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子曰：“僖、闵、庄、桓、隐，君子之所传闻也。所传闻九十六年。于传闻杀其恩……与情俱也……子般杀而书乙未，杀其恩也。”何休曰：“于所传闻之世，高祖曾祖之臣恩浅，大夫卒，有罪无罪皆不日，略之也，公子益师、无骇卒是也。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麤觕，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先详内而后治外，录大略小；内小恶书，外小恶不书；大国有大夫，小国略称人；内离会书，外离会不书是也。”
所传闻之世，“内其国而外诸夏”，先看重己国，“先详内而后治外”。先修身，再谈其他。先拨己之乱，返于正。好名、好利，急功近利。自己没正，如何正人？“录大略小”，自己事管不了，还管别人？“内小恶书（记载），外小恶不书”，先重视自己，治己而后能治人。
熊十力于《读经示要》，以据乱世“治起于衰乱之中”，此时，人民之智、德、力未进也。据乱之世，善为国者务内治（重视内政）。然列国之君，或行独裁，以毒其民；或怀侵略野心，征战无虚日，人道之至惨也。《春秋》为拨乱反正之书，孔子“志在《春秋》”，《春秋》分三世（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以明进化之要。张三世，其蕲向在太平，于治乱与升平之法，则言之甚悉。太平不可骤几，其进必以渐也。“世卿非礼也”，“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最后荡平阶级。
隐公第一
隐公（？—前712），名息姑。惠公长庶子，周公八世孙，鲁第十四世君，摄位十一年，被公子翚所弑。弟桓公允即位。
《周书·谥法解》云：“隐拂不成曰隐。”《春秋》以鲁当新王，托始于隐，故以鲁隐公为首。
元年，春，王正月。
《史记·三代世表》曰：“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
子夏传《春秋》。孔广森《公羊通义》（下称《通义》）云：“《春秋》本公羊子口受说于子夏……凡五世，至汉景帝时，乃与齐人胡母子都著于竹帛。以先师口相授受，解释其义，故传皆为弟子疑问之辞。”《公羊》传经的方式为“口相授受”，即“师承师说”。
口说《春秋》，为“鲁隐公，元年，春，王正月”，一定要加“鲁”字，因“《春秋》以鲁当新王”，故必书“鲁隐公”，“鲁”为况，况新王之法。不加“鲁”字，则为历史。《春秋》托新王受命于鲁，托王于鲁。《春秋》为一新时代，是孔子的理想国。
孔子政治思想，“以《春秋》当新王”，与鲁国无关，乃是“借鲁行事”，才“新周，故宋”，不能当真的历史读，否则格格不入。“以鲁当新王”为况，即比方。《易》曰象，《春秋》为况。
元年者何？
《春秋》用殷历，值元述志。
诸据疑，问所不知，故曰“者何”。
“元年者何”，一般写“一”，今用“元”，《尔雅·释诂》曰：“初，哉，首，基，肇，祖，元……始也。”故弟子惑，乃问之。
《春秋元命苞》“子夏问夫子作《春秋》，不以初哉首基为始何？”是当时作《春秋》时，弟子见以“元”为始，已疑不能明矣。
变一为元，“元年”有深意，连门人也不懂，故问“元年者何”？
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史记·孔子世家》）。
刘逢禄《公羊释例后录》谓：《春秋》或笔一而削百，或笔十而削一，削者以“笔”见，笔者复以“削”见，屈伸变化，以着其义，使人深思而自省悟，应问以穷其奥，故曰：“知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虽言而不著。”董生亦云：“不能察，寂若无；深察之，无物不在。”非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而得之者，皆末学肤受、贵耳而贱目、有胸而无心者也。不愤不悱，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圣人皆不告。问而不得其应，则发愤忘食；思而足以发，则乐以忘忧。仲尼之学，唯颜氏子能好之，能乐之；惟游、夏能知之，知之，故不能赞一辞也。
“元年者何”，况，改“一”为“元”，有微言大义，万物资始也。元者何？大始也。大始者何？“万物资始，乃统天。”（《易经·乾卦》）因是天地之始，故“上无所系”；上无所系，人人皆可有此元年。
《易》称“大哉乾元，至哉坤元”，元含乾元、坤元。董仲舒曰：“元者，大始也。”“大”为赞词，同“大哉乾元”的“大”。《春秋》变一为元，乃“元年”之“元”。奉哉元年！每个人都是王，皆得奉元，人所奉为人元，奉哉人元！奉元以养成万物。“三元”，乾元、坤元、人元。天、地、人之“三元”，即法天、则天。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既能统天，也是归本。元，生生，元之道。“君子体仁，足以长人”，体元正位，必有“体元”之德，才能“正位”，否则，到手了，还以为是捡便宜。讲几千年了，但任何时代也无实行过。思想有所启示，但真能实行不易！
今文家说“孔子变一为元”，而考据家则以“孔子之前已有用元者”。然孔子在《春秋》变一为元，是有深意的，《春秋》“其事齐桓晋文，其义则丘窃（私）取之”。元者何？大始也。大始者何？万物资始，乃统天。元年者何？群之始年也。群之始年者何？成公意也。
第一节为纲中之纲、经中之经，是“公羊学”的核心，必要多看几遍。
一、二、三……十，为“始终”之数；变一为元，成“终始”之数，生生不息。“唯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也……《春秋》变一谓之元，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繁露·重政》），终而复始，生生不息，富有无限的生命力。“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汉书·董仲舒传》）
孔子变一为元，寄以深意，“其义则丘窃取之”，即有深意。元，仁也，善之长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仁，生也，桃仁、杏仁……皆具生之能力。《春秋》终于获麟，孔子绝笔于获麟（《春秋》终于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麟为仁兽也，不践生草。《春秋元命苞》谓：“孔子曰：丘作《春秋》，始于元，终于麟，王道成也。”
“元者，善之长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仁，天德，天有好生之德。仁，生，生天之德。天德，王道之隐；王道，天德之显。天德黉舍，反对战争；王道书院，训练干部。王道，天德之显，此王道之始也。
《大易》到孔子赞《易》，成为义理之学，《易经·说卦传》说“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义者，宜也，理之于宜，因时而改变，为实用之学。义理之学后世成为空谈，实则宋儒倡义理之学乃欲救前朝之弊，亦讲实践以扼空谈。
《大易》讲“元”，是思想，内圣功夫；《春秋》讲“奉元”，是行为，外王之业。《大易》与《春秋》互为表里。
《读经示要》曰：“《易》首建乾元，明万化之原也，而《春秋》以元统天，与《易》同旨。”
圣人作书的目的，不在后人赞美文章很美，文章美的是《左传》。孔子志在《春秋》，“善教者，使人继其志”，当老师的志是赚钱养小孩，此志能继？应是继孔子之志，即《春秋》之志。《春秋》志在“拨乱反正”，拨乱反正的三步骤：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
思想无古今。天下无一锹就能挖出一个井的，求学贵乎一个“缓”字，我讲得慢，在让你们懂得如何看书。
元年之志，即生生。大德之人特别重视元年之志，即生民之道。孟子所谓“杀一无辜而得天下，不为也”，此乃为政的生生。
《读经示要》曰：“知元年志者，大人之所重，小人之所轻……董子说《春秋》，首发明‘元’义，以为此经之宗极，与《大易》首建‘乾元’同旨，内圣外王之学，其源底在是也。夫元者，万化之本命，学必极乎此，如水有源，而千脉万流无穷竭；如木有底，而千枝万叶滋生不息。”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到今天，遇大事大家还得坐在那儿谈判，可见政治还是以“生民”为重。战争不能解决问题，且贻留许多问题，孤儿寡母、老残伤兵……均须救济、抚恤。
君（群）之始年也。
以常录（写）即位，知君之始年。
因平常写即位。今不言即位，故问者何？此群之始年也，有别于即位之始年也。即位之始年，为一君之始年也。不言即位之始年，乃群之始年也，即人道之始年也。
“君，群也”，此为本义；我解“群之首也”，群，即民众。“子夏言《春秋》重人”（《繁露·俞序》），孟子说“民为贵”（《孟子·尽心下》）。
“君之始年”，群之始年，每人皆是王者，“见群龙无首”。群始者何？成公意也。“万物资始，乃统天”，成公意也。《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为群之始年，成公天下之意。
“元年，春，王，正月，即位”，为五始。《春秋》首“元年，春，王正月”，不书“即位”，乃成公意也，成公天下之意，此《公羊》之微言大义所在。书“即位”，为一人之私天下。
真理，即微言大义，隐藏在常文内。按常规，每一君之始年，皆写即位。此不写即位，乃群之始年也。“君之始年”，即群之始年，任何人有德都可以有元年，而非谁的元年，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人人皆有德，人人皆可以为尧舜，故不必写谁即位。
注解，有很多是为了应付当世的，常掺杂以合当时之语，之所以难懂在此。何注“加话”，因为怕太明白，乃成批评时政；删除几句话，即可以通顺。必要细读，“假”与“不假”处极多，必要分辨真假。
变一为元，元者，气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
何休称“元者，气也”，此为汉儒的说法。元者，阴阳之气，大哉乾元，至哉坤元。《易经·乾卦》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元为乾元，生万物，天亦为乾元所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即万物资始，老子说“有生于无”。《春秋》“元年”之“元”，乃《大易》“大哉乾元”之“元”。乾元是本，万物资始，故曰“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
“至哉坤元”，至者，极也，物极必反，“反者，道之动”（《老子·第四十章》）。“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易经·系辞下传》），坤顺承天，大哉至哉，走到至境为止，“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合“天行健”之无疆。乾、坤，非二事，乃一物之两面也。
则天，即奉元。奉元，法天，效元。继天奉元，养成万物。元者，仁也，生生之谓仁，故讲仁政、仁心、仁德。“君子体仁，足以长人。”王者当继天奉元，实行“元德”之责，生生也，仁也。中国最高的思想即“尊生”，所以，“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因仁者爱人，仁者无不爱。“伪仁者”乃“君子远庖厨”，“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孟子·梁惠王上》），孟子之所以成为“亚圣”在此。
孔子修《春秋》，写元年，变一为元，为微言大义，由此可知《春秋》并非历史。《大易》与《春秋》互相表里，一为体一为用，是一物的两面。“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即《春秋》之元。孔子作《春秋》，变一为元；赞《易》，“大哉乾元”。子夏说“元者，始也”（《子夏易传》注：元，始也）。董仲舒谓“《春秋》谓一为元者，示大始而欲正本也”，大始，万物资始。此解同于《易经》“乾元”之解。
故上无所系，而使春系之也。
旧疏云：“《春秋说》云：‘王不上奉天文以立号，则道术无原，故先陈春后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则不能成其化，故先起元，然后陈春矣。’是以，推‘元’在‘春’上，‘春’在‘王’上矣。”
由“上无所系”一句，知“隐公”之为“况”也，《春秋》之德，其何能当之？其事，以隐公作个况；其义，则孔子窃取之。
“大哉乾元，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因“元”为一切之主，为至高无上，其上无所系。“上无所系”，其为老大，为至高无上；“而使春系之”，将“春”系于下，乃“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人为万物之贵，传统以羲皇为元祖，人的祖——人祖。
不言公，言“君之始年”者，惟（新）王者然后改元立号。
诸侯、公、王，三者境界不同。诸侯，“侯者，候也，候逆顺也”（《白虎通·爵》），天子的斥候；公，大公无私；王，天下所归往。孔子改元，被称为“素王”，即有王之德，无王之位。
改元，改元年，立新王之号。此天子，乃新的天子，真天子，非普通天子。王者，指有德者而言，是天下所归往者，才有资格改元立号，“唯王者然后改元立号”。称元，以著王法，所谓假事以托义也。《春秋》托王于鲁，明假鲁为王者，故谓“唯王者然后改元立号也”。假托能改元立号之王，其受命于鲁，借鲁以明义。
孔子删《诗》《书》，保存有意义的。《尚书》排序有意义，以《甘誓》作划分，前为法，后为戒。《甘誓》无人道，杀得一个都不留。
自禹而德衰，传子不传贤，《史记·夏本纪》曰：“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将战，作《甘誓》。”《淮南子·齐俗训》曰：“有扈氏为义而亡。”东汉高诱注：“有扈，夏启之庶兄也，以尧舜举贤，禹独与子，故伐启，启亡之。”东汉冯衍《显志赋》云：“讯夏启于甘泽兮，伤《帝典》之始倾。”注：“谓夏德之薄，同姓相攻。”《史记·太史公自序》云：“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太史公自序》是名序，许多皆意在言外，自称“上承麟书”。
《春秋》託（同“托”，下同）新王受命于鲁，明王者当继天奉元，养成万物。
常看，小注必要背下，但此非一日之工。
“託”，言、乇，寄也，假也，借事明义。此一“新王”，根本与“鲁隐公”无关，里头所谈皆“公”，无谈及“私”。《春秋》代表一个时代，不当一部书。
“《春秋》托新王受命于鲁”，《春秋》假托新王受王命于鲁这个地方，此新王也都于鲁，鲁是新王之都，借事明义，与鲁隐公无关。“托王于鲁”，“鲁”是个“况”，非真的。《公羊》重义不重事，义为孔子所窃取之。
“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托鲁为王，以进退当世士大夫，亦指行动说。《何氏释例·王鲁例第十一》释曰：“王鲁者，即所谓以《春秋》当新王也。”《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故据鲁，以为京师，张治本也。
陈立引包慎言《王鲁说》云：“《春秋》，鲁史也，因鲁以明王法，是之谓王鲁云尔……故曰拨乱而反之正，莫近乎《春秋》，《春秋》以鲁史拨周乱，因曰王鲁……”此非今文家之言都引来了，对新王之法说不清。按旧说，还不错。
《繁露·楚庄王》曰：“《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大居正。又《重政》曰：“故春正月者，承天地之所为也，继天之所为而终之也。”明王者谨于“尊天”，慎于“养人”，董子曰：“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汉书·董仲舒传》）故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又曰：“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无有邪气奸（同‘干’）其间者……而王道终矣。”是“奉元继天，养成万物”之义也。
《春秋》托隐公以为受命之王，表明王者为新王，应当“继天奉元，养成万物”，继天，非继之于人，公天下，继天奉元，《大易》体元，本；《春秋》奉元，用。养成万物，必民胞物与。
春者何？
独在王上，故执不知问。
“独在王上”，“独”字，表明以前没有。以前的王，是高于一切的。现在以“春”在“王”上，“故执不知问”。可见在新思想以前，“王”是在一切之上。
元、春、王、正，为一个东西，按层次下来。
春，一年之始，四季之始，代表生，春生，时，指人之道。王，人的头，元首（《尚书·益稷》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春在王上”，此王，既能体元，法天；也能奉春，时，能行仁，故为众所归往。不是众所归往，得位不正者，乃大盗盗国，窃位者。
你们必要有好奇心，才能追究，然后深懂。
岁之始也。
以上系“元年”，在“王正月”之上，知岁之始也。
《春秋元命苞》曰：“据春者，岁之始也。”
旧疏云：“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实是《春秋》之五始……“元”，是天地之始；“春”，是四时之始，‘王正月，公即位’，是人事之始。欲见尊重天道，略于人事故也。”
《春秋》另造天地，春，岁之始，生之始。自此，知乱制之可除，处处发人深省。
春者，天地开辟之端（基），养生之首，法象所出，四时本名也。
《易经·序卦传》曰：“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为万物。”春者，为天地之开端，养生之首。《礼记·乡饮酒》曰：“东方者春，春之为言蠢也，产万物者圣也。”《易纬乾凿度》曰：“东方为仁，仁有生育之义也。”旧疏引《易说》云：“孔子曰：‘《易》始于大极，大极分而为二，故生天地。’天地有春、夏、秋、冬之节，故生四时也。”春为四时之首，是以为天地开辟之端，养生之首也。明岁之始，即谓之春。
岁者，总号其成功之称。
“岁”者，遂也，有“成”义。一切都成就了，叫一岁。
失业于人有好处，没有什么嗜好，只用书作消遣。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不可以胡做，好好做，向历史负责，事在人为，要做就做，不先说。
好好看子书，看“仁”是否能救天下？孔子在世亦四处碰壁，才说“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虽被奉为至圣，但其思想两千多年又何能办到？
讲是一回事，百姓能否得到幸福？仁不仁不重要，必百姓真幸福。读书人应否盲从？应自子书悟，看是否有不假的东西？《荀子·臣道》有“上下易位，然后贞”之说，自此体悟，不再接受假东西。荀子两大弟子李斯与韩非，是法家的重要代表人物，李斯助秦始皇统一天下。看是否法家更为有用？现在皆唱高调，新儒家是新调，旧儒家则旧调，洋滨经为洋调，能够付诸实行？
不要再盲从，光说理论何用？今天做，如同在试探。做很重要，今天还是在摸索。
恐怕孔子的“时”能治天下，圣时，孔子为“圣之时者”。“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大义所在，能做就做。豪杰之士不待文王犹兴，必要发前人之所未发，有不同的看法与做法，才能于今天有用。
应多读中国东西，自夏学中找。我用“夏学”一词，即凡是中国的学问都接受，因为都是中国人想出来的。分先秦学、远古学……如同把人分成好几块，有中国人的脑子？“中夏”（《文选·班固·东都赋》曰：“目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抗棱”）“蛮夷猾夏”（《尚书·舜典》曰：“蛮夷猾夏，寇贼奸宄”），“夏”即指中国而言。
熊十力的东西皆有系统，要天天看。现在大师的东西，看不懂不好问人。人有智有野望，不必死呆呆的。《论衡》是中国第一本叛道的书。
孔子有抱负，但几千年来何以无能发挥作用？我办书院，要将中国学问整个倒过来读一遍。赞美中国人的智慧！汉时，董仲舒、王充有思想；贾谊勉强，无新意。愈看中国古时，愈感到汉以后的教育确实有问题，使中国人思想落伍，难以进步。
扬雄捧王莽，拟《大易》作《太玄》，拟《论语》作《法言》，得“莽大夫扬雄死”六字。我原本对王莽颇有微词，但越来越觉得那是以“家天下”的眼光看，读其诏书，感到其为能领导新思想者，但思想前进者在时代为少数，难以为人所接受，终成为时代进步的牺牲者。王安石亦然，要以《周官》作蓝图，实行变法。同学写王安石者强调此，但不见了，不知他的论文是否仍写此？王莽、王安石值得重视。
讲公羊学，不必当迷信、经典，要当作启示。将中国东西反过来读，不必再按旧注读。
熊十力《论六经》（1951年2至5月，在北京著成《论六经》），写得太长，忙的人无法看。
欲治国平天下者，必要去呆气，有呆气绝不能为政。读书人没多大用处，因多半不切实际。应抛弃几千年的旧东西，于时无补者，要反过来读。
熊十力以“六经皆遭窜改”。
熊十力于《原儒》指出：“孔子六经，无有一经不遭改窜。改窜之祸，非独不始于汉初，亦不始于吕秦之世，盖始于六国之儒。”熊十力以《周礼》颇有刘歆窜乱的地方，汉武所谓“渎乱不经”之言，时亦有之。
若没有都“窜”了，值得另外读。我以为，必有人窜，但全部窜不可能，因无若此有智慧者，刘歆（公元前46年—公元23年）不能掩所有人的耳目，但熊先生以为当不是如此。
刘歆开辟了以文字和历史解经的方法，为了发扬古文经，他重视训诂，不仅凭此以读经，且据古文的字体笔意以解经。刘歆打破了西汉以来今文经学对儒学的垄断，开启了古文经学的发展道路。如说董仲舒开创了以微言大义说经的今文经学，刘歆则是为重视名物制度的古文经学开其山门。
我以为应当反过来读。今本《易经》，至少有些地方已非原来的面目，但没有都改变。子书的真实性，特别可靠。
男孩子必要脱掉呆气，一坐如泥菩萨，了无生气，无让人感到你有智，因无慑人之气。必平日养之，自思想造化。今人皆无达到水平，必求有一标准，有超人智慧者。
对圣人留下的书，有超人智慧者都当加以重视。必要将经书反过来读，看其本身到底说些什么，不必看注疏。自《说文》（《说文解字》简称，下同）入手，我有《十三经不二字》。
对文丐、抄书者又何必尊之？《十三经注疏》皆奉诏所作，焉有好东西？是思想，不是书，经这些人乃成大文章。屈子《离骚》也是思想，但后人将其变成骚体，那屈原岂不是白死了？其著书的智慧、抱负的结晶，何以要将之当文章读？司马迁作《史记》，自以为“上承麟书”，后人却将《史记》当文章读，以其上承《孟子》文体，其活泼的思想就没了。
看《吊古战场文》：“‘此古战场也，尝覆三军。往往鬼哭，天阴则闻。’伤心哉！秦欤汉欤？将近代欤？”给敌军看，可以“不战即胜”，使其士气为之瓦解。为文，并不在求文章美。
读《泷冈阡表》：“呜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于泷冈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于其阡。非敢缓也，盖有待也。”使后人明白什么是大孝。当思想读，其人必活泼。
背书，不是要背“输”了！读书多年，生活习惯、精神无所改变，那书白读了！读书，是在变化气质，当“活书”读，要读“活书”。“养浩然气，读有用书”，书都有用，后半句有语病。传经可以，说传哪家，多糊涂！
微，识之机。元，大始，万物资始，一切皆借着开始，董仲舒说“人之元在焉”，熊十力以“大海水与众沤”做比喻。乾元，既为万物资始，人的“元”同于“乾元”，不受四时的限制。发挥“人元”，乃尽了人的责任，故曰“奉哉人元”！
董子的《春秋繁露》虽丢了许多东西，但留下的东西已够启示了。何休注《公羊传》，有许多伏笔，以掩盖其本意。今天不也是如此？孔子改元有深意，为微言大义之所在。
《易》“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元者，善之长也”，体仁，即体元。奉元，真实行“元”之德，《春秋》“奉元”，最后“德合元”。
《春秋公羊传·成公八年》何注：“德合元者称皇，孔子曰：皇，象元。”“皇”，《说文》：“大也。”
孔子“为新王立法”；何休说“为汉立法”，乃应付之时语；皮锡瑞说“也可为清立法”，为熊十力所骂。
西汉时，史公、董子未有《春秋》为汉制法之说。东汉多言《春秋》为汉立法。何休在“哀公十四年”，引《春秋纬演孔图》，谓孔子“知汉当继大乱之后，故作拨乱之法以授之”。皮氏于《经学通论》中，谓《春秋》为后王立法，“而汉继周后，即谓汉制法，有何不可？且在汉言汉，推崇当代，不得不然”，以为“汉尊谶纬，称为内学，郑康成、何邵公生于其时，不能不从时尚”，如“今人生于大清，大清尊孔，即谓《春秋》为清制法，亦无不可”。
当养成自己能看书。过年，一年忙完有结果。人不能白忙，每年当有结论。
王者孰谓？
孰，谁也。欲言时王，则无事；欲言先王，又无谥。
“又无谥”，也显见非指周文王。
“以鲁当新王”，鲁并非真的新王。
谓文王也。
以上系王于春，知谓文王也。
此“文王”，为文德之王。有以孔子为文王一说，此另当别论。
《汉书·董仲舒传》曰：“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万事，见素王之文也。”以孔子为素王，不以文王指孔子。
《尚书·尧典》称尧为“文祖”，马融注《书》云：“文祖，天也。天为文，万物之祖，故曰文祖。”
文王，文德之王，新王，养生之首，养成万物，非周朝的文王。
何休注，必要细看，最重要，但要将假的拿出去，方讲得通。陈立疏，横扫，虽然详尽，但谈不到微言大义。《读经示要》重视何休注，以为如无何注，则《公羊》难明。
不言谥者，法其生，不法其死，与后王共之，人道之始也。
文王，行天德之王，人道之始也。
“不言谥者”，不讲周朝有谥号的文王。“法其生，不法其死”，“法”，当动词，要学活文王，不学死文王，可见此“文王”，不是周文王。
“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论语·子罕》）文没在兹，“文”就在自己身上。“与后王共之”，将来所有的后王，都得学此文德之王。此“后王”，包括百姓在内，人人皆可以为尧舜。
《春秋说题辞》曰：“号者功之表，谥者行之迹，所以追劝成德，使尚务节。”谥号，为中国人的特色，应予保存，有此，则人不敢作恶。死后加一字，孝子贤孙不能改。谥文，是进士出身。曾国藩（1811—1872）谥文正，最好的谥号。李鸿章（1823—1901）谥文忠，左宗棠（1812—1885）谥文襄。左对国有贡献，但好说，曾经向曾劝进。张之洞（1837—1909）亦谥文襄，是状元，宣统朝的国之大佬，因看不起摄政王载沣（1883—1951），不能得文正谥号。左、张二人皆失在不知择言，要因时地说话。曾纪泽（1839—1890）谥惠敏，对外交有贡献，家学、品德好，因出身好，没有考进士，袭侯，继“一等毅勇侯”爵位。左宗棠本是举人，西征时，上奏说要回来考进士，西太后乃送他一个进士，“虽曰不要君，吾不信也”（《论语·宪问》），不要功高震主即要君。
“以鲁当新王”，我拿你当某，不是你是某。文王，指文德之王，不是周文王，“法其生，不法其死”，读书人当有“文没在兹”的责任。“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即成为人人归往的对象，而非征讨之，是使其受感化而来，故天下往而归之。文王，文德之王。
《礼记·中庸》曰：“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郑玄注：“此以《春秋》之义说孔子之德，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二经固足以明之。”此解太勉强，乃自圆其说。律，法也，“上律天时”，一部《大易》；袭，沿袭，因也，“下袭水土”，一部《春秋》。“上律天时，下袭水土”，即法自然，“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
“与后王共之”，《易经·乾卦》“用九。见群龙无首，吉”，董子曰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孟子曰人人皆可以为尧舜。
汉时，经书以外有纬书，如《春秋元命苞》《春秋感精符》等，与今文经、传皆合，有些不错，如《诗含神雾》曰“诗者，持也”，孟子说“持其志，无暴其气”（《孟子·公孙丑上》），深懂中国东西。《读经示要》以今文家之学，以纬书得之为多。
《易经·乾卦》：“《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春秋》变一为元，明王者当继天奉元，养成万物，故曰“君之始年也”。君者，群也，民众。群之始年，万物之养成，蒙天覆地载之公，非德一君之私育也，故新王继天之志，述天之事，必能“民胞物与”，仁爱及万物也。“杀一无辜而得天下者，不为也”，仁政，不能用霸、用武，仁，生生之谓。在生生之道下活着的就是人，故曰“人道之始”。“大哉乾元、至哉坤元、奉哉人元”，《春秋》变一为元，乃人元也，故曰“人道之始也”，此为人道之始。
曷（何）为（以）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
以上系于王，知王者受命，布政施教，所制月也。
一般历史写法：“秋，七月，天王……”先言月，后言王。
此为新王的正月，故“先言王而后言正月”，乃有别于旧王；新王的记事，不同于旧王记事方式。
“布政”，“政者，正也”，有别于乱，布其正法。“施教”，行其文德之教。孔子修《春秋》，意在拨乱反（返）正，正，王道也。
拨乱反正，谁为正？正本其源，自根上改不易。先标出“正”是什么，使大家“知正”了，才能“返回正”。以“正”为标准，往前去做才能成功。
中国学问是“源于道”，非源于道家。儒家、道家皆源于道。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未知其名也，字之曰道”（《老子·第二十五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第四十二章》），以道生天地。《黄帝内经》亦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黄帝内经·阴阳应象》）。《黄帝内经》比《汉魏丛书》中的《三坟》好，值得一看。
《黄帝内经》分《灵枢》《素问》两部分，又称《内经》，是中国最早的医学典籍，也是中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之首。相传为黄帝所作，因以为名。但后世以此书最终成形于西汉，作者亦非一人，而是由中国历代黄老医家传承增补发展创作而来。
《汉魏丛书》为明人程荣所编。按四部分类，共收书三十八种，经部十一种，史部四种，子部二十三，集部无书。收录诸书，巨细无遗，大小均收，不作任何删节，从而能较完好地展现诸书原貌，提高了此书的文献和版本价值。
坟典，为《尚书》之起源，道家之学出自史官，传有天道三皇，曰：天皇，地皇，人皇。有人道三皇，曰：伏羲氏（太皞），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三坟》，即三皇之书；《五典》，为五帝之书，少昊、颛顼、高辛、唐尧、虞舜之书。
作《道德经》的老子是否为李耳？有问题。黄老之学产生于战国时代，尊传说中的黄帝和老子为创始人。钱穆主张“庄子在老子前”（《庄老通辨》），但就文章看，老子当在庄子之前。
《读经示要》讲《春秋》部分，必要先看。读书要不厌其烦，以看书作为消遣，慢慢地琢磨。
王者受命，必徙居处，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变牺牲，异器械，明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
“受之于天”，故必“继天奉元”。三统、三正，所尚不同。何休真是用心良苦！
《白虎通·三正》曰：“王者受命必改朔何？明易姓，示不相袭也。明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所以变易民心，革其耳目，以助化也。”《春秋》以鲁为化首。
“王者受命”，新王有别于乱制之王。乱制东西的存在，使人有“大丈夫当如是也。”
秦始皇出巡时，仪仗威盛，《史记·项羽本纪》载：“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高祖本纪》载：“高祖常繇咸阳，纵观，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
“明受之于天”，要继天之志，故必继天奉元；“不受之于人”，乱制是“受之于人”。“至禹而德衰”，自禹以后即受之于人，家天下。
废掉旧时代的东西，完全用新东西。明受之于天，非受之于大盗。受之于天，公天下。乱制，是受之于人。
《论语·尧曰》“天之历数在尔躬”，夏历正月，斗柄回寅（十二月指丑方，正月又复还复寅位），明受之于天，表明新王之法，此亦为《春秋》之志。证明孔子新王之法，与一般历史不同。
“徙居处”，将所居所处皆改变，使摆脱昔日之恶习。
“改正朔”，清无改正朔。中山革命，改正朔，用阳历正月，现在正月为夏正。寅，斗柄回寅，初一、十五也变了，望也换了。旧时十一月，民国一月。
“易服色”，当政者易服色，百姓别衣服。尚白，以白色为贵，殷尚白，朝鲜为殷民，亦尚白，礼服全白。也有尚红、尚黄、尚黑者。尚黄，以黄色为贵，旧社会用黄色要压运，用石头亦压运，一般人以用黄色不吉祥，因清室尚黄，百姓不能用黄。中国至明，易色不易服，元、清服制改变。清大礼服，按品级；小礼服，长袍马褂；便服，不着长袍。中山改换中山装。
“殊徽号”，民国改国名、官名，党徽、国徽，徽号都变。
“变牺牲”，殷尚白，以后多半尚黄，祭祀牺牲用黄牛。尚黑，则祭祀用黑牛。清尚黄，用红黄色牛。此即变牺牲。
《史记·赵世家》曰：“随时制法，因事制礼。法度制令各顺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又曰：“三统三王若循环，周则又始，穷则反本是也。”三正之相承，若顺连环也，孔子承周之弊，行夏之时。
《何氏释例·通三统例第二》释曰：“《春秋》之义，固上贯二帝、三王，而下治万世者也……通三代之典礼，而示人以权。”《礼记·大传》曰：“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
据以往所知，那边做事亦有根据，中国书读通了。
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统者，始也，总系之辞。
旧疏云：“所以书正月者，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统天下，令万物无不一一皆奉之以为始，故言大一统也。”大一统，即公天下，双关语。
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
旧疏云：“凡前代既终，后主更起，立其正朔之初，布象魏（古代宫门外的阙门）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系于正月而得其所，故曰总系之辞。”王者受命制正月，必慎始初，凡一切政令无不奉以为始。假此正月，以为新王之法，天下定于一，大一统，远近大小若一。
自“内其国”始，基础才好，以之来“容天下”。中国人的思想先“内其国”，因其国以容天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远近大小若一。内外，乃是层次。
大一统，即公天下。“大一统”，“大”为赞词，“统”者始也。“大一统”者，通三统为一统，定于一，一统天下，仁者无敌。
孟子深于《春秋》，说“居天下之广居”（《孟子·滕文公下》），即《中庸》所谓“舟车所至，人力所通”。把国土丢了，还叫“大一统”？
“王者始受命改制”，改乱制，“布政施教于天下”。布新王之政，施新王之教化于天下，即一统天下。大一统，为政治目的，想达此，必要有新的教育，故为“政教之始”。以人道为“政教之始”，怀“民胞物与”之心。
元年正月，即“体元居正”，故曰“君子大居正”。《大易》之道，“大哉乾元、至哉坤元”，为体；“君子体仁，足以长人”，为用。为了“长人”，乃“改一为元”。帮助、扶助人曰“长人”，如保姆、父母、幼儿园老师，皆长人者。元为体，仁为用。仁者爱人，生生。仁政，有所本。我买地，修庙。懂中国学问，必要读《大易》与《春秋》。
正，王道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内圣功夫；王道，外王之业。必自“正名”入手，“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在中国，人生来都一样，是天民，“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性相近，习相远”。能行仁道，人就归往你。人“与天地参”，平视，天、地、人三才，何等尊贵！“得其天爵，则人爵随之”，富贵在天，富，天爵；贵，人爵。领导人为王者，圣王。
《繁露·玉英》曰：“谓一元者，大始也。”《王道》曰：“《春秋》何贵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道，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正本，入手处；本正，成了。正，王道也，新王之道；王者，人之始也，即人道之始。《春秋元命苞》曰：“王者，往也。”王，归往义。一经专制政体以后，人对“王”无好感，本义则为“人人所归往”，《白虎通·号》曰：“王者，往也，天下所归往。”
《繁露·王道》曰：“王正，则元气和顺，风雨时，景星见，黄龙下；王不正，则上变天，贼气并见。”又曰：“五帝三王之治天下，不敢有君（当动词）民之心，什一而税，教以爱，使以忠，敬长老，亲亲而尊尊。”“尊尊”，乃“民贵”的结果。“尊尊”，前为动词，后为名词。自根上认识中国思想，虽无“民主”一词，却为“民贵”观。
《春秋》重人，汉以《春秋》决狱。
又曰：“不夺民时，使民不过岁三日。民家给人足，无怨望忿怒之患、强弱之难，无谗贼妒疾之人。民修德而美好，被（同‘披’）发衔哺（口含食物）而游，不慕富贵，耻恶不犯。父不哭子，兄不哭弟，毒虫不螫（shì，刺），猛兽不搏，抵虫不触。故天为之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风雨时，嘉禾兴，凤凰麒麟游于郊。囹圄（监狱）空虚，画衣裳而民不犯。”百姓犯罪画衣裳，使民以为耻，则不再犯。“画地为牢”犹不高，“画衣裳”真高招！
“四夷传译而朝”，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时，各民族都有致敬团。台湾省的致敬团，除李建兴（1891—1981）穿长袍马褂外，其余皆穿西装。
1946年，李建兴参加“台湾光复致敬团”，赴南京会晤蒋介石及中央各要员，晋谒中山陵与明孝陵，至陕西遥祭黄帝陵并任主祭官，复到大陆主要城市访问，归撰《致敬纪要》一书，以记其事。1950年于瑞芳自刊。致敬团成员有林叔桓、林为恭、林献堂、黄朝琴、丘念台等人。
又曰：“郊天祀地，秩山川，以时至，封于泰山，禅于梁父。立明堂，宗祀先帝。以祖配天，天下诸侯各以其职来祭。贡土地所有，先以入宗庙，端冕盛服而后见先。”贡方物，三年一贡，有如上供，各地特产皆贡，金门贡糖。历史博物馆有存档，台湾贡番石榴，上有老宫批：“下次不必贡了！”贡物由老宫先嗜，可能吃坏牙了。台湾那时的番石榴、桃子可以打死人。我将桃子加冰糖炖，闭着眼吃，还有北京味。送的东西，宫中留得少，都发回，《中庸》所谓“厚往薄来”也。摆于庭院中，称“庭实”（陈列于朝堂的贡献物品），皇帝看一遍后，回送的礼极为丰厚。中国一直到清末，都维持此制度。
又曰：“德恩之报，奉元之应也。”“奉元之应”，即按仁政、王道行事之应。奉元之应，即行仁之应，王道之治也。熊十力曰：“全人类相生相养，无有不均，和之至也，而大同之治成，董子所谓奉元之应也。”
《读经示要·卷三》曰：“奉元之奉，谓敬以承之而勿失也。人皆自识真元，即能以天地万物一体为量，本此以立教，则群俗趋善，而太平之应不爽。”人为万物之贵也。
现称“奉元书院”，不要“夏学”（下雪）了！
将“王道之始也，王道终矣，王道成矣”，放在一起玩味。懂《大易》与《春秋》，则学术之视野加宽。还必细看《读经示要》《春秋繁露》。必要下功夫，此学术才能传下。
道统，即政统，《春秋》讲“大一统”“大居正”。统一，非大统一，但做到大统一亦不易，此为霸道。大一统，为王道，此为政治目的。政治上讲“大一统”，必有“大居正”之德，“大”为赞词。一统，乃政治的最高境界。
中国政治思想并不腐败，只是人不行，没有实行。有“大居正”之德，才能达“大一统”的政治理想。故孔子“变一为元”，《春秋》首书“元年，春，王正月”，元，生生，生生之谓易，仁，终始之道。此观念可以写篇文章。
元，仁也。天有好生之德，法天。孔子懂“体仁”“长人之道”，故变一为元。元年正月者，体元正位，有位必有其德，此为正位；有位无其德，则为窃位。老师亦然，必守住正位，居正。
中国人的大一统，即大同，公天下，天下为公，王者无外，大居正，文王之德，即《中庸》“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坠），莫不尊亲”，亦即《孟子》所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此为儒家之真精神，“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得志、不得志在其次，而在行天下之大道，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真读完《大易》与《春秋》，才明白《四书》。
“因其国以容天下”，以鲁为化首。大一统，公天下也，人人都和你合作。问：“天下恶乎定？”对曰：“定于一。”问：“孰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问：“孰能与之？”对曰：“天下莫不与也。”（《孟子·梁惠王上》）串在一起，明白中国思想为“仁治”之境界。
做官的皆必奉天之道，才能即位，故先言“正月”，次言“即位”；即先言“居正”，才能言即位，表明“受之于天”，非受之于人。
连厕所都要刷洗，何况院中草能不除？知识分子必要再接再厉，使每一段都有进步。
理论没错，但行事不易，旧包袱难抛，故主张革命。
公何以不言即位？
据文公言即位也。
此指历史言。
即位者，一国之始。
言即位，为一国君之始年，是乱制；不言即位，乃群之始年，公天下，群之始，不能即位，人人皆可以为尧、舜，群龙无首。
政莫大于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气，正天之端。《春秋》这个朝代，正群之始。
元者，气也。天之端，春始。“政莫大于正始”，正群之始，故《春秋》（一个朝代）“以元之气，正天之端”，元者，气也；天之端，春始也。
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通“境”）内之治。
“以天之端”，自法天来，正新王之政；以新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境内之治。
诸侯不上奉王之政，则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后言即位。
新王，大居正，不同于一般之即位。
政不由王出，则不得为政，故先言王，而后言正月也。
《繁露·竹林》曰：“《春秋》之序辞也，置王于春、正之间，非曰（岂非说）上奉天施而下正人，然后可以为王也云尔。”皆非外求，必要求己。《说苑·建本》曰：“魏武侯问元年于吴子，吴子对曰：‘言国君必慎始也。’‘慎始奈何？’曰：‘正之。’‘正之奈何？’曰：‘明智，智不明，何以见正？多闻而择焉，所以明智也。’”
治国之端在正名，“必也正名乎！”今所正皆私名，非公名，如想达目的，来个“临时条款”“动员戡乱”，但“名不正，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子路》）。
昔人做事像样。今天社会之所以乱象太多，在缺少“正名”功夫，故“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
假仁假义，久假而不归，焉知其非仁也？也比不仁不义好，利仁境界，“智者利仁”。“仁者安仁”，安仁境界，“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中庸》），在什么环境都不变，“安仁者，天下一人”，没有分别心，无好坏观念，皆一视同仁。人皆有向上心，总想往上学。
悟到境界，真知，在此力行、生活，即富生命力，读书读活了，使自己活活泼泼。想有用，不必贪多，贵乎精，必要深悟，“博我以文，约我以礼”（《论语·雍也》），“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颜渊》），博、约并用。
《通鉴辑览》时常浏览，可以知历史，实用。《二十五史》不容易读完。人生像看电脑屏幕，滑着看。
王者不承天以制号令，则无法，故先言春，而后言王。
“承天以制号令”，天道尚公，则天之公以立法。
天不深正其元，则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后言春。
“深正其元”，元含乾元、坤元，“阴阳合德，刚柔有体，生生不息”。阴阳不能合德，则不能生生化化。
春者，天地开辟之端，养生之首。
五者同日并见（现），相须成体，乃天人之大本，万物之所系，不可不察也。
《繁露·二端》曰：“故圣人能系心于微，而致之著也。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五者俱正，而化大行。”五始，天人同德，“天听自我民听”，“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必加以玩味。
成公意也。
“公”，双关语，群而无首曰公。“成公意”：一、成“大公”之意，成“群而无首”之公意；二、成“隐为桓立”，讲历史。
“群之始年”，故不言即位，“见群龙无首，吉”。
有了“居正”，才言即位。今天团体也有伦常，有人即有伦常。如何防乱？成大公之意，公天下。
第一节经特别重要，乃经中之经，点出“公天下”，尸子称仲尼尚公，故为“群之始年”。仔细看《读经示要》的解释。
“微言”，微而不显之言，体；“大义”，一切决之以礼义，用。一般人不易明白者，为微言；大义，能行出者，“大”为赞词。
《读经示要》曰：“《春秋》有大义，有微言。大义者，如于当时行事，一裁之以礼义……微言者，即夫子所以制万世法而不便于时主者也。”
中，礼义。中国，礼义之国。中道，行礼义之道。微言大义还分时代？一切决之以礼义，我骂在此。自国民革命至抗战牺牲多少人，就为台湾“独立”？为死人气愤！
开始，要点必抓住。“非常异议可怪之论”：“君之始年”，群之始年也。“成公意”，成公天下之意，人道之始。
王，必要有王之德，百姓才会自动归往。天子，继天之志，述天之事，当奉元以养成万物。王，指德；天子，指述。非自封为王、天子者。
《春秋》是思想，不能用考据学来研究。《春秋》代表一个时代，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存三统”，新建一统，即《春秋》。
“唯王者，然后改元立号”，指《春秋》“新王”之“王”者。《春秋》以外之王者，即使改元立号，也非真王者。孔子以周已经过去了，“以鲁当新王”，假鲁为《春秋》此一时代的京都。《春秋》假托新王以鲁为京都，此王者非以前的普通王者，乃《春秋》之新王。王者，代天行道，“君子体仁，足以养人”，继天奉元，以养成万物。
中国讲“王道主义”。天德，王道之隐；王道，天德之显。我不敢用王道书院，用天德黉舍。王道之始，《孟子·梁惠王上》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cù gǔ，密网）不入洿（水浊不流）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熊十力以孟子通《大易》与《春秋》。
基本思想：王道思想。《春秋》，王道之成也。中间程序，可加以研究。
《五经》（《诗》《书》《礼》《易》《春秋》）为大本，其他经为《五经》之传。三礼（《周礼》《仪礼》和《礼记》，《周礼》原称《周官》）、《春秋》三传（《公羊传》《穀梁传》《左传》）、《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
《相台五经》可置于身边，随时随地看。
岳氏刻本《相台九经》，考证精密、审慎，版刻精良，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和推崇。清廷先得《春秋》藏于昭仁殿，后又得《易经》《尚书》《诗经》《礼记》藏于御花园之养性斋。清高宗弘历念此《五经》“幸合则不可使复分”，遂在昭仁殿后庑另辟一室，专藏《相台五经》原本，命名为“五经萃室”，并令词臣翻刻，每卷之末附有词臣撰的文字异同考证。此书为后世研究古代经学保留了重要资料。
会背《五经》，还必经玩味功夫。中国东西没经玩味不成。大本抓不住，非中国思想。
今后中国学问到底要走哪一条路？《当代》（十一月期）批评中国文化书院的话，我都不懂。“兴儒书院”在大陆无成；又办“兴儒补习班”，仍讲旧东西。你们程度之低，因书读的少。
在社会遇事不必灰心，有力量则力求突破，没力量就找一小庙出家，大庙是非多。既出家，应是看空，何必在乎是非。“心出家”，与“人出家”不同，一个人心静不易。社会即“是非”，孔子之有德，还“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史记·太史公自序》）。不是秦始皇才焚书，自古就有焚书，《孟子·万章下》称“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明白此，对社会所有现象皆不以为是，才能突破，否则被社会所逼疯。活着，必要有阿Q精神。
读《春秋》的基本书：《春秋繁露》《说苑》《新序》。
中国有四大名序，《太史公自序》为其一。太史公司马迁是董仲舒的学生。
陈立研究今文家，但也走考据训诂路子，其《公羊义疏》抄了一大堆，但不明微言大义。
《公羊传》第一章很重要。孔子要思想革命，费多深的头脑！要“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
《春秋》的政治大纲：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贬天子”，“天子者，爵称也”（《春秋公羊传·成公八年》“秋七月，天子使召伯来锡公命”，何注），一爵，可以贬，贬其职；“退诸侯”，成诸夏，“夏，中国之人也”，大家都变成“礼义之人”了，打消阶级、偶像，提高人的尊严；“讨大夫”，“世卿非礼也”，大夫不得世。
这些思想在那个时代得多隐藏，故微言大义在“口说”中，注解亦有所隐藏。慢工出巧匠，《公羊》是思想，不是文章，自此看孔子怎么用思想。
《公羊》讥世卿，以世卿非礼也，因当时权在大夫。老百姓拥护谁，谁即王。尧、舜以“让”，孔子删《书》，首尧、舜。孔子立新王，故有王制，拨乱反正，即要除乱制，返回新王之制，此《春秋》之志。
《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怎可说孔子是封建的护符？《论语》当好好读，孔子有两次要参与造反；崔述（1740—1816）以此二章为伪，乃没有读今文。非任何人都能造反，造反也得有智慧。
《春秋》这部书要表现什么？《春秋》之志，亦即孔子之志，孔子志在《春秋》。《春秋》之志，在养正，成圣功。一个人如没有智慧，什么也做不了。半懂不懂的，增加很多的痛苦。
《春秋》这个朝代，孔子立“一王之法”。绝对是绝响，现听到公羊学已经没了。蒋庆绝对不高明，邻近南海。
《春秋》假隐公以为新王，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孔子认为所有的王，都得是文德之王。
一、元、文、正，四字未通，《大易》与《春秋》都通不了。
孔子志在《春秋》，《春秋》拨乱反正，方法：“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终极目的：“以达王事而已矣。”（《史记·太史公自序》）
此《春秋》，并非“春秋战国时代”的春秋。“载之空言”，写历史也是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即表现于行动，亦即革命。所有历史皆天下的仪表，要读活历史。《史记》表现“真”事，并非写文章。
有智慧，应写《公羊传微》，但不易。把一意见，以笔写出，叫人明白不易。
新王之制，为王制。《礼记》有《王制篇》，但光有其名，已无其实。《荀子》亦有《王制篇》，证明儒家确讲王制，但内容多已遭窜改。
《孟子·万章上》有“至禹而德衰”之说。尧舜时代为王者时代，公天下；至禹而德衰，开启了家天下，夏、商、周均为私天下。孔子在周末，创一新时代——《春秋》，说“三世必复”，要复尧舜之公天下，因其“祖述尧舜”。历经夏、商、周，故说“三世必复”；但没有达到目的，又说“九世必复”。
尧、舜是选贤举能，《礼记·礼运》“选贤与能”，“与”，举也，用之意。选与举，为两件事，选贤举能，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今用“选举”，讲不通。
《繁露·三代改制质文》曰：“《春秋》上绌夏，下存周，以《春秋》当新王。”孔子为宋人，宋为殷之后，杞为夏之后。又曰：“《春秋》当新王者何？曰：王者之法，必正号，绌王谓之帝，封其后以小国，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后以大国，使服其服，行其礼乐，称客而朝。”若说《春秋》是一本书，是指历史说。孔子的《春秋》为一朝代，开辟新天地，首先必正号，绌王谓之帝，但其国亡了，仍不能毁之，要“继绝存亡”，使之奉祭祀。《尚书·益稷谟》“虞宾在位，群后德让”，尧之子丹朱，亦称客而朝。前二王之后，不为此朝之臣，为客人（贵宾），可以穿其衣冠，行其礼乐，是平行的。
一到末代就完了，千古艰难唯一死，宁可丢脸丢到死。
《三代改制质文》又曰：“故同时称帝者五，称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统也。”九皇、五帝、三王。清之三统：元、明、清。蒙古王真有权，清与蒙古部族做亲戚，使其无法造反。通三统，即重视“源”与“本”，“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
通三统，亦即存三统，《春秋》讲存三统。《春秋》为一新王朝，有所本，即道统，亦即政统。
张三世，三个步骤：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太平世的终极目的——华夏，“远近大小若一”，一视同仁，故小国来朝也不会看不起。
《春秋》中的“夷狄”，是以文化论，“入中国则中国之”，不以种族论。“安仁者，天下一人”，王道主义，安仁境界，视天下若一人，远近大小若一，无“远近、大小”的观念了，才能“若一”。
《春秋》若无孟子的提示，即不知《春秋》说些什么。《春秋》法天，一切政制皆法天，“《春秋》，天子之事也”（《孟子·滕文公下》），学天，天子之父为天，法天在此，继志述事。天，生生不息，爱，仁政。“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孔子“祖述尧舜”，法天之行政长官，为天之儿子，故《春秋》为天子之事，一切按天行事。所有的吃喝，均为天之德，天德好生，仁也。王者之政，仁政；王道，仁者之道。
仲尼其素王乎！孔子为“素王”，素，空也，有王之德，无王之位，有德而无位，大家都承认孔子有德。
蒋庆《公羊学引论》以“文王”为孔子，有问题。一、“文王既没”，“王”会没，但“文”不没，“文不在兹乎”？二、“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论语·子张》），文王、武王坠于地，但文武之道未坠于地。“止戈为武”，武之道在研究如何“止戈”，“不战而屈人之兵”（《孙子兵法·谋攻》）。文王，并非讲人，而是讲道。讲书者故意讲偏了。
先修德，天下成事绝没有缺德的，天天算计别人，而忘了造就自己。“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没有行孝悌、泛爱众，是人？孝悌是最基本的，刚开始。“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文了，“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论语·颜渊》）。《文会图》，《十八学士图》。
《文会图》相传是宋徽宗赵佶的画作，画中主题是环桌而坐的文人正在花园中饮宴。仿唐代《十八学士图》。唐太宗李世民仍是秦王，尚未登基之时，就招揽了杜如晦、房玄龄等文士，这些人被称为“十八学士”。由画家阎立本画了一幅《十八学士写真图》，在图上记录他们的姓名、容貌、官衔，让后代可以浏览这些名士的风采。
“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王者，天下之所归往”，修文德来的，所以为文王。“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人人皆有文之道，人人皆可以为文王。
串在一起，可以了悟很多。区区《四书》，其中富含多少精华！学问必得大家检讨，要研究、探讨。如再不努力，就很悲哀。
鲁，为《春秋》之京都，《春秋》都于鲁，张治本，以鲁为化首、样子，因其国以容天下。
由此，可知《春秋》并非历史，完全是乌托邦，乃人间净土、王道乐土。《礼记·礼运》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尧、舜选贤与能、公天下；孔子“祖述尧舜”，以尧舜“公天下”，要达“大同”。
《礼记·礼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份），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称“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为“六君子”，“小康”的代表。六君子，小康的圣人。
《礼记·礼运》曰：“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型）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大同”“小康”两者应分清，不可以混淆。
董子曰“《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古”，尧、舜，祖述尧、舜，选贤举能。圣者法天，贤者法圣。在法时，必见贤思齐，此为大原则，别人有所长，即思齐，有此志向。
《繁露·楚庄王》曰：“《春秋》之于世事也，善复古，讥易常，欲其法先王也。”法古，复古；先王，指尧、舜，为孔子假设的最高境界，亦即法二帝，《尚书》首《尧典》《舜典》，二典为帝王典范。《尚书·尧典》“曰若稽古”，“曰若”，语气词；“稽古”，考核、研究古也。稽古同天，以人言为尧、舜，以道言为天。法圣、法贤、法天，为一回事。
《春秋》以“变古易常”不好。尧、舜之前，以德治天下。禹为第一个“变古”，改变尧、舜之前的常道。《春秋》“复古”，以尧、舜为古，其法为常法，选贤让贤，仲尼“祖述尧舜”。
《春秋》讲“复古”，说“三世必复”，为孔子时。但孔子看不行，乃又说“九世必复，虽百世亦必复”。真理就是一个，士尚志，志在《春秋》，此为一个志。一个人有志，只要一口气在，必能实现。“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含无尽意，今争自由、民主，即《春秋》之志。志最可怕，社会经验多，才知《春秋》，可得许多教训。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经》”，知常守常，失常就坏，国与个人皆一也。
《繁露·重政》曰：“春正月者，承天地之所为也，继天之所为而终之也。”“天无私覆，地无私载”（《礼记·孔子闲居》），天地之能，生生；“天工，人其代之”（《尚书·皋陶谟》），天地未完成之事能完成，此为王者之事。
领导人自“正心”开始，《大学》所谓“格、至、诚、正、修、齐、治、平”，“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心正，自正心入手，正心而后心正。心正，别的地方才谈得上正。自修心（正心）开始，正心诚意，心正则一切都正，到一境界最重要。
“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韩愈《原毁》），忌，进而不择手段地破坏。自心里改变很难，人心本不太正常，加上环境的影响，一有“我”，问题就发生。今天会写的不在少数，但做事能平整不易，即“是就是是，非就是非”，无私见。
中国人善于政治，读书人会谈政，每部书皆政书；若在政治斗争上失败，真是对不起祖先。
老同学不多话，看老师似发疯，不过可能他们对也不一定。孔子说：“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论语·子罕》）有闲时，心有所想，就看书。
希望几个人发心，好好研究《大易》与《春秋》。《大易》讲“体元”，“君子体仁，足以长人”。体得“元”了，了解还得实行。《春秋》讲“奉元”，知而必行，即奉元，按“元”之道做事。知后要行，行可帮助知。知一分，经由行，可以体悟得更多。不必学书呆子。
你们遇事总是逃不行，这一辈子该做的事都得做，成功与否是另一回事。读书人总在讲的境界，做就不行。
佛讲“地狱”“因果”。大家如都好，那地狱不就空了？印顺（1906—2005）到老，犹觉得自己行得不彻底。熊十力到老时，亦以自己行得不彻底。将自己主张行得彻底，是即是，非即非，是是非非，但不知要得罪多少人。
有人批评《通鉴辑览》，说“上面批得酸溜溜的”，不以为是。什么人都有，一笑置之！在哪儿说话，都叫人知道。说话一定要小心，转弯都能回去。千万不要随便说话。若怕人知的话不要说。要人宣传的术，“你千万不要对人说”。你们最好不要得罪人，否则多一层障碍。
《春秋公羊传·哀公十四年》《传》曰：“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何注：“乐其贯于百王而不灭，名与日月并行而不息。”帝典：《尧典》《舜典》二典。“等量百王”，看其够不够“王”与“天子”之位。《传》曰：“其诸君子乐道尧舜之道与？”何注：“道同者相称，德合者相友，故曰乐道尧舜之道。”《传》曰：“末不亦乐乎尧舜之知君子也。”何注：“德如尧舜之知孔子为制作。”乃指“未来的尧舜”。
没有耐力，难以读《春秋》。自己不下功夫，完全没有办法。
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我以为《孝经》有汉儒所加，因汉室以“孝悌力田”治天下。现《孝经》为汉时的百姓通俗本，经文与后文非一时之本。经文（即《开宗明义章》）若《论语》文笔：“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中于事君”一句，当为汉儒所加，下面才有《天子章》《诸侯章》……《开宗明义章》会背，即明白什么是孝。
佛经的《心经》译得好，但《学》《庸》（《大学》《中庸》简称，下同）可与其相提并论，此指经文（第一章）而言，后面则掺很多。皆涵盖中国文化精神之所在。
“统一”与“一统”，境界不同。中国讲“仁、霸”之分，但不反对霸。在未天下平之前，孔子赞许霸业。孟子“以力假仁者霸”，“久假而不归，焉知其非仁？”假仁者“霸”。假，假借；安，造次、颠沛皆必于是。“久假而不归，焉知其非仁？”“以德行仁者王”，安仁者“王”。由“霸”至“王”，也必行之以渐。最高的境界，也是一步一步来的。
仁、义之分，王为“仁”，霸为“义”。《繁露·仁义法》曰：“王者爱及四夷，霸者爱及诸侯。”
《春秋》贵仁，仁者爱人，仁者无不爱，故其恻隐之情、继绝存亡之志，常寓于书法中，夷狄能慕中国者，则进之，“入中国则中国之”，扶勉以礼义。但“不与夷狄之主中国”，故美齐桓之能攘夷狄，“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许管仲乃其仁，乃其仁。
《五经》必要熟了，能依经解经，才能“吾道一以贯之”。
现在人享福，应好好用功。昔日点油灯，写字还要磨墨。现在的文章固然不错，但是写中国东西并无深入，皆不真知，完全胡扯。
《大易》与《春秋》不懂，还能谈中国学问？《春秋繁露》中有微言大义，也有应付时主之语。
将我所讲，回去串在一起，写小文章。真有学问必要勤，想起就写，写在书上，日后作成集锦。必得像疯子般，才能有成就。
新王，非一般朝代更易之新王，而指《春秋》之新王，以《春秋》这一朝代当新王，即《春秋》之新王，表明继天，而非继之于人，故新王必得改制。新王之制，人人皆可以为尧舜，人人皆得继天之所为而终之。天能生物，人能役物，即无一废物，同《尚书》“天工人代”的观念。
孔子以新王以前之制皆“乱制”，新王之制则为“王制”。《春秋》拨乱反正，返回王制，此为孔子的政治理想，至今犹未达到，所谓“为后世立法”在此。
新王必除世及之乱制，即家天下私相承受之制，但必加以小心，以防祸灭九族，故“定哀多微辞，主人习其读而问其传，则未知己之有罪焉尔”（《春秋公羊传·定公元年》《传》文），何注：“此孔子畏时君，上以讳尊隆恩，下以避害容身，慎之至也。”至清，犹有因“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而招来杀身之祸者。
在任何团体里，最可恨的即奸，反正到底即奸。千万要守正，一不守正，一辈子被人瞧不起。读书人不必于小处显才，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若无奸，怎知“清风不识字”“维民所止”之所指？
第一章的观念必要弄清。要改乱制，改些什么？改之中，有些不改者。《繁露·楚庄王》曰：“今所谓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变其理，受命于天，易姓更王，非继前王而王也。”非改其道，非变其理，“道”与“理”不能变。今孝道之理都变了，怎能不垮？
又曰：“若一因前制修故业，而无有所改，是与继前王而王者无以别。受命之君，天之所大显也。事父者承意，事君者仪志。事天亦然。”“事君者仪志”，仪，仪仗队，有仪以显威仪，故事君应配合君之志，但非自己无志。为人做事，必配合东家之志，“做事不由东，累死也无功”。年轻人有志，可以自己干，就是摆地摊也可以，但其后要有志，乃是为己，赚钱是有目的。
一个人必为自己活，不喜不必混，第一志愿应拼命干。做事一展己之抱负，但别人给的应先考虑能做几年，占人生能做事时间的几分之几；若是十年，十年后能为国家贡献什么？必要有专学，不在乎别人用否，照样可以有贡献。自己的智慧，必自己能开拓自己。学经济的想要对时代有贡献，可以聚合学经济者，小为自己干，大为时代干，日久即成型。就是当“总统”也有年限，任期一过即平民一个。
怎样达自己的抱负？必要养成群德。“乐道人之善”（《论语·季氏》），谁不与你亲近？则能达到群德。今人专挑别人毛病。要站得住，根深了，叶必茂。浮萍无根，不知自己做什么。想研究政治理论，说太空了，研究对象是什么？做事不要茫无头绪。
应清楚自己一辈子要做什么，喜做陶器，做最好又能怎样？我一生不玩泥巴，不喜瓷器，但能鉴定，因瓷器再好，一分钟即可毁了，甚至不必一分钟。喜金石，使尽全身精力，又刻几个图章？不欣赏。
中国这么大，任何方面都需要人才，只要有努力的方向，都可以有所成就。中国要与先进国家相比，如研究卫星科技、太空科技之类，必要将智慧用于有用处。学文史哲的应好好发挥中国思想，绝不亚于西方。应客观研究学问，不要囿于旧说。完整书并无几家，皆各本其师承，各家笔记都要看，博极重要。
名利中犹存半点理智，欲则埋葬自己。想有点成就，必要有人样。好名者必作伪，好利者就侵占。人在世很不容易，必要随时有戒心，不一定有成功机会，至少不身败名裂。欲很难脱去，邪道事洗不清，不正常的人遇到任何女人都动心，嫖绝对不行。
成功必在我，只能成小圣，不能成大圣。好名必不择手段。气势很重要，叫天下人纪念你，不必自己纪念。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名利害己。真读书，培养自己很重要，革命家得真有学问，必要拼命读书，名实相称。
好好读历史，往事的记载，以之为鉴，如《资治通鉴》。要有评过去事的能力，掌握现在事的智慧，不人云亦云，得有正知正见，才是有智慧的人。知识分子要能做天下人的“警钟”。
否极泰来，泰去否来，“否泰，反其类也”（《易经·杂卦传》）。中国人少有自杀的观念，因为否极泰来。有智，则在绝望时，正给予最大的盼望，“治起于衰乱之中”，于乱世中犹能猛干的力量。
必要重视民族精神，此一民族才有希望。重视中国人的智慧与思想。活着，每天必抱着“如临大敌”的气势，“士可杀不可辱”（《礼记·儒行》），对有抱负的人绝不可辱之。年轻人必要培养器识、气势，“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患得患失的样子难看。先培养器识，才能培养气势。气势是由环境培养出来的，孟子说“居相似也”（《孟子·尽心上》）。培养自己才足以有为，要练成“久假而不归”，胡适就是个例子，其术不错！必要有术，曾文正养拙、求阙。
人真有野望，必得吃得了苦，必要有真功夫，否则，怕“后夫凶”（《易经·比卦》），却成“首当其冲”。必要有胆、量、识，识为成功之基，没认清绝不乱说，一说话必要能号召天下。有识者非未卜先知，乃知己之所短，必有把握才说，则其言无不中矣。
孔明施“空城计”有胆，是失识后有胆乃成，在城楼上轻拂琴弦；听其音一点不乱，司马懿因此退兵。但明知马谡不堪大用，何以用他以致“失街亭”？事后生气，挥泪“斩马谡”，也只显自己之无识。《失空斩》是部好戏，但毛病多，前后之德有矛盾。
为政之道，光说不练，无用。多少人在病态里生存，而习以为常，自以为是金科玉律。真有智慧极重要，要善智慧，不要老是跟人后跑。
昔日修皇宫，有样式雷，磨砖对缝，严丝合缝，墙面绝不裂。陵是地宫，但不渗水。兴京陵，又称永陵，清龙兴之地，有许多迷信。兴京（赫图阿拉）改成新宾，今辽宁省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
历史的是非，是将来的判断。必替自己负责，人皆要死，必重视历史价值。一东西不在大小，而贵乎有实力。实力不足，完全伪装，外边有戥子。
一言一句都影响自己终生，人无言便是德。“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论语·颜渊》）应严格训练说话的机术，必要言中有物。话不在多，一句话，言中有物，也会扰人心思。
与人关系不那么近，就不要离间人家的亲情。人有耳，墙有缝。人知了，必“君子报仇，三年不晚”，碰上一狠的，就毁了你一生。政争，就是你死我活。
有想法就有责任感，于任何环境中皆有感受，应如何去做？空想与实际距离远。
先当文章读，再自实际看，经时间印证，知理论是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全盘西化”“本位文化”，为清逊位到国民党退据台湾的几个思想。
读书不可以重注解，注解皆有其时代背景；不重之，但以之作为入手处，若得鱼忘筌，自经文本身认识。
“以夏学奥质，寻拯世真文”，夏，中国人；学，知行合一：自基础认识中国人的知与行，读书目的求“知”以外，用“行”印证，才为真知。“寻拯世真文”，非寻找“理论”，乃正视“实际”，文章应贵实际而可用，可自其中得救世的智慧。
自《易经·系辞传》，可以找出较古的思想，伏羲“仰观俯察”，从自然界得结论，画八卦，其思想成型。
“一以贯之”，必“心会神通”才能达到；依经解经，亦然。
民国以来，废庙为学校，此是非不论，但中国人的传统、信仰一夕间去除，百姓将起反感。忽略哪些该改、哪些不该改，故不受喜欢。
面对百姓，不能忽略传统、伦理、习俗，此即“道”。教育多，改变快，自然就会改变，不必毁。治国平天下不能违众，慢慢自根上来。《繁露·楚庄王》曰：“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乎！’言其主尧之道而已，此非不易之效与？”无为而治，顺自然而为。老的不必改他，小的自根上着手。民俗改变，是逐渐的。易中有不易之处，即道。
《商君书·更法》曰：“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法令能当古玩保存？“当时而立法”，怎能三四十年犹一成不变？“因事而制礼”，民国以来无制礼，民众无所遵循。“礼法以时而定”，礼以时为上，随时制礼，以时制法。“制令各顺其宜”，顺自然之宜，此为道统。
一国最重要的为礼、乐。生、死、结婚，乃人生三大事。
生，弥月之喜，百日押百岁。
小儿出生满一个月，“弥月之喜”，也称“满月”。一般会先敬神祭祖，或请客宴席，同时为婴儿剃下胎发，祝他从头开始，一生美满、幸福。
《颜氏家训·风俗》：“江南风俗，儿生一期，为制新衣，盥浴装饰，男则用弓矢纸笔，女则刀尺针缕，并加饮食之物，及珍宝服玩，置之儿前，观其发意所取，以验贪廉愚智，名之为试儿。”又称抓周、试周、拿周。新生儿周岁时，将各种物品摆放于小孩面前，任其抓取，传统上常用物品有笔、墨、纸、砚、算盘、钱币、书籍等。抓周物品样数是六的倍数，如十二或十八，取“六六大顺”吉祥之意。
死，昔日收完奠仪，送者上吊（弔，祭奠死者），哀家要叩谢，写“跪领”。
吊，《说文》云：“问终也。”《礼记·曲礼》曰：“知生者吊，知死者伤。”《玉艒》云：“吊生者曰唁，吊死者曰吊。”
昏（婚），大陆乡下，天未明结婚，坐八人抬的大轿。太阳未出，即日出前拜天地，在子时至日出之间。不拜天地，不算夫妇。
民初订《中国新礼仪》，却也没实行。之后，更是乱得无以复加。今天祭孔穿西装，孔子也吓一跳，怎么来这么多的混血儿？
大陆用中国传统的礼。旧时满人，弟死，弟媳可嫁亲弟兄，在汉人则不可。满人习以为常，但书中掩而不谈，因无若汉人仔细的礼法。入关后，乃改习汉人礼法，而汉人则以旗人礼法太重。
“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不否认天命，但以人能胜天，不能忽略人事，皆见之于行事。
你们不懂为文之道。看《离骚》多美！文章格局，用字之美！《诗经》为百姓之产物。先秦两汉文章还有能读者，愈下面则每下愈况！艺术之美，焉能断了？应加以保存。
男女同学应发心做一门学问，诗、词、歌、赋选一个。学文史哲的，至少应以一生精神学一件。以《昭明文选》修心灵之美，会背，再加上三五年工夫即成。必要会背，无第二秘诀，加上心细。“文选烂，秀才半”，我不会作，但会窍门。
昔书背完后，再讲书。不必挨着背，自短的入手，自一家入门，从喜欢的开始。文章，连白话也有起、承、转、合。入门后，愈长愈好，起、承、转、合，如看大戏。读《陈情表》，不懂才不流泪。
谁会背，给谁讲，我不再训练自己了，来生当农民算了，也不必识字！
完全在乎自己。必要有好奇心，培养心灵美、内在美。学术与医生同，越好越值钱。不必贪多，一个有成即可。古人时间多，学得少，可以不出屋，天天读书。
成佛，不在出家不出家。表面变没用，最重要的是心变，心即佛。心无变，如何成佛？人的改变太难，不能自根上变没用。
中国思想“居天下之广居，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以天下为己任，孟子“受业于子思门人”，深懂《大易》和《春秋》。“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以鲁为化首，以中国为化首，因其国以容天下。
孔子主张进化，说“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论语·子罕》），总以为一代比一代强。在政治上“存三统”，即有本有源，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有道统，有政统，通三统为一统。大一统，非另起炉灶。
“周监于二代”（《论语·八佾》），周以夏、商为监，而建天统，教以文，尚文。《春秋》以商、周为监，而建人统，群之始年，人道之始也；教以忠，尽己之责；制尚质，本也。人人皆可以为尧舜，人人皆有士君子之德，无首。《春秋》要“以质救文”，因周“文”出了毛病，必以“质”救之。
做事也必“慎始初”，不能老是马虎，要慎始诚终。开始弄乱，脚步更乱。人最难的即持之以恒，乃一事无成。“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经·乾卦》），如细水长流，不间断。
天道之常经，仁，好生。慎始，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但必要识微、察微。“一叶落而知秋”，即识微；识微后，要研究此“微”，则知“履霜，坚冰至”（《易经·坤卦》），要防微杜渐。
年轻人光知做梦。谁无梦？但必自第一步开始。同学办事能力欠缺，不知什么是开始，完全本末倒置。《论语》说“本立而道生”，即慎始。
“大一统”，并非口说，行远必自迩，当慎始。《繁露·重政》曰：“《春秋》变一谓之元，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万物必随天地终始。种花生，必重节气，否则光长树，不结果，过时即不生。动植物皆一也，过节气则不生。猫狗过月不生。
人则不受限，“人惟有终始也，而生不必应四时之变，故元者为万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人自有终始，只有人不受节气的影响，不分春夏秋冬，哪天都可以生，故人为万物之灵，“与天地参矣”，人与天、地平等。三才，天、地、人，皆自“元”来。
“元”者，为万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人之“元”即在“乾元”之中，天地之“元”亦在“乾元”中，故“元”为大本。
《繁露·楚庄王》说“《春秋》之好微与其贵志也”，又《二端》说“圣人能系心于微，而致之著也”，要识微。慎始，犹不足，还要诚终，慎始诚终，有始有卒。识微，察微，行出，致之著。
多数人做事皆虎头蛇尾，应是完事了也不走样。办事办走样，与原先设计不同。画样子，故宫有“样式雷”，传媳不传女，怕外传。
《二端》又曰：“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五者俱正而化大行。”“大哉乾元”，因其能统天，“万物资始，乃统天”。最高标准为“天”，“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五者俱正，而化大行”，今天无一样能正，有些人以中国为落伍。那进步有何标准？马一浮当年倡“复性”，确有先见之明。上述二事，证明“人性”没了。我本不高兴马一浮的说法，今证明其为先见。
我年轻时也好动，参加过各种团体，曾入灵修院，也当过和尚，其他更不必说，偷过情报，但没做过小偷。
百年来，对中国到底有何贡献？中国东西必经外国肯定？应正视此一问题。自正、反面检讨。中国东西固然旧，但至少“本性”存焉。
古文家批评今文家讲“灾异”，其实，此为今文家进步处。不讲“灾异”，又如何防之？防未然，必真知“灾”之所以。《读经示要·卷三》曰：“《春秋》记水旱等灾，欲人之修备也。《易·系辞传》曰‘智周万物’，又曰‘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又曰‘开天下之物，成天下之务’，此等意思，与《春秋》书灾异之旨，本同条共贯，不可不察也。”
“异”，如钱、赵二事，即异乎常；“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论语·子路》），父子斗争也是“异”，异于常道、常情。今天媳妇孝顺公婆，亦“异”了！父母生你，养你的小，你当养他们的老。现占了便宜就跑，真是“灾异”并至，能有好结果？今一下雨，即有“灾”情。地球有夏天下雪现象，亦“异”。
《二端》又曰：“《春秋》至意有二端，不本二端之所从起，亦未可与论异也，小大、微著之分也。夫览求微细于无端之处，诚知小之将为大也，微之将为著也。吉凶未形，圣人所独立也，虽欲从之，末由也已，此之谓也。然书日蚀、星陨、有蜮、山崩、地震、夏大雨水、冬大雨雹、陨霜不杀草、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有鹳鹆来巢，《春秋》异之，以此见悖乱之征。”
以现在的小碎步，小步竞走，总有一天穿过去。我要回去时，你们师母已走了。我总想她找上来，现在已落空！
公羊家讲“灾异”，并非迷信，乃重视开始。“灾”，防未然；“异”，失常，必使之归于常。拨乱反正，什么乱了，皆拨之，使之返于正。
《公羊释例·灾异例第三十》曰：“灾异者，圣人所以畏天命，重民命也。圣人之教民，先之以‘教’，而后‘诛’随之。天之告人主，先之以‘灾异’，而后‘乱亡’从之……善乎董生之言曰：‘《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推此以应变，是谓求病而用药。圣人拨乱反正，尤重于‘上律天时，下袭水土’，必至于太平以瑞应为效，而后地平天成之道著，则莫近诸《春秋》也。”
《二端》又曰：“是小者不得大，微者不得著，虽甚末亦一端。孔子以此效之，吾所以贵微重始是也。”“贵微重始”四字如能记住，一辈子不失败。做事没心，糊涂，无通盘计划，怎能不失败？
“敬事而信”（《论语·学而》），“慎始而敬终”（《礼记·表记》），识本，识元，识微，诚终，重始，知何以要如此开始。“微”，识之机也，方知怎么开始，什么时候开始，根据识微、察微决定。
书皆当历史读，真是可惜！《尚书》当考据，真是糟蹋！中国政术确有高人一等之处，可惜你们未能细看。读中国书，必当智慧读，慢慢地玩味。我专找小毛病，在屋中看书无功利境界，一周看一句也不嫌少。
《大易》与《春秋》必要深入，真为智海。你们读《易》，两周读一卦，孔子也吓跑！必要琢磨，不要獭祭鱼！鱼不跑，水獭不抓。光摆书，无详思，即獭祭鱼。看书不必慌，不必有功利境界。一分心即无境界，乃无法深得。
现在人最可怜，祖宗留下的东西看不懂。读文字学了？不识字，能读书？尽是跑步子杂志。看《说文》，持之以恒。不能，培之，自根上奠基。
研究中国东西，并非天天唱《中国强》，补己之短可以多学，却不能忽略己之所长，要自己造就自己。
子书必要下功夫，喜一子，好好琢磨之，可做窄而深的研究。找一个，传一个，使之不断也可。当年办学，能讲的还在，今天有人能讲？向谁学？今天没学就讲书。现已无法全了！鲁实先，文字学；成惕轩，骈文。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今天剩下两个，腿也拿不动了。
问：“老先生这么精神，天天吃什么？”“吃大馒头。”“老先生若年轻，必不得了！”人贵乎有精神，“精、气、神，人之三宝”，皆操之在己，必要动。
成功不必在我，你不在，人家干得比你好。因你在，别人不好意思赶到前头。代有才人出，自己培养自己，造就自己，各人所喜不同。
同学遇事往往躲，应勇于面对。不必想明天怎么样，应努力于今天。没有机会找机会，有机会就做。孔子周游列国，腿不能动了再修书。不行千里路，焉能修订《六经》？自己有了经验，才能告诉别人。发愤，三年小成，必要持之以恒。
《说苑·建本》曰：“孔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末必倚，始不盛者终必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论语·学而》），不要以为孝悌太旧，今天更是重要。
“入则孝，出则弟”，出门就得讲悌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孟子·梁惠王上》）。孝窄，对父母，不懂孝，失本，今天托老！孔子“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礼记·礼运》），应早修标准的养老院，孔子真精。或坐空调车，或挑担卖菜；或上高级幼儿园，或卖小报……今天赶时髦学英文，发音不准，反而糟！“老者安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今天办得到儒家社会思想的境界？
不论什么时代，立德仍重要。政客净争智慧，不想在大本上有所立，就竞相欺诈，弱肉强食，此一失败值得详细检讨。以前多少人放洋屁，既理论，真能干。今天这批，能说，不能干。领导人不正，《春秋》大居正，“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能不深加反省？
《论语·先进》曰：“子张问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崇德，积德也，如建房子，是由一块砖一块砖累积而成的。
《说苑·建本》曰：“《诗》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春秋》之义；有正春者无乱秋，有正君者无危国，《易》曰‘建其本而万物理，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是故，君子贵建本而重立始。”“建其本而万物理”，本建了，所累积的经验，可以理万物。中国字必了解其深义。
身体力行，体悟而后脚踏实地干，人生观必改变，不能再颓废下去。历代建国者皆兢兢业业而来，然皆失败了，所以有廿五史、廿六史……今天隔夜的面包都不吃，无“建”的经验，以何理事？连吃也不会，在温室中长大，靠什么成功？经验是累积来的。
昔日过年，年夜饭的饺子，是生的，象征做官人家都“升”了，即升官；做买卖人家则必露馅儿，都“挣”了，即赚了。
自中国东西想出一套办法，对未来还有贡献，此为今后中国当努力的方向。百年学外皆失败，应再回头看自己的东西，中国思想亦人类思想之一。中国思想对人类是否仍可有贡献？应加以研究。
无“正”，乃“乱”，“名不正，则言不顺”，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矛盾丛生。正，王道也。儒家为政之道，即讲王道，天下人所归往之道，有别于霸道。《读经示要》以王道为天德之显。王道当为生民之道，天有好生之德，天德好生，应体味之。
天德：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成公意也”，非成（隐）公之意，乃成天之意，天道尚公。公，用于事。二、还必“生而不有，为而不恃”。法天之公，做了，还必“生而不有，为而不恃”，不夸己功。父母对子女不夸功，有天之德。行健不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问“明”，子曰：“浸润之谮，肤受之愬，不行焉，可谓明也已矣。”（《论语·颜渊》）不受暗中挑拨的坏话和直接的诽谤，任何人的言语在我皆不生作用。“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论语·颜渊》），净嫉妒，能多闻而择？“多闻而择焉，所以明智也”（《说苑·建本》），“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论语·述而》）。人之短，在喜听小话，误事太大。皆自毁，谁也毁不了你。“知者不惑”（《论语·子罕》），明智，才能“天人相须”，以明智养正；若遇事即惑，那正何来？《易》讲“蒙以养正”。
孔子政治思想以尧、舜为本，删《书》首尧舜，故子思作《中庸》，以孔子“祖述尧舜”，“父作之，子述之”，非作文，是尧舜作之，后世述之。“上律天时，下袭水土”，即法自然。天文、人文，皆文，“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
乾元，为体，大本；元，为用。光提“元”，即体即用。
佛以“心即佛”，“佛在家中坐，何必远烧香”，父母即活佛。真有佛，也是度好人。六祖《坛经》讲得透彻。禅定，全在自己修；不是信佛，即成佛。必要修，“体”与“用”在一起。
读一辈子书，但有成就的少。有成就，境界还不同。
熊十力的《论六经》，理路没以前清楚，没交代清楚，可能是晚年写的，费心，却前后交代不清，但仍比我们想得清楚。
熊十力以“大海水与众沤”比喻体用，即乾元与元。乾元生了元，元不就是乾元？如是父母的几分之几，越来越没，岂不成为杂种？中国以“续莫大焉”，认为断子绝孙是不孝。现在思想“混”了。熊十力分析以水泡和大海水同，想得深厚，此所谓“姨娘亲，不算亲，姨娘死了断了筋；姑姑亲，辈辈亲，打断骨头连着筋”。
一年不如一年，这种毁灭比什么都可怕！有工夫，慢慢琢磨中国东西，愈是深入，愈站得住。现在讲中国东西的，离开外国东西不能讲，岂不是掩饰自己？大师所写，全本书有几分中国东西？钱穆至少说中国东西。批评的多半看不懂，批评熊十力的，根本不知中国东西。熊先生的东西，必有几分佛学基础才看得懂。
汤一介（1927—2014）成立“中国文化书院”，其父汤用彤（1893—1964），研究中国佛学，用基督教钱出国留学，当燕大宗教学院院长。
燕京大学（英语：Yenching University），简称燕大，是20世纪初由四所美国及英国基督教教会联合于北京开办的大学，中国人掀起收回教育主权运动后在中国注册。1952年大学整并，文科、理科多并入北京大学，工科并入清华大学，社会学类科并入中国人民大学。燕京大学校址“燕园”成为院系调整后的北京大学校园。
女的传学，就得不结婚。熊十力之学由女传。能欺人，必高明，但别自欺。一般人以为鹦鹉不通人性，但它能识途。看人有几个识途？天天不知为谁忙、为何而忙？识途老马，赞美人的话！真识途，一天不会浪费自己的时间。
对小孩不要宠之过度，当领之以方。不要“孝”子，人应比鹦鹉有灵性。每天检讨自己：一天干些什么？真惊醒，三年有成。看一天净扯些什么？盲目，无知！
没有民族精神，就完了！都是名人，但不知所云。看现在人才，空空如也！不学无术。博士不见得就有学问，谈外交，根本不懂外交是什么。讲中国政治外交，爱国不能空，识、胆、量绝不落空，不必空想。
说“某人有关系，才有今天”，不努力的可怕！应说“某人有什么成就，才有今天”。真是不可救药！自己真能担负什么？语言不通，文字不懂！
做事，利人利己，生也，春即生。“率性之谓道”，本良知良能做事，自度度人。修道，是后觉者，境界还不高。先自己修道，然后可以率天下人修道，即教，“修道之谓教”。政教，皆本人性来的，皆不假外求。智慧乃本身固有的，用别人的智慧启发自己的智慧。《春秋》完全以“王道”一统天下，不同于统一。王者，奉天出教。王道，法天之道，顺自然，人性之道，非人为的。每人皆本“人”的尊严行道，无不平等。
由“王道”到天下“大同”，所使用之术，“统百王而皆奉一元”。大同，小处不同，由不同而趋于同，异而同。党，尚黑，违背中国思想，“君子不党”（《论语·卫灵公》），群而不党。“非至德，至道不凝焉”，修德凝道。好好玩味，有智慧者可以想出一套东西。
《繁露·王道通三》曰：“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一以贯三，王也，通天、地、人，三才之道。
《中庸》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己所不闻，恐惧乎己所不睹。”最可怕的是自己所不见、所听不到的。对问题有所不足，必要下“索”——搜索的功夫。缘所睹以逆测所不睹，何以发生这么坏的环境？何以年轻人光知“欲”而不知有“理”？欲名欲利，其他一切不懂，净出风头，显己之能。
想使头脑能致密，就看什么书，好好训练，非一日之工。电脑也会有失灵的一天，都用电脑，将来人脑都朽了。“莫见乎隐，莫显乎微”，识微，识之机，逆测，知吉凶、悔吝，“知来者逆”（《易经·说卦传》）。看自己一天，到底真用脑子想过几件事情？任何事发生，必要追根溯源。
内圣、外王，两件事。《春秋》是什么？这个时代的责任是什么？愿今天为《春秋》的时代，孔子为后王立法。《春秋》时代，所见、所闻，拨乱反正之功。“正”，孔子最高的政治理想。
自据乱世而升平世、太平世，进而大同世。据乱世，为家天下；去据乱世，必“拨乱反正”，回正。升平世，以尧舜为正，“选贤举能”。太平世，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群龙无首了，“见群龙无首，吉”，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大同世，“统百王而皆奉一元”。分四个：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大同世。太平世非即大同世。
正，非一步能到达大同，必由升平世达太平世，进而到大同世。据乱世有“君子”，成德之谓君子。修德几个阶段：士、君子、贤人、圣人、大人，“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天人合一”的境界。
《春秋公羊传·哀公十四年》《传》曰：“其诸君子乐道尧舜之道与？末不亦乐乎尧舜之知君子也？”人人皆可以为尧、舜，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远近大小若一，夷狄进至于爵”，“天下一家，中国一人（员）”，“见群龙无首，吉”，华夏。
《大学》与《中庸》为中国学说之胆，将《大易》与《春秋》缩小。如《心经》为佛经众经之胆。但《大学》与《中庸》掺有汉儒的东西，以“小康”思想居多。康，安也，小康，即小安世。以礼运天下，行礼运之至德，自“小康”转入“大同”。
看每天的报纸，尽鬼七王八的！不合理事可以消气。“嗜欲深者，天机浅”，知此，自己要能正，不要乱七八糟的。
摆弄了四十年，老学生都退休了。现在教学生，不留一手不行，最后说他“无常师”，遇事找老师，还有尊严？留一手，不交学费不说。
《中庸》曰：“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斋）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
“聪明睿智，足以有临也”，临，视也，面临，君临天下。聪明睿智，还必要能办事，不会做事没用！
“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有容乃大。儒“君子不器”，器就有量；不器，乃无量无边。像器，就有一定量。意境一样，境界不同。
“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这几个字很重要。发，出发，发表意见，发面，发酵。执，执事，管事的，必有所守，即贞，正固。有所执者，必有所守，按规矩行事。
“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斋，心斋。不杀生就能成佛？一念之间。马斋没用，马不吃斋，如吃斋成佛，那马都成地狱领袖了。孟子说“君子远庖厨”，鬼王，没断杀生的念。我自小就不喜《孟子》，有四本之厚！
“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文、理，两件事。理，距离一定。如树的年轮，有文理。别，不惑，故能辨。旁观者清。
将这些串在一起，为重要的政治哲学，作为消遣。
《中庸》曰：“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溥博如天，渊泉如渊。”“溥”，溥毓，普育也。佛光普照，无分别心。和谁近，和谁亲，就不普。容光必照，境界又不同。“博”，博施济众，“尧舜其犹病诸”（《论语·雍也》），可见“博”的功夫不易！乱博乱施，皆不行，必以时出。以时出之，非作秀，今天有今天之时。云南救济，时出，此次做得不错。上必有一目标，才如此做。
想研究中国文化，得累死人。智慧有，但必用到当处，当务之为急，“此何时也”，知此四字，就知努力的方向。今之当务最急，急所当务。
孔学即一“时”字，孟子以孔子为“圣之时者”。中国道统为“仁”字，《易经》“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奉元，奉仁，元能含仁，故说奉元。天德，王道，奉元，皆接着。想发挥点作用，必要真知。出多少名人，而今安在哉？
《中庸》“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至圣，乃因至诚，“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至诚”，达到“诚”的境界，此“至”，达也，非“至圣”之“至”。我读书专找小毛病，在此。否则，诚外有至诚，岂不成天天之道？读文，必要谨慎，才不出毛病。
尸子说仲尼尚公（《尸子·广泽》曰“孔子贵公”），可能孔子就讲公天下。庄子不够，走运气，提“内圣外王之道”（见《庄子·天下篇》）。孟子因“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滕文公上》），成为亚圣，其实糊涂一辈子。造谣不必多。
《大学》曰：“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朱子注：“闲居，独处也。厌然，消沮闭藏之貌。”“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微细之事，迹虽未形而几则已动，人虽不知而己独知之，则是天下之事无有着见明显而过于此者。”以“慎独”为“不愧于屋漏”，我不愿接受此解。《中庸》“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乃慎己所独不知、所独不闻的事，一如“人莫知其子之恶”，而别人莫不知。
人的智慧不一，有独运之智者，办事乃不同于常人。亲兄弟也没有办法一样。必要先有自知之明、自知之智。什么不足补之，自牧也，《易经·谦卦》“谦谦君子，卑以自牧”。牧天下，即先觉觉后觉，但必先自牧。能自知，才能独运其智。培养己之短，成为己之长。详看《四书》，即可得自牧之道。独立性，与常人不同，有立身之道，不依人，超人之见，独见。
《论语·子罕》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文没在兹”，此为中国人的责任、中华民族的精神，每人皆一“文王”也。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人人皆可以为尧舜。文王，文德之王，“法其生，不法其死”。《大易》与《春秋》相表里，《大易》，体元；《春秋》，奉元。
何成乎公之意？
以不有正月而去（不书）即位，知其成公意。
此注应挪至此。
“成公意”，一、微言，成“公天下”之意；二、成“隐为桓立”之意。
三统之义：夏、商、周。元、明之后，清仍存其祭祀。
《春秋》拨乱反正，乃返回正道——尧、舜之公天下。经夏、商、周，说“三世必复”，虽九世、百世亦可复。但立说之后，常为恶人所利用，“多少罪孽，假汝之名以行之”。
下面讲乱制，为正伦，不若前面重要。拨乱，由正伦始，讲伦常的重要，借事以明义。
公将平国而反之桓。
平，治也。时废桓立隐不平，故曰平，反还之。
成隐公之意，“隐为桓立”，讲历史，示让。讲伦常的重要。由人的伦常，影射到政治伦常。
旧社会以嫡为贵，故嫡长子为继承中心。昔人多妻，儿子有先生、后生，以嫡长子为贵。侧室，右侧比左侧贵，古时尚右。
曷为反之桓？桓幼而贵，隐长而卑。
长者，已冠也。礼，年二十见正而冠。《士冠礼》曰：“适（通‘嫡’）子冠于阼（东阶），以著代也。醮于客位，加有成也。
东阶，为主位，东家、东翁。老师为最重要的客人，称西席。
家中，东边为主位。“冠于阼”，于东阶加冠；“以著代也”，表明自此可代父亲处理事情。
“醮”，尊者对卑者酌酒，卑者接受敬酒后饮尽，不需回敬。“醮于客位”，在客位上行醮礼；“加有成也”，显示为有德成人加冠。
“三加弥（益）尊，谕（上告下）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
“三加弥尊”，三次敬酒，三次加冠，一次比一次贵重；“谕其志也”，告之确立远大的志向。
“冠而字之”，行加冠礼后，命以表字。古时，冠礼比婚礼重要，必宴客，取字，表成人了。以字行，即以字行于世。表字，如韩愈字退之，杜甫字子美。
“敬其名也”，名为父母喊用，“犹有慈亲唤小名”。
一般人家冠礼与婚礼同时举行，以节省费用。
“公侯之有冠礼，夏之末造也。“冠礼”，夏时创的。昔日未加冠，还是孩子王。二十加冠，即为长。
“天子之元子犹士也，天下无生而贵者。”
此《春秋》之义，孔子之政治思想，“世卿非礼也”，人无生而贵者，公。士，刚开始的公务员。士大夫，大夫分上、中、下。士亦分元士、中士、下士。天子之子曰元士，士之大者而已。
此微言大义之所在。后人看不懂，批评何注。你懂的，他一定都懂。看《读经示要》有关《春秋》部分。《白虎通·爵》曰：“举从下升，以为人无生得贵者，莫不由士起。”此道尽乱制之必除。又有什么好争的？人无生而贵者，皆由下升上，“世卿非礼也”，此《春秋》之义，公，天下无生而贵者。
《春秋》去掉嫡、庶的观念，为庶子出气！“余侧室之子也”，溥二爷尽读古文，不明白孔夫子已去嫡、庶之分。
其为尊卑也微，国人莫知。
母俱媵也。“国人”，国中凡人。“莫知”者，言惠公不早分别也。
“媵”，承也，承事嫡也。隐、桓，皆姨太太所生，但因左右媵而不同。乱制之所以乱，在此。
“惠公不早分别”，惠公于声子（隐公母）与仲子（桓公母）不能早分别其位，夫妇之道不正，而隐桓之祸生。
礼，男子六十闭房，无世子，则命贵公子。将薨，亦如之。
“无世子”，则无接班人。大太太以外所生的，皆曰诸公子，以年长为贵。
隐长又贤，诸大夫扳（引）隐而立之。
诸大夫立隐不起（书）者，在《春秋》前。
无写功过。
“在《春秋》前”，在孔子理想国前。周、宋、春秋（鲁），三统。《春秋》是个“况”的时代，以《春秋》当新王。
明王者受命，不追治前事。
《春秋》之义，“既往不咎”（《论语·八佾》）。“不追治前事”，过去就过去，不想当年，不教之时代，乱制。
“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论语·雍也》）不查考三代出身。历代科举查考“三代履历”，不合孔子思想。
人之卑鄙，就自思想来。真明白，对社会事，不是大悟，就是气死。《圣经》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我曾入灵修院，年轻必要好奇，精神饱满，哪儿都得去，好奇就是个力量。
孔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
领导人责任：教，戒。“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论语·尧曰》），不合乎法、礼义的，即暴虐无道。《春秋》前之昏，怎懂得教与戒？故“不追治前事”。
每字皆有深意，就是写三百字方块，也必要有内容。
隐于是焉而辞立，则未知桓之将必得立也。
辞，让也。是时公子非一。
昔日称小老婆所生的孩子为“公子”。“诸公子”，即很多公子。
且如桓立，则恐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隐之立，为桓立也。
“凡”者，凡上所虑二事皆不可。故于是己立，欲须桓长大而归之，故曰“为桓立”。明其本无受国之心，故不书即位，所以起其让也。
“隐为桓立”为况，微言，示让，成公意。《繁露·竹林》曰：“前枉而后义者，谓之中权，虽不能成，《春秋》善之，鲁隐公、郑祭仲是也。”
《尚书》首让，《春秋》为礼义之大宗，《春秋》与《尚书》相表里。孔子修《尚书》，以尧、舜为首；修《春秋》，以隐、桓为始，皆明让。但最好的时代是归往，和让不同，王，往也，天下所归往。
“吾道一以贯之”，《五经》皆相通。《大易》上经以乾、坤为首，下经以咸、恒为始。《诗经》首《关雎》，明夫妇之道，“夫妻以义合”，不能滥结婚，也不能不结婚。
追忆昔年促膝谈梦，皆要救国；今当再促膝言孽……唯有始作俑者，才值得言孽。现在干，乃要为21世纪青年留点东西。孽都造完了，应留点东西，教后人怎么干。有政权不一定成功。人造孽修佛也赎不了罪。
隐长又贤，何以不宜立？立适（通“嫡”，嫡子）以（因）长不以贤，立子（公子）以贵不以长。
“适”，谓适夫人之子，尊无与敌，故以齿。“子”，谓左右媵及侄娣之子，位有贵贱，又防其同时而生，故以贵也。
礼，嫡夫人无子，立右媵；右媵无子，立左媵；左媵无子，立嫡侄娣；嫡侄娣无子，立右媵侄娣；右媵侄娣无子，立左媵侄娣。
正乱制，防乱，自正伦始。那么多太太，怎能不色盲？
质家亲亲，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侄。嫡子有孙而死，质家亲亲，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孙。其双生也，质家据见立先生，文家据本意立后生：皆所以防爱争。
据“通三统”的例子正伦。
旧社会，生孩子皆可入族谱。在外生的不承认，乃随母姓。祭祖，都回去，姓不同，根一个。父母死，另成小宗。
世及，非公天下，此为乱制，《春秋》在拨乱反正。乱制，世及制、家天下之制。《春秋》正乱制之前，指出“公天下”的原则。正伦，乃为防乱，而立了王制，由据乱世而升平世、太平世。孔子受多少冤枉！几千年前即有此种思想，也算对得起祖宗。
微言大义也分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每世皆有微言大义。有几个真明白，才能与之讲。必要看书，人贵乎有志。
陈立疏，繁而乱，微言大义不大够。公羊学能传，乃靠何注。我已写公羊学，仍不太好，但至少让人明白。
中国学问是思想，考据为亡汉之学。博学宏词，特别科，大儒皆入，除顾炎武以外，都接受了，有名有利。庆升平时代，消磨读书人聪明才智的手段。任何立说，皆思想。
提醒你们，就是死也要做明白鬼。越不懂事的越胆大，完全不懂，演戏也非如此演法。
桓何以贵？母贵也。
据俱公子也，桓母右媵。
“公子”，小老婆生的；公子之子，为公孙。
母贵则子何以贵？子以（因）母贵，母以子贵。
礼，妾子立，则母得为夫人。
为乱制正伦，乃有嫡子、嫡孙之分。东西太后乃并尊。圣母皇太后，生儿子而立的太后，非真太后。皇太后独尊。
造孽的能有好儿子？世子、太子，就是白痴也得立。
昔日太太主家，二门以内的事必和太太商量。昔女人不嫉妒，有儿子即好，与现在不同。
《繁露·玉杯》曰：“《春秋》之道，视人之所惑为立说，以大明之。”治起于衰乱之中，否极泰来。中国人的智慧，总有无限生机。革命何以不彻底？感情包袱特别重。为什么不敢面对真理，包括名与利？不敢谈革命，因为你就是被革命的对象。
董子“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传闻杀其恩，与情俱也”（《繁露·楚庄王》），何休“见恩有厚薄，义有深浅，时恩衰义缺，将以理人伦，序人类，因制治乱之法”（隐公元年“公子益师卒”注），义薄恩浅，恩衰义缺。孝子亦无与父母同死，圣人言“勿以死伤生”，不滥用感情。
自顾不暇还帮人，糊涂！应先自己站住，行有余力再去助人，要自己先有成。“见群龙无首，吉”，天下太平。先研究自己，小恶列出，不管别人，己立立人，己达达人。
革一社会，感情是最大的累赘，非脱下旧包袱，换上新装即成，除旧必要彻底。
我几十年就读这几部书，也没什么功利境界，当然熟了。“君子以俭德避难”，活得有兴味，不天天苦恼。
三月，公及邾娄仪父盟于眛（mèi，姑蔑）。
《春秋》褒仪父，以开义路。
及者何？与也。
若曰公与邾娄盟也。
会及暨，皆与也。曷为或言会，或言及，或言暨？会犹冣（音jù，聚也）也。
直自若（就像）平时聚会，无他深浅意也。“冣”之为言聚，若今聚民为“投冣”。
何注，皆当时白话。“投冣”，聚会，一如“投宿”，到哪儿住一晚。
及犹汲汲也。
“汲汲”，做事快，不懈怠。
暨犹暨暨也。
“暨暨”，几几。
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
“我”者，谓鲁也。内鲁，故言我。
《说苑·指武》曰：“《春秋》假鲁为京师，故内鲁言我也。”
鲁与《春秋》，非一事，况也。
举“及、暨”者，明当随意善恶而原之。
“随意善恶而原之”，《繁露·正贯》曰：“论罪源深浅，定法诛，然后绝属之分别矣。”
欲之者，善重恶深；不得已者，善轻恶浅。所以“原心定罪”。
《繁露·精华》曰：“《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此“原心定罪”之义也。“故折狱而是也，理益明，教益行；折狱而非也，暗理迷众，与教相妨。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其事异域，其用一也，不可不以相顺，故君子重之也。”孔子思想“原心定罪”，特别重德。
《春秋》之义，原心定罪。没做，心里犯了，即意淫。一部《大学》讲修心，正心而后心正。
新王，不重爵，而尊人。
仪父者何？邾娄之君也。何以名？字也。
“父”，甫也，男子之美称。
加冠后，父取字，以字行，表字，不称其名，即尊重人。
曷为称字？褒之也。
据诸侯当称爵。有土嘉之曰“褒”，无土建国曰“封”。称“字”，所以为褒之者。
《春秋》以隐公为新受命王，仪父慕之，与隐公盟，故知当褒也。
《通义》云：“《春秋》假天子之事，设七等之科，所善者进其号，所恶者降其秩。”新王之法，设七等之科，假以进退当时。七等：州不如国，国不如氏，氏不如人，人不如名，名不如字，字不如子（爵）。
曷为褒之？为其与公（群也，双关语，微言）盟也。
为其始与公盟。
爵，几天即完，尊人比尊爵重要。专制时代世爵，故尊爵。
新王时代，“世卿，非礼也”，故尊人。
和百姓拉上手，《春秋》重人。
与隐公盟，以隐公当新王。公天下，以鲁当新王之“公”。
盟者，杀生歃血，诅命相誓，以盟约束也。
盟诅者，欲相与共恶之也。
《传》不足言（衍文）托始者，仪父比宿、滕、薛最在前，嫌独为仪父发始，下三国意不见，故顾之。
“托”，《论语·泰伯》“可以托六尺之孤”。“托始者”，言隐公实非受命王，但托之以为始耳。
宿、滕、薛三国，不及时也，盟得早，前夫凶！
与公盟者众矣，曷为独褒乎此？因其可褒而褒之。
问者，皆以常理问之。
《春秋》王鲁（此微言），托隐公以为始受命王，因仪父先与隐公盟，可假（假借）以见褒赏之法。
“因仪父先与隐公盟”，《春秋》时代与以前时代作划分。
托王于鲁，故别内外，以立王道；托隐公为《春秋》始受命王，故假以见新王褒赏之法。
《春秋》皆假事以托义。“托、假”，皆况，皆微言大义。政治理想与事实无关。
此其为可褒奈何？渐进也。
“渐”者，物事之端，先见之辞。去恶就善曰“进”。
渐，“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孟子·尽心上》）。
“渐进”，“渐之进也”（《易经·渐卦》）微言，故有据乱、升平、太平三世，明王化之渐，施详略之文。
譬若隐公受命而王，诸侯有倡始先归之者（有先见），当进而封之，以率其后。不言先者，亦为所褒者法，明当积渐，深知圣德灼然（鲜明貌）之后乃往，不可造次（鲁莽轻率），陷于不义。
仪父，本当在书“名”之等，进而书“字”，渐进也，因其有将进之渐而褒之，“以人治人，改而止”（《中庸》）。
眛者何？地期也。
会、盟、战，皆录地，其所期处，重期也。凡书盟者，恶之也，为其约誓大甚，朋党深背之，生患祸重。
凡书“会”者，恶其虚内务恃外好也。会无美词，盟则可知。
“胥命（相命）于蒲”，善“近正”是也。
古者不盟，结言而退。《穀梁传》曰：“相命而信谕，谨言而退。”
君大夫盟例日，恶不信也。此月者，隐推让以立，邾娄慕义而来相亲信，故为小信辞也。大信者时，柯之盟是也。
《春秋》之例。
鲁称“公”者，臣子心所欲尊号其君父。“公”者，五等之爵最尊，王者探臣子心欲尊其君父，使得称“公”，故《春秋》以臣子书葬者，皆称“公”。
秦汉以后，君在父前，称“君父”。
“于”者，於也。凡以事定地者，加于例；以地定事者，不加于例。
旧疏云：“‘凡以事定地者，加于例’，谓先约其事，乃期于某处作盟会者，加于。‘以地定事者，不加于例’，言先在其地，乃定会盟之事者，不加于。”
《何氏释例·地例第二十六》曰：“若因事以定地，因地以定事，亦重其事而加详焉尔。”
此章要义：一、因其可褒而褒之，渐进也。孔子主张“渐进”。鲁隐公，假托为始受命王。二、原心定罪。三、假以见褒赏之法，此为新王褒赏之法，孔子之政治思想。
夏，五月，郑伯克（本为“杀”）段于鄢。
骨肉相残曰“克”，公、穀以为杀之……变“杀”言“克”，专以恶郑伯也。
孔子“改杀为克”，贱段而甚郑伯也，如二君，故曰“克”，兄恶弟逆，人伦道废，此大义之所在。无人伦之道，子弑其父者有之，不指一般家庭，指当政者。
“《春秋》之好微，与其贵志也”（《繁露·玉杯》），贵微重志。郑伯志在灭段，故如其意，书“克”。
克之者何？杀之也。
加“之”者，问训诂，并问施于之为。
杀之，则曷为谓之“克”？大郑伯之恶也。
以“弗克纳”，大郄缺之善；知加“克”，大郑伯之恶也。
《穀梁传》曰：“贱段而甚郑伯也。何甚乎郑伯？甚郑伯之处心积虑成于杀也。”私而无亲，何民之有？乱制之为天下祸，可不拨乎？微言所示。
曷为大郑伯之恶？母欲立之，己杀之，如勿与而已矣。
“如”，即不如，齐人语也。加“克”者，有嫌也。
变杀言“克”，专以恶郑伯也。
段无弟，文称君，甚之不明。又段当国，嫌郑伯杀之无恶，故变杀言克，明郑伯为人君，当如《传》辞（《传》辞所言），不当自己行诛杀，使执政大夫当诛之。
乱制所施，千篇一律。
“克”者，诂为杀，亦为能，恶其能忍戾（违背）母而亲杀之。
骨肉相残曰“克”，公、穀以为杀之。
录月、言克者，责郑伯忍陷弟于罪，以戾其母也。
礼，公族有罪，有司谳（告）于公，公曰“宥（宽恕）”。及三宥，不对，走出。公又使人赦之，以“不及”，反命，公素服不举，而为之变，如其伦之丧。无服，亲哭之。
出自《礼记·文王世子》。无服，不往吊，为位哭之而已。
段者何？郑伯之弟也。
杀母弟，故直称君。
何以不称弟？
据“天王杀其弟年夫”，称弟。
段，弟也，而弗谓弟，贬之也。段失子弟之道。
当（敌）国也。
欲当国为之君，故如其意，使如国君，氏上“郑”，所以见段之逆。
“当”，敌也，著其强御，与国为敌，《左传》所谓“如二君”是也。
“氏上郑”者，正以承上郑伯，明伯与段共此郑矣，所谓“如二君”也，兄弟二人交相害。
《经》例，当国为系国，此已书“郑伯”于上，故不复系郑，直言“段”也。
其地何？当国也。
据俱欲当国也。
齐人杀无知，何以不地？在内也。在内，虽当国，不地也。
其不当国而见杀者，当以杀大夫书，无取於地也。其当国者，杀于国内，祸已绝，故亦不地。
《通义》云：“在内，谓国都之内，统于国，故可无更地也。知在外，非谓出境都，鄢亦郑地。”
不当国，虽在外，亦不地也。
明当国者，在外乃地尔，为其将交连邻国，复为内难，故录其地，明当急诛之。不当国，虽在外，祸轻，故不地也。
月者，责臣子不以时讨，与“杀州吁”同例。
讨贼例时。此月者，久之也。
不从讨贼辞者，主恶以失亲亲，故书之。
《何氏释例·主书例第二十九》释曰：“《春秋》之为道屡迁，而其义必有所专主。其为文周流空贯，不言之眇（妙），皆在深察。一言之发，众例具举。”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xuān）来归（同“馈”）惠公、仲子之赗（音fèng，送财物助人办丧事）。
宰者何？官也。
以周公加宰，知为官也。
盖治官最尊，不当役以聘吊之事，故系官讥之。
咺者何？名也。
别何之者，以有宰周公，本嫌（疑；近）宰为官。
曷为以官氏？宰，士也。
天子上士以名氏通，中士以官录，下士略称人。
惠公者何？隐之考也。
生称“父”，死称“考”，入庙称“祢”（近）。
仲子者何？桓之母也。
以（因）无谥也。仲，字；子，姓。妇人以姓配字，不忘本也，因示不适同姓。
礼，入庙称“妣”，比诸父（伯父和叔父）也。
仲子屈于孟子（惠公夫人），不得配惠公之庙，故还系桓言“母”，所以正名定分是也。
设谥，以彰其善恶。
清皇太后每年过上日，上尊号，“圣母皇太后”是生子的。死后给谥号。依其生前事迹与功劳加一字；如得恶谥，就是有孝子贤孙也洗不掉。此为民族文化。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别重要，有好的应予保存。
谥号，由朝廷赐予，有文、忠、毅、襄等字，分上中下谥号，也有私谥。“文正”是最好的谥，清朝两百多年只八人谥“文正”。
帝王谥号，由礼官议定，再经继位帝王认可后，予以宣布。清朝起于努尔哈赤的建州女真，清朝建立时追封为清太祖，太祖高皇帝。清朝在顺治帝时入关，故顺治帝被视为开创之君，为清世祖，谥号章，为世祖章皇帝。康熙帝平定三藩、准噶尔，“名为守成，实乃开创”，庙号圣祖，谥号仁，为圣祖仁皇帝。
“女子十五许嫁，笄礼之，称字”（《仪礼·士昏礼》），笄，今之簪。“妇人以姓配字”何？明不娶同姓也。台湾姓成问题，有招赘等，姓皆改过。
生称“母”，死称“妣”。
明代归有光有《先妣事略》文，好文章。
何以不称夫人？
此难生时之称也。据“秦人来归僖公、成风之禭”，成风称谥。今仲子无谥，知生时不称夫人。
桓未君也。
《通义》云：“礼无二嫡之义，《春秋》绝正之。”“盖诸侯不得再娶，仲子之为夫人，本非正也。”
赗者何？丧事有赗。赗者，盖以马，以乘马束帛。
此道周制也。
非《春秋》新王之制。
“以马”者，谓士不备四也。《礼·既夕》（《仪礼·既夕礼》）曰“公赗，玄纁（浅红色）束帛两马”是也。“乘马”者，谓大夫以上备四也。礼，大夫以上至天子，皆乘四马，所以通四方也。天子马曰龙，高七尺以上；诸侯曰马，高六尺以上；卿大夫、士曰驹，高五尺以上。“束帛”，谓玄三纁二，玄三法天，纁二法地，因取足以共事。
车马曰“赗”，货财曰“赙”（音fù，以货财助丧），衣被曰“襚”（音suì，衣死人也）。
此者《春秋》制也。
“赗”，犹覆也；“赙”，犹助也，皆助生送死之礼。“襚”，犹遗（wèi）也，“遗”是助死之礼。知生者赗赙，知死者赠襚。
《春秋》制，为孔子为后世立的法。
孔子“存三统”，“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论语·卫灵公》），所订礼法并非全自己发明，以“周监于二代”，夏、商加上周，为三代。故孔子的新王之制，仍采周制、殷制，加上新王之制，为三统。
桓未君，则诸侯曷为来赗之？
据非礼。
隐为桓立（况，非事实），故以桓母之丧告于诸侯。
经言王者赗，赴告王者可知。故《传》但言诸侯。
然则何言尔？成公意也。
“成公意”，双关语：一、成隐公之意；二、尚公，无把江山变成自家之所有。
尊贵桓母，以赴告天子、诸侯，彰桓当立，得事之宜。故善而书“仲子”，所以起其（隐为桓立）意，成其贤（隐公之公）。
其言来何？不及事也。
据归含且赗，不言“来”。比于去来为“不及事”，时以葬事毕，无所复施，故云尔。去来所以为“及事”者，若已在于内者。
贬，吊不及尸！
其言惠公、仲子何？兼之，非礼也。
据归含且赗，不言主名。兼之。礼，不赗妾，既善而赗之，当各使（动词，派）一使（名词），所以异尊卑也。言“之赗”者，起两赗也。
又以明妾母不得称夫人，不赗之义。
何以不言及仲子？仲子，微也。
据“及”者，别公夫人尊卑文也。“仲子”，即卑称也。比夫人“微”，故不得并“及”公也。
“及”字，含褒贬之义，别贵贱也。
月者，为内（鲁）恩录之也。诸侯不月，比于王者轻，会葬皆同例。
因不正，自系之过，以广是非。
孔子之大义，无以妾为妻，故削“夫人”二字；兼之非礼，又削“及”字，以明嫡妾之分。《春秋》重义不重事，无论桓母、惠母（《公羊》以仲子为桓公母，《穀梁》以为惠公母）皆不得称夫人，不得赗，是为孔子大义。
《公羊》以“母以子贵”，则夏道“亲亲”之义，皆非《春秋》之制也。
言“天王”者，时吴、楚上僭称“王”，王者不能正（拨乱反正），而上自系于“天”（天子僭天）也。
天王，“上自系于天”，阿Q，自我陶醉！
《繁露·深察名号》云：“深察王号之大意有五科：皇科、方科、匡科、黄科、往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谓之王。”又《王道》云：“孔子明得失，差（去）贵贱，反（返）王道之本，讥天王以进太平。”公羊家讥天子僭天。
《春秋》不正者，因以广是非。《春秋》就“因”乱制，“以广是非”。
孔子时代，周已不像国，等于亡国。《春秋》新朝应纠正周之不正，但《春秋》不正者，在以此例“以广是非”。因有此事，大家才知是非。因为大家不懂是非。
有许多人保留许多东西，留个根，即“广是非”。
吴守礼（1909—2005）是研究闽南语的祖师爷，台大老教授，台南吴园出身，台北“帝国大学”（台大前身）毕业。称自己的闽南语研究资料最全，却被烧光了，不能再提供研究闽南语的材料了，为此而泪流不已。起火原因不明，疑惑是非之言多。
台北市潮州街台大教职员宿舍，1988年12月7日凌晨的一场无名大火，烧毁了80岁老教授吴守礼大半生的学术研究心血。他踉跄搀着老伴，逃出火海，跌撞到院子里，回头一望，火舌已经饿猛地扑到了玄关——他的生死，原来只是一步之差。
吴守礼发现远溯自唐代的一脉文化曾流传到日本，影响了日本语系的发展。而大陆中原语脉也自北南迁到了闽越，保存下相当的古音。这两支语系文化竟在当时的台湾相遇，进而激出火花。他开始四处收集古本数据，自己校勘、油印，最后选定了《荔镜记》（陈三五娘）的戏文为研究主题，写成一套完整分类的戏词篇。却不料，这套整理好的手稿竟全毁在7日的一场大火里了。（1988年12月11日《联合晚报》）
《公羊》不认真学，传之久远则成问题。《春秋》谁写的不管，就看这群人的思想。不正，在根据事实推广，叫人类知什么是“是”，什么是“非”。《春秋》明是非，不懂得是非，怎么去衡量天下的是非？不要自甘堕落，净划小圈子，净做窃盗之事。
称“使”者，王尊敬诸侯之意也。
董子曰：“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也，王也。王曰“天王”其如此，此明“天子”之义也。
王者据土，与诸侯分职，俱南面而治，有不纯臣之义。故异姓谓之伯舅、叔舅，同姓谓之伯父、叔父。
“不纯臣之义”，有联邦的思想。
言“归”者，与使有之辞也。
《论语·先进》“咏而归（kuì）”，一边唱着诗，一边上祭肉。
“与使有之辞”，允许、赞许有使者，承认使者之辞，所送的馈礼接受了。
天地所生，非一家之有，有无当相通。
上天“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天地所生，非一家之有”，故曰“万物皆备于我”。
“有无当相通”，通有无，“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礼记·礼运》）。
何注虽有假话，但有几句“真话”，就足以闹革命。
所传闻之世，外小恶不书。书者，来接内（谓鲁）也。
内外例。
《何氏释例·内外例第三》释曰：“慎言行，辨邪正，著诚去伪，皆所以自治也。由是以善世，则合内外之道也。”《中庸》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
《春秋》王鲁，以鲁为天下化首，明亲来被王化（新王之化），渐渍（浸渍）礼义者。
“王鲁”，以鲁当新王。文王，法王，以文化天下，“为天下化首”。
文化高，称“夏”，中国之人也。日月光华，“华夏”，以“夏”华天下。德、威，见贤思齐。
“齐一变而至于鲁，鲁一变而至于道”（《论语·雍也》），以鲁为化首，因其国以容天下，天下都容了，即大同。
“《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渐渍礼义”，把一个人放在礼义中，慢慢即养成礼义。日本酱瓜“腐神渍”不错，用许多东西掺在一起，经久时。
明白中国思想，不能只读《四书》。明白《春秋》了，再看《四书》，才了解其中某些深意。
在可备责（求全责备）之域，故从内小恶举（完全写了）也。
“小恶”是什么？莫以恶小而为之。
群之始，不懂群德，必得“乘马班如，泣血涟如”，“泣血涟如，何可长也”（《易经·屯卦》）。《易经》一卦真明白，从头至尾一想，就知怎么做事。
主书者，从不及事也。
“主书者”，写这件事的人；“从不及事”，刺不及事也。
《春秋》借事以明义。借，假也。所重不在历史。
此章要义：一、天地所生，非一家所有，人无生而贵者；二、有无当相通，“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好东西不必藏于一家。
何以中国两千多年前就能这么想？读完，不会做，没有用，“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做事不怕失败，失败可以当教训。有经验，自某一阶层知；知某一阶层的痛苦，必救此一阶层。就怕为人做走狗。大则救中国，奉元书院，并非兴之所至命名，是负有历史、文化责任。
必要下功夫，务实学，不要巧取名，没过三天，就没人知了。好好务实学，不要有功利的境界。下的功夫有多深，将来留的东西就有多大。
中国有几部佛经译得真是美到极点！《心经》后面的咒：“揭谛、揭谛，婆罗僧揭谛。”就是：“宣传、宣传，大家都宣传。”但咒一说明白，就一文不值了。《大悲咒》就只一句话：“罪恶的世界！”八十一个菩萨的佛号。
到了境界，不叫别人感谢你都不行，如孔子。当时人并不重视夫子，死时就埋在河边；今天河水已干涸，但是桥仍在。墓是挟子抱孙形制，多窄！洙泗因孔子成名了，有《洙泗考信录》。
《洙泗考信录》，清代崔述撰，四卷，主在考核孔子生平事迹。孔子乃鲁国人，洙泗原是鲁国水名，洙水在北，泗水在南，其间即孔子讲学之地。
务实学，实与虚相对，空学，求名。务，专心致志。越久，就越知为什么活。我在屋中坐五十年，绝不和胡扯者一起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