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引征文献中大多提到了“楹”，但在《看详》中，李诫则说：“柱，其名有二：一曰楹、二曰柱。”显然，《营造法式》把“柱”而非“楹”当作了规范术语。同样的情形在《看详》侏儒柱条中也可见到：“侏儒柱，其名有六：一曰梲、二曰侏儒柱、三曰浮柱、四曰棳、五曰上楹、六曰蜀柱。”在这里，“上楹”也只是侏儒柱的一种“俗称”或历史上称谓。由此看来，即便《营造法式》中有“屋楹数”篇目，那么应该称“屋柱数”或带“柱”字的某一术语才是。
第二，退一步讲，如果“屋楹数”原先是《营造法式》所附《看详》的篇目，那么“屋楹数”的行文风格、格式应该与《看详》中其他篇目相一致。《看详》中所列的“方圆平直”、“取径围”、“定功”、“取正”、“定平”、“墙”、“举折”诸篇，行文、遣词严谨，体例、格式固定。
例如：
取径围：《九章算经》：李淳风注云：旧术求圆，皆以周三径为率。若用之求圆周之数，则周少而径多。径一周三，理非精密。盖术从简要，略举大纲而言之。今依密率，以七乘周二十二而一即径；以二十二乘七而一即周。
看详：今来诸工作已造之物及制度，以周径为则者，如点量大小，须於周内求径，或於径内求周，若用旧例，以“围三径一，方五斜七”为据，则疏略颇多。今谨按《九章算经》
及约斜长等密率，修立下条。
诸径、圆、斜长依下项：
圆径七，其圆二十有二；
方一百，其斜一百四十有一；
八梭径六十，每面二十有五，其斜六十有五；
六梭径八十有七，每面五十，其斜一百。
圆径内取方，一百中七十有一；
方内取圆径，一得一。
其体例为：引用经典史籍、分析实际情况、修立通行条文，且重在“修立条文”。“取径围”篇如此，“方圆平直”、“定功”、“取正”、“定平”、“墙”、“举折”诸篇也一样。其中，“看详”和“修立下条”是各篇目皆有之词。
而“屋楹数”一篇，体例也为三部曲：引经据典、详加辨析、得出结论，但与《营造法式》中《看详》诸篇明显不同，且重在分析，它既无“看详”、“修立下条”等带有公文色彩的词语，也缺少所立的规范性的通行条文。
第三，唐顺之《荆川稗编》卷四十六中所列“屋楹数”一篇，应与“方圆平直”、“取径围”、“取正”、“定平”、“举折”、“定功”等篇抄录自《营造法式》所附《看详》一样，也有所本。查宋人程大昌的《演繁录》，其卷十中也有“屋楹数”一篇，其文为：屋楹数：王（按：《旧唐书》作“殷”）盈孙传，僖宗还蜀议立太庙，盈孙议曰：故庙十一室二十三楹，楹十一粱，垣墉广袤称之。礼记：两楹，知其为两柱之间矣。然楹者，柱也。
自其奠庙之所而言，两楹则间于庙两柱之中，于义易晓。后人记屋室，以若干楹言之，其将通数一柱为一楹耶，抑以柱之一列为一楹也，此无辨者。据盈孙此议，则以柱之一列为一楹也。
从内容看，除极个别字有所出入外，唐顺之《荆川稗编》中的“屋楹数”与程大昌《演繁录》中的“屋楹数”内容相同，且“殷盈孙”同误为“王盈孙”。《演繁录》成书于南宋绍兴年间，故唐顺之《荆川稗编》中的“屋楹数”应抄自《演繁录》，并因传抄致误，把与营造相关的“屋楹数”，误归为《营造法式》所附《看详》中内容。
至于《演繁录》中的“屋楹数”是程大昌原创还是抄录自其他文献，已难以考究。不过即便是抄录自其他文献，也不会是抄录自李诫《营造法式》所附《看详》，其原因上述第一、第二点已经说明。陶湘曾推测“屋楹数”一篇可能源于《营造法式》熙宁初修本（即元佑《营造法式》），若此说成立，那也与李诫《营造法式》无关，因为李诫《营造法式》“并不曾参用旧文”。
第四节 《营造法式》版本流传
在中国营造学社成立之前，陶湘等学者已关注到《营造法式》的版本问题。从“陶本”的校勘过程及所附录的“诸书记载并题跋”看，陶湘等学者对《营造法式》的各种版本及流传情况已有了较全面的梳理。之后，谢国桢的《栀营造法式枛版本源流考》、陈仲篪的《栀营造法式枛初探》、竹岛卓一的《营造法式研究》、梁思成的《八百余年来的栀营造法式枛版本》、郭黛姮《栀营造法式枛版本流传》、潘谷西的《栀营造法式枛的版本、校勘与内容检索》等又有进一步的考实或介绍。这些成果，为后人了解《营造法式》的版本及流传情况提供了基础。
一、宋代刻本
1.“绍圣本”或“崇宁本”
李诫重别编修《营造法式》是从绍圣年间开始的。该部法式在南宋初年被称之为“绍圣本”，此说见绍兴重刻《营造法式》题记；又因它是在崇宁间印行的，后世通常称它为“崇宁本”。
《营造法式》在崇宁二年（1103）印刷颁发各地官署之后，立即受到社会上的重视。如晁载之于崇宁五年（1106）所辑的《续谈助》卷五中，就抄录了《营造法式》50余则，时距“崇宁本”颁行仅3年。宋高宗绍兴三年（1133），庄季裕所撰的《鸡肋编》中也摘录了《营造法式》自《看详》至卷四的部分内容，时距“崇宁本”颁行刚满30年。“崇宁本”《营造法式》颁行仅仅3年后，文人就开始传钞，足见此书的影响。所以，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这样说：“将作《营造法式》三十四卷，皇朝李诫撰。熙宁中敕将作监编修《营造法式》，诫以为未备，乃考究经史，并询匠工，以成此书，颁于列郡。世谓喻皓《木经》极为精详，此书盖过之。”“世谓喻皓《木经》极为精详，此书盖过之”，可见时人给了《营造法式》极高的评价。《郡斋读书志》含《志》、《后志》、《附志》，前两者为晁公武撰，后者为赵希弁续辑。“将作《营造法式》”条见于《后志》卷一。据《栀四库全书枛总目提要》，晁公武撰《后志》至南渡止（即1126年之前），时距《营造法式》刊行的崇宁二年不超过23年。他所见到的应是崇宁中“颁于列郡”的《营造法式》初刊本。
《营造法式》主要是“颁行列郡”仅供各地官署参行，因此估计当时其印行的数量不多。
上述《营造法式》颁行不久就有文人开始传抄的情形，也间接地说明了这一点。
2.“绍兴本”
宋室南迁，定都临安（今杭州），重建宫阙。如何使营造活动既合“礼”又合“法”，成了当务之急。然而，印数不多的“崇宁本”《营造法式》，经过“靖康之难”后，几成绝响，只能“令老吏记忆旧事，按以为法”。绍兴十三年（1143），时任临安知府的王唤曾建议在秘阁举办曝书会，以寻觅亡佚典籍。次年正月，王唤出任平江（今苏州）知府，不久就寻得“崇宁本”《营造法式》，并于绍兴十五年（1145）雕版重刊。今存各本《营造法式》均附有绍兴重刻题记：“平江府今得绍圣《营造法式》旧本，并《目录》、《看详》共一十四册。绍兴十五年五月十一日校勘重刊。”下署陈纲校勘、王唤重刊等字样。这个本子被后人称之为“绍兴本”。“绍兴本”主持者王唤系秦桧妻弟，虽名声不佳，但重刻《营造法式》之举，对于该书得以流传至今，功不可没。
后世的《营造法式》各种抄本、刻本，皆与“绍兴本”有关。
3.“绍定本”
经过80年余年，“绍兴本”也已成为难得的刊本。于是，平江府在绍定年间（1228-1233）又一次重刻了《营造法式》。此次重刻之事，为史籍所不载，是当代学者据20世纪在清内阁大库残档中发现的宋刻本《营造法式》残卷、残页上的刻工名字而推定的。宋代刻书大都在版心刻有刻工的名字，既表明责任，也用以计工费，同时也为后人辨别文献版别提供了难得的线索。
1918年，时任教育总长的傅增湘发起整理“八千麻袋”的大内档案，不久便于废纸堆里检得《营造法式》卷八首页之前半和第五页全页，当时惊为“崇宁本”残页，也有学者认为是“绍兴本”残页。既然发现了宋本残页，当时学术界就推想必有全本，但遍求无所获。直到20世纪50年代，终于发现了宋刻残本。虽仅存卷十一至卷十三凡三卷，又卷十之第六、七、九、十页共4页，但意义非凡。该残本现藏国家图书馆，但其源流不详。据陈仲篪推测，该残本疑为清内阁大库遗物。根据卷十二《雕作制度》内的“雕混作之制”条中“羦羊”之“羦”存在缺末笔现象，系避宋钦宗赵桓之讳，推定其为绍兴或绍兴之后的宋刻本。又根据书边里口下有刻工徐珙、金荣、蒋荣祖、蒋宗、马良臣、贾裕等人名，系他们刻过绍定《吴郡志》、《碛砂藏》等书，推定其为南宋后期平江府官版。同时根据残本字体存在既有较整齐的又有较粗劣的现象，推定较整齐者为原版，较粗劣者为元代补修版。由此认定该本是宋刻经元修补后印刷而留存下来的残本。大概是因为认定其为经元代修补后印刷，只是一种推测而并没有提供充足的证据的缘故，因而学术界又有另一种推论，即该本为经明代修补印刷而留存的残本。由此看来，该残卷既非“崇宁本”，也非“绍兴本”，而是宋刻元修（或明修）本残本。由于原版是南宋绍定年间根据“绍兴本”重刻，因此被称之为“绍定本”。
以上是宋代刻本的大致情况。概而言之，现在所知的《营造法式》宋刻本有北宋刻本——“崇宁本”，南宋刻本——“绍兴本”和“绍定本”，共三个刻本。大内档案中发现的《营造法式》卷八首页之前半和第五页全页，有人曾认为是“崇宁本”残页，也有人认为是“绍兴本”残页，但现在看来，两者的可能性均不大，而很可能是已发现的“绍定本”的散失的残页。
如果真的如此，那么，宋刻“崇宁本”和“绍兴本”现均已不传，“绍定本”是目前仅存的《营造法式》宋刻本。
二、元明清时期的宋刻本与抄本收藏
1.宋刻元修本或宋刻明修本
无论是“崇宁本”还是之后的“绍兴本”、“绍定本”，它们的刊行都是为适应宋代宫阙衙署的营建，以及确立、重申营造规矩的需要。宋以后，《营造法式》虽已失去营造法规地位，但仍是指导营造活动的重要典籍。现存的“绍定本”残本，被认为是宋刻元修本也好，认为是宋刻明修本也罢，说明《营造法式》曾经在元代或明代重印过。之所以重印，因为有社会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