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韩愈提出了“不平则鸣”的文学命题，对社会现实，作家经历和文学创作的关系作出了颇为精辟的论述。欧阳修登上文坛之际，骈文之风正盛，而写古文者的怪癖之风亦颇盛，正是苏轼所谓“余风未殄（tiǎn，灭绝），新弊复作”（《上欧阳内翰书》）。针对这一局面，欧阳修力主通过改变文章内容来改变文风，就是要革除时文“但取空言，无益时事”的弊端。他认为古文创作必须面向现实，反映现实，从而明确提出了“切中时弊，不务空言”的创作要求。
欧阳修深受韩愈“愁思之声要妙”“穷苦之言易好”“不平则鸣”等说法的影响和启发，又通过对自己和梅尧臣、苏舜钦等人生活和创作道路的回顾与总结，提出了“穷而后工”的观点。他在《梅圣俞诗集序》中说：“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这就明白地告诉人们：“作诗”和“命穷”之间并无必然联系，“穷者”之言所以精工，主要是在于他们把长期郁积在胸中的忧思感愤之情，寄托于虫鱼草木、风云鸟兽等自然之物中，通过语言表达出来，产生一种怨刺、讽谕的社会作用，这就是穷者之言易工的道理，诗如此，文亦如此。
在欧阳修去世的前一年，他在为其岳父薛奎文集所写的序中，再次表达了这一思想。文章指出：在社会上的“君子”中存在着两种人：“或施之事业”，或“见于文章”。前者为得志之士，他们致力于建功立业，扬名于世，而以文章为“末事”，无暇、也无能力过问；后者多为失志之人，他们“穷居隐约，苦心危虑，而极于精思，与其有所感激发愤，惟无所施于世者，皆一寓于文辞，故曰穷者之言易工也。”（《薛简肃公文集序》）
“穷者之言易工”，这就从另一个角度阐述了现实生活、作家经历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正确揭示了“穷”和“工”之间的内在联系。“穷而后工”是韩愈“不平则鸣”观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发展，是欧阳修对文学理论的新贡献。对于指导正确的文学创作之路，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