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阶级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对国家利益的具体要求也不相同。新中国诞生之初，第一代国家领导人有没有重视国家主权和利益呢？
毋庸置疑，毛泽东没有谈到过“国家利益”这个词，但是从长时期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他处理国家地位和国际关系来看，是有着丰富的国家利益思想的。其独具中国特色而又符合当时时代特征的国家利益观体现在他的许多的著述之中，体现在领导中国人民为彻底改变中国命运和国家面貌的波澜壮阔的奋斗征程之中，也体现在他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委托起草的会议宣言之中。
1949年9月21日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毛泽东庄重又自豪地宣读开幕词。他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将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所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它将保卫人民的利益，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的阴谋活动。它将加强人民的陆海空军，巩固国防，保卫领土主权完整；反对任何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它将联合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民族和人民……共同反对帝国主义者挑拨战争的阴谋，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
从对中国历史上所处国际关系来看，近代以来中国积贫积弱，备受列强凌辱。西方列强不断入侵，强迫中国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国的国家利益受到了极大的损害。根据不完全统计，从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算起，到1949年8月25日中意签订的《关于贸易关系之换文》，各种约章1000余件。帝国主义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大肆掠夺中国的领土，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享有领事裁判权等许多特权。第一代领导人在国家利益上首先考虑的是国家的安全问题。
毛泽东曾经说：“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
中国不但要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必须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海军。在这样的情况下，以他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才带领全国各族被压迫和被剥削人民一起奋起反抗，经过几十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推翻了严重侵害中国国家利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政权，为争得和维护新中国的国家利益创造了前提条件。从新中国成立前夕思考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确定中国对外的“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等都反映出“当家做主”是国家利益的首要之举。
在新中国即将成立之际，他就明确地告诉全党和全国人民：“我们决不可因为胜利，而放松对于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们的疯狂的报复阴谋的警惕性，谁要是放松这一项警惕性，谁就将在政治上解除武装，而使自己处于被动的地位。”
与此同时，毛泽东又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虽然使“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但他十分明白新中国如果仅仅把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筹码放在思想的重视上是远远不够的。
他一直认为对于新中国来讲如果没有坚强有力的国防实力作保障，维护国家的安全利益将无从谈起。
因此，他特别强调：“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必须保存和发展起来。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
之后，中国政府按照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在经济基础比较薄中国不但要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必须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海军。中国不但要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必须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海军。弱的情况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仅建立起了正规化的、强大的人民军队，而且还使人民军队和国防基础设施建设的各种装备达到了现代化的水平，为新中国在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始终为维护好自己的国家安全利益创造了较好的物质技术条件。
毛泽东是一位非常富有民族个性的历史伟人，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上，他从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含糊，更不允许拿原则去做交易。
他明确表示，新中国“愿意考虑同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决不会“接受任何外国政府所给予的任何带威胁性的行动”，“外国政府如果考虑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就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且把它们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认为这是新中国在能否维护国家利益问题上区别于旧中国的最显著的标志之一。
他指出：“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
毛泽东对武装力量的重视可以追溯到他在大革命时期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之后直接缔造了人民军队。而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最能体现毛泽东的那种大无畏的革命情怀的是解放战争时期在渡江战役过程中，处理中英之间的“紫石英”号事件。
震惊世界的中英“紫石英”号事件。
1949年4月13日至15日，国共两党在北平举行正式会谈，双方在《国内和平协定草案》的基础上，经过反复磋商，4月15日达成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4月20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和平谈判宣告破裂。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朱德电令《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传遍大江南北。从4月20日子夜开始，在东起江阴、西至湖口的千里防线上，实施有重点的多路突击。按照总前委渡江作战命令，4月20日夜攻夺各江心洲，4月21日开始渡江突击作战。然而4月20日上午9时许，渡江作战的第三野战军特种兵纵队炮三团炮七连观测人员发现在焦山下游约500米处有一艘英国军舰，名称和编号是“紫石英”号。雾气之中，这艘名为“紫石英”号的英国军舰，竟若无其事地朝着解放军阵地的方向开了过来。解放军渡江在即，英舰却横在长江防线上，其威胁的意味不言而明，为保证渡江战役的顺利进行，解放军立刻鸣炮示警，勒令英舰离开。然而，英舰不但对解放军的警告置若罔闻，反而悍然将舰上的炮口转向了长江北岸，随着火花闪动，几发炮弹便落到了沿江的解放军炮兵阵地上。
英舰“紫石英”号向解放军开炮了！面对帝国主义者的嚣张气焰和武装挑衅，炮三团决定对其开炮还击，双方展开了激烈的炮战。不久，英舰指挥台与前主炮炮座及舰体其他部位多处中弹，操纵系统失灵，航向失控，挂起白旗。“紫石英”舰缓慢地移动到距解放军炮兵阵地西南方向约七八千米靠近国民党军南岸阵地后随即又降下白旗。当日下午1时半，从三江营方向又开来一艘英国军舰。这艘英舰是“伴侣”号驱逐舰，是前来支援受创的“紫石英”舰的。“伴侣”号驱逐舰一进入有效射程，即向解放军炮兵阵地猛烈开火。解放军炮兵当即进行还击。“伴侣”号舰在连续中弹5发之后，仓皇逃离。之后英舰“伦敦”号、“黑天鹅”号在解放军防区内挑衅，遭到解放军猛烈炮击后撤离。英国远东舰队总部获悉两艘军舰4月20日在长江受创，舰队副总司令梅登海军中将便亲自乘坐旗舰“伦敦”号率驱逐舰“黑天鹅”号，于4月21日晨气势汹汹地驶过江阴，继续向上游解放军控制的江面航行，至七圩港江面抛锚停泊，虎视眈眈地窥视解放军控制的江面，舰上的火炮都指向北岸，双方形成对峙。
英舰事件发生后，毛泽东亲自起草了新华社4月22日《抗议英舰暴行》的社论，指责“英帝国主义的海军竟敢如此横行无忌……向中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挑衅，闯入人民解放军防区发炮攻击，英帝国主义必须担负全部责任”。英舰事件令英国当局一片哗然。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则发出了狂妄的战争叫嚣，要求政府“派一两艘航空母舰到远东去实行报复”。英国首相爱德礼发表声明，蛮横地宣称：英国军舰有合法权利开进长江执行和平使命。
被击伤的英国军舰“紫石英”号被迫停于镇江附近江面上，双方开始谈判和接触，却并不顺利。1949年7月30日晚21时许，已经修复了的“紫石英”号舰，胁迫“江陵解放”号客轮作为掩护自己的屏障东逃，从崇明岛北口逃出了长江。“紫石英”号事件引发的军事冲突虽然规模不大，但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英国，“紫石英”号事件被视为大英帝国在中国实行了百年的炮舰政策的最终收场，也被视为列强时代在中国的终结；在中国，则象征着即将登上中国政治舞台中心的中国共产党人捍卫国家主权坚如磐石的决心，也昭示了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外交政策，中国人民忍受屈辱外交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另外，1946年，美国海军陆战队进入解放军防区，解放军开枪还击，毙伤美军十多人，中共的强硬使美国放弃了干涉中国内战的念头。民间还有说，在1962年对印度战争中，印军当时有一支精锐部队，叫捷克连队，与英国人一起参加过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曾经在北京城里耀武扬威。毛泽东知道这情况后，大手一挥说：百年奇耻！命令解放军务必将此连队全歼。结果这个连队没有一个人活着回去。解放军对印军摧枯拉朽的打击使整个印度民族陷入了恐慌和心理崩溃。对印度的一战，彻底粉碎了印度作为所谓不结盟运动领袖在道德上凌驾于其他国家的美梦，印度在国际上的地位一落千丈。中国再次向世界人民传递了一个强烈的信号，那就是新中国，即使在最困难的时期，也是不好惹的，惹了是不好办的。
后来有人根据中国解放军在解放战争、朝鲜战争、中印战争、越南战争中的表现，总结说：“中国目前所取得的国际地位，与中国人不畏强敌、敢于用热血来捍卫主权和民族利益息息相关。‘中国不是好惹的，惹了是不好办的。’‘中国人现在有的一切尊严，都是靠自己打出来的。’”
有人说毛泽东是革命派，原因在于其执著于以意识形态划分阵营，总是要以阶级的观点来观察世界和国内问题。其实，意识形态是与一定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哲学、政治、法律、文化等反映国家和社会主要经济形态的思想体系，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起着重要的反作用。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体系既关系着该国执政党与政府执政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大问题，又决定着一个国家政权的性质、任务和内政外交，所以必须慎重对待。毛泽东强调的意识形态是与无产阶级的阶级属性相一致的，如果说有问题，就在于中国近现代都没有强大的无产阶级，解放后无产阶级专政了，也不应该停留在“无产”的阶段上。其实毛主席还更强调，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而没有一个人民的国家，也没有人民的一切。邓小平后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讲政治”、“保先教育”都是对意识形态重要性的关注。
毛泽东对待第三世界的苦难朋友，一定都是革命意识形态的吗？也不尽然。毛泽东提出必须妥善认识和处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关系。一方面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又是爱国主义者，我们的口号是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者而战……因为只有为着保卫祖国而战才能打败侵略者，使民族得到解放。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有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中国胜利了，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被打倒了，同时也就是帮助了外国的人民。因此，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另一方面又指出：“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这是希望中国的国家利益在更大范围的统一战线的国际利益中去实现。
另外，毛泽东针对新中国基础差、底子薄，再加上长期经受战争洗礼的特殊国情，提出要维护新中国的发展利益。“有战争危险是共同的，或和或战就不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和第一次大战后不同，制止战争的可能性更大。第二次大战打败了德、日法西斯，要把他们再扶起来还不容易。美、英反动派确在准备战争，战争危险确实存在着。但以苏联为首的世界民主力量，已超过反动力量……而且还在继续发展，所以战争危险必须而且必能克服，其条件就是要努力。”努力强大国家和努力制止战争是统一的，都是为了中国的生存和发展。
1954年4月24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达日内瓦出席日内瓦会议，会议排除美国的干扰，实现了印度支那停战。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全面主持外交工作，解释“另起炉灶”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对于驻在旧中国的各国使节，我们把他们当作普通侨民对待，不当作外交代表对待”。
周恩来强调“中国同外国的外交关系要建立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这是一百多年来旧中国的政府所没有做到的”。而根据“另起炉灶”的方针，周恩来提出“建交要经过谈判的手续”。要根据各国的性质和对中国的不同态度，确定不同的建交政策。“要看人家是不是真正愿意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周恩来认为“另起炉灶”的方针，“使中国改变了半殖民地的地位，在政治上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
根据这些方针，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阐明了中国的外交政策是：“对于国民党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立的各项条约和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应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废除，或修改，或重订。”“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但是，中国不是关门不和西方国际交往。
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交往，是周恩来为中国拓展外交关系的另一个方面。
1955年万隆会议期间，各方人士请周恩来总理签名留念。1955年4月18日至24日，29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代表团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首届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这是亚非国家第一次在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自行召开的会议。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坚决贯彻中国的外交路线，坚持求同存异、协商一致的原则，为会议的成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在外交方面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彻底改变旧中国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依附地位，维护国家主权和各方面利益。周恩来也希望通过加强同这类国家的往来，打破美国对中国的孤立和封锁，通过贸易活动促进经济交流，缓和紧张的国际关系，改善中国的国际环境。他指出：“我们跟西方国家改进关系，在政治上是和平，在经济上是贸易。”“我们可以根据这两条跟一些西方国家结成统一战线。”同时，周恩来认为“对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也要团结争取，以巩固和发展国际和平力量，扩大新中国的影响”。
总之，是要尽一切之可能利用各种外交手段，保护本国的利益得以完整、巩固地实现。
对于新时期的中国来说，邓小平诠释的国家利益的内涵是国家的独立、主权、统一和民族自尊心，是中国的发展与发达。
1982年8月，邓小平在会见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说：中国的外交政策是一贯的，有三句话，第一句是反对霸权主义，第二句是维护世界和平，第三句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与合作。这一论述清晰地体现出，中国外交政策的逻辑起点是邓小平的在国家利益中“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的思想。
1982年邓小平在中共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中国利益的苦果。”“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
1983年6月，邓小平在谈论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设想时指出：“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虽是地方政府，但同其他省、市以至自治区的地方政府不同，可以有其他省、市、自治区所没有而为自己所独有的某些权力，条件是不能损害统一的国家利益。”
而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国家利益的实现，要依靠国家的发展来实现。1979年3月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利益、最根本的利益。”国家捍卫主权和维护安全，从根本上说，是为了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国家所维护的利益中，经济繁荣无疑是核心内容。为了实现国家的利益目标，在不同的时期和环境中，国家对其利益的追求的侧重点是不同的。当一个国家面临外部威胁或遭受外来侵略时，确保国家安全利益就直接成为国家的首要任务。而在和平时期，发展经济、推动科技进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成为国家所要实现的首要利益目标。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国际局势逐渐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以美苏为首的国际对抗趋于缓和，另一方面随着中美建交和中苏关系逐渐改善，外部对中国的直接军事威胁大大减弱。根据这一变化，邓小平认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这一判断，是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当前中国最大的国家利益思想的重要依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