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神话般崛起座座城，奇迹般聚起座座金山。——歌曲《春天的故事》
深圳改革开放前图景之一。
把开放作为重要的国策和改革一道提出来，是已经认识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开放首先是经济建设的需要，是引进先进的经验、先进的科技和资金的需要。否则，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就很难迅速发展起来，更谈不上赶超发达国家。把对外开放作为与改革相并列的一项基本国策，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重要途径和保障。
深圳改革开放前图景之二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中国同外国的经济合作关系极其有限，只能有一些民间的贸易往来。“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对外经济贸易来往受到“左”倾思想的极大干扰，被视为“卖国主义”、“洋奴哲学”而遭到批判，致使盲目排外、闭关自守一度成为时尚，严重影响了中国国内经济的发展。
20世纪70年代，各国与中国的经贸往来趋向频繁，中国也开始用大规模举外债的方式来弥补加速发展的资金和技术不足。1973年7月，国务院务虚会提出，要组织国民经济新的“大跃进”，要以比原来的设想更快的速度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放手利用外国资金，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经过不断升温，1978年签订了78亿美元的引进项目合同，而且都是现汇支付；1978年至1985年的引进规模由原来定的65亿美元增至180亿美元。当然，这种对外开放是粗放的，超过了国家当时的承受和消化能力，影响经济比例关系的调整，但是却为此后形成系统的开放战略积累了经验。
其实，早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1976年10月，中国就已经认识到对外开放的重要意义，那时已经有很多国家级和地方级的代表团先后出国考察。在1978年5月，国务院派出了新中国第一个由当时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带队的赴西欧考察的经济代表团，他们在法国、德国、比利时、丹麦和瑞士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考察。6月下旬，中央政治局专门开会听取考察团的汇报。7月，国务院召开关于经济建设的务虚会，充分讨论了对外经济合作的问题，并在几个重要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日新月异，资本主义有很多中国可以借鉴的地方；二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与资本主义比较还比较落后，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拉大了；三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于他们政治和经济的考虑也想和中国进行经济合作，他们需要投资的市场和产品销售的市场；四是，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中，许多国际上流行的做法，包括补偿贸易、合作生产、吸收国外投资等，中国都可以研究采用。9月，邓小平同志在一次会议上指出，经过几年的努力，有了今天这样的、比过去好得多的条件，使中国能够吸收国际上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经过认真讨论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装备的重大决策。由此确定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揭开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的序幕。
深圳改革开放后图景对外开放的信号从两个方面向全世界发出，一个是领导人讲话和国家政策的调整，另一个是全方位开放的区域实践。1980年6月，邓小平同志在一次接见外宾时，第一次以“对外开放”作为中国对外经济政策公之于世。他说：“中国在国际上实行开放的政策，加强国际往来，特别注意吸收发达国家的经验、技术包括吸收国外资金来帮助中国发展。”1981年11月召开的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又进一步明确指出：“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加强国际经济技术交流，是中国坚定不移的方针。”1982年12月，对外开放政策被正式写入中国宪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在对外开放实践方面迈出了两大步：一是1979年7月，党中央和国务院根据广东、福建两省靠近港澳、华侨众多的有利条件，决定对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的和优惠措施。二是决定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设置经济特区，采取来料加工装配、补偿贸易、合资经营、合作经营，以及外商独资经营等多种形式，吸引外资。1980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此后，这些经济特区相继兴建。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召开。会议制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纲领。会议指出：“实行对外开放，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是中国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中国要促进国内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大力扩展对外贸易。要尽可能地多利用一些可以利用的外国资金进行建设……要积极引进一些适合中国情况的先进技术，特别是有助于企业技术改造的先进技术，努力加以消化和发展，以促进中国的生产建设事业。”
党的十二大以后，中国在对外开放方面又一连迈出几大步。1983年4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对海南岛实行经济特区的政策，以加速海南岛的开发。1988年4月建立海南省，并作为经济特区。1984年4月，进一步开放大连、天津、上海、广州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这是扩大对外开放的一个重大步骤。1984年10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进一步扩大对外的和国内的经济技术交流，要充分利用国内和国外两种资源，开拓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学会组织国内建设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两套本领。1985年2月，决定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门、泉州、漳州三角地区以及山东半岛、辽东半岛、环渤海地带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这是扩大对外开放的又一重大步骤。这样，中国就形成了一个“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的多层次、有重点、点面结合的对外开放格局，在沿海形成了包括2个直辖市、25个省辖市、67个县，约1.5亿人口的对外开放前沿地带。引进外资、先进技术和设备步伐的加快，推动了中国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产品的更新换代和结构的调整，并引进了一批新技术，开发了一批新产品，增强了中国产品的出口创汇能力。
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召开。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加快和深化改革。关于对外开放工作，党的十三大指出，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必须以更加勇敢的姿态进入世界经济舞台，正确选择进出口战略和利用外资战略，进一步扩展同世界各国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与贸易交流，坚决有步骤地改革外贸体制；必须继续巩固和发展已初步形成的“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一个逐步推进的开放格局。党的十三大以后，实施了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主要措施是在沿海地区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要求沿海加工工业坚持“两头在外”（指生产经营过程的两头：原材料和销售市场）、大进大出。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显著加快。
按照党的十三大提出的“促进外贸企业自负盈亏、放开经营、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的要求，从1988年开始，在外贸企业中普遍推行了承包经营责任制，并对轻工、工艺、服装三个外贸行业实行自负盈亏的试点。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外贸体制的第一次重大改革，这一改革取得显著成效。据统计，出口贸易总额1989年比1988年增长10.5%，1990年又比1989年增长18.1%。工业制成品，特别是机电产品出口比重显著上升，高档消费品进口得到控制，进出口商品结构得到改善。利用外资继续保持适当规模，国际旅游业得到恢复，外汇收支由逆差转变为顺差，国家现汇结存有较大幅度的增加。第二次外贸体制改革是从1991年开始的。国家决定，从1月1日起，调整和改革汇率机制，执行汇率双轨制，统一外汇留成，取消对外贸企业的出口补贴，外贸全行业实行自负盈亏。这次改革应该说是比较彻底的。
创办于1957年春季的广交会，现在每年春秋两季在广州举办，迄今已有50多年历史，是中国目前历史最长、层次最高、规模最大、商品种类最全、到会客商最多、成交效果最好的综合性国际贸易盛会，是中国对外开放贸易的重要窗口。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发展，广交会参展单位、人数和涉及的国家地区数量不断增多，成交额也不断增长。
从2006年开始，广交会增加了出口功能，广交会也经历了从“风向标”向“平衡器”的转变，正如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在百届广交会开幕式上表示：“在保持外贸出口稳定增长的同时，有效发挥广交会在扩大进口方面的作用，吸引更多的海外企业和国际知名品牌商品参展；为实现中国进出口基本平衡及加强多双边经济合作作出贡献。”
中国对外经济的发展尤其表现在与西方国家经济交往的发展上：
第一，同日本贸易的发展。日本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由于历史的、地理的和文化的因素，双方之间的贸易在两国的经济生活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和日本各界友好人士的推动下，1962年签订的廖（承志）高（崎达之助）备忘录，为中日民间贸易奠定了基础。1972年中日建交，1978年2月订立《中日长期贸易协定》，同年8月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这都有力地促进了贸易的增长。长期以来，日本在中国进出口总额中一直居于首位。
第二，同欧洲贸易的发展。西欧和北欧地区是仅次于日本的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其中主要是欧洲共同体，1975年它同中国建立了正式关系，中国向布鲁塞尔派遣了驻欧共体的大使，1978年4月中国与共同体签订了长期贸易协定，1979年7月又草签了为期5年的纺织品协定，从1980年起它对中国提供普遍优惠制待遇，这一系列进展为双方贸易的扩大创造了有利条件。1979年贸易额达50.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54.3%。
第三，同美国贸易的发展。1972年《上海公报》的签署使中美贸易开始恢复，当年中美贸易额还不到1亿美元，在中国进出口总额中仅占0.2%，1973年一跃而至2.6亿美元，1974年，达4.8亿美元，1975年至1977年有所下降。1979年元旦中美建交后，同年3月商定建立中美经济联合委员会，同年7月草签中美贸易关系协定，给两国间的贸易注入了新的发展因素。1979年中美贸易额达到24.5亿美元，比1978年的9.9亿美元增加了1倍半，在中国进出口总额中占了8.3%。1980年2月1日中美贸易关系协定正式生效，双方互给最惠国待遇，为发展两国贸易开辟了新的前景。但同时又必须看到，中国对美贸易一直处于逆差，有些出口商品如纺织品、服装等又受到美国方面配额的限制，美国一些先进技术、装备的出口禁令对中国虽已有一定的松动，但这种歧视性的限制政策尚无实质性的改变。上述这一切都不能不使中美贸易的发展受到一定的影响。
另外，这一时期，中国同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贸易基本上处于稳定增长的趋势中。
第四，对非西方国家贸易增长情况良好。中国同朝鲜、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贸易，根据实事求是和相互支援的精神稳步发展，自中南两党恢复关系后，贸易也有了增长，但中国对南连年处于逆差地位。中国对朝、罗两国的贸易则是顺差。
1980年中国已同140多个亚、非、拉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贸易额是不断上升的，1979年共达66.6亿美元，比1978年增长32.1%，但在中国进出口总额中的比重却下降了，由1977年的27.2%降为1979年的22.9%。这是因为双方都是发展中国家，生产水平较低，又都处在发展民族工业的过程中，出口产业结构有相同之处，这不能不给贸易的增长带来一定的局限。
通过以上对贸易国别、地区情况的叙述，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关系发展的盛况，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这主要是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措施的结果。由于落实了中共在农村的经济政策，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副产品的货源增加了。由于实行出口商品外汇留成制度，即对提供出口货源的地区和部门，按照其出口额的大小给予一定数量的外汇使用权，刺激了各地区和各部门挖掘出口货源的积极性。
而且，由于在对外经济活动方面采取了各种灵活措施，如加工装配业务、补偿贸易、合资经营和经济特区等，为把生意做大、做好、做活开创了新路子，并有利于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学习现代化的管理方法。所有这些，都促进了对外贸易经济关系的发展。
开放区域实践，则经历了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沿海沿江城市开放、内地开放到全面开放几个阶段和层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几年迈了三大步：第一步是1980年的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并建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第二步是1984年开放沿海14个城市和海南行政区；第三步是1985年又开放了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带。
1.建立经济特区。1979年4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专门讨论经济建设问题。当时广东省委领导人习仲勋在汇报工作时提出，希望中央下放一定的权力，允许广东有一定的自主权，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汕头举办出口加工业。邓小平同志听后十分赞同，并向中央提议批准广东的这一要求。在讨论如何扩大对外贸易的过程中，到会的许多负责人认为，可以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以及福建的厦门试办出口特区，发展出口商品生产，这个建议被写入了会议的有关文件。经过各方面的充分讨论和准备，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广东和福建两省分别提出的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同时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以及福建的厦门试办出口特区。根据半年多筹办特区的工作实践，中央进一步明确，在特区发展中不但要办出口加工业，也要办商业和旅游业，不但要拓展出口贸易，还要在全国经济生活中发挥多方面的作用：如发挥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和对外政策的窗口以及“开放的基地”。这样，1980年3月将“出口特区”改为内涵更为丰富的“经济特区”。由于深圳、珠海、汕头以及厦门4个特区在很短的时间里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国家决定扩大经济特区的规模和范围，1988年4月1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提出的议案，决定海南省成为中国的又一个经济特区。
为什么要在这4个地方搞经济特区呢？主要因为这4个地方在地理、人文条件方面具有展开对外经济活动的优势。其一是靠近国际市场。深圳和珠海与香港、澳门毗邻，汕头和厦门也与港澳邻近，厦门还与台湾隔海相望。其二是历史上这些地方与海外有密切交往。其三是深圳是中国南方对外交通的重要陆路通道，汕头和厦门是中国南方的重要海运港口。其四是有广阔的经济腹地可为依托。其五是有许多海外华侨、外籍华人的祖籍就在这里。
经济特区特殊在什么地方？
特区的“特”主要体现在中国政府对其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和不同于内地的经济管理体制。
（1）特区建设以吸收和利用外资为主。
（2）实行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导的多元化经济所有制形式。
（3）经济活动以市场调节为主，对外商投资给予优惠和方便。
2.扩大建立沿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特区在短时间内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和巨大成就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各族人民，也进一步坚定了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信心。1984年2月，邓小平同志视察特区后指出：“除现在的特区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
1984年4月，根据邓小平同志的建议，党中央、国务院研究决定将对外开放的范围由特区扩大至沿海其他一些城市。这次开放的城市共有14个，它们分别是：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当年9月，国务院首先批准了东北重镇大连市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从这时起到1985年1月，在逐渐审批沿海开放城市的实施方案中陆续批准了秦皇岛、烟台、青岛、宁波、湛江、天津、连云港、南通、福州、广州等10个城市举办经济技术开发区，给予它们和沿海经济特区类似的优惠政策。1986年8月，国务院批准设立上海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虹桥经济技术开发区，1988年又批准了上海市举办以发展高新技术为主的漕河泾经济技术开发区。这样，中国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就达到了14个。到1991年年底，14个经济技术开发区累积开发土地面积达30万平方公里，批准外商投资项目1501个，协议吸收外资27.2亿美元，投产运营的企业达821家，经济技术开发区充满了发展的勃勃生机。
1992年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科学地总结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经验，鲜明地回答了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姓“资”姓“社”等许多重大问题。同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科学的概括。理论上的创新推动了人们思想的解放，中国的对外开放又迈出了很大步伐。1992年，国务院先后批准举办温州开发区、昆山开发区、威海开发区、福清融侨开发区；1993年国务院批准了东山开发区、武汉开发区、长春开发区、哈尔滨开发区、沈阳开发区、杭州开发区、芜湖开发区、重庆开发区、萧山开发区、惠州大亚湾开发区、广州南沙开发区；1994年8月国务院批准北京、乌鲁木齐2个开发区。至此国务院已经批准的经济技术开发区总共达32个。
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很短的时间里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极大地鼓舞和坚定了中国对外开放的信心和决心。当然，由于各种原因，各地在自办开发区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偏差和失误，付出了一定的代价，许多地方不顾自己的条件和可能，群起效仿经济技术开发区，刮起了全国性的“开发区热”。特别是1992年，许多地方不顾客观条件，盲目兴办了各种名目的开发区，以致在1993年初使各种自行设立的开发区总数达2000多个，规划面积达1.48万平方公里。在这些开发区里，许多是只开不发，不仅造成了土地资源的大量浪费，而且还干扰了正常的经济秩序。对此，国务院于1993年下发了《关于严格审批和认真清理各类开发区的通知》，并在1994年的《国务院批转关于固定资产投资检查工作情况汇报的通知》中要求对开发区进行规范化管理。经过清理和整顿，到1995年年底，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各类经济技术开发区共有638个。其中经济开发区533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48个，旅游开发区57个，规划面积5100平方公里，起步面积844平方公里。从分布情况看，沿海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含北京）的省级开发区约占总数的55%；从发展的情况看，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各省级开发区共批准内资项目43万个，投资总额2200亿元；外商直接投资项目9000多个，合同外资330多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80多亿美元。从国务院批准设立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以来的24年，在国家一系列的方针政策指导下以及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者的艰苦创业下，中国经济技术开发区坚持以工业为主、吸收外资为主、拓展出口为主的“三为主”方针，致力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它们基本上成为所在城市的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技术与管理的创新点。所以，同经济特区一样，经济技术开发区也是中国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市场经济体制、从闭关自守走向对外开放的“试验田”和“排头兵”，并且从不断深化的改革开放中获得动力，在国内外大市场的竞争中发展壮大。
3.有计划地重点开发浦东。在经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如火如荼之际，具有得天独厚位置的上海的开放也被提到议事日程。实际上开发浦东和开放上海的设想已经酝酿已久。1980年前后，上海和北京的许多有识之士就提出了开发浦东的各种设想。之后，中共上海市委和市政府的几届领导曾经反复研究浦东开发的大政方针，并组织专家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和论证。1984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在向国务院上报的《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汇报纲要》的报告中首次正式提出了开发浦东的问题。国务院在1985年2月的批复中明确指出要创造条件开发浦东，筹划新市区的建设。1986年10月，国务院在《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的批复中提出：“当前特别要注意有计划地建设和改造浦东新区，使浦东成为现代化的新区。”为了落实国务院的两次批示，上海市人民政府于1987年7月成立了开发浦东咨询小组。1990年2月26日，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人民政府正式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关于开发开放浦东的请示》。同年3月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人谈话时指出，中国的关键就是看能不能争取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中国的发展战略，并提出了“抓上海”的战略构想：“上海是中国的王牌，把上海市搞起来是一条捷径。”之后的3月底到4月初，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姚依林受党中央、国务院的委托带领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到上海市，对开发浦东进行专项调查研究。4月15日到18日，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李鹏到上海市视察工作，并于18日正式宣布开发开放浦东。1990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开发和开放浦东问题的批复》，在批复中指出，“开发和开放浦东是深化改革、进一步实行对外开放的重大部署……是一件关系全局的大事，一定要切实办好”。1992年10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在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要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以此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的新飞跃。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开发和开放浦东的殷切希望。浦东的开发和开放极大地促进了浦东和上海市经济的发展，目前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较为知名的国际金融中心，并由此带动了上海市和整个长江流域的发展。
4.深入内地开放。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以及开放所带来的巨大成就，党中央、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地扩大对外开放：一是，从1990年起先后在上海浦东新区的外高桥和天津港等地设立了15个保税区。保税区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新生事物，是中国借鉴国际上通行自由贸易区的做法，并在结合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形成的经济开放区域。在此区域内，从境外运入的货物就其关税和其他关税而言被视作境外，免于海关监管，并给予该区域特殊的关税和优惠政策。中国建设和发展保税区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形成良好的投资环境，利用保税区内海关保税的独特条件发展对外经济。到1996年，中国已经设立了15个保税区，它们分别是上海浦东新区的外高桥保税区、天津港保税区、深圳沙头保税区、深圳福田保税区、大连保税区、广州保税区、张家港保税区、海口保税区、厦门象屿保税区、福州保税区、宁波保税区、青岛保税区、汕头保税区、深圳盐田港保税区、珠海保税区等。二是，开放长江的芜湖、九江等6个城市和设立长江三峡经济开放区。三是，开放珲春等13个陆地边境城市。四是，开放内陆所有的省会、自治区首府城市，给予这些地方和经济技术开发区一样的优惠政策。这样，在中国就形成了沿海、沿江、沿边及东西南北中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局面，使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至此，中国对外开放形成“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内地开放”这样一个多层次、有重点、点面结合的对外开放格局。
中国早期对外开放区域示意图。后来逐步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开放”的多层次、有重点、点线面结合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5.中国走向全面对外开放。经过艰难谈判，中国于2001年年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这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中国将由以前有限范围和有限领域内的开放，转变为全方位的开放；由以试点为特征的政策主导下的开放，转变为法律框架下可预见的开放；由单方面为主的自我开放，转变为与世贸组织成员之间的相互开放。
这一时期中国对外开放的主要特点如下。
第一，由地域的全方位开放走向产业的全方位开放。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中国开放已经不仅限于沿海开放城市和开放区域，而是形成了东西南北中全方位的开放局面，使中国经济的开放程度和范围都有了极大的提高。更重要的是中国要积极做准备由地域性的全方位开放进一步走向产业的全面开放，一般具备竞争性的行业将实行全面的开放，允许外国商品和资本在一定的条件下进入。这既是中国加入WTO的需要，也是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内在的要求，竞争将日趋激烈。
第二，生产和资本国际化程度将进一步提高。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的背景下，不仅中国的市场将向全面开放的方向发展，使国际资本和商品更大范围地进入中国市场，而且中国的资本也将以更快的速度进入国际市场，中国将会有更多的企业从事跨国生产和经营，“引进来”和“走出去”将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两个轮子，有力地推动中国对外开放向纵深发展。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海外企业有了迅速的发展，现在几乎在世界各国都可以看到中国企业的身影。但是，中国在海外的企业目前绝大多数属于贸易型的企业，是国内贸易公司的分支或生产企业的销售代理。真正具有跨国生产和经营性质的公司寥寥可数，规模较大的企业也不多。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及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日益加强，目前中国企业已经越来越多地有了跨国发展的需要，而中国经常项目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连续顺差也为中国企业走向跨国生产与经营提供了资金上的保障。虽然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跨国公司目前尚很少，但在21世纪中国开放型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新阶段，中国跨国企业的发展必然会与更多的外资进入中国一样，有一个较大的、“走出去”的发展，中国企业生产和资本的国际化程度也必定会进一步提高。
第三，中国的金融市场将不再与国际金融市场割裂，金融市场与世界市场的一体化程度会大幅度提高。3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具有开放型经济的特征，商品市场的开放度和国际化都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但是，中国的金融业和金融市场迄今仍保留着相对封闭的状况，它与日益一体化的世界金融市场存在着相当的隔离度。金融业和金融市场作为国民经济的关键部门和核心环节，通常在对外开放的进程中排在较后的序列，发达国家开放经济的历程中也是如此。大多数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开放是在二战之后开始的，金融业的全面开放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西方普遍实行金融自由化才出现的。因此，全面开放和高度国际化的金融市场可以被看成是开放型经济的发达形态。中国开放经济的建设目前尚处在一个由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过渡的时期，金融市场开放度不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金融市场和金融业的开放，毕竟是一种客观的发展趋势，是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重要表现形式。按照中国加入WTO协议，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已日益临近，但中国金融业整体上竞争能力不强，金融安全值得高度关注。
第四，中国的规章制度将会进一步规范化并与国际接轨，政府的宏观调控方式要发生重大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是与对外开放共同发展的，并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应该看到，市场的上层建筑，对市场进行调控的各种管理手段、规章制度，尚未按照开放型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重构和重组。这里面既有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有滞后性这一规律起作用，也与中国渐进性改革的特点有关。中国在建立全新市场经济体制时，既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同时又要尽量避免体制转型带来的震荡和冲击，使经济增长的代价降至最低限度。这样，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过程中形成了很多有中国特色的现象和上层建筑。尽管中国现存的各种宏观经济管理机制、手段和规章制度并非是不合理的，但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后，这些规章制度和政府的宏观调控必然要遵循WTO的规则，这就要求中国对与WTO规则以及中国在谈判中作出的承诺不相符的地方作重大修改使其与国际惯例接轨。中国进一步的开放既是中国本身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对中国提出的客观要求。
当代的对外开放与旧中国向列强。
开放通商口岸和商埠区别在哪里？
第一，背景不同：近代开放是在西方列强为了打开中国市场发动侵略战争的情况下出现的。当代开放是在世界各国联系日益密切，经济全球化逐步加强的情况下出现的。
第二，基础不同：近代开放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而当代开放是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中国对外开放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平等互利，在此前提下，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发展与世界各国的经济贸易往来。同时，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尊严和安全。
第三，指导思想不同：当今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坚持国家主权这一前提，在旧中国这一点是无从谈起的。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向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地区开放。无论哪个国家、属于什么性质和类型，也无论是穷国还是富国，中国都愿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同它们的经济贸易关系。
第四，性质不同：近代开放是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与掠夺。当代开放是中国与世界各国正常的经济技术交流。中国的开放首先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以后也是以经济开放为基础和重点。同时也包括积极发展同其他各国在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第五，结果不同：近代开放，中国沦为半殖民地，有利于帝国主义在中国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而不利于中国的民族工业发展。今天对外开放有利于引进外资，发展中国的民族经济，使中国走向富强繁荣。
第六，路径不同：当代的对外开放是渐进式开放。中国开放是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由点到面、由浅入深，以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为重点，逐步向中、西部内陆地区推进的，既保证了对外开放的不可逆转，又避免了盲目开放给产业带来的巨大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