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存的大殿，据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采用碳‐14测定，有的柱子距今1000年，有的梁栿、斗栱距今800年。目前梁架下还有许多题记，全用双钩填墨。当心间东首三椽栿下题有“大元延佑五年岁在戊午六月庚申吉且重建，恭祝”，下句连接西首三椽栿下的题记“今上皇帝圣躬万万岁，福及文武官僚六军百姓者”。前槽东首三椽栿下题有“将仕郎管领阿速木投入助缘中统钞伍拾锭，所翼禄秩高迁，宅门光大”。前槽西首三椽栿下题有“宣武将军婺州路沿海上万户宁显祖助元中统钞伍拾锭，祈福保佑男僧家妈幼瑞掌珠，长承世禄”。当心间内额下题有“崇善庵比丘永诚（？）乐施宝钞壹佰锭，所祈四恩等报，三有斋资”。阑额下题有“持正葆真凝妙法师、婺州路光孝观玄学提督兼焚修提点魏善震助缘中统钞贰拾伍锭，两翼身享寿康心全道德”。由此可见，元延佑五年（1318）重建天宁寺大殿时，保存了一部分北宋和南宋时候的构件。
大殿面阔、进深各三间，平面呈正方形。通面阔12.72米，其中当心间广6.16米，东、西次间皆广3.28米。通进深为12.72米，其中由南往北第一间深4.65米，第二间深4.93米，第三间深3.14米。殿内共用柱16根，侧脚做法，正面平柱向里侧为柱高的1.6%，角柱向里侧为柱高的2.0%，侧面侧脚则同正面。内柱4根，以西北后内柱为例，底部直径0.46米，前内柱高8.76米，后内柱高7.76米。檐柱12根，以东山北平柱为例，底部直径0.40米，前檐东平柱底部直径0.48米，有生起，平柱高4.92米，角柱高4.97米。柱身上端卷杀。
柱础高0.40米，顶端直径稍大于柱底直径，自上而下逐渐向外敞开，至0.30米处呈圆形内收；其下为方形石，每边宽0.75米。它的形制与武义延福寺、苏州罗汉院双塔内部倚柱下部以及洞庭东山杨湾庙正殿檐柱柱础相同，说明是元代遗物。
大殿构架为八架椽屋，前三椽栿后乳栿用四柱。系彻上明造，全部梁栿采用拼合的方法，根据自然材大小，或上下两根，或下面一根、上面两根，用木梢穿连卯合而成，并卷杀成月梁状。这种拼合的做法，少受材料大小的限制，也比较节省木料，在我国现存古建筑实例中是不多见的。前后内柱间用三椽栿一道，一端插入前内柱柱身，并出丁头栱承托，另一端置于后内柱柱头，由栌斗出一跳华栱承托。三椽栿上施栌斗，出华栱一跳，承平梁一端，平梁另一端置于前内柱柱头，由栌斗出华栱承托。平梁之上用侏儒柱，侏儒柱的下端略似鹰嘴状，上端施栌斗及横栱承托脊槫，并由人字形叉手固定。三椽栿下施顺栿串一道。前檐柱与前内柱间同样用三椽栿，一端置于檐柱柱头，另一端插入内柱柱身。三椽栿上用侏儒柱，做法同平梁上侏儒柱，承托乳栿一端，乳栿另一端插入内柱柱身，并出丁头栱承托。乳栿之上置一栌斗，出华栱一跳，承托劄牵。后檐柱与后内柱间用乳栿，上置侏儒柱承托劄牵，下施穿插枋。
大殿正立面，补间铺作当心间用斗栱三朵，次间用一朵；山面，补间铺作当心间用斗栱两朵，前次间两朵，后次间一朵。补间铺作斗栱为六铺作单杪双下昂单栱造，第一跳华栱为偷心，其上承托华头子，第二跳为下昂，上施瓜子栱和慢栱，承托素枋，再上为第三跳，也是下昂，昂头上仅施令栱与橑檐枋。里转第一跳华栱偷心，上出靴楔以承上昂。昂尾都不平行，上昂昂尾托住第一层下昂的约二分之一处，第一层下昂昂尾又托于第二层下昂昂尾的三分之二处，第二层下昂昂尾支托一斗三升斗栱，上施替木，相交于下平槫之下。这种使用上昂的做法，在力学上起到了杠杆的作用，同时又节省了大量的木材，在国内现存古建中是罕见的。柱头铺作在栌斗上跳出华栱，承托月梁，其上再施两层下昂，真昂做法，但不用上昂。转角铺作在栌斗上跳出华栱承托华头子，其上为第二跳下昂，上施鸳鸯交手瓜栱和鸳鸯交手慢栱，再上为第三跳下昂，昂上施令栱，各自独立，不采用鸳鸯交手栱的办法，上施由昂，昂头上施宝瓶承托角梁。
第二节 《营造法式》与江南建筑的形制与样式
如果把江南地区宋元时期建筑与《营造法式》的规定作一番比较，可以发现，江南地区建筑许多带有地域特征的形制与样式，在《营造法式》中不仅有记述，而且给予了格外的关注。
这说明江南建筑的构架与做法，曾经对《营造法式》内容的取舍和制度的制定产生过影响。
在此我们将从构架与柱梁、铺作与斗栱等几方面进行考察。
一、构架与柱梁
在木结构建筑中，构架与柱梁属大木作，是一座建筑最主要的承重结构和构件。在《营造法式》中，厅堂型构架的运用、顺栿串的使用、梁栿与阑额月梁造做法、柱子的拼合手法以及对橑风槫与普柏枋的忽视，无不透露出《营造法式》在对待南北建筑构架与做法时所表现出的倾向性。
1.厅堂型构架的运用
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的梁架结构主要有抬梁式、穿斗式两种，但在《营造法式》中，把官式建筑的梁架结构分为殿堂型和厅堂型两种形式。从《营造法式》的相关规定来看，殿堂型构架是一种纯粹的抬梁式结构，而厅堂型构架则是一种在抬梁式构架中渗入了穿斗式因素的混合型结构。厅堂型构架的基本特征是：以梁柱组合成一个屋架，在一榀屋架中，柱子不必等高，所谓“若厅堂等内柱，皆随举势定其长短”；两个屋架通过槫和襻间枋连接，即成房屋的一个开间；在采用同一材等时，屋顶上的椽子平长都是相同的，这时只要屋架的总椽数（即深度）相等，那么不论梁柱如何配置，都可以连接成间并最终构成矩形平面的建筑。采用这种结构方式，其建筑的柱网平面布局较为自由活泼，不像殿堂型构架必需采用金箱斗底槽、双槽、分心槽、单槽这样固定的模式。
在现存的木结构建筑遗构中，《营造法式》所规定的厅堂型构架为唐代建筑所不见，它是五代末北宋初在江南地区出现的一种新型的构架形式。中唐时期的山西五台山南禅寺大殿，采用单槽柱网平面，殿内无柱，用通长三间的长栿承载上部梁架荷重。晚唐时期的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大殿，虽用内柱，但檐柱与内檐同高，内、外周铺作共层，采用的是纯粹抬梁式构架。平面柱网由内、外两圈组成，类似《营造法式》规定的金厢斗底槽。其柱额层、铺作层和屋架层明显地分为三个水平层次。
厅堂型构架最早见于福州华林寺大殿，之后的宁波保国寺大殿也采用了此类梁架结构。
福州华林寺大殿面阔三间，进深四柱八架椽，内柱明显高于檐柱，檐柱与内柱之间用乳栿或三椽栿联络，栿尾插入内柱柱身，穿斗式结构因素十分明显。宁波保国寺大殿则更为典型。
大殿构架由两缝横架和两缝纵架组成，纵横交叉呈不完全对称的“井”字形，且建筑平面进深大于面阔；横向构架为四柱八架椽，后槽用乳栿及劄牵，前槽用三椽栿，前、后内柱之间用三椽栿承平梁，平梁上安蜀柱、叉手以承脊槫。纵向构架中，檐柱与内柱间用乳栿及劄牵，内柱间用内额一层，上施驼峰、襻间铺作、补间铺作及素枋数道以承上平槫或中平槫。整个大殿共用柱16根，其中内柱4根；内柱明显高于檐柱，前内柱又高于后内柱；柱网布局不求对称，前檐柱与前内柱之间占三架椽的距离，而后檐柱与后内柱间只占二架椽的距离。内周铺作不在一个平面上，前内柱的柱头铺作位于三椽栿之上，而后内柱的柱头铺作则顶托三椽栿；檐柱与内柱间以及前、后两内柱间的梁栿，一头安于柱头，一头则插入内柱柱身，并用丁头栱承托；当心间两缝梁架间及前槽三椽栿下均施顺栿串。
福州华林寺大殿和宁波保国寺大殿的构架传统留存并影响到南宋、元、明、清的江南建筑，成为江南地区木结构建筑的惯用手法。建于南宋淳熙六年（1179）的苏州玄妙观三清殿，建于元延佑四年（1317）的武义延福寺大殿，建于元延佑五年（1318）的金华天宁寺大殿，建于元延佑七年（1320）的上海嘉定真如寺大殿，建于明洪武五年（1372）的扬州西方寺大殿等建筑，都采用了与宁波保国寺大殿相类似的厅堂型梁架结构。
江南地区常用的厅堂型构架，是一种通过柱梁、铺作相互穿插连接，并使其咬合为一体的梁架构成形式，其整体性和稳定性及其丰富变化，与中原及北方地区常用的殿阁型构架迥异。中原及北方地区所习用殿阁型构架，以柱层、铺作层、梁架层形成层叠式构架，强调明确的竖向分层构成，注重的是构架水平向的整体性。在层叠式构成中，柱层、铺作层、梁架层分层概念十分明确，即使为简化铺作及便于柱梁的交接，也不采取内柱升高的做法。也就是说，《营造法式》所记载的殿阁型和厅堂型梁架结构，一方面对应于不同规模和等级的建筑形式，另一方面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地域性特征。殿阁型梁架更多地反映了中原及北方地区建筑的构架特点，而厅堂型梁架则更倾向于南方地区建筑的构架精神。因此，《营造法式》关于梁架构成的厅堂造内容，应主要源自于江南厅堂做法。
值得注意的是，《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二》中的“造梁之制有五”给出了五类梁栿名称与做法，即檐栿、乳栿、劄牵、平梁和厅堂梁栿。前四类是按梁栿在建筑物中的不同部位、功能、形体来区分的，而后一种则以所用房屋类型来定类。这似乎给出了一个信息，即《营造法式》对厅堂造格外关注。事实上以江南厅堂型梁架为主体的构架形式，自宋元以后就逐步取代中原及北方地区建筑中的层叠式构架形式，成为明清时期建筑构架的主流形式。
2.顺栿串的使用
之所以说《营造法式》中的厅堂型构架是在抬梁式中渗入了较多的穿斗式因素而形成的混合型的构架形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厅堂型构架中较多地运用了顺栿串。
顺栿串是梁下与梁平行，两端安插在前、后柱上的联系构件。《营造法式》卷五中提到了顺栿串在建筑中的运用，但顺栿串在现存的中原及北方地区的唐宋时期木结构建筑中所未见，即便是到了元代也不见实例。
在江南地区，顺栿串使用却十分普遍。出土明器、画像砖显示，东汉时南方地区建筑中已盛行穿斗式构架，一些类似后世的“上串”、“腰串”、“下串”也已出现。顺栿串的现存最早木结构实例见于宁波保国寺大殿，保国寺大殿在当心间两缝梁架间及前槽三椽栿下均施顺栿串。此后，苏州玄妙观三清殿在运用顺栿串上又有发展。妙观三清殿在横向各柱头之间均加顺栿串，与纵向的阑额相配合，在柱头间形成井字框架，使整个柱网的顶部连成一体。
这一地方传统一直留存到元代、明代和清代的江南建筑，在现存的江浙地区的武义延福寺大殿、金华天宁寺大殿、上海真如寺大殿以及明初的扬州西方寺大殿等建筑中，无不使用顺栿串这一联络和稳固柱网的构件。顺栿串做法从明代起广泛地影响到中原及北方地区的建筑。如明洪武年间扩建西安府时所建的西安鼓楼，在柱间普遍增加了随梁枋（顺栿串在明清时期易名为随梁枋）。北京的长陵棱恩殿、故宫的太和殿、保和殿等大型的官式建筑也莫不如此。
关于顺栿串的作用，傅熹年先生曾作过论述。他认为由于在建筑梁架中增加了顺栿串（随梁枋），使整个柱网形成独立、稳定的结构，不再需要像唐、宋、辽、金建筑那样在柱头上加水平的铺作层来保持梁架的稳定，这就为元、明、清建筑中简化斗栱提供了结构上的条件。
由此看来，《营造法式》中所提及的顺栿串这一看似简单的构件，不仅源自于江南地区早期的建筑实践，而且在此后的建筑发展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3.梁栿与阑额月梁造做法
在《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二》中，专列有“造月梁之制”。在《营造法式·大木作图样下》中，也收录有月梁造梁架侧样。从现存的建筑看，木构建筑中最早出现月梁造梁栿的是佛光寺大殿，但之后月梁造梁栿似乎在中原及北方地区建筑中消失了。而在南方地区，无论是五代、两宋时期建筑还是元、明、清时期建筑，月梁造梁栿使用均极为普遍。也就是说，在李诫编修《营造法式》时，南、北建筑在梁栿形式上已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北方以直梁造为代表，南方以月梁造为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