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古代建筑是从中国营造学社建立后逐渐展开的。从中国营造学社名称看，其“营造”两字即取自于宋代的《营造法式》，因此也可以说，近代中国人对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首先是从关注《营造法式》开始的。中国营造学社所创立的以实物与文献相互印证的科学方法和所取得的大量实证性成果，为中国建筑史的系统研究奠定了学术基础。
虽然作为一个民间学术团体的中国营造学社于1946年无声地消失了，但它影响广泛而深远，其余波至今仍影响着中国古代建筑史的研究和文物建筑保护。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古代建筑史的研究视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多学科的关注和各类研究成果的不断出现，把中国建筑史研究推向了新的阶段。
第一节 近代外国学者对中国古建筑的关注
在以中国营造学社为中心的一批中国学者运用近代学术的理论与方法开始探究中国古代建筑之前，一些西方学者和日本学者已对中国古代建筑有所关注。他们的研究活动与成果对中国营造学社的创立产生过一定影响。
一、“中国热”与中国建筑
西方人对中国古代建筑的关注与近代欧洲出现的“中国热”（Chinoiserie，也称“中国风”）密不可分。所谓“中国热”，是指新航路开辟后西传的中国文化在欧洲掀起的羡慕、热爱和崇拜中国文化，仿制中国物品的文化现象。它从17世纪开始，到18世纪上半叶达到高潮，一直延续到18世纪末乃至19世纪初。正是在“中国热”兴盛的背景下，从英国、法国、瑞典到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当时欧洲的主要国家都出现了崇尚和模仿中国园林、房所、家具、服饰、器皿等热潮。在此之前，西方人对中国文化介绍中涉及中国建筑的，往往以神秘主义的色彩为基调，以马可·波罗的“传说”为模式，向人们传递的是神话般的联想而不是真实的物像。自1515年葡萄牙商船第一次驶进中国港口进行直接通商贸易开始，中国瓷器、漆器、工艺品及丝、茶等遂大量输入欧洲；继之，荷兰、英国等欧洲国家兴起了通向东方的远洋贸易；接着大批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中国。频繁的商贸和传教活动，为“中国热”时期欧洲人了解中国文化提供了基础。
17世纪前后，欧洲已出版了多部主要是由耶稣会士撰写的介绍中国的着作，例如西班牙人门多萨的《大中华帝国志》（1585年）、意大利人利玛窦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1615《营造法式》与江南建筑年）、意大利人卫匡国的《鞑靼战纪》（1654年）、德国人基尔彻的《中国图志》（1677年）、法国人李明的《今日中国志》（1696年）、法国人杜哈德的《中国全志》（1735年）等。与此同时，欧洲也开始翻译介绍中国的古代经典。最先出版的是意大利人殷铎泽用拉丁文翻译的《大学》（1662年）和《中庸》（1673年）。接着，比利时人柏应理又重译了这两部典籍和新译了《论语》。1711年在布拉格印行了拉丁文的《中国六经》，除了柏应理上述三种译着外，还收录了比利时人卫方济新译的《孟子》、《孝经》和《三字经》。这些有关中国着述的出版和流传，促进了欧洲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认识。
在建筑领域，对欧洲产生过实质性影响的是中国园林建筑。中国园林建筑艺术在17世纪传入欧洲后，首先得到法国路易十四的赞赏，1670年在凡尔赛建起了中国情调的特里亚侬宫。随后又传到英国，与重视自然天成、反对雕琢修饰的英式庭院建筑融为一体，形成了中英合璧的“英华园林”（Anglo‐Chinese style garden）的新风格。
在“英华园林”的形成中，英国人钱伯斯是一个重要人物。钱伯斯出生在苏格兰一个商人家庭，子承父业，16岁时以一艘东印度公司船只的押运员身份来到远东，20岁时再度前来。随后，他放弃商业，赴意大利和法国学习建筑。在停留广东的短短数月里，钱伯斯走访了当地的名胜古迹，并测绘了不少建筑和园林。1755年，钱伯斯经在罗马、巴黎深造后，回到英国，定居伦敦从事建筑业，并最终得到英王乔治三世的赏识，从而奠定了他在这个行业的地位和发展前景。在他的建筑生涯中，写有两本直接介绍中国的园林和建筑设计的专着。
一本是《中国人的房屋、家具、服装、机器与器皿之设计》（Designs of Chinese Buildings，Furniture，Dresses，Machines and Utensils），出版于1757年。这本“前言”4页、“正文”19页、“附图”21幅总共不足50页的小册子，其貌不扬，但被多次再版、转载，可见其影响之大。
另一本是《东方园艺论》（A Dissertation on Oriental Gardening）。也许是钱伯斯对中国的园林设计意犹未尽，也许他另有所思，在他的《中国人的房屋、家具、服装、机器与器皿之设计》出版15年后，即其事业处于鼎盛时期的1772年，出版了《东方园艺论》。此书着重介绍了中国造园艺术，并极力提倡在英国风景式园林创作中应吸取中国园林趣味。虽然此书篇幅也不大，连同“前言”在内才有94页，但它却成为18世纪末欧洲园林设计所遵循的典范之一。
除了着述，钱伯斯还在英格兰建造了一些仿造中国风格的建筑和园林。丘园便是钱伯斯的得意之作。丘园中建有异国风情的建筑，尤以中国风格的宝塔最为夺目。该宝塔成为丘园的标志性建筑。钱伯斯对中国的园林艺术推崇有加，认为中国园林虽然处处师法自然，但并不摈弃人为，它的设计原则，在于创造各种各样的景致以适应理智的或情感的享受，这是因为中国造园家通常具有渊博的学识和高深的艺术素养。显然，这是钱伯斯对中国园林“虽有人作，宛如天开”的设计追求的另一种解读。之所以强调“人为”，这是与钱伯斯反对以布龙为代表的纯田园风景式的园林创作理念有关。在当时欧洲建筑与造园界，钱伯斯“人为”的园林创作理念受到前所未有的争议，但由于钱伯斯在建筑界显赫地位，这种争论不仅没有削弱他的影响力，相反地，他所提倡的“英华园林”作为一种不同于西方的写意式园林，一度成为欧洲的时尚。
受英国的影响，欧洲大陆的一些国家也出现了中国园艺热，纷纷步英国之后尘，开始建造具有中国特点的园林。如在德国的波茨坦的无忧宫、慕尼黑的纽芬堡宫等皇家宫苑和庭园中，都出现了亭、榭、塔、桥等中国式的建筑以及曲径、假山；波兰国王奥古斯都在华沙的御花园中，也建起了中国式的桥和亭子；瑞典则在首都斯德哥尔摩的郊外建起了中式园厅等。
比起其他国家，法国追求中国情趣似乎更为强烈。可惜法国在此时建造的许多中国式的园林大多被毁，目前我们已不可能从中了解当时的实情。好在1774年法国人勒·鲁特所写的《英中式园林》（Jardins Anglo‐Chinolis）一书中，对当时法国的“英华园林”作了较详细的描述。在勒·鲁特的着作中，以版画的形式描绘了许多园林，从中可以见到有许多中国式的亭、榭、塔、桥分布在各个美丽的自然式庭园中。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称之为“中国式建筑”的建筑，大多只有用18世纪的眼光来衡量，才能算作中国风格。像尚特鲁庭园中的塔，如果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它和中国的原型有相当大的差距。
自17世纪以来，欧洲的“中国热”虽然是普遍的，甚至是狂热的，而且这一热潮延续到19世纪初叶，但不可否认的是，当时欧洲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仍然是有限的、肤浅的，对中国建筑文化的了解同样是猎奇多于探究。
二、“非历史的历史”与“非历史的建筑”
随着19世纪中叶之后中国被迫开埠和外国租界纷纷设立，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均发生了重大变化。此时，在欧洲人的心目中，世界的“中心”和科技历史的“主流”在欧洲，自然，世界建筑的中心和历史的主流也在于西方建筑。在“中国热”时期为欧洲人所热衷的中国建筑文化，也由此而“冷落”为欧洲人笔下的“非历史的建筑”。
“非历史的建筑”这一概念显然是借用了黑格尔对于中国和印度历史所用的“非历史的历史”（unhistorical history）一语。在黑格尔的哲学和历史学框架中，一个文化只有包含变化、新的事物和进步这三个因素，才能构成历史。虽然他承认中国有一部很完备的用文字书写的历史，但他认为中国文化只是在时间中绵延，因此只有延续，没有变化，因而没有历史。也就是说，在黑格尔眼中，中国固然有改朝换代的变化，但这些变化史是纯粹人事上的变化，而不是一个社会根本组织的改变，因而没有新的事物的出现，也没有使一个文化由一个阶段迈向另一个阶段的进步发生。黑格尔对中国或东方历史所下的“非历史的历史”的判断显然失之偏颇，但其影响却不小。在西方的建筑史研究领域，“非历史的建筑”这一概念提出就与其有关。
“非历史的建筑”的概念，是英国建筑史家弗莱切在其权威性的着作《比较建筑史》（AH istory of Architecture on the Comp arative Method）中提出并首先运用的。弗莱切的《比较建筑史》是一本建筑史领域的名着，从1896年至1996年的百年间，就修订再版了20次，可见其影响之大。但是，受欧洲“中心论”、“主流论”和“非历史的历史”思想的影响，加之材料上的局限，该书在1987年第19版之前，对中国等东方建筑的认识，存在明显的缺陷和偏见。在弗莱切看来，欧洲建筑是“历史性样式”（Historical Style）建筑，它的发展过程体现在从古埃及到现代英国的建筑之中，具体表现为由古典建筑所代表的梁柱体系建筑向哥德式建筑所代表的拱券体系建筑的转变。而中国、印度、日本和中美洲国家的建筑是“非历史性样式”（The Non Historical Styles）建筑，其最大特点不在于它的结构而在于它的装饰，它的装饰设计往往超过了其他方面的考虑。在1901年出版的该书的第4版上，增加了着名的“建筑之树”（The Tree of Architecture）的相关内容，进一步以形象的方式表达了弗莱彻对于中国、印度、日本等东方古典建筑性质与价值的理解与判断，即：中国建筑等东方古典建筑不仅是“非艺术”、“非主流”的建筑，而且是“非历史”的建筑。
持这种观点的西方建筑史着作颇多，在弗莱切之前，英国人弗格生在其《印度及东方建筑史》（History of Indian and Eastern Architecture）已有类似的表述。弗格生认为中国建筑和中国的其他艺术一样低级。它富于装饰，适于家居，但不耐久，且缺乏庄严、宏伟的气象，因此中国建筑并不值得太多的注意。不过，他认为中国建筑有一点具有启发意义，那就是中国人是唯一视色彩为建筑一种本质的人。
将非欧洲的建筑称作“非历史的建筑”，并把它们排斥在世界建筑发展的主流之外，这种带有歧视性的观点引起了大部分被涉及的国家和地区的建筑学者的不满，也受到了当代西方学者的批评。在1961年出版的弗莱彻《比较建筑史》第17版中，已用“东方建筑”（Architecturein the East）替代了“非历史性样式”，“古代建筑和西方的继承和发展”（Ancient Architecture and the Western Succession）替代了“历史性样式”；与之相应，“建筑之树”也被取消了。这一情形虽然来得晚了些，但这毕竟说明一种新的建筑历史观念开始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