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先生在美洲差不多住了七八个月。他除了上述种种活动外，对于革命理论的研求，和三民主义思想的充实，也随时留心。他曾经说起在纽约和一个留学生讨论五权宪法的故事，从时间上推测，恐怕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因此知道，孙先生创造五权宪法，到这时已经具体完成了。
孙先生这次在美洲的旅费，仅仅从檀香山募到的四千余美金，他住下了七八个月，走遍了南北美洲，从事种种活动，到这时，已经用完，因此想到欧洲去，为了旅费困难，竟一时不能动身。那时欧洲留学生以湖北人为最多，都是湖北总督张之洞从两湖书院中挑选思想最激烈的学生派送出来的。这些学生大都与当时武汉的花园山机关通声气，企图秘密联络军队起事，所以被张之洞分派东西洋留学，免生事端。《大同日报》主笔刘成禺就是花园山机关的同志，他知道孙先生有游欧的意念，但没有旅费，就写信告诉留比的湖北同志贺子才，说孙先生要到欧洲来了，但很窘，请他们设法筹集旅费，贺子才等本来是想和孙先生接近，有了这样一个机会，大家就非常欢喜。那时留比学生可算完全是花园山的嫡系，大约有三十余人，德国二十余人，法国也有二十人余。贺子才就向各同学努力游说，请他们大家拿出钱来汇到美洲去，请孙先生来。结果在比国筹得四千余法郎，德国二千余马克，法国一千余法郎，由贺子才汇寄孙先生，孙先生知道欧洲留学界有这样一番热情。就决定到欧洲去。贺子才接到孙先生的回信，知道孙先生的行期和轮船的名号，就一面邀留德同志朱和中到比国来，一面等轮船到埠了，就和李仁柄、李蕃昌等，到比国北海口奥斯坦得埠去欢迎。
这时候已在冬天了，先生穿着皮袖的外衣，手携着一只皮包，匆匆地从轮船下来，一见了这几个欢迎的同志，就充满了愉快的情怀，和他们一一握手。乃由贺子才引导，坐了马车到餐馆去。吃过了饭，一直陪到比京布鲁塞尔请孙先生下榻在胡秉柯的家里。
许多富于热血的年轻留学生，都希望得到一条革命的正道，因此大家一见了孙先生。都纷纷前来请教，于是一篇革命的谈话开始了；
“我们在武汉各营校中，都有同志去联络，我们的方略，想从改变新军的头脑着手，然后由这些新军在营中起义，我们在外面响应。”贺子才、朱和中以及其他湖北留学生都这样地说。
“士兵是以服从为主，要他们首义，是很困难的，首义的事情，还须要革命同志自己担任。”孙先生摇着头说。
“现在湖北军营中的同志，已经很多，官兵都有，照这样做去，总会有一天全军都变成我们的同志。”他们很有把握地回答。
“这恐怕是一个理想而已，事实上做不到的，要真实地扩张革命势力，必须深入会党，并且要和会党发生密切的关系。”孙先生还是表示不能赞成他们的主张，接着便说明会党的宗旨和历史：“会党的宗旨。本来是反清复明，不过到现在他们的宗旨却已渐渐地晦塞了，我们应当向他们阐述过去的历史，使他们恢复本来面目；并且要替他们改良教条，使一般知识阶级也能参加。因为会党的规章，还是由明末陈近南先生订定的；陈先生因为看到士人无行，所以拿最粗最鄙的仪式，和一切不通的文字定为教条，使一般士人见而生恶，不肯加入，因此会党的组织，保存到现在。可是时代不同了，现在应当使学界也加入，去领导他们，才有办法。你们知道张文祥的事情么？张文祥是一个会党的总头目，犯了很多案子，满清政府要捉他。这时左宗棠刚刚做两江总督，满清政府就命令他缉拿张文祥。不久，张文祥自己到江南来，左宗棠的军队都纷纷出城，他派了几个军官去查问，他们说是去欢迎龙头大哥，问谁是大哥，竟就是所要通缉的张文祥。左宗棠听了，大吃一惊，于是叫他的心腹，也加入会党，运动他们举左宗棠为笼头，等到他在会党的势力树立了，就再下命令通缉张文祥。我把这件事说明，不是希望诸君要做左宗棠，但从这个教训中，可以知道，这些下等社会有组织的团体，只要有人去指挥，一定能够发生很大的力量，我们不应远离他们，轻视他们。否则，这些团体存在着，而我们不和他们联络，我们一有举动，他们可以随时阻碍我们的。”
大家听了孙先生这一番议论，恍然大悟，个个都点首称是。孙先生这样地反复倡导，经过了三天三夜，大家才一致信服，因此提出组织革命团体的意见，都一致很赞成。到了第三天晚上，何秉柯的家里，来访问孙先生的留学生格外多了，孙先生就问大家道：
“参加开会的都在这里么？”
“都在。”众人齐声答着。
“我们今天开会，不是一种泛泛的聚合，是革命党加盟的一种仪式，诸位今天来了，必须每个人当众宣誓，以昭信守。”孙先生以极庄重的语调，向大家宣布。
“我们愿意为革命而牺牲，为什么要用这宣誓的形式？”有些表示怀疑，提出了这个抗议。
“这不是形式，是一种信念的表示，而且也不是我独创的，近代会党的加盟，也有这一种手续，古代的《尚书》中，也有《秦誓》《牧誓》，都是宣誓词。我们革命党应当有终身不变初志的信念，所以当加盟的时候，必须郑重宣誓。”孙先生这样地解释了很久，大家才无异议。于是孙先生请他们拿纸笔来，当场写了这样一种誓词：
具愿人某某某，当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倘有食言，任众处罚。
天运
年 月 日
某某某押（指印）
主盟人孙文
当时有些留学生因为和孙先生接触的机会太少了，竟有人误以为孙先生是生长在檀香山，不懂本国文的，现在看见他对于宣誓问题，引证经典，并且当众亲书誓词，大家都暗暗惊奇他的学贯中西，便愈加信服了，因此都很愿意宣誓，一个钟头以后，宣誓的有二十余人。孙先生就向他们一一握手，很愉快地向他们祝贺道：
“你们现在不是清朝人！”随着又传授了很多神秘的手势口号，如问：“你从何处来？”答：“从南方来。”问：“向何处去？”答：“向北方去。”问：“贵友为谁？”答：“陆皓东，史坚如。”等等。大家听了，都很快乐地欢呼着，这是革命党在欧洲第一次组织成立。第二天又加入十余人，这天晚上也有一个集会，大家静听孙先生关于革命的过去和今后希望的演说，都非常满意，到第三天，他准备到伦敦去，于是大家拥着他游览各公园，以资留别。孙先生乘便到滑铁卢拿破仑就擒的地方，对这一位失败的英雄，凭吊了一番。
孙先生在比国大约住了一星期，就到伦敦去。朱和中也回到柏林，准备鼓吹柏林的留学界也组织革命党。
孙先生这一回到伦敦，耽搁的时间很短促，起先住在城西肯星敦街，访问了久别的康德黎以后，就在荷兰公园附近的摩根家里歇下来了。这位摩根自纪元前十二年（1900年）惠州事件失败后，曾一度被保皇党拉拢去，但不久就发现他们的欺诈。因此回国后再不问中国的事情，现在知道孙先生到欧洲，就以友谊的资格，请孙先生住在他的家里，这也是不忘旧情的一种厚道。吴稚晖先生到这时才遇到了孙先生，他说一见面，就觉得是一个很诚恳、平易近情的绅士，然而直觉是伟大，是不能形容的伟大，称为自然的伟大。孙先生这回在伦敦，旅费又是不充裕，几位留学生凑了三四镑送他。但三天以后，他已把那个钱买了一大堆紧要书籍，使许多留学生大为惊讶，因为他们知道孙先生付房钱也恐怕付不出了，为什么买这许多书？其实孙先生为了要圆满主义，博采旁收，虽然天天在奔走奋斗中，但从不间断他的读书生活，这次短距离旅行中，也带了四只箱子的书籍。伦敦的留学界，对孙先生革命宣传的接受，不像比京那样的热烈，加盟的只有孙鸿哲等数人。
朱和中回到柏林，留德学界，早有一部分已知道孙先生在比京组织革命团体，都要求朱和中请孙先生到柏林来，和中于是写信和孙先生商量。孙先生因为伦敦的情形，未免冷落，就毫不迟疑地答应到柏林来，到了柏林，就住在朱和中的家里，留德的学生天天来访问他，讨论革命的问题，热闹的情形，和在布鲁塞尔差不多。大约过了一个星期，大家对于革命的意义，都很明了，于是准备加盟。那时留德学界差不多以加入革命党是算光荣的事情，所以刘家栓、陈匡时、周泽春、王发科、王相楚等等都加入了。这是革命党在欧洲第二次开会。
柏林的事情办妥了，孙先生因为安南总督韬美的介绍，向法国政府有所接洽，就准备到巴黎去一下，巴黎的留学界听到孙先生要来了，都非常高兴，愿加入革命党。孙先生知道留法学界这些情形，也很快乐，就派留比的胡秉柯先到那边去准备一切，因此，孙先生到了巴黎，没有经过什么宣传，就有十几个人加盟，以唐豸寓所，为通讯机关，这是第三次成立革命团体，于是欧洲的革命声势。格外紧张起来了。孙先生在巴黎就专心办理外交事情，当时法国政府的参谋部和孙先生已接洽得很成熟。孙先生有时候缺乏交际上必需的费用，都由留欧同志凑集起来帮助，因此孙先生在欧洲的活动，并不感到什么困难。后来又由韬美的介绍，和法国的殖民部也有接洽。一天孙先生正在利倭尼街的瓦克拉旅馆等待殖民大臣复信的到达，两个留法同志汤芗铭和向国华忽然来访问，孙先生当然很诚意地接待他们，但他们是要约孙先生到外面去吃饭的，孙先生因为大家都是同志，就毫不推卸地跟他们出来了。吃过饭以后，孙先生回到旅馆里，却发现一件奇异的事情，就是他带来的一只皮包，已经被人割破了，所有比、德、法留学生加盟的誓书以及和法国政府安南总督往来的重要文件，部被偷去了。这是太神秘了，孙先生大吃一惊，立刻幻想到几年前在伦敦蒙难的一切困苦情形，恐怖的事变，好像就在后面准备出演了。但孙先生所恐惧的，是加盟同志的生命和法国政府往还交涉的暴露，这一切都可以影响大局的，因此在无可如何中，只有电告比、德各同志，设法调查。
留比同志接到了孙先生的警报，立刻公推胡秉柯到法国来侦查。不久，就查明这事情的真相，原来是留德的王发科和王相楚所做的。王发科是一个怕事而又好名的人，他的加入革命党，不过跟着大众一时好奇心的冲动罢了；所以等到加盟了，就懊悔起来，他怕带了革命党的头衔，回国后不能在满清政府下做事，时时想方法要脱党。这时王相楚和周泽春也为了这个问题常常吵闹，他们二人本来是不和睦的，因此互相拿匿名信攻击，在留德学生会中搅得乌烟障气。王相楚无法应付了，就和王发科商量，他们一谈之下，更觉得问题严重，因此又联合了陈匡时准备一起叛盟，免得将来有祸。他们计划决定了，三个人就秘密到法国去，向唐豸巧言游说，要求他把誓书发还。唐豸说这不是儿戏，怎样可以反复无常，没有答应他们。他们更着急了，就再去找汤芗铭、向国华，这才是投机了，于是决定由汤向二人，假意地去请孙先生到外面去吃饭，二王就乘机潜入孙先生的房间，把皮包割开偷出誓书，却不料连孙先生与法国政府外交的文件也一齐拿出来了。
他们四个人拿到孙先生这许多重要文件，就到驻法公使孙宝琦面前，叩头哭诉，说他们误入革命党，现在已经悔悟了，随之缴呈誓书和外交文件。那时的孙宝琦一则算很开通，其时张静江、李石曾两先生，都是他的随员；二则恐怕办得不妥当，也许会酿成像几年前伦敦使馆的一幕。他就板着脸呵斥他们道：
“你们加入革命党已经背叛清朝，现在来自首，又是背叛革命党，并且这是陷害同学的举动，你们这样不忠不义，还有人格良心么？赶快把名册还他，否则我先撤掉你们的官费，送你们回国。”
说着，就把誓书退回他们，但是法国政府的文件，却被他留下来，他就叫侍役把他们赶了出去。后来孙宝琦把这些法国政府的文件都人奏满清政府，因此他飞黄腾达，就是这一次二王给他的机会，这也是革命史上一件奇事。
他们四个人被孙宝琦痛骂一顿，实出意料之外，弄得进退无路。还是汤芗铭有主意，独自一个去向孙先生谢罪，把割皮包的事情，却推到王发科他们几人身上。孙先生若无其事，说道：“没有什么要紧。”接了他的名册，仍讲几句勉励他革命的话，待之如初。这宽宏的度量，是出于孙先生的自然态度。这一个风波，于是告终。但孙先生在巴黎奔走三个月，向法政府一切交涉的结果，经这一次都已破坏了，还是不免有些伤心，那时所能安慰孙先生的，就是同志加盟的一天增多一天，日本的同志更增多了几倍，都催孙先生回去主持大计，于是孙先生决定再回日本。
孙先生准备东归以前，又到伦敦去一下，伦敦的革命团体，不久也成立了。在伦敦住了不多几天，就回到巴黎，准备从马赛启程东归。在临行时又有李石曾、王鸿猷等加盟。巴黎的革命团体，从此扩大了，同时孙先生还遇见了张静江，他是驻法使馆的商务随员，兼营古董生意。他一见了孙先生，就很惊奇地问：
“你是主张革命的孙先生么？”
“是的。”
他听了很高兴，就很爽直地说：“你是主张革命的，我也是很赞成革命的，我老实告诉你吧：我在法国做生意，赚了几万块钱，你发动革命的时候，我目前可以拿五万元来帮助你，打电报的时候依着ABCDE的次序，A字要一万元，B字要二万元，E字要五万元，这就算是你打电报给我要钱和要多少钱的密码。”
这真是一个豪爽慷慨的人，孙先生很愉快地和他订交，就回到日本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