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于庆历五年（1045）被贬到滁州。庆历六年，写下了著名的《醉翁亭记》。他的“醉翁”之号由此而大著，而他时年只有四十岁。
四十岁正是“不惑”之年，不能算老，但欧阳修却自号“醉翁”，原因何在？在这篇《醉翁亭记》中，欧阳修有个解释：“峰回路转，有亭翼然立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建亭的人是琅耶山的和尚智仙，给亭子命名的是欧阳修。欧阳修自称“醉翁”，故此亭即为醉翁亭。按欧阳修此处的说法，他之所以称“醉翁”，是因其“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看来说得合情合理，并无他意。但是值得人们深思的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醉翁”之意既在“山水之间”，于是文章便极写山水之乐：醉翁亭周围之景，朝暮和四时变幻无穷，奇景叠出，给人以无穷的乐趣：不仅有山水之乐，还有坐亭观赏滁人游乐和太守宴乐，以及禽鸟之乐。通篇贯穿一个“乐”字，既然有如此多的“乐”，那么欧阳修为何不称“乐翁”而偏称“醉翁”呢？文章就在这一个“醉”字上。
欧阳修在其《赠沈遵》一诗中说：“我时四十犹强力，自号醉翁聊戏客。”意思是说，自己刚到四十，正是年富力强之时，取号“醉翁”只不过是和客人们开玩笑。看来事情并不这么简单。可是苏东坡却信以为真了。他在《东坡志林》卷二中说：“永叔作《醉翁亭记》，其辞玩易，盖戏云尔。”看来，东坡真的是上当了。欧阳修在其《题滁州醉翁亭记》一诗中写道：“四十未为老，醉翁偶题篇。醉中遗万物，岂复记吾言……惟有岩风来，吹我还酲（chéng，醉酒神志不清）然。”既然明知“四十未为老”而还称“醉翁”，奥妙就在这“醉中遗万物”。所以，欧阳修自号“醉翁”，确有其深意，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加以理解。
一是旷达自放之意。欧阳修在庆历新政彻底失败、自己又遭谗被贬之时，内心是十分矛盾和痛苦的。正如他后来在《归田录》序中所说：“既不能因时奋身，遇事发愤，有所建明，以为补益，又不能依阿（依附阿谀当权者）取容，以徇（随）世俗。使怨疾谤怒丛于一身，以受侮于群小。”故在《醉翁亭记》中，除表现自己与民同乐，显示自己治滁政绩外，更主要的是要表现自己为人的大节和情操。当时他的不满和怨怒是显而易见的，但他豁然大度，既不戚戚于心，亦不作戚戚之文。他在《答李大临学士书》中曾说：“修在滁三年，得博士杜君与处，甚乐……固能达于进退穷通之理，能达于此而无累于心，然后山林泉石可以乐；必与贤者共，然后登临之际有以乐也。”文中大写山水之乐，写其“得之心而寓之酒”之乐，正表现了他光明磊落，不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政治家气度与风范。
二是“醉中遗万物”之意。欧阳修在众宾欢乐的野宴上，“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的醉态和老态，正表现了其精神世界的另一面。面对滁州年丰物阜（富足）、和平安定的现实，加上一派令人陶醉的山水美景，当然使欧阳修感到快慰。但欧阳修不是一个鼠目寸光、且顾眼前的人物，其忧国忠君之心不忘于怀。当时政治昏暗，奸佞当道；有志改革图强之士纷纷遭受贬黜，国家积弊未除，内忧外患严重，衰亡景象日趋明显，这又使得欧阳修深感忧虑和痛苦。但自己被贬于滁州一隅，才能不得施展，理想不得实现，报国无门，唯有借酒浇愁而已。“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欣赏山水之乐，虽乐中寓悲，但毕竟可以遣愁；然而只有既醉之后，才可以忘掉一切，所以这“醉翁”之“醉”，的确包含着借酒浇愁的郁闷和悲苦。
欧阳修在《醉翁亭记》的篇末说：“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鸟不知人之乐，宾客不知太守之乐，太守自得其乐。而“乐”字背后隐藏者难以明言之苦衷，而这正是我们理解欧阳修未老而称“翁”，且称“醉翁”的真正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