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本传》载：“安石未贵时，名震京师，性不好华腴，自奉至俭，或衣垢不澣（同”浣“，洗），面垢不洗，世多称其贤。蜀人苏洵独曰：‘是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tè）。’作《辨奸论》以刺之……”
王安石未贵时，当然是指他在熙宁二年（1069）出任参知政事之前。他长期出任地方官，取得了很好的政绩，获得了“恬退”的声誉，又不好奢华，自奉至俭，故世人多称其贤达。但苏洵却认为王安石的节俭“不近人情”，是大奸似忠，故作《辨奸论》讽刺他。关于苏洵写《辨奸论》一事，目前尚有争论，但不管此文是否苏洵所写，仅凭王安石“衣垢不澣，面垢不洗”就断定他必为奸佞，都实在是太主观主义和夸大其辞了，应属不实之词。
但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我们如何认识和理解王安石的不洗衣服不洗脸。我们知道，王安石入相之前，多年主动要求做地方官，不做京官。做地方官多有政绩，他除了繁忙的公务之外，又是散文家、诗人、经学家，写作和学术研究也耗去他极大精力。且王安石胸怀“矫世变俗”之大志，决心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现状。他对当时官僚的“文恬武嬉”、苟安享乐的风气十分厌恶，对百姓的苦难十分同情，所以他“性不好华腴，自奉至俭”，完全是出于本性的一种自觉行动。朱熹曾赞王安石和司马光“不好声色，不爱官职，不殖货利”，在北宋时期，不是官迷、财迷、色迷的官员可以说是寥若晨星。像这样品德高尚之人，终日忧国忧民，哪会顾得上去计较个人的衣着外表和生活享受？世人称其贤达，的确是对其公允的评价。至于王安石是否真的是“衣垢不澣，面垢不洗”，倒是大可怀疑的。王安石当时还不至于为节水去过“低碳生活”，他不可能有这个认识，即使今人有这个认识，也不会有这个行动，不洗衣服不洗脸，蓬头垢面，衣履不整，普通百姓尚不如此，何况王安石是个勤政爱民的地方官，以这副尊容去见下属和黎民百姓，实在是难以想象的，不可思议的。王安石偶有“衣垢不澣，面垢不洗”的情况是可能的，可以理解的，今人也多会有这种情况，但将此理解为王安石生活之“常态”，那无疑是夸大了，是不真实的；如果再深一步，将此举动认为是王安石有意的“伪装”，以“俭朴”来掩盖自己“奸佞”的本质，那就不只是冤枉了王安石，而且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之嫌疑了。
王安石“性不好华腴，自奉至俭”是一点不假的，是其优秀品德，他因此获得了当时人和后人的赞誉；王安石“衣垢不澣，面垢不洗”只是“或（有时）”如此，是偶然情况，不是常态。我们万不可以“不讲卫生”来认识此事，更不可以“奸诈”“伪饰”来厚诬先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