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进行变法，他深知人才的重要，为了把自己的思想灌输给学校的生员，他在对科举进行改革、对学校进行整顿后，开始着手对“教材”下工夫。他主持设置了经义局，由他和吕惠卿、吕升卿及自己的儿子王雱等人共同撰写经义，作为学校的读本和科举考试的依据，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搞“统编教材”。
王安石是变革派，有人曾封他为“大法家”，其实王安石的思想基础是儒家，他是北宋著名的经学家，提倡效法尧、舜，但他对儒家经典并不迷信，并不照搬，而是“深思而慎取”，对先儒的东西有所分析，有所扬弃，如对先儒的一些传注，多弃而不用，甚至斥《春秋》为“断烂朝报”，不使列于学官，表现了一定的反传统、不因循精神。
经义局完全在王安石主导下进行工作，一切以王安石思想为主导。熙宁八年（1075）二月，王安石复相，六月间，《诗义》《书义》和《周礼义》三书撰成，并进呈神宗。神宗将其颁布于学官，谓之《三经新义》。其中《诗义》和《书义》多出于王雱和吕惠卿、吕升卿之手，而《周礼义》则全由王安石亲自撰写。《周礼义》尽管是对古代典籍的诠释，但实际上是王安石政治思想的集中体现。《三经新义》颁行后，王安石因《诗义》经吕惠卿兄弟修改，有不合己意处，遂于同年九月，将新旧本一起进呈神宗，并上疏说明情况，请将《诗序》用吕升卿的解释，而《诗义》仍用王安石自己的旧本。此事虽惹得吕惠卿兄弟不快，导致了他们日后在改革方面的更大分裂，但《三经新义》还是照王安石的意见办了。
《三经新义》一经颁行，遂成为各类学校和科举考试的法定的统编教材，“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主司纯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说，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宋史·王安石传》）对于三经的解释，一切以王安石说了算，学生不许有自己的看法。王安石就是企图通过这样的思想灌输，来培养和选拔拥护改革的官员，使改革得以顺利推进。可惜的是，当《三经新义》颁行之时，改革派内部已经分崩离析，神宗对王安石也不再言听计从，使王安石的改革举步维艰。熙宁九年春，王安石因病屡求罢相归田，至十月，获神宗批准，出判江宁府，这无疑预示了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