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继（1882—1947），原名溥，参加民主革命后改名为“继”，取“恒久之义”，并将字“博泉”易为“溥泉”。直隶（河北）沧县人。1899年留学日本，与章太炎、章士钊、邹容结为异姓兄弟，曾任《苏报》参议，与章士钊创办《国民日报》，后与黄兴创立华兴会。1905年8月，张继在日本加入同盟会。11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担任第一任编辑人与发行人。1908年赴法国。1911年回国，任同盟会本部交际部主任兼河北支部长、国民党参议员、国会第一届参议院议长。1916年，任孙中山护法军政府驻日代表。1921年，任国民党广州特设办事处干事长，中国国民党宣传部部长，北京支部部长。
张继与李大钊交往密切。1916年，时任孙中山护法军政府驻日代表的张继，曾经两次出席中国留日学生总会召开的大会，并在大会上讲话，在中国留日学生的反袁斗争中发挥了重要引导作用。李大钊从民国初年的拥袁到投入反袁斗争，是与张继的思想影响分不开的，从此也使中华革命党人张继与时任留日学生总会机关刊物《民彝》编辑主任的李大钊成为挚友，并且决定一同回国投入反袁斗争。《白坚武日记》对此记载，李大钊在日本已经与张继相熟，1916年5月与之一同回国，8月到北京后，又去访问张继数次。
张继曾经是国共两党合作的积极倡导者。1922年8月，在西湖会议上成功说服中共中央之后，马林相继与张继和孙中山等再度讨论。在孙中山委托张继等与在沪各负责人商议，并通电国民党相关支部后，国共两党终于就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问题达成协议。9月初，经张继介绍，孙中山“亲自主盟”，陈独秀、李大钊等先后正式加入国民党。10月，张继与李大钊、王法勤一起作为孙中山的代表与吴佩孚会谈。11月5日，张继携孙中山亲笔信函从上海到北京会晤越飞，商讨联俄容共问题。1923年10月，张继、李大钊等5人，被孙中山委任为国民党改组委员。张继后来说过：“容共政策，我也要负一点责任，因为第一个人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李大钊就是我介绍入党的。”
后来，张继又是参加国民党右派分裂活动的积极分子。1924年1月，当选为国民党“一大”中央监察委员。6月19日，与谢持、邓泽如等联名向孙中山及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受到孙中山斥责。1925年11月，积极参与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派活动。
其后，合作还在继续。1926年6月25日，国民党政治会议派李石曾、张继、李大钊、柏文蔚、易培基与国民军接洽。李大钊在3月底将国共两党的党部机关迁入苏联大使馆西院的旧俄兵营内，因为“三·一八”惨案的当天夜里，段祺瑞亲自出席内阁会议，决议发出逮捕李大钊等人的通缉令。“在国民军的盛世，张溥泉（继），于右任，徐季龙（谦）诸要人，便是这小客厅的老客。书室中四面都放着书架，满室都堆着俄文书报，中文文件，李老头儿整天都在书城里面踱着方步。”
没过多久，徐谦、顾孟余、陈友仁、丁惟汾等国民党领导人相继离京南下。“先是十五年（1926年）春国民军退出京津，北京重归军阀政府统治，反动恶势日盛，革命大受摧残，青年学生、大学教授，因‘赤化’‘共产’嫌疑而被捕杀者，日必数起，京尘险恶，人人自危。当横暴未到来之前，人心浮动，变故时生，国民党的要人（如李石曾、顾孟余、张继等）、左倾教授学者（如鲁迅、周作人、陈启修等）知大难之到来，都跑去一空。”国共两党的领导责任都落在李大钊身上。就是在这样的白色恐怖条件下，李大钊还在1927年1月24日送交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一份报告书，附有李大钊致柏文蔚、王法勤、徐谦、顾孟余四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一封信。
“李大钊被害后……国民党要人，如蔡元培、于右任、张溥泉、顾盂余等也大家同声哀悼，北大学生亦感念之至”。李大钊一度是国民党北京政治分会的负责人。1928年11月，张继任北京政治分会负责人。
1928年后，张继历任国民党南京政府司法院副院长、北平政治分会主席、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史馆馆长等职。1947年，苏州名画家吴湖帆请张继写了《枫桥夜泊》诗碑，现代张继写唐代诗人张继的诗一时成为佳话，碑成后与俞樾诗碑并列寺中。写诗后第二天，1947年12月15日，张继在南京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