是对所有个人，为所有个人说的，因为，凡人都无一例外地置身于生存的悲剧性悖论和受苦之中。”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刘小枫的美学思想和神学思想，具有了特殊的现实意义。
尽管不少人对刘小枫这种立场不以为然，但刘小枫的创造性工作所具有的现代意义绝对不应漠视。刘小枫真正把美与善、美与爱、美与自由结合在一起，通过诗思进行感性体验与理性判断，使现代中国美学具有新的思想，对美与爱，传统与现代，生命与信仰进行了生动的诠释。
在探索现代美学的思想转型方面，《诗化哲学》标志着新的开端，这部著作，是刘小枫在硕士论文的基础上扩充而成的，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一批富有新思想的学者共同激活的。他对诗与哲学之关系的探讨，虽以德国浪漫主义历史为线索，但他所提出的一些问题，涉及了存在哲学的根本问题，因而，表现在主题上是对审美、自由、感性、理性、神秘主义、浪漫主义、诗性体验的关怀，在思想方法上，则已体现出东西方对话的潜在的努力。
把个体的生存自由和感性超越，提升到生命哲学的高度予以考虑，显然具有新儒家的眼光，事实上也是如此，在这一时期前后，刘小枫完成并组织了新儒家诗化哲学著作的介绍。文化哲学和诗化哲学的眼光，虽然使刘小枫摆脱了美学的时尚化，而契入到诗思的栖居地，但是，这种诗性理想并未使刘小枫感到乐观。他在一部个人论集的自序中表白：“自己并不满意这一时期的美学探索。”从拯救与逍遥的角度，他重新反省过屈原、李白、鲁迅、曹雪芹、陀思妥耶夫斯基、加缪的诗性形象与思想，发现所谓革命、进步性、否定性、破坏性、激进性并不足以真正解决存在问题，认识到人的生存本身处于无限的轮回之中。因此，宇宙境界、天人之际、生存信念、终极价值等问题，在和解性、认同性、静观默想和宗教体验中，获得了新的解决途径，因而，在他看来，即便是审美的自由对人的救赎，也不是最后的。在基督教神学中，他看到了这样得救的启示。
他之转向神学是顺理成章的事，他不是直奔宗教的，而是由美学奔向宗教的，因此，他既不主张以美育代宗教，也不主张以宗教代美育，而是主张宗教与美育的共存性。与此同时，他不仅发现了文化的诗性，而且发现了诗性的文化，因此，他主持编译的《二十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人类困境中的审美精神》，开拓了现代中国美学的新的视域，他的《走向十字架的真》和《这一代人的怕与爱》，也就具有特别的意义。他从神学的高度所分析的荣耀之美，可以视之为他救渡人生的最后目的，这一审美目的论，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虽然不可相信，但作为神性的存在和神的荣耀之美，又是人们不可能真正忽视的，你可以不相信它，但又无法真正取消它，这是辉煌的终极的梦想。
在具体的美学问题上，刘小枫并没有太大的思想推进，但他的美学方法论和美学思维观念，无疑具有启示性。他建构的是大美学观，或文化美学观，或文明美学观，具有人文主义精神和人类自由主义精神的审美体验意向。刘小枫善于开风气之先，他的思想走到了宗教这一维度，似乎也到了极点。他也面临着自我挑战，走到了他的思想的彼岸和有限的终点。他只有超越于此，才有可能开拓新的精神空间，这是应寄予希望的。好在他始终以人的生命存在为出发点，通过诗思拓展了人文精神科学的思想空间，因而，他总能从中西古典思想或浪漫主义诗思中，找到生命美学或文明美学的源头活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刘小枫所提供的文明美学思考方式，他所组织译介的西方美学哲学和神学著作，成了现代中国美学不可忽视的精神财富。
刘小枫并没有明确的美学指向，没有坚定不移的审美价值取向，但是，他所开拓的生命美学思想与文明美学思想将持久地激发中国美学的深沉探索。
与此同时，也应看到，刘小枫涉及的思想领域甚多，个人思想取向不断转变，为什么他的思想并没有让人感到内在的分裂性？这与他坚守生命的浪漫性与神圣性，坚守西方思想的古典性与浪漫性有着紧密的联系，他始终把文明的浪漫与自由追求作为思想的根本价值追求，所以，尽管不断地进行思想转向，但其思想的根本价值有着内在的统一。现代美学思想，由认识论的思想视野转向本体论的思想视野，也是最重要的转变之一。
关注存在论问题，就是对生存的直接关注，生存的体验之维，是美学最本体的问题。虽然本体论是古老的哲学问题，但真正促使人们关注本体论问题，是我们对存在主义美学和现象学美学的回应。海德格尔对存在问题的心理学分析，使人们对忧烦、焦虑和诗性存在有了特别的理解；更为重要的是，胡塞尔对体验问题和体验流的哲学关注，直接对美学的现代转型提供了方法论的启示。就现代中国美学而言，有人主张：从现象学美学观念出发，现代美学应该更彻底地转向对艺术和艺术经验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