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融合没有边界，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地与时俱进，不断地与经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
2019年2月28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4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为8.29亿，其中手机网民占比达98.6%，互联网普及率达59.6%。随着互联网及人工智能等高科技的发展，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的新空间，移动互联网成为信息传播主渠道。媒体融合发展成为我国主流媒体转型发展的新趋势。
2014年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央和地方各级媒体积极响应，努力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深度融合。
2018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完成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必须科学认识网络传播规律，提高用网治网水平，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要扎实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更好地引导群众、服务群众。9月，中宣部在浙江省长兴县召开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现场推进会，要求2020年年底基本实现县级融媒体中心在全国的全覆盖，2018年先行启动600个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
2018年4月19日，新组建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式揭牌亮相。根据《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整合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组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归口中宣部领导。对内保留原呼号，对外统一呼号为“中国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建后聚合原三台传播资源，努力打造同现代化强国相匹配、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国家级新型传媒集团，在重塑世界传媒格局中获得更大的话语权。
2019年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人民日报社就全媒体时代和媒体融合发展举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学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全媒体不断发展，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导致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新闻舆论工作面临新的挑战。我们要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使主流媒体具有强大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形成网上网下同心圆，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让正能量更强劲、主旋律更高昂。[50]
从全球化媒体融合形势下来看“融媒体”
媒介融合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的伊契尔·索勒·普尔（Ithiel De SolaPool）教授提出，其本意是指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主要指的是电视、报刊等传统媒介融合在一起。美国新闻学会媒介研究中心主任Andrew Nachison将“融合媒介”定义为“印刷的、音频的、视频的、互动性数字媒体组织之间战略的、操作的、文化的联盟”，他强调的“媒介融合”更多是指各个媒介之间的合作和联盟。媒介技术的进步使传统媒介之间的界限日渐模糊，新媒介形式层出不穷，媒介终端可实现的功能逐步强大，这是媒介融合发展的基础。
从媒介融合的发展来看，第一阶段的“媒介融合”是组织的融合，往往依靠外部的力量（如行政力量）使媒体结合成一个共同体，如中国的许多报业集团都属于这种类型，但这类集团往往只是名义上的松散的组合，没有形成有机分工的态势。第二阶段的“资本融合”比前一阶段有了很大进步，是在市场的作用下，有实力的媒介集团在资本市场上完成对其他媒介或媒介集团的收购，或者两个媒介组织之间通过资本市场进行合并，实现以规模出效益。第三阶段是“传播手段融合”阶段，从小范围来说是指利用新技术改造传统媒体；从大范围来说指大型的传媒集团不同媒介的传播手段在一个大平台上进行整合，实现这些媒介之间的内容相互推销和资源共享，报纸、广播、电视、网络全部用一套班子，由“多媒体编辑”统筹策划，将采回的材料和新闻用于集团旗下的各个媒体。“媒介融合”的最高阶段是媒介形态的融合，新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完全有可能在未来产生一种与今天的媒介形态完全不同的新媒介，这种媒介有可能融合几种甚至全部媒体的优点。媒体融合是国际传媒大整合之下的新作业模式。在市场需求和全球大潮流的驱动下，媒体融合是推动媒体事业发展的最好选择。
发达国家传媒和娱乐业巨头为做大做强选择了并购，这是市场化媒体制度的必然选择，对全球媒体竞争格局影响巨大，也为我们提供了借鉴。
第一类，网络运营商的并购。这类并购的主要目的是谋求用户市场的扩张，以期在短时间内大规模增加用户，实现协同效应和合并利益。比如，美国最大的有线运营商康卡斯特公司（Comcast Corporation）宣布以452亿美元收购美国第二大有线电视运营商时代华纳有线（TWC）。
第二类，广播电台与电视台的并购。这类并购的重要目的是谋求广告市场的扩张，以期在广告市场获得更大份额。自2013年年底起，美国传媒公司掀起对地方电视台及广播电台的收购热潮。有数据显示，2014年一季度，美国电台、电视台收购交易额上涨40%：在电视台方面，交易金额达33.3亿美元，较上年同期的25.5亿美元上升了约31%，共有107家电视台被收购，平均每家电视台的收购金额为3110万美元；在广播电台方面，一季度交易额达3.2亿美元，较上年的1.35亿美元增长了约137%，共有202家电台被收购，平均每家广播电台收购金额为160万美元。
第三类，跨界并购。此类并购是由技术发展和媒体融合催生的，目的是获取融合效应和拓展新领域市场。比如，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以485亿美元收购美国卫星电视运营商直播电视公司，这是美国媒体和通信领域里发生的一宗特大并购交易。这项并购交易源于美国电视与网络联系日益紧密，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网络在手机或平板电脑上收看电视，而卫星电视受众则日益下降。[51]
新加坡报纸和电视是华文媒体中率先实现媒体融合的典型。新加坡作为只有330万定居人口的岛国，主要媒体集团有两个：一是新加坡报业控股有限公司，掌握着四家日报和以此为基础的商业网站；一是新加坡传媒公司，经营着电视台和网站。2000年6月，新加坡政府决定让这两家公司进入对方的业务领域，彼此加强竞争。报业传媒进军电视事业后，开通了华语台“优频道”和英语台“电视通”。经过不到半年的运作，报业股份公司的“优频道”收视率就达到了全国第二位，报业优势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整合。
此外，跨国并购及内容商与渠道商的并购频繁上演，对国际传媒格局持续产生影响。比如，美国新闻集团并购英国天空广播公司（BSY）、美国康卡斯特并购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等。跨国传媒巨头的并购，谋求在全球范围内的规模化、集约化发展，巩固其垄断地位，从而赢得数字化时代的全球媒体竞争优势。
在全球化媒体融合形势的催逼下，大规模的媒体融合已经成为一种必然趋势。目前，国内大规模的媒体融合还在起步阶段，与发达国家以并购为主的媒体融合之路相比，我们的媒体融合主要是通过政府主导的。
我们现在所说的“融媒体”是充分利用媒介载体，把广播、电视、报纸等不同媒体，在人力、内容、宣传等方面进行全面整合，实现“资源通融、内容兼融、宣传互融、利益共融”的新型媒体。“融媒体”不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媒体，而是把广播、电视、互联网的优势互为整合，互为利用，使其功能、手段、价值得以全面提升的一种运作模式。“融媒体”的核心在于“融”，即在传播的框架内各种传播形式和传播技术相互渗透与交融贯通，形成新的传播矩阵和传播力量，发挥新老媒体各自的优势，比如，广播的迅疾、便捷，电视的直观、立体，互联网的“四个无限”（无限空间、无限时间、无限作者、无限受众），达到优势互补、“1+1>2”的效果。
当前“融媒体”发展的“样板间”
2018年，融合是中国传媒业发展的最强音。在迈向融媒发展的这条高速公路上，国家队，以及地方纸媒、广电媒体，既在疾驰，又令人眼花缭乱。“中央厨房”作为传媒领域时下最热的关键词，成为媒体融合的“标配”与“龙头工程”，各大媒体纷纷发力建设。虽然各地的“中央厨房”实践不尽相同，但“新旧融合、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多元发布、全天滚动、多元覆盖”是基本共识。
一、中央级融媒体建设“样板间”：人民日报“中央厨房”
2014年年初，人民日报媒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2015年3月2日全国“两会”召开前夕，“中央厨房烹制新闻美味”的红色图标出现在《人民日报》的要闻四版，标志着人民日报全媒体平台项目首次亮相。试运行1年后，于2016年2月19日正式上线。
人民日报“中央厨房”以内容的生产传播为主线，打造媒体融合发展的业务平台、技术平台和空间平台。这三个平台以人民日报社全媒体体系为起点，以全球传播为目标，旨在给国内媒体行业搭建一个公共平台，从而聚拢各方资源，形成融合发展、全球传播的行业合力。人民日报“中央厨房”被中央领导称赞为媒体融合的“样板间”。
在组织架构上，人民日报“中央厨房”打破了过去媒体板块分割的运作模式，专门设立总编调度中心，建立采编联动平台，统筹采访、编辑和技术力量，实现“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渠道传播”的工作格局。也就是说，“中央厨房”是新闻生产的中枢神经，主要发挥着集中指挥、高效协调、采编调度、信息沟通等基本功能，而总编调度中心和采编联动平台共同构成了人民日报“中央厨房”的融合指挥部。
为提升内容质量和产品的多样性，让媒体人的创意产生更大的内容价值，人民日报“中央厨房”创新机制，另建了一条崭新的业务线——融媒体工作室，鼓励报、网、端、微采编人员按兴趣组合、项目制施工，资源嫁接，跨界生产，充分释放全媒体的内容生产能力，这也是“中央厨房”从重大事件报道迈入常态化运行的全新尝试。融媒体工作室采取“‘四跨’+‘五支持’”机制：“四跨”即允许记者编辑跨部门、跨媒体、跨地域和跨专业组织成为小规模的战斗突击队；“五支持”是“中央厨房”作为孵化器，负责提供资金、技术、推广、运营、经营五方面的支持。
从2015年全国“两会”首次试运行开始，“中央厨房”已经推出一系列独家深度稿件、图片图表、视频、H5产品等，创新了新闻报道方式，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也吸引了业界的广泛关注。目前，“中央厨房”可提供18个语种的新闻产品，向全球500家主流媒体和新闻网站供稿。
近年来，中央级融媒体建设都在火热进行中。2015年7月7日，新华社新媒体中心构建的“中央厨房”式新型全媒体采编发空间揭幕。2017年2月，经济日报“中央厨房”全媒体中心启动试运行。在2017年全国“两会”召开之际，具有中青报特色的“融媒小厨”正式投入使用……
二、县级融媒体建设“样板间”：浙江长兴传媒集团
2018年9月20—21日，中宣部在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召开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现场推进会，对在全国范围推进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做出部署安排。“长兴模式”是中宣部首个推荐的“融媒样本”。让我们把目光投向长兴传媒集团，看看这家县域媒体是如何争当媒体融合排头兵的。
2011年4月，长兴传媒集团由长兴广播电视台、长兴宣传信息中心、县委报道组、“中国长兴”政府门户网站（新闻板块）跨媒体整合而成，是全国第一家整合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网站、“两微一端”，以及数字电视网络公司、大数据公司等于一体的县域全媒体传媒集团。
在全国县级报纸清理整顿中，长兴县把原来的县级日报保留了下来，失去了公开刊号，改为免费发行，在长兴县内赠阅。在报纸属性上，长兴传媒集团开办了一家党报性质的《长兴新闻》和一家都市报性质的《太湖晨报》。2012年，集团将报社和广电的采访资源整合，成立全媒体采访中心。所有的记者都是全媒体记者，要为所有的平台供稿；不同的平台稿件风格也要差异化，要换角度来写。目前集团配有近10架无人机，每个摄影、摄像记者都要学会操作无人机。新闻客户端是转型的支撑产品，集团重点打造“掌心长兴”客户端，以新闻资讯为牵引，发展政务服务和生活服务。
2011年至2016年是集团的整合期，集团把报业和广电放到一起。2017年开始全域融合，打造“中央厨房”，成立融媒体中心，下设采访部、报刊部、广播部、活动部等10个部门，对办公样态进行改造，办公场地、生产流程全部打通。融媒体中心下设指挥平台，与技术公司合作开发了融合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移动端“五位一体”的指挥平台系统。
长兴传媒集团确定了六大发展理念：一是创新发展，二是融合发展，三是智慧发展，四是品质发展，五是主动化发展，六是人才发展。集团注重新闻的综合服务功能，在客户端加入政务服务、民生服务、娱乐功能。集团每年开展上百场活动，创收超过1000万元。乡镇和企业的活动及纪录片拍摄，很多交给长兴传媒集团，以小浦银杏节为例，通过对十里银杏长廊宣传包装、活动策划、现场直播、推广报道，为当地带来8万多名游客。集团主动参与智慧城市建设，为大数据布局开好头。2007年，拿下当地的社会治安监控业务，为公安系统提供租赁服务，对方每年支付1500万元，2018年二期工程完工后每年增加至2800万元，而在别的地方，这类智慧城市项目往往由电信部门承接。2012年，长兴传媒开始介入当地的数据服务类项目，2015年为长兴县筹建了云数据中心，支撑智慧城市建设。长兴传媒与国资委合资成立长兴慧源有限公司，承接政府社会投资类信息化项目，投身智慧城市建设。目前纳入数据中心民生云的平台12个，纳入政务云的平台4个。
改革的效果非常显著。集团员工500余人，总资产9亿元。2015年营收1.9亿元，2016年达2.08亿元，2017年目标创收2.16亿元，2018年营收目标是2.28亿元。集团荣获省以上奖项70余个，获奖总量和质量在全省县级媒体中位列前茅。
媒体融合虽然没有标准答案，但实际模式是可以共享的。“长兴模式”被浙江新闻宣传部在省内推广，浙江省内90个县区，差不多一半都采取“长兴模式”。中宣部要求2020年年底基本实现县级融媒体中心在全国的全覆盖。2018年以来，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推进。大江南北，城乡基层，一个个县级融媒体中心成为群众“指尖上的服务窗口”和基层宣传工作的“最后一公里”。
“融媒体”发展需要关注的重点
从融媒体发展的样板中我们总结出经验，进而关注未来发展中需要注意的重点问题。
一、政治高度：社会治理的角度
宣传思想工作是一项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的非常重要的工作，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我们推动媒体融合发展的目的，是做大做强主流舆论，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和舆论支持。
第一，随着互联网成为社会架构的重要环节，媒体的社会功能进一步泛化，新闻宣传工具扩展成为社会发展和治理的基础平台。因此，主流媒体不应仅仅把自己定位为内容生产者、信息传播者，而是应该着力建设成为新时代社会治理的综合信息平台。媒体融合发展使得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过程简化、成本降低，一方面，有助于为各方参与社会治理开辟通道，促进社会治理的方式转型；另一方面，媒体融合发展有助于政府了解民众需求和反馈意见，为社会治理措施的出台和改善提供有效助力。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已经呈现出公众诉求表达高效便捷、平台内容来源拓宽、政府获悉民意快速及时等正向影响，形成了“一个平台、多方汇集、共同推进社会治理”的新局面。
第二，媒体在推进社会治理的同时，会引发舆情数量增加、舆情事件高发等社会效应，使得舆情应急处置成为媒体融合发展中必须面对的常态化操作。舆情应对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舆情制造主体多元，不可控因素多，不可预测性强，往往牵涉多个部门和利益主体，应对流程和机制的合理性也会对舆情应对效果产生直接影响。要掌握舆情应对的主动权，必须以媒体融合发展为抓手，推动舆论引导和舆情处置，畅通主流信息渠道，壮大主流舆论声量，强化主流舆论影响。近几年随着多个省域“云平台”的落成，地区媒体资源已经实现统一调度，不仅为政府部门发布政策和权威信息提供渠道，同时也为舆情的分析研判、处置应对提供了重要支撑，融媒体平台在舆论引导和舆情处置中的重要功能逐步显现。
第三，当前我国城市建设正在向智慧城市发展，媒体融合发展需要融入智慧城市发展进程，成为城市治理的核心信息平台。在市民云、服务热线等市政信息系统大量建成，交通、消防、水电、卫生等基础设施正在纳入“城市大脑”等智慧系统的过程中，媒体融合发展要与智慧城市建设的各个端口打通，不仅提供资讯发布、政务服务、便民服务等多种产品和服务，同时需要建立市民监督通道，广泛收集市民意见。通过发掘平台的公共服务功能和本地社交功能，提升服务平台的便捷度和实用性，让媒体融合发展在全面提高城市综合治理水平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世界格局：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中国梦是追求和平、追求幸福的梦，也是奉献世界的梦。“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是中华民族始终崇尚的品德和胸怀。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中国已经并将继续尽己所能，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随着“一带一路”美好未来的开创共建，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将同世界形成更加良性的互动，带来更加进步和繁荣的中国和世界。实现中国梦，开创“一带一路”就必须顺应全球传媒发展的新潮流，传递中国正能量，传播好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要把握国际传播领域移动化、社交化、可视化的趋势，在构建对外传播话语体系上下功夫，在乐于接受和易于理解上下功夫，让更多国外受众听得懂、听得进、听得明白，不断提升对外传播效果。”我们要坚持不懈地讲好中国故事，提高同我国综合国力相适应的国际话语权。
三、内容为王：高质量原创
无论媒体形态如何变化，高质量的信息、原创的内容、深度的思考，都是稀缺品。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拥有真正的信息、知识及创造力，才是核心竞争力。即便在当下的新媒体时代，“内容为王”的理念依然不过时。每一个传播都是内容，真正吸引别人的都是内容，所以好的内容非常重要。
另外，2018年，抖音、快手、今日头条屡次被警告处罚，可以看到对内容行业的监管越发成熟，再加上社会舆论的监督和用户的消费习惯的理性，优质内容的重要性越发凸显。因此，整个内容行业的环境在越变越好，无论是平台还是个人，对自身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及内容红线都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识。
四、经营管理：利益共融
在市场经济的环境里，媒体需要生存，就需要盈利。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就需要系统运作，重点突破。系统运作，一要全媒体运作、全终端覆盖；二要泛媒体经营，多元化发展，做实“新闻+政务+服务”这篇大文章，以新闻来聚合政务服务资源，以政务服务拓展市场资源。
经营管理好还是不好，归根结底都是在用人问题上。在用人问题上重点在两方面突破：一是选任想干事、善干事、能干成事、懂专业的领导；二是在用人上务必打破身份限制，以工作绩效为统一考核标准，强化正向激励，打通编外人才成长通道，吸引更多的人才加入进来。
五、技术与数据：实现精准服务
在大数据时代，技术是实现媒体融合的重要推动力。通过技术革新，不仅可以扩展媒体终端渠道的种类，还能深化单个终端的内容深度。目前，媒体公司技术人员的比例在不断增加，甚至高出非技术人员的数量。
第一，充分了解数据功能，把握用户的行为特征。传统媒体的传播效果基于对受众进行的抽样统计，以收视率为例，一座城市的收视数据基于投放在几百个家庭中的测量工具，显然难以精准地了解观众的行为特征。与抽样统计不同，融媒体平台可以对每一个用户接触和使用媒介的所有行为进行记录，因此收集到的用户反馈是全样本。基于对全样本用户数据的深入分析和挖掘，可以精准地了解用户的行为特征，从而实现对象化、个性化传播。
第二，充分利用数据，实现精准化传播。在掌握用户数据的基础上，融媒体平台可以依托新兴数据技术的发展，更加精准地传播信息。比如，依托算法技术，可以根据用户的行为特征和个性化需求，聚合相关的信息和应用，实现信息的个性化推荐，以满足用户的对象化需求；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还可以根据用户画像，实现信息的专业化生产并精准分发，使产品更好地服务用户。
第三，随着5G、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不断发展，移动媒体将进入加速发展的新阶段。要坚持移动优先策略，建设好自己的移动传播平台，管好用好商业化、社会化的互联网平台，让主流媒体借助移动传播，牢牢占据舆论引导、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服务人民的传播制高点。推动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不断突破，探索将人工智能运用在新闻采集、生产、分发、接收、反馈中，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全面提高舆论引导能力。
六、文创与产品：合作共赢
产品端的变化，是主流媒体真正实现融合发展的标志。在某种意义上，“宣传”等于“营销”，在互联网时代，媒体与企业的合作，通过文创与产品的形式，达到盈利的目的。其产品必须改变传统媒体内容的单一表现形态，实现集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多种媒介形式于一体，真正做到“产品融合”。同时，内容创作者要深谙用户消费心理，精心策划选题，依托技术支持使创意设计落地，才能生产出用户真正满意的产品。
从“长兴模式”中我们可以看到，长兴传媒集团通过与企业合作，提供全流程一条龙宣传服务，帮助企业扩大社会知名度，打开产品的市场销路，实现了合作共赢。融媒体的历史文化频道，也可以与相关企业合作，开发文创产品，扩大传统文化的社会影响力。微博、微信、抖音、快手、今日头条等广告推广服务，以内容为载体，帮助企业实现更有价值的品牌传播、产品广告，挖掘出了内容在广告营销中黄金般的价值，让每一个好产品、好品牌精准触达目标消费者，跟目标客户形成深度互动，并持续产生鲜活的内容。譬如，一个农户通过拍摄种植的红李，拍了条抖音，5天时间卖出12万千克的红李，这就是新媒体打通了以往的资讯平台做不到的产品的营生。
小智库，微建言
结构功能主义认为，任何现存社会都具有一些基本的制度模式（结构），而这些制度模式之间发生着相互支持的关系（功能），从而保证了社会系统的生存。由社会结构分化带来的系统内部关系的紧张、不平衡和紊乱是社会变革的原因。社会内部的变革是社会内部结构保持基本不变情况下个别结构的调整。融媒体发展的目的和意义就是通过传播结构的调整整合，来实现传播功能的整合，实现凝聚全社会的思想和人心，达到社会团结的目的。新媒体造就了信息开放、全时空传播的新局面，造就了一人一媒体、所有人向所有人传播，信息爆炸和信息迅速更替的新局面。尤其是互联网新技术、新应用的推动，不断使传播形态更加丰富，推动了自媒体、草根媒体、公民媒体、独立媒体、参与式媒体、社会化媒体等传播形态的形成。融媒体发展就是要坚持一体化发展方向，通过流程优化、平台再造，实现各种媒介资源、生产要素有效整合，实现信息内容、技术应用、平台终端、管理手段共融互通，催化融合质变，放大一体效能，打造一批具有强大影响力、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让主流媒体牢牢占据舆论引导、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服务人民的传播制高点。
社会冲突理论认为，社会整体内各部门间的失调，必然导致各式各样的冲突，冲突引起社会重组，增强其适应性，可以促进或者至少是有益于社会变迁。网络是一把双刃剑，一张图、一段视频经由全媒体几小时就能形成爆发式传播，对舆论场造成很大影响。这种影响力，用好了造福国家和人民，用不好就可能带来难以预见的危害。因此，要旗帜鲜明地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准确、权威的信息不及时传播，虚假、歪曲的信息就会搞乱人心；积极、正确的思想舆论不发展壮大，消极、错误的言论观点就会肆虐泛滥。融媒体建设就是要让主流媒体及时提供更多质量更高的，真实客观、观点鲜明的信息内容，牢牢掌握舆论场主动权和主导权，及时阻止虚假舆论的传播。主管部门要履行好监管责任，依法加强新兴媒体管理，使我们的网络空间更加清朗。
符号互动论认为，社会是人际间符号互动的结果。人在哪儿，宣传思想工作的重点就在哪儿，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的新空间，成为我们党凝聚共识的新空间。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兴媒体的用户行为发生了巨大变化，用户的主动性、活跃度、参与度大大提升。传统媒体时代以“接受”为主要行为特征的读者、听众、观众，已经转变为关注、点赞、评论等互动、反馈信息的活跃提供者，同时更成为媒体内容的重要生产者。网络成为人际互动和社会管理的重要领域。例如，政务头条号在传播政府声音、提升政府形象、服务百姓生活、弘扬社会正能量等方面正在发挥着积极和独特的作用。最高人民法院、中国政府网、全国公安新媒体矩阵、“平安北京”等都开通了今日头条客户端。通过今日头条先进的信息分发技术，让党政机关的声音有效传播到目标受众，为社会公众提供更为及时、准确的信息服务，架起党与人民群众联系沟通的桥梁。当前，媒体融合还处在探索阶段，融合没有边界，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地与时俱进，不断地与经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