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妃，就是王昭君。昭君字嫱，汉元帝时以良家女子被选入宫，貌美而长期受到冷遇。后因和亲，汉元帝将她送给了匈奴的呼韩邪单于（事见《后汉书·南匈奴传》）。晋人因避司马昭讳，故改昭君为明君，后人遂称王昭君为“明妃”。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王安石作《明妃曲》二首，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其原因何在呢？我们且看其诗之第一首：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意态由来画不得，当时枉杀毛延寿。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看尽汉宫衣。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全诗十六句，大体分为四部分：开头四句写王昭君离开汉宫赴匈奴时的情态；接下来四句是写汉元帝杀画工毛延寿之事；再四句写昭君在匈奴思汉朝，想家人；末四句写家人对昭君的宽慰。
历来写昭君的诗、文、赋多如牛毛，但多是写她留恋君恩。而王安石此诗写王昭君思念的是故国、故乡和亲人，而不是什么“君恩”。这就一反传统，翻出了新意，扩大了作品的社会意义。再者，诗中称汉元帝枉杀毛延寿，这也是翻了历史旧案。据葛洪《西京杂记》载：汉元帝后宫佳丽极多，不能一一召幸。于是就让画工毛延寿给她们画像，以供汉元帝按图选召。当时很多宫女都贿赂毛延寿，独王昭君恃其美貌而不行贿，毛延寿就把她画得很丑，所以始终未被召幸。乃至她赴匈奴时，汉元帝才发现她的姿色为后宫第一，并为之神魂颠倒，但已无法挽回，因而怒杀毛延寿。对此王安石说：“意态由来画不得，当时枉杀毛延寿。”这不是王安石说毛延寿应该受贿，而是说汉元帝“按图”召幸太荒唐，何不自己去看一看？欧阳修在《再和明妃曲》中说得更明白：“虽能杀画工，于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尚如此，安能万里制夷狄！”意思是说，自己耳目所及之事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对敌作战了！这实际上是说，造成王昭君不幸的根源，不是画工毛延寿，而是昏君汉元帝，这也与传统看法大不相同。这些一反传统的观点，无疑是翻出了新意，让读者耳目一新。
当然，王安石咏昭君，并非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借古喻今。王安石虽怀“矫世变俗”之大志，但一直未受重用。嘉祐四年，仁宗召他入京作了三司度支判官，他写下了《上神宗皇帝言事书》，洋洋万言，极言改革之必要，并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但是并未引起仁宗重视，一股怀才不遇之气郁结胸中，故写《明妃曲》以泄胸中不平。王昭君是绝代佳人，但因汉元帝昏庸而被远嫁匈奴和亲；她在匈奴思国、思乡、思亲人，亲人只能回信安慰她“好在毡城莫相忆”，并以陈皇后被幽闭在长门宫，虽与汉武帝只有咫尺之遥，但同样是失宠，所以劝她说：“人生失意无南北。”不论身在南国还是北方，碰上了昏君都一样倒霉。王昭君是失意者中的一个，王安石自己何尝不也是一个失意之人？诗中极写王昭君的绝色，写她的不幸和对国家、对亲人的怀念，倾注了深切的同情，实际上都是作者自己的牢骚话：碰上昏君，在哪儿都一样。王安石借王昭君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对朝廷的昏暗不明、不善识别和任用人才表示了极大的忧愤。而这也正是这两首诗引起广泛社会反响的根本原因。
王安石这两首《明妃曲》一问世，随即在诗坛和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当时政坛和诗坛很多重量级人物如欧阳修、梅尧臣、司马光、刘敞等均写了和诗，引起很大的社会轰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