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提倡文从字顺，写了许多文字畅达的作品；但他也追新求奇，写了一些“怪怪奇奇”之文，其流弊是造成了皇甫湜、来无择、孙樵一派艰涩怪癖的文风。此风直至宋初尚未消歇，到北宋中期，以写怪文风闻于世的“太学体”流弊更甚。欧阳修继承韩愈“文从字顺”的一面，又学习王禹偁的平易自然，提倡平易晓畅的文风。他不仅批评唐代元结、樊宗师文章“以怪而取名”的“不胜其弊”，而且在给“太学体”的代表人物石介的信中，多次告诫：“君子之于学，是而已，不闻为异也。”“书虽末事，而当从常法，不可以为怪。”而他反对和痛抑怪异之文的惊人之举，则是嘉祐二年（1057）他知贡举（主持进士考试）时的作为。
当时“太学体”风靡于世，而名气最大的人物之一是刘几。据沈括《梦溪笔谈·人事》载：“嘉祐中，士人刘几，累为国子第一人。骤为怪崄（xiǎn）之语，学者翕（xī）然（行为一致）效之，遂成风格，欧阳公深恶之。会公主文（主持进士考试），决意痛惩。凡为新文者，一切弃黜，时体为之一变，欧阳之力也。有一举人论曰：‘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公曰：‘此必刘几也。’戏续之曰：‘秀才剌（là，乖谬，悖谬），试官刷（主考官把他刷掉了）。’乃以大朱笔横抹之，自首至尾，谓之‘红勒帛’（即以朱笔涂抹文字），判‘大纰缪’字榜之（张榜公布），既而果几也。”刘几在进士考试中写佶屈聱牙（文句不通顺）的古怪文字，欧阳修不但“戏续之”，指其乖谬，违背常法而将其刷掉，而且气愤地用朱笔横抹，判“大纰缪”张榜公布。这一举动是对当时“太学体”的沉痛一击。凡写怪文章的，一律弃黜，这是最致命的。众所周知，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走的都是“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十年寒窗，求的就是金榜题名。现在因写怪文而名落孙山，岂不要命？其失落和恼怒可想而知。
据《宋史·欧阳修传》载：“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毕事（进士考试张榜公布后），向之嚣薄者（浮薄之人）伺修出，聚噪于马首，街逻（相当于今之民警）不能制（无法制止），然场屋之习（科举考场的文风），从是遂变。”《续资治通鉴·宋仁宗嘉祐二年》也说：“榜出，嚣薄之士，候修晨朝，群聚诋斥（诋毁谩骂）。”欧阳修利用主持进士考试的文权，痛抑写怪文章的人，这些人恼羞成怒，趁欧阳修早朝之机，在其马前聚众闹事，围攻谩骂，连民警都无法制止。但欧阳修硬是不惧威胁，顶住了这股歪风。从此以后，科举考试文风一变。
欧阳修主持进士考试痛抑“险怪奇涩之文”，这在当时确是一件大事。此后文风一变，的确是欧阳修的一大功绩。但欧阳修也清楚，文风的变革，不能单靠行政命令，有破还得有立。欧阳修一面痛惩险怪之文，一面奖励写质朴自然之文；在刘几之流被黜的同时，苏氏父子及曾巩等人均得到应有的奖励：或金榜高中，或被推荐于朝，这对一代文风的影响甚为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