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明道二年（1033）三月，章献太后病逝，仁宗亲理朝政，酝酿政治改革。四月，即将范仲淹从陈州通判召回京城，出任右司谏。司谏是谏官。在宋代，其官阶不高，俸禄不厚，但“掌规谏讽喻，凡朝政阙失，大臣百官任其非人，三省至百司事有违失，皆得谏正。”（《宋史·百官志》）。即是说，谏官可以直接向皇帝建言，参与朝政。
欧阳修时年二十六岁，在洛阳任留守推官。欧阳修有改变宋王朝积贫积弱之志，对谏官寄予厚望。故在范仲淹上任不久，即写信给素不相识的范仲淹，在这封《上范司谏书》中，欧阳修首先表示对范仲淹的祝贺：“司谏，七品官尔，于执事得之，不为喜，而独区区欲一贺者，诚以谏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时之公议系焉。”接着便大讲谏官的重要：“若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计，惟所见闻而不系职司者，独宰相可行之，谏官可言之尔。故学士学古怀道者仕于时，不得为宰相，必为谏官。谏官虽卑，与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庙堂之上与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谏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谏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与天子争是非者，谏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谏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县之吏守一职者，任一职之责，宰相、谏官系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责。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职者，受责于有司；谏官之失职也，取讥于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时；君子之讥，著之简册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惧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责，惧百世之讥，岂不重邪？非材且贤者不能为也。”极言谏官责任之重大。接着又讲洛阳士大夫对范仲淹的赞许和期待，又以韩愈写《争臣论》讥谏官不谏事劝勉范仲淹。最后又提醒范仲淹：既被用为谏官，切不可说“彼非我职，不敢言”；“我位犹卑，不待言”“我有待”而不言。言下之意极为明白：朝廷从千里之外召你回朝做谏官，就是“欲闻正议而乐谠言”，殷切期望范仲淹能有所作为，以解“洛之士大夫之惑”。
欧阳修对一位素不相识的谏官，如此直言不讳，可见他对谏官的重视和对范仲淹的期待。范仲淹当然不愧是一位直言极谏的合格谏官，他上任不过几个月就向朝廷提出了不少建议。同年十二月，又因和宰相吕夷简争论废郭皇后事愤而罢去谏官之职，不愧为“直辞正色，面争庭论者。”而欧阳修后来写《与高司谏书》义愤填膺地诘责谏官高若讷，自己任右司谏之尽职尽责，都说明欧阳修也是一名真君子，好谏官。
欧阳修这封鼓励和切责范仲淹的信，是他们最早的文字交往，但这次“神交”却奠定了他们之间真诚不渝的友谊。欧阳修一生都十分敬佩范仲淹这位改革派的领袖人物，并成为北宋政治革新中的坚定盟友。他不但积极参与北宋的政治改革，写《朋党论》《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等，极力为范仲淹等人辩诬，而且在范仲淹去世后，为其撰写《祭资政范公文》和《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并序》，高度评价范仲淹的人品和政绩，不愧为范仲淹的知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