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总裁于1975年4月5日去世之后，台湾当局发布了官方版的医疗报告，只可惜，这份医疗报告技巧性地掩饰了若干的重要事实，而这些事实都关系着蒋总裁的死亡之谜。
从1962年到1975年的14年间，台湾当局调集了包括台北“荣民总医院”、台北“中兴医院”（前身为省立台北医院）、台北“三军总医院”等等第一流的军民医院，用最先进的医疗设备、最优秀的医护人才，成立了举世无双的“医疗小组”，这个“医疗小组”的使命就是不计代价、日以继夜地照护蒋总裁的健康，目的就是要延长蒋总裁的生命，让其活得越久越好。
然而，要不是接连几件外行干预专业，导致致命错误的医疗决策，说不定蒋总裁可以活过90岁，就连“蒋经国时代”也都将随之推迟，甚至成为泡影。
1975年4月5日蒋总裁逝世后，台湾当局官方为了向全岛说明蒋总裁病逝的前因后果，特意发布了一份名为《总统蒋介石治疗休养及逝世经过报告》，但值得大家注意的是，就在这份报告的关键内容中，却刻意隐藏了蒋总裁死亡的真正原因，而且多年来，一直也都没有受到外界的关注。
这份官方版的《总统蒋介石治疗休养及逝世经过报告》说明了蒋总裁从76岁起，就苦于前列腺肥大症。但这份报告却并未进一步说明蒋总裁那时候的病情，但是，一批老侍卫人员，却对蒋总裁当时的身体情况记忆犹新，以这些随从人员的回忆，足以作《总统蒋介石治疗休养及逝世经过报告》之外的细腻补充。
实际上，当蒋总裁来到台湾之后，他的身体状况就出现了第一阶段的警讯，这时正值20世纪60年代初期，因为病症来得太过突然，蒋总裁起先还搞不清楚自己身体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而这个症状则最初显现于1962年的4月9日，这一天马拉加西总统访问台湾，侍卫人员就发觉蒋总裁有些精神不济，整天都苦着一张脸，表情痛楚，这是随从人员前所未见的。
起先大家以为是蒋总裁有心事，情绪不好，一时之间，也没有人能够搞清楚原因究竟何在，更没有人敢问。等马拉加西总统离开台湾后，蒋总裁有一天请假没上班。后来，大家才知道原来那阵子蒋总裁是由于身体不舒服所致。不过军人出身的蒋总裁硬是咬着牙强忍着病痛，连连忍了两个星期之久，直到4月23日这一天，实在因为苦于无法解尿，在忍无可忍之下，这才来到“荣民总医院”做了一个细致的身体检查。
“荣民总医院”泌尿科主任郑不非大夫检查之后，便告诉蒋总裁，他的前列腺有过度肥大的迹象，而且肿大情况趋于严重，才会使得排尿难以顺畅，有必要尽早进行手术治疗，以免因此造成其他疾病。
其实，前列腺肥大不过是一种老年人常见的疾病，属于一种老化现象，并非是什么奇怪的症状。不过在当时还有一种说法，蒋总裁之所以会患有前列腺肥大症，八成就是禁欲的结果。因为蒋总裁的传统观念很强，他认为男人年过古稀之龄，就应该着重节欲养生，所以，蒋总裁在70岁前后，便开始与宋美龄分床而睡，两人同房但却分床。在蒋总裁的观念里边认为，男人进入老年就应该节制欲望，以保“元气”不再外泄。
在当时还有另一种未经科学印证的说法认为，男性若是前列腺肿大，通常都是长寿的象征。不得不说，纵使这一说法成立，也是一件让人忧喜参半的事情。因为当时医师的当务之急，是要解决蒋总裁的排尿困扰，而非是长寿。医师们都很担忧蒋总裁的小便难以排出，或者小便时涓涓滴滴，将衍生出身体其他器官的毛病。
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郑不非大夫是台湾“荣民总医院”里最优秀的泌尿科专科医师，同时也是泌尿科的主任，其他像“荣民总医院”院长卢致德、外科部主任卢光舜等名医，也都是台湾早年一等一的医学专家。如果依科别专长而言，泌尿科主任郑不非绝对可以胜任为蒋总裁切除前列腺肥大组织的任务。
但是，两个微妙的因素，促使郑不非没有接下这项重大任务。第一个因素就是虽然郑不非具有施行前列腺手术的丰富经验，但一听到要为蒋总裁动手术，顾虑他是岛内头号人物，自是有些害怕。即使这前列腺手术并不是大手术，但毕竟天底下没有百分百成功的手术，万一失手，难保不遭受责难甚至会导致更严重的下场。兹事体大，所以郑不非不免会多有顾忌，把为蒋总裁开刀视为畏途。如若稍有闪失，不仅饭碗不保，恐怕还会有牢狱之灾。
第二个因素则是源于宋美龄的干预，当蒋总裁回到士林官邸将身体检查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宋美龄后，宋美龄就强烈反对贸然开刀，还要求蒋总裁稍安勿躁，应该先由孔宋家族在美国请来第一流的名医权威，专程来台湾为蒋总裁诊治或动刀。一向笃信远来和尚会念经的宋美龄，自然不赞同让中国医师动手术，所以她极力主张应该聘请权威的洋医师。
由于这次前列腺肥大病症来得太突然，而且来势汹汹，使得蒋总裁排尿总是不顺，身体很不舒服，一听宋美龄力劝自己再忍一阵子，等孔宋家族从美国请来名医到台湾再行开刀，蒋总裁当场气得就想翻脸，连连急躁的说道：“急惊风不能等慢郎中，排尿不顺造成的膀胱不适，已经让我连一小时都不能再忍耐。”宋美龄反复劝解无效，只好采取最快速的方式，要求美国中央情报局外围组织——“西方公司”在台湾的负责人，急电从美军中征调了一位前列腺专科大夫，专程来台湾为蒋总裁开刀。
这位来自琉球美军基地医院的非洲裔美国医师，是世界知名前列腺权威医师奈斯比的得意门生。
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协助急召之下，这位美军医师在两天后就赶到了台北。1962年4月27日，这位前列腺专科医师进驻台北“荣民总医院”。因为前列腺切除手术并不是什么大型手术，所以相关的手术器械都很轻便，全是由美军医师随行从琉球携带来台。
手术后几天之内，蒋总裁感觉尿道部位疼痛难忍，排尿时更是剧痛难受。直到几天之后，疼痛感才逐步好转。也有侍卫人员回忆称，手术完成后，蒋总裁曾在“荣民总医院”住院五天，调养病体，连续注射好几天的营养和消炎针剂，确认身体没有发炎反应后才顺利出院。手术后，蒋总裁始终都待在官邸静养，足不出户，直到两个礼拜之后，才恢复散步等日常活动，并逐步恢复了工作。
不料，手术后的一个半月，到了6月9日，蒋总裁出席胡宗南将军安灵告别仪式，回到官邸之后，他就像是中了邪似的，又出现了严重的血尿现象。其实，这就是官方版《总统蒋介石治疗休养及逝世经过报告》中所谓的“手术后发生尿道炎、（小）便血、尿道狭窄等并发症”。蒋总裁当时并不清楚，这种尿道炎反应，实际上只是“内视镜前列腺刮除手术”所带来的术后反应，是由于这项手术技术不够完善造成的，并不是原发性的疾病。蒋总裁却因而紧张不已，连忙找到了郑不非想办法。
正巧这时候，宋美龄的弟弟宋子安来台湾度假，他和宋美龄以及蒋总裁商量之后，便自告奋勇地紧急返回了美国，准备亲自邀请美国前列腺权威医师奈斯比来台湾替蒋总裁诊治。
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1962年7月初，宋子安便把奈斯比从美国请到了台湾，并且立刻对蒋总裁进行检查，了解血尿的原因。7月7日，奈斯比大驾光临台北“荣民总医院”，为蒋总裁施行第二次手术。这个“内视镜前列腺刮除手术”虽然只是个小手术，但却是个疼得要命的手术，蒋总裁很不幸，只得再次饱尝了关二爷当年的“刮骨疗伤”之痛，只不过，关二爷当年挨刀的部位是手臂，而蒋总裁挨刀的地方则是男人最敏感、最怕疼的尿道。
日后在和医师谈及蒋总裁的前列腺问题时，宋美龄对于第一位为蒋总裁做前列腺手术的那位黑人美国医师，总是颇有微词。宋美龄还说：“很后悔当初没有阻止‘总统’不要动前列腺手术，可惜‘总统’的个性太强，决定一定要开刀，我劝他等一等，要从美国为他请最好的医生来，‘总统’始终不听，我只好由他去。后来，看到那位美军准备手术时，竟然十分不镇静，以致一双手都在不停的发抖。”宋美龄又称，她本应阻止蒋总裁不要开刀，又怕劝阻蒋总裁，违反蒋总裁的本来意志，怕他又要大发脾气，所以就忍下不提，多年之后想起此事，不禁有些懊悔莫及。
就从1962年起，一直到晚年时期，每年大约农历春节过后，春暖花开时节，蒋总裁就会发生血尿症状。贴身人员每当见到蒋总裁神色仓皇地从厕所走出来，就可以推测八成蒋总裁的“月事”又来了。据医师透露，蒋总裁之所以会有血尿症状，与手术后遗症造成慢性前列腺炎有着一定的关系。
就在蒋总裁饱受尿道之苦的时候，他还遭遇了一次重大的车祸事件。这件车祸事件发生于1969年9月16日的下午，可以说，这件车祸是国民党政权搬迁台湾以来，蒋总裁安全警卫工作中最为荒唐的一次失误。也正是这次车祸事件，给蒋总裁的身体健康带来极其严重的后遗症，蒋总裁就是从1969年秋天这场意外事件后，身体开始逐渐走了下坡。
1969年9月16日上午，蒋总裁还神采奕奕地主持了军事会谈，台湾军方的高级将领也都出席了那天在阳明山举行的会谈。照例，会谈在“读训”（宣读蒋介石写的训词）声中结束。下午，会谈进行分组讨论议题，蒋总裁一向不参加分组讨论，而是交由与会将领分别举行。所以，大约中午12点半左右，蒋总裁就已经离席，回到阳明山官邸（即现在已开放的草山行馆）吃中饭、休息（注：蒋总裁每年过完端午节，入夏之后，即从士林官邸搬至阳明山官邸避暑）。
依照蒋总裁的生活作息安排，一般都是中午喝过午茶、吃过点心，约摸下午4点钟前后，如果天气允许，他就会和宋美龄坐车到台北近郊去兜风，这也是他行之多年的一种“散心”形式。
这天下午5点多，蒋总裁的座车刚要结束兜风行程，准备从山下回到阳明山官邸，当车队上坡沿着阳明山仰德大道前进行到岭头、永福附近处时，刚好有一辆下山开往市区的公路局客运班车停在永福附近的一处站牌等候乘客上车。这时正值阳明山军事会谈分组会议刚散会，于是军用汽车一辆接着一辆开下了山，其中每部军车都是风驰电掣一般，车速几乎都超过60公里。这些车上的司机老爷和将军们，经过一天会议，早就归心似箭，恨不得都能早点离开阳明山，下山去吃一顿可口的晚餐。
当蒋总裁车队的“先导车”，也就是第一辆的开道车，驶过一道大弯，走到那部停靠在路边的公路局客运班车前面两三百米处，突然发现有一部军用牌照的吉普车，猛然从公路局客运班车左后方超车窜出，迎面朝着“先导车”就疾驶而来。
“先导车”的司机反应极为机警，当下立刻踩死了刹车，使得这辆军用牌照的吉普车刚好擦身而过，幸运地躲过了迎面一撞。当“先导车”司机嘴里正要脱口大骂之际，紧跟在“先导车”后方的蒋总裁座车司机徐达生，或许是一时分神，也或许是紧张过度，他明明见到“先导车”已经踩了急刹车，自己原本也应该跟着急踩刹车，却错把油门踩到了底，只听轰然一声，整部座车便硬生生地与“先导车”的后车厢撞个正着。这一撞不要紧，使得蒋总裁座车的车头和“先导车”的后车厢，都撞了个大窟窿。
在撞车的一瞬间，蒋总裁坐在座车右后座的座位上，正倚着拐杖闭目养神。而坐在座车左后座的宋美龄，则是习惯性地跷着二郎腿打着瞌睡。早年间，台湾根本就没有座车需要系扣安全带的规定，何况“总统”的座车属于绝对安全的级别，两个老人压根儿也没有想到要系过座位上的安全带。更为糟糕的是，蒋总裁的座车是一辆七人座的凯迪拉克大轿车，这轿车原本空间就很大，为了考量蒋总裁的舒适度，让其双腿在车内可以伸缩自如，还特意在座车内拆掉了多余的座位，因此前后座距离足有一两米的长度，这使得撞击的能量和力度都相对加大了很多。
随即，蒋总裁夫妇就被送到了“荣民总医院”进行急救。医师初步诊察，发现蒋总裁受的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外伤，主要是嘴唇小范围撕裂伤，阴囊淤青浮肿，其胸部压根就没有明显的伤痕，事后蒋总裁也没有觉得胸部有任何的不适，所以他压根就没想到胸腔或是心脏受伤的问题。倒是千金贵体的宋美龄，从仰德大道出事现场，一路尖声叫疼叫到了“荣民总医院”，一会儿抱怨安全工作没有做好，害她受伤受苦，一会儿又叫“荣民总医院”的医师们给她做彻底的检查。医生、护士为了应付老太太，个个都是冲进冲出，忙成了一团。侍卫长、侍卫官则全部排成一排，站在病房外低头认错，甚至都不敢吭声。就连随后赶到的蒋经国，在一旁也都是唉声叹气，频频摇头。
事实上，叫疼叫得最厉害的宋美龄，除了腿部和膝盖略有拉伤，身体其他部位及内脏反倒毫发未损。而蒋总裁嘴巴上讲着没事，事后却证明他的胸腔心脏部位受创极重，内伤造成他数个月之后，心脏发生扩大现象的病源。
几个礼拜之后，蒋总裁就发觉体力大不如前，起先他并不知情，直到后来，他才知道原来是车祸后遗症的阴影逐渐地笼罩了他的健康。
1969年冬天，在阳明山车祸后发生3个月以后，台军“一级上将”薛岳特意从台湾南部寓所到士林官邸探望蒋总裁，蒋总裁在士林官邸大客厅语气低沉地告诉薛岳：“今年夏天阳明山车祸以后，我身体大不如前。”蒋总裁甚至还向薛岳抱怨，自己走路都觉得比以前吃力。
1970年春季，蒋总裁在台湾花莲“青山招待所”度假，“副总统”严家淦特意赶到了青山来探视蒋总裁，这时候的蒋总裁极为郁闷地说道：“永福（永福是阳明山车祸发生的地点）车祸，足足减我阳寿20年。”能够说出这句感触良深的话，足以证明那场车祸对蒋总裁身体健康的严重斲伤。
1969年夏天的那场车祸事件之后数周，蒋总裁又来到“荣民总医院”做例行的身体检查。在心电图检查项目中，医师发现了隐藏的严重危机。蒋总裁的心脏大动脉部位，竟然传出了一阵阵的杂音。经过心脏专科医师证实，阳明山车祸撞击的瞬间，蒋总裁的主动脉瓣膜曾遭受到了重创，但是，蒋总裁和当时的医师都没有察觉到撞击瞬间而带来的直接后遗症。
据蒋总裁的侍从医官熊丸事后回忆，蒋总裁之后的精神状况就不如先前那么好，除了年纪老迈因素，更和车祸导致心脏瓣膜受伤脱不了干系。熊丸表示，人类的心脏主动脉瓣膜破裂，等于抽水机的活塞坏了一样，血打上去又会倒流回来，这是日后蒋总裁心脏衰竭的一大原因。
1971年5月22日，蒋介石再次来到“荣民总医院”做例行体检，医师又告诉了他第二个不幸的消息，经过进一步的恶化，他的心脏出现了明显的扩大现象。这个车祸的后遗症一天比一天突显，使得蒋总裁心里阴霾重重。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句话用在蒋总裁的身上最为合适不过。而蒋总裁的随从们，更是不会忘记那个诡异的下午。1971年11月间，蒋总裁偕同宋美龄来到了高雄“澄清湖宾馆”避寒度假。某日午后，蒋总裁解大便不顺利，便交代值班的侍从副官钱如标为他塞通便甘油球。钱如标有些心不在焉，原本塞甘油球需要将塑胶瓶的尖形嘴子对准直肠方向，可是钱如标却是稀里糊涂死命往里塞，这一塞不但塞偏了，而且还刺破了肛门肉，第一瓶甘油球塞偏之后，还接着塞第二瓶。直到蒋总裁低头看见马桶里的鲜血淋漓，这才感觉到肛门处一阵剧痛。随即，蒋总裁就大声叫骂了起来，其他的随从一听不好，连忙都凑了过来，得知这个钱如标闯了大祸，个个都义愤填膺地训斥了起来。
蒋总裁肛门受创，之后又发炎溃烂，整整治疗了快两个月才痊愈。使得他车祸后原本就很虚弱的身体，更是雪上加霜。
出了这种意外，蒋总裁自是疼痛难忍，一气之下他命令侍卫长直接把钱如标移送到了军法处法办，事发当天下午，钱如标就被押往了屏东空军基地，并且连夜专机解送台北。
从车祸、心脏扩大、肛门受创等等一连串损及健康的意外事件，到1972年元月，蒋总裁的身体就开始变得倦怠，大清早起床之后，也会觉得昏昏欲睡，侍从副官还发现，蒋总裁居然一大早9点半就躺在床上，没有人敢问他哪里不舒服，但都觉得这个情况极不正常。
自此以后，蒋总裁的身体更是每况愈下，直到1975年的4月，他才带着一身的病痛彻底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第三章 “傀儡皇帝”严家淦
与大陆民众耳熟能详的“中华民国”历届“总统”相比，严家淦这个名字无疑是陌生的，甚至很多大陆人连他的名字也都是第一次听说。他作为蒋氏父子完成权利交接的“接力棒”，常被人戏称为“过渡总统”，但他通过博取蒋氏父子信任从而登临大位执政三年，也算是为自己平淡的一生陡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严家淦登上“总统”宝座后，没有人歌功颂德，他在蒋介石生前是默默无闻的“副总统”，蒋介石死后又成了默默的“总统”。他小心谨慎，本分地充当好“过渡总统”的角色。
私人档案
姓名：严家淦
籍贯：江苏吴县
民族：汉族
出生地：上海
生卒年月：1905年10月23日——1993年12月24日
绰号：“新台币之父”
妻妾情况：一个妻子
信奉格言：听蒋家的话，办蒋家的事。
人物特点：人性情温和，生活简朴，从政不太张扬，多年来他一直都奉行八个字的人际关系哲学，那就是“退一步想，易地而处。”
家世
祖父：资料不详
父亲：资料不详
母亲：资料不详
妻子：刘期纯
儿子：严隽荣、严隽森、严隽同、严隽泰、严隽建
女儿：严隽华、严隽菊、严隽芸、严隽荃
人物评价
与大陆民众耳熟能详的“中华民国”历届“总统”相比，严家淦这个名字无疑是陌生的，甚至很多大陆人连他的名字也都是第一次听说。他作为蒋氏父子完成权利交接的“接力棒”，常被人戏称为“过渡总统”，但他通过博取蒋氏父子信任从而登临大位执政三年，也算是为自己平淡的一生陡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严家淦登上“总统”宝座后，没有人歌功颂德，他在蒋介石生前是默默无闻的“副总统”，蒋介石死后又成了默默的“总统”。他小心谨慎，本分地充当好“过渡总统”的角色。
严家淦一生大事记
1905年，严家淦生于上海。
1926年（21岁），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
1931年（26岁），任京沪杭甬铁路管理局材料处长。
1939年（34岁），调任福建省政府建设厅长、财政厅长，因设计推行“田赋征实”制度，名噪一时。
1945年（40岁），出任战时生产局采办处长，办理美国租借法案及中英、中加借款案。未久赴台，就任台湾行政长官公署交通处长兼交通部特派员。同年，严家淦到了台湾。1946年，严家淦转任财政处长兼台湾银行董事长，筹划建立台湾财政金融制度。该行前身为日本银行台湾办事处。
1947年（42岁），严家淦出任台湾省政府财政厅长。
1948年（43岁），一度内调筹备设立行政院美援运用委员会委员。协助陈诚，主持“币制改革”，发行新台币以稳定台省金融。
1950年（45岁），复为陈诚擢任“经济部长”兼“美援会”副主任委员，嗣任“财政部长”，初建财经班底。
1954年（49岁），严家淦出任台湾省主席，主持台湾省政3年。
1956年（51岁），4月，台湾当局创立了“国民退除役官兵就业辅导委员会”，严家淦任主任，蒋经国任副主任，主持实际工作。
1957年（52岁），转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美援会”主任委员，“经济安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次年回任“财政部长”。
1963年（58岁），12月，国民党中常会讨论“行政院”改组问题时，蒋介石提出了换人方案，同意陈诚的请辞，并提名严家淦，继任“行政院长”。
1963年（58岁），12月14日，国民党中常会，正式通过了严家淦“内阁”组成名单。严家淦代替陈诚，为“太子”登基担负起了“护航”的任务。
1964年（59岁），3月，严家淦提名蒋经国为“国防部”副部长并兼任“政务委员”。
1966年（61岁），被蒋介石擢为“副总统”，仍兼“行政院长”。
1967年（62岁），兼“国防研究院”副院长，长期主持台湾财经事务，策划和制定多项重大财经法案，为台湾经济建设的主要设计师之一，财经系统也成型壮大。
1969年（64岁），6月，台湾“行政院”改组，“院长”仍由严家淦兼任。
1972年（67岁），再度当选“副总统”，“行政院长”则由蒋经国接替。
1975年（70岁），4月，继蒋介石之后出任“总统”。
1978年（73岁），1月7日，国民党中常会举行临时会议，同意严家淦建议，决议向十一届二中全会提案，提名蒋经国为第六任“总统”候选人。
1978年（73岁），5月，严家淦卸任“总统”，任中常委兼“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主任委员，以国民党元老身份提供建言。
1978年（73岁），7月，蒋经国核定由严家淦继续担任“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会长。
1979年（74岁），严家淦被推为台湾“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
1986年（81岁），3月任“十二人革新小组”召集人，对政治革新要务进行研议。同年因患脑溢血住院，从政坛隐退。
1993年（88岁），12月24日晚10时，严家淦因心脏衰竭，病情转危，经急救无效而病逝于台北“荣总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