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玉麟（1816—1890年），字雪琴，湖南衡阳县人。“英雄不问出身”，彭玉麟家世寒素，父亲彭鸣九当过合肥梁园镇巡检。李瀚章（李鸿章之兄）是安徽合肥人，巡抚湖南时，曾特意为彭鸣九作传，“推为皖中循吏之最”，评价不低。彭鸣九廉介明干，积攒了足够好的名声，却宦囊如洗，没能积攒足够多的金银。
1831年，16岁的彭玉麟随父母回故乡衡阳。在查江河隆甸度过了愁惨的少年时代，住茅椽，忍饥饿。
彭玉麟家本来有祖田百亩，因其父久在外边做小官，田地全被亲族非法霸占，一家人于是不得不住在三间旧屋里。为此，彭玉麟的父亲气病交加，不久撒手人寰，留下孤儿寡母艰难度日。这种严酷的现实生活，深深刺激着青年彭玉麟。
更有甚者，非法霸占彭家田地的人，害怕日后有反复，不时制造事端来欺辱彭玉麟孤儿寡母，使其俯首屈服。
一天，彭玉麟的胞弟玉麒在水塘边玩耍，早已潜伏在塘岸竹林里的无赖之徒突然窜出，将玉麒推入水塘，幸亏有人救起免死。随后这个无赖之徒又纠聚一伙人反而来到彭玉麟家告状，说彭玉麟的弟弟没有教养。这样，无赖之徒的卑劣行径终于激起了族人的愤怒，责令其归还彭玉麟家田地“十分之二”及“屋一椽”。夺田者虽迫于公义不得不退回一部分田地，但对彭玉麟家的怨恨之情“益甚”，早晚“伺隙侵辱”。面对这种境况，彭玉麟的母亲王氏把他们兄弟二人叫到眼前，流着泪告诫他们，查江老家不可再住，希望他们远出避祸，“努力自立成人而后相见”。于是，彭玉麟遵母命，来到衡阳著名的石鼓书院读书。
在石鼓书院，彭玉麟叩问经义，钻研诗书，未尝有饥寒之叹。不叹饥寒并不意味着可以无视饥寒，没过多久，彭玉麟便投笔从戎，在军营中担任文书。职位卑微，但好歹有了一份薄饷，可以赡养母亲，甭提他有多开心。彭玉麟为人纯孝，妻子邹氏早年侍奉婆母汤药不够周至，其后便再难得到夫妻间的鱼水之欢，这惩罚可真够重的。
彭玉麟的运气总是那么好。一天，素以伯乐自许的衡阳知府高人鉴来军营拜访协镇，看到案头放着一份文书，字体非颜非欧，气格亦豪亦秀，便问协镇这份文书出自何人之手。协镇说是彭玉麟。高知府激赏道：“此字体甚奇，当大贵，且有功名。”彭玉麟能得到知府的青睐，执贽为其门下弟子，人生路走起来就顺坦得多了。他曾作一副楹联：“绝少五千拄腹撑肠书卷，只余一副忠君爱国心肝”，气节自见，高知府对他又更加高看一眼。彭玉麟的出身止于附生（秀才），附生已足够了，左宗棠也只是个举人，不曾进士。八股文，害死人，他俩能闪得开身，是因为时势与英雄两造之际，都把握住了奇妙的机会，这机会与其说是清王朝给的，还不如说是太平天国送的。
因当时民生凋敝，列敌环伺中国，各地民众生活困苦，民变时有发生。1849年爆发的李沅发起义，坚持半年之久，转战湘桂黔边境十余州县，影响几乎遍及南中国。此时的彭玉麟虽然无官一身轻，没有什么政绩可言，但因他与衡阳协标的特殊关系，所以很自然地参与了这场镇压农民起义的军事斗争。
战争结束后，彭玉麟因功受到上司的嘉奖。湖广总督裕泰见衔名列生员，误以为彭玉麟系武生出身，故奏补为临武营外委，赏蓝翎。衡阳协标想为其更请保赏为训守之职，但被彭玉麟谢辞。他的理由是，年轻学浅，不堪人师，报效国家则来日方长，此时还是潜心学业、服侍慈母更切实际。
彭玉麟自军营返回家乡衡阳后，在潜心学业的同时，为生活所迫，曾应商人杨子春之请，前往耒阳代为经营其典当铺生意。此时，湖南一带饥民特多，社会秩序极不稳定。可能与自身贫寒的经历有关，彭玉麟对贫苦民众寄予了深深地同情。他曾自作主张把当铺钱财赈济饥民，借贷给他人者明确宣布不取利息。
不久，湖南一带民众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影响下，纷纷组织起来采取劫富济贫的行动。耒阳典当铺主人杨子春坐卧不安，以为其钱财必定被“土寇”洗劫一空。结果出乎意料，那些平常受彭玉麟恩惠的人，竟未对典当铺实行“打劫”而加以保护，使得彭玉麟能够从容收回资本“还报主家”。事后，人们对彭玉麟的胆识、才能和求实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