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全球化进程加快，国际关系进入相应变动时期，大国关系出现一系列调整。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世界似乎成为一个“战略伙伴”遍天下的时代，中美、中俄、中印、中欧、美日、美俄、俄欧、美印……大国带头推动建立名目繁多的“伙伴关系”，“伙伴关系”为世界许多国家广泛接受，成为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新模式。在当今世界中，基于经济优先的政策及维持和平与稳定的普遍共识，为增强战略主动性和外交弹性，经过较长时间的外交政策适应性调整，很多大国或地区性组织最终都把双边关系定位在“伙伴关系”的框架上。从各国发表的声明来看，这种关系的基本特征是：相互尊重，平等互利，求同存异，发展合作；不对抗，不结盟，不针对第三国。
在中国的外交布局中，大国关系处于关键地位。稳定和发展同主要大国的关系是中国外交的一项主要任务。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开始推行了伙伴外交战略。江泽民同志在纪念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种文化的并存和互补，是促进世界发展和进步的重要条件。历史文化和经济社会制度的差异，不应成为相互疏远和对抗的理由，而应成为相互合作、共同发展的动力。”
中国的“伙伴关系”外交始于1993年和巴西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从此开始了建立“伙伴关系”外交的历程。中国依据自身冷战后的外交战略目标以及不同国际关系行为体在中国外交战略中的地位的不同，与不同的国际关系行为体或建立了形式不同的“伙伴关系”，或明确宣告中国与他方就建立某种“伙伴关系”已达成共识。1997年11月，江泽民访美期间，中美双方发表了《中美联合声明》，两国决定通过增进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中日1998年决定建立“面向21世纪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伙伴关系”，中国与欧盟领导人1998年决定建立“长期稳定的建设性伙伴关系”，中国与东盟建立“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通过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宣言》和《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07至2009年）》两个成果文件，确立发展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对中非合作进行全面规划，取得了丰硕成果。
中美关系：颤颤巍巍，举轻若重。
正如美国前国防部长威廉·佩里所言：“其他问题也占据了美国的新闻。但正在崛起的中国对美国提出了最大的长期性的挑战。”美国作为当今世界上的超级大国，始终将战略放在全球性的视角上，在保持自身发展及对全球的支配能力时，时刻防范任何一个潜在对手的成长。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60多年前所总结：全球均势的政策，现在依旧是美国主要的对外政策，因为这符合美国的对外战略核心：不让某一地区出现强国。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的企图独霸欧洲大陆，为保持欧洲均势，美国必然对德宣战。当年美联中抗苏，苏联解体后，美国的对手也就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潜在对手随即进入了美国的视野，中国成了美国新一轮遏制的首选对象，并选择了印度作为其联手伙伴，这也说明了中国当今在世界上正在愈来愈强。进而论之，将来印度强大了，也同样会遭到美国的压制。
而中美关系并非像日美或欧美那样的盟友，而是在多数情况下搁置矛盾，保持合作的“选择性”伙伴关系，即双方合作要选择共同点。20世纪70年代，美联中抗苏，双方的关系是在特定国际背景下建立起来的，由于面临共同敌人的威胁，双方国家利益的矛盾掩盖了体制和观念的诸多矛盾。共同敌人没有了，随着交往的扩大和加深，双方固有的矛盾自然浮出水面，中国也就成为了美国抑制的对象。30余年来在“碰撞”中前进的中美关系，既有着中美双边经贸关系的迅速发展，也有着美国鼓吹的“中国军事威胁论”和在人民币汇率及纺织品问题上的施压。
2005年9月21日，美国副国务卿佐力克发表《中国走向何方——从成员到责任》的讲话，反映了美务实派对华政策的态度。佐力克在讲话中承认中国崛起的现实，欢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希望中国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其实际用意是希望将中国的崛起纳入美认可的轨道，用国际体系的规则来约束中国，让中国按美国制定的规则行事。佐力克指出，“难以预料中国将如何运用其力量，将导致美国及其他国家做好两手准备处理对华关系”。这明显代表着美主张对华采取“对冲”战略这一派势力的观点。
维护和发展对华关系虽是布什政府对华政策的主流，但对中国的防范仍将始终存在。由于担心中国强大后会挑战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美国新保守主义势力及各种反华利益集团仍将会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制造障碍，中美关系仍将受各种因素干扰。在布什政府的任期内，美对华将继续奉行既合作接触、又防范遏制的政策，但中美关系基本框架有望保持，而且可控性会有所加强。
中印关系的发展趋势较为明朗。
大多数印度人和中国人认为，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即使在最为强大时，这两个国家中也没有一个国家显现出帝国主义野心。印中都知道自己有重要的事情需要处理，比如减轻农村贫困和促进生产，而不是进行相互的军事对抗。印度《政治家》杂志2008年1月17日有篇文章，原题为：中国加上印度等同于全球领导者。印度裔美国人ParagKhanna在其最近出版的新书《第二世界：世界新秩序下的帝国和影响力》中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美国霸权正在逐渐丧失，而21世纪的世界正迎来中国和欧洲的重新崛起，单极世界正在变成三极世界，中国、美国和欧洲将构成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三个极。
2008年1月，印度总理辛格应邀访华。温家宝总理与辛格会面。“世界足够大，中印可以共同发展”，印度总理辛格访华期间在中国社科院的演讲征服了在场的专家学者。从战略的高度，以开放的眼光看彼此关系，是中印关系发展的奥秘。
印度工商部长卡迈勒·纳特在陪同辛格总理完成对华访问后说：“印度同中国接触也有着重要的世界意义。”虽然，两个邻国同时也被世界看成是竞争世界财富、稀缺资源和国际影响力的对手。而这也是辛格总理此行想要改变的观点。西方世界还认为，印度将成为由美国支持的遏制中国不断增长的军事和经济雄心的战略计划的缓冲器。但辛格总理坚持，印度不会与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组成遏制中国的联盟。
纳特部长说，世界经济的未来将很可能由印度和中国主宰。“美国一打喷嚏，世界就要感冒”的日子已经远去了。他说，尽管世界将中国和印度看成是对手，但两国正在推动拉美和非洲的能源、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这将共同为上述两地区的未来发展提供动力。
毫无疑问，辛格访华之后将成为中国模式的赞赏者，他赞赏中国管理发展问题的方式。纳特表示，这是辛格自就任总理以来最成功的一次官方访问。中国领导人打破常规，表现出了对辛格总理本人的尊敬。例如，温总理走出国宾馆，在严寒中为辛格送行。
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邀请，印度总理辛格2008年1月率印著名企业代表团到我国进行访问。近年来，中印间的投资不断增加，多领域合作前景广阔。
2006年与辛格会晤前，中国领导人曾说：“当印度和中国握手时，世界将会瞩目。”现在，印度领导人坚信，这一时刻已经来临。
印度也有战略目标不明确的问题。外交上的得势容易使决策者产生自大的心理幻觉，导致忽视国力的限制而去争取同国力不相称的地位。这一点在军事上有明显体现：印度试图大力发展军事实力，一方面发展海权，欲取得印度洋的控制权（这已经触动了美国的神经）；另一方面又大力发展陆权。这样，海权与陆权的同时推进使得军事力量的发展大大超过其国力的承受能力。中国和印度在西藏问题、边界问题的分歧必然使得中印关系需要双方人民和领导人以更高的智慧，通过更多的了解、协商去对待。
中国与欧盟战略伙伴关系。
中欧关系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局面。欧盟对华关系的定位经过了“三级跳”：1995年，欧盟提出与中国建立“长期合作关系”；2001年，中欧建立“全面伙伴关系”；2003年9月，欧盟在其对华政策文件中又将这种关系提升为“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由于双方的不断努力，中欧关系目前正处于历史上的最好时期。这是因为双方相距遥远，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而“和平崛起”的东方大国与统一、发展的欧洲可以在多方面互利互促，双方在国际关系中有着较为广泛的共同利益，在各种领域正在进行日益深入的合作。
欧盟看重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地位，希望通过发展欧中关系逐步扩大其在亚洲的存在。中国看重欧盟是世界多极化的主要推动力之一，是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和正常化的重要伙伴。
2006年3月7日，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关呈远大使应邀出席欧洲—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在布鲁塞尔举办的“中欧战略伙伴关系研讨会”，并发表了“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21世纪的中欧战略伙伴关系”的主旨演讲。
中欧关系积极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些摩擦和障碍。在政治关系中，欧盟认为中国当前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仍不符合西方的标准，需要把中国纳入它所谓的法制国家体系，逐步加以改造。虽然对中国迅速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称羡，但欧盟对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仍缺乏广泛的理解和认同，并怀疑中国政治体制的适应性。欧盟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督促中国尽快批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社会权利公约》，要求中国废除死刑等行为表明，双方虽然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政治上的互信水平仍有待提高。
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在布鲁塞尔举办的“中欧战略伙伴关系研讨会”会议现场。伴随跨大西洋关系的转暖，在对华政策上，欧盟对美国的跟风趋势加强。在美国的压力下，欧盟一些成员国在解除对华军事禁令问题上趋向谨慎和消极。不过，欧美对华战略虽有趋同的一面，但同时也存在竞争和分歧的一面。美、欧在华都有重大的经贸利益，双方存在竞争关系；欧盟的国际政治观和美国的新保守主义以及新现实主义皆有不同。因此，欧盟对华战略不会只按照美国的意图行事，美对欧洲对华政策的影响有其局限性。
欧洲一体化的进展，使欧盟成为欧洲政治、经济、外交和安全的主导力量，对美独立性增强。欧盟正面临着东扩后的内部协调和其他复杂问题，欧洲国家将主要精力放在自身事务解决和加强欧盟内部团结上，而不愿意过多地承担北约责任，受美国调遣。当美俄中开发并应用全球卫星定位系统的时候，欧盟也开发伽利略全球卫星定位系统。欧洲伽利略全球卫星导航计划曾雄心勃勃想超越美国的GPS，但在计划启动5年后，各企业却为利益分配问题陷入严重内斗，严重阻碍了系统的开发进度。这一对欧盟未来具有深远意义的项目，却因利益分配问题而互相扯皮，进展缓慢。欧盟国家并不能同心同德对抗美国的扩张，在政治上不统一，无法把握自身的方向和目标，各国的言论广泛却缺少定权，使得欧盟像一盘散沙无法抗衡美国。
中国与欧盟无论从政治、军事、地缘上讲都没有根本的冲突，共同利益却极多，是当今世界上最理想的合作伙伴。如果中国强大，一方面可以瓦解美国的实力，对于欧盟来说，可以从美国的势力下解放出来；另一方面俄罗斯是欧洲的宿敌，中国强大，牵制俄罗斯，减缓俄罗斯对欧盟的压力。同样的道理，欧盟强大，欧元成为世界货币，可以硬流通，既能消解美国实力，也能遏制俄罗斯的崛起，中国是很喜欢看到这个局面的。可惜，欧盟对于中国的各种建议都不予采纳，至今仍推行对中国武器禁运的政策。
中俄之间“伙伴关系外交最为成熟”。
中俄两国战略目标大体一致，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重大问题上看法一致或相近，可以在很多领域共同合作，尤其是在敏感的军事领域。且由于地缘关系，中俄互为最大邻国，在未来的相当长时期内，两国的优先战略目标均是振兴本国经济，因而都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与周边环境及一个公正、合理、民主的国际秩序。中俄两国都致力于世界的多极化，倡导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双方是一种真正意义上全面合作型的“伙伴关系”。2001年7月16日，中俄元首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该条约将两国经贸合作列为未来20年双边战略合作的重要领域，并视为“中俄平等信任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物质基础”。2003年6月，胡锦涛主席访问俄罗斯，使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得到进一步延续和发展。从国际安全形势来看，俄罗斯面临北约东扩的挑战，中国面临日美安全保障体制不断加强所造成的外部压力。此外，中俄还共同面临中亚三股势力的威胁。目前，双方的军事交流超过了中国与其他任何国家的水平和规模，进行了联合军事演习。
2008年，普京选定梅德韦杰夫为总统接班人，梅氏又邀普京出任总理，不管谁当家，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大局不会改变。
在21世纪，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仍将继续发展和深化，但也存在一定的制约因素。首先，中俄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面临美国的巨大压力。中俄两国均以对美关系为重点，在经济建设和国际交流方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有所侧重。而为了分化中俄关系，美将不断对俄施加影响。俄罗斯为了不损害同西方的关系，对美国存在一定妥协性，仍有可能为本国利益而打中国牌。
其次，“中国威胁论”在俄国内仍有市场。俄罗斯国内存在少数亲西方民主派、极端民族主义者，他们对中国今后的战略趋向存有戒心，认为中国的政策会威胁俄罗斯的利益。这些人反对扩大对华合作，渲染俄远东地区的中国移民问题。
最后，中俄经济关系相对滞后，不利于两国关系的发展。中俄发展经济关系虽具有各种有利条件，但两国贸易额远远落后于双方分别同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水平。这主要是因为中俄双方经济都处于转轨时期，尚未建立起有效的合作机制和缺乏配套机制。中俄经贸关系的滞后，使经济对政治关系的黏合作用大打折扣。
中日关系：面向未来。
中日两国因为历史问题、领导人对外政策、国内政局压力，特别是日本外交的战略方向并不明确，对亚洲关系处于目标“飘移”状态，对待中国的态度总是处于变化之中，所以中日关系曲折不断，但是方向不乱，基本上双方认可是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需要从睦邻友好的大局出发，积极努力改善双边关系。
苏联解体和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美国逐渐把中国视为东北亚地区的主要潜在对手，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美希望日本扮演马前卒的角色，在东亚地区牵制中国。日本为借助美国的力量争取成为政治大国，也不断强化与美国的军事同盟。美日不断加强排他性的军事同盟以及日本不断强化对美军事支援态势，增大了对中国安全环境的压力，恶化了中日安全互信氛围。
2005年4月，胡锦涛与小泉纯一郎在印尼雅加达出席亚非峰会期间会面，胡锦涛提出了改善中日关系的五项主张。安倍晋三上台后积极寻求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并取得了成效。
福田康夫继任首相后于2008年年初说：“日中关系的春天来了”。此前不久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日的访问被称为“暖冬之行”，中日关系继续稳定发展。
总之，当前中国与各主要大国之间合作与竞争并存，机遇与挑战同在，但总体来看，机遇大于挑战。随着中国因素在国际上影响力的上升，大国互动中针对中国的一面将继续加强。充分利用与各大国之间的战略对话机制，妥善处理彼此之间的矛盾与分歧，维护双边关系的稳定，在竞争中寻求合作共赢，仍将是中国外交的一项长期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