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启钤在《中国营造学社缘起》一文中说：“中国之营造学，在历史上，在美术上，皆有历劫不磨之价值。启钤自刊行宋李明仲《营造法式》，而海内同志，始有致力之涂辙。年来东西学者，项背相望，发皇国粹，靡然从风。方今世界大同，物质演进，兹事体大，非依科学之眼光，作有系统之研究，不能与世界学术名家公开讨论。启钤无似，年事日增，深惧文物沦胥，传述渐替。爰发起中国营造学社，纠合同志若而人，相与商略义例，分别部居，庶几绝学大昌，群材致用。”由此可见，当时提倡“国学”的背景，发现与刊行《营造法式》后在海内外学界所引起的反响，是发起成立中国营造学社的主要原因之一。朱启钤又说：“工艺经诀之书，非涉俚鄙，即若艰深，良由学力不同，遂滋隔阂。李明仲以淹雅之材，身任将作，乃与造作工匠，详悉讲究，勒为法式，一洗道尘分涂、重士轻工之锢习。今宜将李书读法用法，先事研究，务使学者，融会贯通，再博采图籍，编成工科实用之书。”在这里，朱启钤显然把读懂《营造法式》作为中国营造学研究的切入点。
由于朱启钤意识到“物质演进，兹事体大，非依科学之眼光，作有系统之研究，不能与世界学术名家公开讨论”，因此，吸收具有科学眼光和建筑学素养的人才，成了成立不久的中国营造学社首要的任务。1931年梁思成的到来和1932年刘敦桢的正式加盟，使中国营造学社对中国古代建筑“依科学之眼光，作有系统之研究”成为可能。中国营造学社成立之后，设置了法式、文献两组，分别由梁思成和刘敦桢主持，开展了古建筑的调查、测绘和文献的整理、编纂工作。在不长的时间内，中国营造学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二、中国营造学社的主要成就中国营造学社从1930年成立，到1946年结束，前后16年。虽然时间不是太长，且其间有一半时间处于抗战时期，但以朱启钤、梁思成、刘敦桢、阚铎、梁启雄、单士元、陈仲篪、王璧文等为代表的一批学社成员，在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与古建筑保护领域取得了十分辉煌的成就。
1.文献整理与编纂成果累累
第一，着手编纂“营造词汇”，《营造法式》得到进一步的校订。朱启钤在《中国营造学社缘起》中说：“纂辑营造辞汇，于诸书所载，及口耳相传，一切名词术语，逐一求其理解，制图摄影，以归纳方法，整理成书，期于世界各种科学辞典，有同一之效用。”当时，中国尚无专门的建筑学词典。建筑学研究尤其是建筑史研究面临着中国传统营造名词如何选定、如何注释、如何绘图、如何分类等众多问题。中国营造学社成立后，朱启钤就把纂辑营造词汇作为学社的主要研究任务之一，由自己亲自负责，并要求阚铎、刘南策等协助其收集资料、厘定名词、图解术语等工作。由于纂辑营造词汇的工作量及难度均远远超过了朱启钤当初的估计，最后此项工作不了了之。但其所收集的资料和取得的初步成果，仍为以后中国营造学社的建筑史研究及《营造法式》的校注等提供了基础。
1934年由中国营造学社出版的《清式营造则例》，是梁思成研究清代建筑的一部专着。
书中详述了清代官式建筑的平面布局、斗栱形制、大木构架、台基、墙壁、屋顶、装修、彩画等的做法及其构件名称、权衡和功用，并附有《清式营造辞解》、《各件权衡尺寸表》和《清式营造则例图版》。此书是了解清代官式建筑的入门书，也是研究中国木构建筑的基础读本，同时也为营造名词选定、注释、图解等提供了范例。
“陶本”《营造法式》印行过程中，陶湘等人已做了大量的《营造法式》校订工作。1926年陶湘受聘于故宫图书馆，主持故宫殿本图书编订工作。1932年，陶湘在故宫殿本书库发现了抄本《营造法式》。该抄本后被称为“故宫本”。
“故宫本”发现之后，中国营造学社的刘敦桢、梁思成、谢国桢、单士元等人，以“陶本”为基础，参以“《永乐大典》本”、“丁本”、“四库文津阁本”、“故宫本”以及《续谈助》等所抄录的《营造法式》相关内容，对《营造法式》进行了再一次细致的校勘。这次校勘又有所校正，其中最主要的一项，就是弥补了包括“陶本”在内的《营造法式》各版本在卷四《大木作制度一》的“造栱之制有五”中仅有一至四项的缺憾。根据“故宫本”补上了“五曰慢栱”一项共46个字，即：“五曰慢栱（或谓之贤栱），施之于泥道、瓜子栱之上。其长九十二分；每头以四瓣卷杀，每瓣长三分。骑栿及至角，则用足材。”后来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刘敦桢等对《营造法式》的研究工作，都是以这一次校勘的成果为依据的。
第二，整理出版古代建筑典籍及民间的营造资料。此时，如《园冶》、《梓人遗制》、《工段营造录》等陆续得到整理与出版。20世纪20年代由苏州民间营造专家姚承祖所撰的《营造法原》一书，也受到了重视。
《园冶》，原名《园牧》，是一部讲园林建造的专书。它是明代着名园林学家、建筑学家计成的力作。明崇祯四年（1631）写成，崇祯八年（1635）初次刊刻出版。全书三卷。书中《兴造论》、《园说》两篇为总说、绪论，在其后诸篇申论中，尤以《相地》、《立基》、《铺地》、《掇山》、《选石》、《借景》六篇论述造园艺术者，最为出色，为全书精华。书前以阮大铖《冶叙》、郑勋《题词》及计成的《自序》为序，书后有计成的《自识》为跋。但是此书未见着录，朱启钤在李渔的《闲情偶寄》的“居室部”中读到有关《园冶》的介绍，于是四处搜求。正值阚铎为编营造词汇出访日本，竟在日本觅得《园冶》抄本，又得知日本内阁文库藏有明代刊印本，因此多方设法求得以上版本。后又在当时的北平图书馆发现了明刊原本，但缺第三卷。于是将以上诸本详加校刊整理，于1932年刊行。这使后来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国古代园林时，有了一部重要的参考资料。
《梓人遗制》是一部有关中国古代的木制机具专着，为元代薛景石所撰。该书以介绍木制机具形状、结构特点、制造方法为重点，根据使用性能对各种机具分门别类进行叙述，并参考器物和当时制度，绘有各种机具的总图和分图，且注明尺寸，是一部颇具实用价值的木工专书。但当时只有孤本传抄，未能广传。明初虽被收入《永乐大典》，但《永乐大典》正本毁于明亡之际，副本至清咸丰时也渐散失，后又遭焚、被劫。朱启钤仍寄希望于民间尚存抄本，但多方搜罗未果。后经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守和的帮助，在英国伦敦博物馆获得《永乐大典》中《梓人遗制》原本照片，可惜只有一卷（原书八卷）。经朱启钤、刘敦桢校注后，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2年第4期（即第三卷第4期）发表，后又出版单行本。
《工段营造录》为清代李斗所着。清乾隆年间，扬州盐商、富豪大兴土木，建造园林、别墅。
据李斗自序，30年来，他曾往来于诸工段间。他将扬州的工段营造制度方面的见闻录下，于乾隆六十年（1795）写成《工段营造录》，附于《扬州画舫录》卷十七。雍正十二年（1734）清工部颁布了钦定的《工程做法则例》，对建筑制度作出严格的规范。李斗《工段营造录》成书在《工程做法则例》之后数十年，当时清代营造标准已经定型。书中反映的扬州工段营造法则，确实反映了清代《工程做法则例》的规范，大部分术语和营造标准和《工程做法则例》相符。因《扬州画舫录》内容庞杂，因此中国营造学社的阚铎将其中的《工段营造录》加以校订整理，并将其他章节中有关营造的内容摘出作为附录，列于书后，统称《工段营造录》。校订整理后的《工段营造录》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1年第3期（即第二卷第3期）上发表，后又出单行本。
《营造法原》为近代匠师姚承祖原着，约成书于20世纪20年代。姚氏家族世袭营造业，在苏州一带颇具影响。姚承祖曾担任苏州鲁班会会长，为当地匠师领袖。近代苏州数十年建筑中的许多住宅、寺庙、庭园等，皆经姚承祖主持修建。晚年在苏州工专建筑工程系任教期间，姚承祖根据家藏秘笈和图册中的建筑做法及本人一生的实践经验，写成了阐述苏州地区传统建筑的讲稿，名之为《营造法原》。讲稿约3.2万字，附图式80余种。1929年，姚承祖委托刘敦桢整理。刘敦桢认为此书颇具价值，可称之为“南方中国建筑之唯一宝典”，但此时刘敦桢事务繁忙，无暇整理，于是把该书稿介绍给中国营造学社。朱启钤曾亲自校阅，但因书稿所用建筑术语仅限于苏州一地，未加注解，苦涩难解，书中若干歌诀，不易明白；且书稿中所有图式，皆依循旧法，没有比例，仅表示式样形状，因此一时无法校订。1935年，刘敦桢委托张至刚作进一步整理。张至刚以调查实例、另绘新图与补摄照片为目的，遍访苏州寺观、祠庙、住宅、庭园，择其式样结构与原书稿符合的，逐一测量，制为图版；并征得原着者同意，改编原文，补充遗漏，订正讹误，加编辞解，添加表格，到1937年夏脱稿。全书分24章，约12万字，附图版52幅，插图71张。可惜因日寇侵华，中国营造学社内迁，在当时未能付印。直到1959年，此书才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
中国营造学社还校订、编辑出版了《一家言·居室器玩部》、《燕几蝶几匡几图考》、《清内庭工程档案》等文献。此外，还收集了《万年桥志》、《京师坊巷志稿》、《燕京故城考》、《惠陵工程备要》（六卷）、《正阳门箭楼工程表》、《如梦录》、《长安客话》（八卷）等，并详加校阅。一些诸如《明代营造史料》、《同治重修圆明园史料》等也得到了辑录与整理。
第三，编辑“哲匠录”。中国古代工匠虽创造了辉煌的建筑成就，但他们的事迹向来不为人所关注。中国营造学社专门列“哲匠录”专题，对自古以来的相关工匠资料进行了辑录、整理与研究。在这方面，朱启钤费了不少心思。在中国营造学社成立前，朱启钤已开始关注历代工匠资料的辑录与研究。学社成立后，便指定梁启雄、刘汝霖等协助他从事这项整理工作，并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自1932年至1936年各期设“哲匠录”一栏。“哲匠录”的所录标准，按朱启钤的说法是：“所录诸匠，肇自唐虞，迄于近代。不论其人为圣为凡，上而王侯将相，降而梓匠轮舆，凡于工艺上曾着一事，传一艺，显一技，立一言，以其于人类文化有所贡献，悉数裒取。”其中，《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2年第1、2、3期（即第三卷第1、2、3期）和1933年第1、2、3、4期（即第四卷第1、2、3、4期）中的《哲匠录》由梁启雄集录；1934年第2期（即第五卷第2期）的《哲匠录》由刘汝林撰写；1935年第2期（即第六卷第2期）、1936年第3期（即第六卷第3期）的《哲匠录》由朱启钤和刘敦桢合写。他们的工作为后学者留下宝贵的资料。所录哲匠大致包括营造类、叠山类、攻守类、造像类四大类，凡400余人。
2.调查、测绘古建筑的数量与规模前所未有研究中国建筑史，要采取科学的方法，须对建筑遗构进行实地调查。这一认识在朱启钤的创立学社的宗旨中已有所体现。加之日本学者在调查中国古代建筑方面所取得成果对学社的促动，使朱启钤进一步认识到对建筑遗构进行实地调查的迫切性，但苦于没有专门人才。梁思成、刘敦桢的到来使朱启钤的这一愿望得以实现。这也是朱启钤能与梁思成、刘敦桢密切合作的重要基础。1932年后，中国营造学社开展了持续的田野调查与测绘工作。从1932年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的短短5年中，学社成员在梁思成、刘敦桢的带领下，以严谨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先后调查了河北、河南、山西、陕西、浙江、山东等省137个县、市，1823座各类古建殿堂、房舍，详细测绘建筑206组，绘制了测绘图稿1898张。经他们调查被重新发现的珍贵建筑遗存上起汉唐下至明清，各历史时期建筑均有发现，由此整理出了较为清晰的中国古代建筑技术与艺术的发展脉络。经科学调查与测绘而获得的第一手资料，为中国建筑史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中很多数据、图稿至今仍然有着极高的学术价值。有些建筑现已不存，当时的调查、测绘材料甚至成了唯一材料。尤其是调查研究过程中所倡导的以实物与文献相互印证的科学方法，对之后的中国建筑史产生极大的影响。
中国营造学社对古建筑的调查与测绘成果，大多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中得到了及时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