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1967年的“七二○事件”是“文革”初期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特大事件”。林彪、江青一伙甚至说，武汉“七二○事件”是“陈再道搞兵变”，冲击毛泽东驻地——
标：“文革”中的“陈再道兵变”
“七二○事件”发生前
当时的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回忆说：
1967年初，上海刮起“一月风暴”，全国性的造反夺权达到高潮。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各级党政机关瘫痪了，大批负责同志被戴高帽，挂黑牌，“架飞机”，游街示众；工厂停工，学校停课；连军区机关也经常受到冲击。
“一月风暴”刮起时，我和钟汉华同志（武汉军区政治委员）在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一次会议。1月23日，毛主席命令，军队要介入“文化大革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叶剑英等老帅为了稳定军队，稳定局势，制订了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并于当月28日报经毛主席批准公布。
3月17日，武汉军区和公安机关根据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以及其他军区执行八条命令的做法，抓了武汉地区军内外煽动极左思潮，搞打、砸、抢、抄、抓的一批坏头头和骨干分子。3月21日，武汉军区又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这些措施，有效地稳定了局势，保护了大批干部、群众。军区还成立省、市的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让大批地方同志站出来工作，扭转生产形势。以上这些做法，受到了武汉军民的拥护。
武汉地区形势的稳定和发展，引起了造反派的不满，也受到林彪、江青一伙的关注。4月6日，林彪和王力、关锋、戚本禹合伙炮制的中央军委十条命令，经批准公布了。十条命令是针对八条命令来的，命令公布后，江青和陈伯达拍手叫好。
这种愈演愈烈的极左行径，激起了武汉军民的极大愤慨。5月16日，若干群众组织自发地成立了“百万雄师联络站”。“百万雄师”认为：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是正确的，不能把斗争矛头指向解放军。
在“中央文革”的操纵下，武汉群众和南下的造反派四处冲杀，致使两派冲突加剧，武斗升级，惨案时有发生。而这时，“中央文革”却又倒打一耙，把武斗的责任归咎于“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6月26日，“中央文革”办事组和“全军文革”办公室给武汉军区发来电报：“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按照中央《六六通令》严肃处理。不久之后，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这份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电报，是康生授意搞的，希望他们收集材料，并且每天向“中央”汇报一次。接到“中央文革”6月26日的电报后，我们立即让两派群众组织选出代表，作好赴京汇报的准备。7月初，我打电话给周总理说：群众组织的代表已经选好，可以到北京开会了。7月10日左右，总理回电话，说群众组织的代表不到北京了，就在武汉解决问题。
毛主席和周总理到武汉，使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极为恐慌。7月13日，总理决定到武汉，飞机降落后，总理见没有人接他，还以为我和钟汉华同志被造反派弄走了。刘丰把总理接到武汉军区空军司令部后，总理问刘丰：陈再道、钟汉华到哪里去了？刘丰张口结舌答不出来。总理这才让刘丰通知我们，叫我们赶去。总理到武汉，“中央文革”和吴法宪把持的空军不通知武汉军区，这是极为反常的。
本来，总理是没有打算让王力去武汉的。总理给在重庆的谢富治打电话，叫他第二天赶到武汉，负责主席的安全。和谢富治一起的王力听说这一消息，连夜和关锋通话。他们密谋后，王力便硬要打着“中央代表团”的旗号到武汉。但是他们到武汉的当天晚上，就违反总理关于中央代表团暂时不要公开露面的指示，非要上街看大字报不可。谢富治、王力又有意识地下车和造反派谈话，公开身份。7月15日，武汉造反派举行盛大游行，欢迎谢富治、王力来解决武汉问题，并把他们称为“毛主席派来的亲人”。武汉军民包括高级干部一时都被弄糊涂了，他们深怀疑虑：谢富治、王力到武汉，我们都不知道，他们怎么知道？
“七二○事件”的真相
7月19日，造反派用高音喇叭在武汉三镇到处播放谢富治和王力在水利电力学院讲话的实况录音，同时还有王力的“四点指示”。听到这些，武汉军民肺都气炸了。当天，声讨王力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了武汉街头。事情一发生，军区领导同志即赶到现场做工作，同时告诉王力，说“百万雄师”听了他在水电学院的讲话录音后，十分气愤，占领了军区大院，要求谢富治、王力接见他们。王力听说后冷笑几声，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既不叫醒已经睡觉的谢富治，也不采取任何措施。大约拖了两个多钟头，王力才叫醒了谢富治。这时，“百万雄师”已经到了东湖宾馆，无法扭转局势了。
7月20日清晨，我来到谢富治房间，刚刚坐下，“百万雄师”就冲进来了。他们挤在门口，要找王力。我和谢富治站起来，劝他们到外面去谈。而王力却躲在隔壁房间里不敢出来。我和谢富治到屋子后面的草坪上坐了下来，“百万雄师”200多名代表，围在我们四周。我是第一次和“百万雄师”“谈判”，谈判发展得很顺利。王力看见这个情况，壮壮胆子走出来，和我们坐在一起。正在这时，又冲进来几百人，他们在军区大院等急了，愤怒地喊着，要抓王力，并且把我当成王力，上来就是一顿枪托。王力趁乱跑回屋里，“百万雄师”和部队战士找到他后，请他到军区大院去回答问题，以免引起更大的混乱。王力赖着不走，北航红旗几个人又大耍造反派的威风，气势汹汹地辱骂他们。他们忍无可忍，硬把王力抓出来，塞进汽车，拉到了军区大院。谢富治有块“老干部”的牌子，他们连碰都没有碰他一下，总理的住处离谢富治、王力的住处仅隔百米左右，他们连去都没有去；主席那边就更不用说了，当时和事后检查，根本没有丝毫危及主席安全的迹象。
这就是“七二○事件”的真相。林彪、江青一伙说“七二○事件”是“陈再道搞兵变”，完全是怀着险恶用心的无耻捏造。
（摘自《中国现代史论（第五卷）》薛庆超/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标：“红军”名称由来的两种说法
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名称的由来，许多军事资料和历史学家均有不同的论述和说法。比较典型的有两种。
起源于一副对联的说法
1927年11月13日，共产党人潘忠汝、吴光浩、戴克敏、曹学楷等领导湖北黄安(今红安)、麻城两县农民举行起义。起义军称“农民自卫军”。14日清晨，农民自卫军解放了黄安县城，活捉了伪县长贺守忠等贪官污吏多人，反动政权被摧毁。18日，新生的黄安县城披上节日的盛装，热烈庆祝黄安县农民政府诞生。黄安县农民政府主席曹学楷宣布了《黄安县农民政府施政纲领》。随后，中共鄂东特委负责人宣布：将黄麻两县农民自卫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工农革命军鄂东军纪律严明，深受工农群众的爱戴。
当地著名书法家吴兰阶兴致勃勃地书写了一副对联：痛恨绿林，假称白日青天，黑夜沉沉埋赤子；光复黄安，试看碧云紫气，苍生济济拥红军。这副对联贴在县衙大门两旁。表示颜色的10个词巧妙地镶嵌在对联里，惟独用红色象征革命部队农民自卫军。从此，“红军”的称号开始使用。
1927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起义军的旗号已是“工农红军”。1928年4月，朱德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部队则称“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同年5月，遵照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的指示，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随后，全国各地革命武装统称“红军”。
从苏联红军沿袭而来
多数观点认为“红军”的称呼乃是从苏联红军沿袭而来。当时在井冈山的中国红军高级将领不少是从苏联学习回来的，如苏联红军大学就专门设有中国班，而红军也同样学习苏联红军设置的从连一级到总司令的各级政治工作制度，政治委员主要由中国共产党党员骨干担任。
1936年10月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后，随着国内外进步报刊对红军长征的宣传，红军受到广泛关注，并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进一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虽然由于以后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红军先后改名为“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解放军”，但“中国工农红军”的名称仍永远载入史册。
（摘自《人民政协报》李永军/文）
标：美国民众回忆习近平1985年访美
马斯卡廷是美国爱荷华州密西西比河西边河畔上的一个小城。爱荷华州素有“美国粮仓”之称。1983年，纬度相近、同以农业为经济主业的中国河北省与美国爱荷华州结为姊妹友好州省。1985年，时任河北正定县委书记的习近平率领一个农业代表团访问爱荷华。
习近平在马斯卡廷当地民众家中住了一段时间，考察当地农业和畜牧业，受到盛情接待。当年习近平在德沃夏克夫妇家住了两个晚上，尽管德沃夏克夫妇退休后已经移居佛罗里达，但那栋房子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