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先生这一次东归，目的地似乎是在日本，想从日本再设法到和祖国接近的地方，可以指挥一切。这时孙先生早就怀着的一个意思，所以在到美国后不久，即在芝加哥去访问萱野长知的一个亲戚，叫做大冢太郎，探听日本政府对于中国革命党的态度，以为重返日本的准备。这一次决心离开美国，就想到要去日本。这当然是意料中的事了。但为了行程上的必要，却先到檀香山。
三月二十二日，孙先生从三藩市动身，二十八日就到檀香山。这里是孙先生儿时旧游之地，也是兴中会发轫的地方，虽是很多时候，没有来到这里，但许多同志依然没有忘掉对于他们领袖的信仰和感情，所以孙先生一到，就表示热烈欢迎。仿佛和七年前一样，檀香山的同志和侨胞，仍在荷梯尔街华人戏院中开盛大的欢迎会，到会的有二千多人，真是热闹极了。孙先生每天晚上，都在自由新报馆楼上，开会联盟，每次加盟的总是在百人以上，甚至本来是保皇派人，也都归化革命，可知当时的盛况了。后来又到茂芋、希炉各埠去，各埠桥胞也都先后加盟，于是同盟会在檀香山也规模毕具。
孙先生在檀香山本来想有三个月的逗留，但不久接到精卫和复生被满清政府判处永远监禁的消息，非常着急，叹着道：“我们从此丧失了一文一武两个人才了！”为要设法营救，和发动实际运动起见，就急急地到日本去。
六月十五日（阴历五月初九日）孙先生到日本。但孙先生此行，并不像他所预料的有什么成就，只是秘密地上岸，连许多同盟会同志也不敢完全通知。住了两个星期的光景，就给满清政府代理驻日公使吴振麟所探悉，他和日本政府几次交涉，要他们拒绝孙先生居留，日本政府起先没有接受他的请求，但经不起他的催促，终于示意孙先生，于是孙先生又到新加坡来了。
这的确不是孙先生所愿意的，离去新加坡已有一年多了。却又回到这里来。那时新加坡南洋支部早已搬到庇能去。孙先生在张永福别墅住了几天，就和眷属一起到庇能，住在柑仔园四百零四号，但不久，孙先生的家庭，就遭逢了一件最不幸的事变，就是慈祥的杨太夫人忽然病故了！杨太夫人生于清道光八年六月十三日，病殁这天也是六月十三日（阴历），享寿八十三岁，这也是一个异闻。孙先生因为奔走国事，和太夫人在家庭团聚的时候很少，十三岁时侍奉太夫人到檀香山，从此使孙先生能够看到世界的伟观，确立了大志。三十岁时重到檀香山，又和太夫人暨德彰公同居数月，但不久孙先生又到美洲去。在每次分别时，孙先生一面依恋膝下，一面想到革命的责任，这种踌躇家国之间的内心痛苦，我们不难想象而知。然而不幸，当孙先生这次回到南洋来不到几天，这位伟大的革命领袖的慈母，竟不及看到他儿子的成功而逝世了！孙先生真是何等悲痛？
但不久，更有一个不幸的事实，德彰公在九龙，因为欠缴地租，给地主驱逐出来了！他为帮助自己兄弟革命而至于破产，已够受了一切痛苦，现在更被人家压迫而驱逐，是怎样的难受？然而他毫无怨言，就一直到庇能来和孙先生共谋革命大事，这种骨肉的至情，和对于国事的热忱，兼而有之，实在是难能可贵，我们可以说有孙先生才有德彰公，同样的，有德彰公才有孙先生，革命志士，萃于一家，也是一个千古佳话。
这一些不幸的变故，固然使孙先生伤心，但并不因此阻挠他对于革命事业进取的决心。不多时，赵声、克强、汉民等都应召而至，于是产生了在革命史上很重要的一个庇能会议，决定轰轰烈烈的辛亥（1911年）三月二十九日的计划，而完成了孙先生伟大的抱负。但这时距离广州新军失败，才有半年的光景，当时同志间的勇气，并不像孙先生一样的奋发有为。孙先生追述当时情形，有这样的话：
“时各同志以新败之余，破坏最精锐之机关。失却最利便之地盘，加之新军同志亡命南来者实繁有徒，招待安插，为力已穷。而吾人住食行动之资，将虞不继，举目前途，众有忧色，询及将来计划，莫不唏嘘太息，相视无言。”
这确实是最艰苦的时期了，因此孙先生向同志再三安慰。说一败何足馁？他从前失败，几为举世所弃，比起现在来，困难的情形超过了百倍。现在我们虽穷，但革命的风潮已经很旺盛，华侨的思想也大为开通了，从今以后，只怕我们没有计划，没有勇气，革命运动不是不能再起的。大家听了孙先生的话，都非常感动，认为现在时机迫切，应该立刻起来。孙先生看见各同志的意念都已动了。于是在决醒园召集会议，到会的有黄克强、赵声、胡汉民、德彰公和庇能代表吴世荣、黄金庆、熊玉珊，怡保代表李孝章，芙蓉代表邓泽如等。大家开始讨论关于革命的计划，克强以为广州党人元气大损，很不容易再起事，因此主张从缅甸人云南，联络云南军队来举义。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意见。因为他曾经参加河口起义，对于云南军事的经营，还没有忘怀，但孙先生别有见解，主张还是在广州起事，理由是：
“现在因新军之失败，一般清吏，自以为吾党必不敢轻于再试，可以高枕无忧，防御必疏。至于新军之失败，虽属不幸然因此影响于军界最巨。吾党同志，果能鼓其勇气，乘此良机，重谋大举，则克复广州，易如反掌。如广州已得，吾党既有此绝好之根据地，以后发展更不难进行矣。且此次再举，亦远非前此历次之失败可比，因襄者多未有充分之筹备，每于仓猝起事所致。今既有事先之计划，当然较有把握，可操胜券。但同志疑虑莫决者，乃在于饷械之无着，不知现在因吾党历次之举义，与海外同志竭力之宣传，革命精神早已弥漫南洋群岛中，只怕吾人无勇气，无方法。如避免居留地政府之干涉，以致贻误时机，今吾人则以教育之名目出之，可保无虑也。”
这一番精辟的议论，把大家都说得心悦诚服，赵声于是进一步提出一个具体意见说：
“如果要在广州再起，必须立刻派人拿数千元回国，以便接济某方面的同志，免得他们散去。然后再设法集合，设立机关，指挥一切。我们也应当继续回到香港，与各方接洽，积极进行，这样，日内就需要路费五千元。如事有可为，更非数十万不可。”
“关于款项，我一定有方法可以筹足的。”孙先生很有把握地说。
于是决定在广州起义，以新军为主干。但鉴于从前运动军队或民事，难于择一发难，因此决定从同志中择五百人为先锋，任发难之责，以领导军队及民军。广州一得，以克强统一军出湖南趋湖北，因为他曾在湖南办华兴会，党羽很多。赵声统一军出江西趋南京，因为他曾任南京新军统领，和新车感情很厚。这都是很周密的计划，准备倾全党的人力财力以赴之。关于款项问题，决议先定十万元，英属、荷属各筹五万元，暹罗、安南三万元。美洲未计，如果能照预定筹募，本来十万元是不成问题的。
隔了几天，孙先生在打铜街一百二十号庇能阅书报社，重开秘密会议，各同志都踊跃赴会。于是孙先生依照原定计划，开始进行筹款，先向各同志作极谦逊的演说道：
余每次会晤同志诸君，别无他故，辄以劝诸同志捐钞为事，诸同志虽始终热心党务，竭力襄助，或不以余为多事，第余以吾党屡起屡蹶，深自不安，故对诸同志甚觉抱歉。惟念际此列强环伺，满廷昏庸之秋，苟不及早图之，将恐国亡无日。时机之迫切，大有朝不保夕之概。且吾党春初广州新军之失败，虽属不幸之事，然革命种子，早已借此而布满于南北军界。因新军中不乏深明世界潮流之同志，皆极端赞成吾党之主义，在今日表面上视之，固为满廷之军队，若于实际察之，诚无异吾党之劲旅，一待时机成熟，当然倒戈相向，而为吾党效力。是以诸同志咸认为绝好良机，光复大业，在此一举，固将尽倾吾党人才物力以赴之也。
“吾适间所云每晤同志诸君，辄以劝捐为事，虽余亦极不愿对同志诸君每有斯求，但念此等责任，除我明达之同志外，又将向谁人求之？是以虽欲避免，实不可得。盖海外同志捐钱，国内同志捐命，共肩救国之责是也。总而言之，捐款之义务，诸同志责无旁贷，此应请同志诸君原谅予之苦衷，仍当踊跃输将，以助成此最后之一着者也。设天不祚汉，吾党此举复遭失败，则予当无下次再扰诸同志，再向诸同志捐钱矣。倘或仍能生存，亦无面目见江东父老矣。是则此后之未竟革命事业，亦惟有赖之同志诸君一肩担起矣。总之，吾党无论如险阻，破釜沉舟，成败利钝，实在此一举，而予言亦尽于此。”
孙先生说到这里，不觉声泪俱下，大家听了，大为感动，于是虽处于经济困难的地位，也都互相勉励，竭力捐款，当场筹得八千余元，孙先生的精诚感人之深有如此。
其他同志也分头积极进行，如泽如任英属筹款之责，克强任荷属筹款之责。汉民也在新加坡筹款，但经过十天的奔走，还没有满一万元，因为许多同志虽倾囊赞助，但以量力为止，要他们破家为国，到底是很困难。他因为这次数目距离孙先生的预算，相差太远，非常焦急，就约泽如到新加坡共商进行，他两人研究结果，认为新加坡同盟会，本不乏热心之士，现在深闭固拒，也许有不了解这一次起事计划的意义，于是在晚晴园开会，同志相继演说，汉民也恳切地说：这次孙先生决定大举计划，实汉族存亡所关，现在内地同志均竭力筹备，待机而动，希望海外同志，格外竭力资助，以底成功。泽如也说，他在这十天内遍历十余埠，大家都非常踊跃，新加坡同志，不可让人专美。这样苦口婆心地说了一番，才激起了他们热情，由沈联芳首先捐出一千元，其余同志也就量力认捐，得三千余元。不久，克强和泽如在坝罗会面，克强因为荷属的款项不可靠，而英属的成绩，也只有一万元，现在事势已十分迫切，如果英属不能筹足预定的数目，恐将全局瓦解，他就不愿回香港去，惟有决心实行个人牺牲主义，步精卫后尘了。他这样说着，两眶的热泪就簌簌地落下。泽如劝他不必如此，还是到各地去积极筹划。自十二月初一日至初五日先后筹到四万左右。克强以所差不远，于是初八日由新加坡回到香港。
经过这样艰难困苦的劝募，才有这一笔第一批的款，孙先生本想遍游南洋英荷各属。从事进一步的宣导，但因为在清风阁演说革命，给保皇党人译登当地报纸，触动英国政府的愤怒，于是又限令出境。因此孙先生早于十二月初六离开庇能了。
这一次是孙先生在开国前最后的远行了，但当时荷属则拒绝不许前往，日本及安南、暹罗亦先后有出境之令。
大陆之广，南洋岛屿之多，竟无一立足之地，于是孙先生只好又向千里迢迢的美洲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