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为什么要说谎？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却很难回答。通常情况下，人一旦在谈话中起了欺骗的念头，就会开始说谎，但之后为了藏好狐狸尾巴，就不得不再编另一个谎言去圆这个谎言。这样一来，谎言就会层层交织，以至于到最后说谎者自己也讲不清最初是为了什么而说谎。所以本书为了拨开谎言的迷雾，就先从一个最直白的谎言入手，一个关于疏忽的谎言。也借这个谎言来介绍一下故事的主人公——我的六口之家。
记得当时天色已经很晚了，20世纪70年代的厨房里，四个孩子站在铺了崭新地毡的地板上，双手紧握着背在屁股后面。
这是上周刚换的地毡，地毡的图案是妈妈精心挑选的，木质颜色的方格，一朵朵橘黄色的花有序地铺排在地毡上。空气中刺鼻的烟雾和石蜡的味道，提醒着我们这块新地毡已经被烧焦了一块。那块焦痕甚是扎眼，让地毡变得丑陋不堪。
爸爸在我们四个面前来回踱步。十几岁的埃德里安是我们之中最大的，他的亲生母亲去世了。他长着一头金发，瘦削，有雀斑，脾气像石头一样硬。肖恩是养子，黑头发、黑眼睛，十二岁的他在老师眼里是“热情”且“精力充沛”的孩子，但我们认识的每一位母亲都说“完全管不了”他。站在肖恩旁边的是我，不太合群的小姑娘。六岁的我，满头红发，牙齿歪歪扭扭的，困的时候一只眼睛会缓慢转动。最后一个是脸蛋圆圆、嘴巴红红的艾德，他应该只有四岁，和帕丁顿熊一样，他用汤匙舀着橘子果酱吃，肚子又白又鼓。“谁干的？”爸爸厉声责问道。
我们的爸爸在爱丁堡赫瑞瓦特大学教数学，目前还是讲师。他一直与贫困和别人对他的偏见做着斗争，虽然近况有所改观，但还没到高枕无忧的地步。前妻死于败血症，家里有四个孩子要拉扯，虽然现在续了弦，可爸爸白天的时间明显不够用，只好利用晚上的时间加班加点，给开放大学批阅无尽的试卷，准备自己博士毕业的事情……而现在，他不得不停下手里的活儿，来处理我们这一摊子事儿。
我本想往后缩缩，避免触爸爸的霉头，却被身后的餐桌挡住了，餐桌下面铺着一块耐磨的棕色地毯。我们一家每天都要在这张桌子上吃两餐，那时就不得不和爸爸近距离接触。一看到他那闷闷不乐的脸就让我想起啤酒厂狂吠不止的看门狗，它们试图挣脱脖子上的铁链，龇着牙，一脸怒不可遏的样子。
我有些记不清那天在爸爸插手教训我们之前，妈妈是否已经因为烧焦的地毡而大发脾气。但我知道，他的到来让大家产生了恐慌感。没人回答爸爸的质问，安静的空气中恐惧感悄然累积，越来越大的压迫感让我无法思考。
我通常会在爸爸晚上进家门的时候察言观色，甚至还能估算出他在大厅沉默安坐的时长。我知道洛锡安的街道很堵，也知道数学系领导的喜怒无常，更知道要在外面的高街[1]上停车有多么困难。有时，我会在临近下午六点钟的时候，透过紧闭的窗户去看港湾那里的十五个车位还有剩余的没，我多么希望爸爸回来时有地方停车啊。可地毡被烧焦远比停车位不够、工作不顺要严重得多。我的脑子像烧开了锅一样，痛不欲生，仿佛下了地狱。
“谁干的？”
答案不是显而易见嘛。但令我难以置信的是，到了现在依旧没人吭声。爸爸又问道：“谁干的？”
在我早期的记忆中，妈妈仿佛卡通片中的形象：背对着我们，在不同的白色家电中穿梭操劳。她和家里的另一个大人——我爸爸，同穿一条裤子，用一个鼻孔出气。爸爸现在非常吓人，吼叫声整条街估计都能听见。我闭口不言是因为两个哥哥要求我效忠他们，所以大家都默不作声。厨房湿气很大，每扇窗户上都凝结着水珠，灶台上的一个锅里煮着卷心菜，另一个煎着土豆。卷心菜和咸牛肉难闻的味道混合着浓郁的煤油味和烧焦的恶臭，令人作呕。
“谁干的？”
我们都清楚爸爸知道是哪个兔崽子干的。地上的小型蒸汽机是上周刚买来的，本来是送给艾德的礼物，但因为不适合他，肖恩又对这个蒸汽机眼馋得不得了，就让肖恩拿去玩了。可现在它成了弄坏地毡的罪魁祸首，肯定是留不住了。
事实上，肖恩这次也不是有意搞破坏，把地毡烧焦完全是无心之过，所以他一直在犹豫要不要承认。
大家依旧一声不吭。
直到艾德打破了沉默。他大声哭了出来，但同时也让我们站在了道德的高地上——他是唯一一个屈服于恐惧的，而我们则庆幸守住了自己的立场没有背叛肖恩。
但这种优越感并没有维持多久，艾德的哭声震得我耳膜发疼，让我整个人处在了更大的焦虑之中，比生了病还难受。依照过往的经验，他这么哇哇大哭，反而会雪上加霜，加剧事态的严重性。爸爸可能会因此彻底失去耐心，不再想揪出真凶，干脆把我们统统胖揍一顿了事。
但谢天谢地，这次爸爸没有这样做，而是提溜着肖恩的耳朵把他拎到了厨房外面。爸爸没拿教师专用惩戒带来抽他，而是在大厅里，卸下裤子上的皮带狠狠教训了他一番。我觉着这都要怪艾德的软弱不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