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前，思想先辈就希望中国对世界做出贡献。梁漱溟曾问：“中国以什么贡献给世界？”几十年后，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中国道路”，这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珍贵礼物。“中国道路”具有独特优势，“中国道路”的不断发展，能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因而要坚定道路自信。从总体上讲，中国道路能为世界做出“生存性贡献”“发展性贡献”“制度性贡献”“文化性贡献”“和平性贡献”。正是由于这些贡献，使“中国道路”具有十分重要的世界意义。这里所讲的“中国道路”，首要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一 中国道路的生存性贡献
中国道路使中国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了中国人的生存问题，即它解决了占世界总人口约1/4的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这是生存性贡献。
改革开放之初，占世界总人口约1/4的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是首要问题。不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中国乃至整个世界都难以安定；解决不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就意味着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然重新开始必需品的争夺，也就是说，陈腐的东西就会死灰复燃。由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一切历史的第一前提。因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就必须能够生活，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吃、喝、住、穿是人的第一需要，满足这一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生产是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由此，恩格斯指出，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经济发展阶段的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
中国道路最本质的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其追求的根本目标之一，是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这一理念、宗旨和目标的具体体现，就是首先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即挨饿问题。为此，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80年代党的十三大上，提出了“三步走”战略：第一步，1981年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在20世纪80年代末已基本实现；第二步，1991年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在20世纪90年代党的十五大上，中国共产党又根据变化了的实际，提出了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三步走”设想：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21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十九大指出，从2018年到2020年，要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决胜”，就必须打好“三大攻坚战”，即防范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其中所讲的精准脱贫，就意味着到2020年，中国要彻底解决贫穷问题，具体说，就是要在彻底解决吃饭问题的基础上达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就彻底解决了中国人的生存问题。进而，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比原来构想的提前了15年。这是多么了不起的贡献！
历史和实践证明，中国道路使中国人靠自己的力量真正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中国以仅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19%左右的人口。联合国一份报告称，全球仍有超过8.2亿人处于饥饿状态，到2030年实现零饥饿目标是一个巨大挑战。报告发现，在许多经济增长出现放缓的国家，饥饿水平正在上升，中等收入国家以及大量依赖大宗商品出口的国家尤其如此。这份报告由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粮食计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共同撰写。[2]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能解决全民脱贫问题，这对整个世界是一种巨大的生存性贡献，也是反贫困问题上的“中国贡献”。
二 中国道路的发展性贡献
当今，中国道路使中国人的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在此基础上，还要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既有利于拓宽世界在中国的市场，为世界发展创造机会，也有利于世界共享中国的发展成果，这是发展性贡献。
这种发展性贡献与中国道路直接相关。中国道路表明，中国共产党可以发展中国。中国共产党具有独特优势：一是基于科学决策，可以有效动员、组织国家一切资源和力量解难题、办大事、加速度。二是注重立足中国基本国情，能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解决中国发展问题，正确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一系列复杂的矛盾关系。三是注重学习，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勇于自我革命和开拓创新。它积极学习世界各个国家一切文明的有益成果，如“市场经济”“国家治理”等。这既可激发经济发展活力，也可促进社会和谐，还可使中国共产党不断超越并克服自身的局限，呈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四是它既一脉相承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政治立场，同时又与时俱进地适应新时代、新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开拓创新。五是它努力反映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和趋势，不断确定具有动员和凝聚作用的战略目标，具有战略定力。显然，这些独特优势不仅能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而且能极大推进中国发展。中国道路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以发展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具有独特优势：它注重从客观实际出发，立足中国国情，具有实践基础，不浮漂；它注重“一元主导”，坚持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原则，具有正确导向，不改旗[3]；它注重“二基结合”，强调改革发展历史进程中基本的矛盾双方的结合、协调，具有可持续性，不摇摆[4]；它注重“自主创新”，实施创新驱动，具有动力作用，不懈怠；它注重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能有效解决改革发展进程中的问题，蕴含着治国理政的政治智慧，不僵化；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注重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把发展看作硬道理，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为推进当代中国发展的根本路径，集中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使中国人民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使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不折腾；它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总任务，把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总体方略，不迷失。显然，这些独特优势能极大促进中国发展。中国道路表明，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并追赶世界发展水平的根本动力和重要法宝。发展中国家所要实现的现代化目标是很宏伟远大的。然而，实现这一目标却遇到了种种体制机制弊端和僵化思想观念的阻碍。只有不断改革这些体制机制和破除这些思想观念，国家才能顺利走上现代化发展之路。因此，自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积极推进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发展，终于在2010年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道路表明，正确把握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对解决发展问题尤为重要。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时期，发展就是硬道理，需要利用市场经济和市场机制的力量，其中动力机制尤为重要。要发展就必须进行改革，即破除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建立良好的治理机制，这时，转变政府职能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就显得十分重要。在改革发展进程中，尤其是相对发展起来以后，社会进入矛盾多发期，稳定问题会凸显出来。这时，注重发挥平衡机制的作用，同时积极调动社会力量，就显得相对突出。所以，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需要正确把握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充分发挥好动力机制、平衡机制和治理机制的作用，并使三种机制达到协调、优化，从而获得快速、健康的发展。实际上，中国提出的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相结合的理论及其后来的实践，是对当今世界包括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寻求经济发展道路上的重要贡献。中国道路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中国发展本身就是对世界的一种发展性贡献。中国的发展，既为整个世界贡献了诸多低成本的日常生活消费品和高技术含量的中国制造产品，如在世界许多国家，我们都可以看到由中国生产的日常生活消费品，中国高铁“走出去”，也是为世界所做的贡献；又拓宽了世界在中国的市场发展空间；也为发达国家的资本获取利好提供了机会；还能使一些国家共享中国发展的成果。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可以使沿带沿路、沿途沿线的国家从中受益。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如果继续保持这个势头，中国将为世界提供巨大市场。因而，把中国发展的事情做好，就是对世界发展的最大贡献。阿联酋《国民报》2019年7月15日发表文章强调指出：“崛起的中国惠及我们所有的人。”[5]
三 中国道路的制度性贡献
短短数十载，中国发展就取得了巨大成就，而这样的成就是在应对国内外诸多矛盾、难题、风险、挑战下取得的，确实来之不易，更能彰显其制度的品质与优势。中国幅员辽阔但地区差异巨大，发展极不平衡；人口众多但资源紧张；文化悠久但历史负担较重；民族多样但民族文化差异较大。因此，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中国国家治理的境况更加错综复杂，治理的难度较大。就国际形势而言，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共赢空间不断被压缩。这使得中国自身的发展轨迹和逻辑也一再受到干扰和挑战。然而，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又必须与国际社会合作，并融入其中，在狭窄空间中闪转腾挪、纵横捭阖。就世界大势而言，现代社会相对于传统农业社会显得更加复杂，变迁更加剧烈迅速，它面临着不可回避也无法逆转的观念多元和技术进步日新月异的挑战，中国必须在“时空压缩”条件下、在观念多元撕扯下追赶工业化、信息化的步伐，其难度可想而知！在这样复杂的局面下，中国国家治理取得的成就更加来之不易，而这种长久、稳定且令人瞩目的发展，必然离不开其背后的制度力量。虽说制度必须符合国情，任何国家均需找到契合本国实际情况的制度，否则制度就不会发生效用；然则，任何具有生命力和发挥良性作用的制度，必然都有其普遍的意义和价值。中国制度亦不例外。即便不能说所有具体的制度细节都具有普遍意义，但中国成就彰显出的制度品质和优势，在观念层面上，至少对诸多发展中国家，或者一些试图摆脱发展困境、谋求稳定与增长的国家，具有一定意义上的借鉴价值。
在宏观上，中国道路的制度性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丰富了世界发展模式和政治制度的多样性
中国制度的首要价值，是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根据自己发展的现实逻辑建章立制。它表明：区别于西方自由民主模式的中国制度也能带来成功的治理。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冷战以后，长时间以来，西方大力推销其制度，似乎模仿西方是“唯一正道”。然而，一方面，照抄照搬移植其制度的国家大都未能走向富强和稳定，反而引起社会分裂动荡、经济疲软，致使贫富差距拉大，在中东、非洲、南美洲等地，几乎鲜有成功的案例；另一方面，西方大国自身也出现增长乏力、社会分化、民粹主义盛行等情境，因而逐渐显出衰退的迹象。这一发展轨迹警醒诸国，西方制度不具有普遍性，不一定带来良善治理；而制度选择应适合本国国情，一国既应根据其国情，包括人口规模、资源禀赋、发展阶段、历史传统、文化习俗、根本制度、民族宗教状况、周边国际环境，还要根据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以及发展阶段和发展的阶段性目标，来建章立制。
有专家指出，制度及其效用往往与其“嵌入”的社会背景相关。制度要生根、生效，就必须适应、契合“先在”的文化习俗、历史传统和制度背景等。后者的影响潜移默化且根深蒂固，会产生巨大的文化和制度惯性，并反过来塑造其中的制度：一来在“生产端”会影响制度的设计及建构，新生制度由其塑造并需与之契合；二来在“产出端”会制约制度的落实和效果的发挥。[6]此时中国迥异于西方而自主建立的一套适合自身状况的制度却产生了良好效果，一是打破了必须模仿、照搬西方模式才能成功的迷思；二是证明了制度只有符合本国实际且因地制宜，才能发挥效用；三是丰富了世界治理模式的多样性，既增强了其他国家走自主发展道路的信心，又为其他国家建构其发展道路与制度提供了借鉴。
2.建立了一套后发国家的追赶型治理制度与发展模式
中国制度的本质特征，是建构一套权威的治国理政之制度体系，在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之间保持动态平衡，在保持政治开放性和可参与性的同时，能够保证政治决策及其落实的权威；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推动社会朝着正确的政治目标发展。对所有发展中国家而言，其面对的首要问题是发展和追赶。任何制度的建构都要依据、围绕其目标和重心，不能本末倒置，不能封闭僵化，不能过于超前，即超越自己的发展阶段。利益多元条件下的政治参与是道义目标，但不能过于激进，破坏追赶和发展所需的稳定的秩序环境和团结的共识状态。巴西就是典型的例子。[7]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问题，需要靠一套有权威的制度来推进。这些国家需要权威力排众议，在分歧下寻求最大公约数，在此基础上做出重大决策，并坚定推进和执行。任何明智、清醒、审慎之人都应该有此种历史感和现实感。拥有稳定的政治权威、完善精密的行政体系、强劲有力的执行手段、审时度势的宏观调控能力，且统筹各方、超越分歧、负重前行，就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在多项选择和相互牵扯的目标之间选取最重要、最迫切的目标，并使之实现。这是发展中国家建构制度所需考虑的首要问题。
3.保持了能够及时回应变化和挑战的制度弹性与可调适性
正如有的专家指出的，中国制度的根本经验在于，能够保持制度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并根据战略目标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主动适应、自我调适，防止僵化封闭，能在变与不变、动与不动之间保持平衡。任何制度如果过于僵化，脱离了早已经变化了的现实，而不是适应现实逻辑的要求和重心的转移，那就必然束缚发展的进程，减缓发展的步伐。中国发展的一条经验就是，中国制度并不故步自封，而是不断自我革新、自我调适，不断去适应发展的现实逻辑，进而迸发出巨大的活力。相反，很多国家由于制度僵化，未能适应现实变化，结果造成了制度与现实脱节的政治衰败的窘境。这种自我调适也体现在制度的回应性上，即通过不断回应民众诉求和突出问题来自我调适和改进。现代社会新问题、新热点、新争议层出不穷，制度不可能对其无所不知，而是要不断自我改进、自我调适。有的学者指出：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政府必须不只是可以由民众控制，也不只是可以增进公众的利益，还必须能对民众进行回应；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政府必须存在能让被代表者表达其意愿的机制，同时这个政府还必须对他们的意愿进行回应，除非政府有很好的理由去违背他们的意愿。这里不需要存在持续的回应行为，但必须持续具有可以进行回应的条件，并时刻准备回应。具有代表性的政府是那种当民众具有某种意愿时，它就能够予以回应的政府。[8]制度从来都不是依靠纯粹理性建构的言辞中的“城邦”，特别是在发展日新月异的现代复杂社会，自然理性试错、不断纠正、缓慢建构、逐渐改进的过程才相对合理。想当然的制度革命和“休克疗法”，不仅成本更高、代价更大，而且文化和制度中的惯性并不会使之带来新生，而更可能造成倒退。这一点已被人类经验反复证明。
四 中国道路的文化性贡献
中国道路向世界展示的贵和尚中、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的“仁义”“和合”文化更具世界道义性，更具世界魅力，这是其文化性贡献。
这种文化性贡献与中国道路相关。中国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开创出来的，它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具有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基因。中国道路表明，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生命力，具有指导意义。自从苏联解体以后，有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对马克思主义失去了信心。实际上，失去生命力的那种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是被僵化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不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这样的马克思主义不仅没有过时，而且焕发出勃勃生机和活力；它既增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也在理论上提高了中国意识形态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和吸引力。这是中国道路对“意识形态”的一种文化性贡献。中国道路表明，人类文明具有多样性，而中国道路所蕴含的“仁义”“和合”的本质、本位文明，是不同于西方文明的一种新的文明类型。西方许多学者极力维护西方文明在世界上唯我独尊的地位，认为西方国家所推行的普世价值可以成为普遍性的文明规范，因而极力为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之合理性提供理论基础，蔑视非西方世界的文明；他们往往用西方话语体系解读中国，不愿承认中国道路及其成功；他们竭力寻找中国发生危机的根源，认为中国政治体制不具备自我革新、自我调整的机制和能力。中国道路的成功，确证世界文明具有多样性，确证中国的“仁义”“和合”文化及文明更具有道义性。中国道路所蕴含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既尊重个人平等发展，又注重社会和谐，也强调国家主权，还注重世界和谐，它强调“协和万邦”“世界大同”“休戚与共”，认为“独善其身”并不可取，“兼济天下”才是合理的自然秩序。显然，中国道路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标准来评判各种政体的表现，更具正当性、道义性、合理性。这种新型文明是多彩、平等和包容的。这是中国道路对“世界文明”的一种文化性贡献。
中国道路表明，世界上的发展道路具有多样性，各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因而它破除了对世界发展单一道路的迷信，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启示：应依照本国国情探索自身的发展道路。以坚持尊重历史发展规律和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相统一的哲学方法，来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是最根本的。中国道路是从中国客观实际出发认识中国国情而开辟的发展道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与实践发展的逻辑：在中国搞社会主义，没有现成公式可以遵循，也没有既有模式可以照搬，必须走自己的路。由此，必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并“立足中国国情”进行实践探索；要把握中国国情，就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从客观实际出发认识中国国情，中国共产党得出一个对中国道路具有“总依据”意义的重大论断，即中国社会主义依然处在初级阶段；在这一阶段，其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就既要利用“市场经济”，又要力求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达到全面协调和统筹兼顾，还要实行“改革开放”。可见，中国道路有其历史必然性。这条发展道路也体现中国人民的主体需求和价值追求，体现注重民生、民富、民和、民主的民本精神，注重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有其价值合理性。实践证明，注重发展与和谐相统一的中国道路具有鲜明优势，是促进中国发展的根本原因。这一中国道路因具有哲学基础且又蕴含“和而不同”的文化基因，因而是对确证“道路多样性”的一种文化性贡献。
五 中国道路的和平性贡献
中国道路正在使世界力量结构发生变化，促进力量转移，进而影响世界格局，促进世界多极平衡，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这对解构“国强必霸”的逻辑是一种和平性贡献。
西方发达国家所倡导的发展道路具有三个理论支柱：强调个人权利和自由的自由主义，认为最好的制度是尊重个人自由的制度；以西方文明为中心的西方中心论，认为西方文明是真正的文明，西方标准就是世界标准，非西方世界应向西方标准看齐；两极对立的世界观，认为国家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符合自然秩序。显然，这种道路蕴含的是“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蕴含着“对立”“冲突”、甚至发动“战争”的基因，因而不利于世界和平。这就是当今世界不够安定、不太和平的深层原因之一。中国道路既尊重个人权利、自由、平等和全面发展，又注重社会和谐，也强调国家富强，注重正确处理国家、社会和公民个体之间以及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中国道路的世界表达，就是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既强调世界多极制约、世界大同、协和万邦、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反对单极独霸，又注重建构当今世界和平发展新秩序。就是说，中国道路强调世界是多极的而不是单极的，是合作共赢的而不是单极独霸的，是拒绝“国强必霸”的逻辑并反对围堵打压别国的。显然，中国道路有利于世界合作共赢、和平发展。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情境下，这种中国道路对整个世界就是一种和平性贡献。中国和平发展影响着全球各个地区，不仅涉及一些世界性大国，也涉及亚、非、拉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不仅关乎世界金融、贸易和安全，也关乎国际机构和组织，包括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二十国集团和八国集团等。中国和平发展已成为国际关系议事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道路的和平性贡献主要在于：在中国和平发展的影响下，在20世纪90年代两极世界瓦解的背景下，美国建立单极世界的企图受阻，中国因素越来越有效地抑制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努力之一是推动改革国际金融体系，这对巩固世界和地区安全且使更多国家成为国际政治进程的参与者发挥着积极作用；在人文领域，中国大力加强“软实力”建设，在全球努力塑造一个积极的中国形象。
中国道路也具有理论性贡献。这种理论性贡献，也是我们这部著作集中探讨的主题内容，这会从以下章节逐一展开。
以上贡献，既是为世界的，也是为中国的，亦可称之为“中国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