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的一天，已经无心上学的锦云得悉泰隆皮革洋行在招工，马上去排长队报考。
当时的上海是日本人的天下，日商企业遍及全城。为了养家糊口，人们不得不争着去日本企业。泰隆洋行也是日商开的，一招工，来了上千人。日商十分得意，决定从百人中录取一人。
也许，由于会说一些日语，而且长得文质彬彬，15岁的锦云被录取为练习生。他的任务是白天当学徒，早晚为日本老板南云富田三郎家当勤杂工，工资是每月七斗米（约100斤）加住宿。对于常常揭不开锅的段家，这成了一家人的活命粮。
南云富田三郎比太太桃云长得矮，却自命不凡，贪婪无度。借着日军的威风，日商控制了上海从原料到制品的皮革业，而南云富田三郎就是急先锋。
每天早晨，锦云要为南云富田三郎擦皮鞋，必须擦得油光锃亮一尘不染。否则，这位日本老板就会大吼一声：“蛋！”拳头随即落在锦云头上。洋行里的日本人发不清“段”的音，几乎都发成了“蛋”的音，这让段锦云增添了一份屈辱感。
与老板的亮皮鞋相比，中山公园处的皮革加工场脏极了，并且臭气熏天。许多中国工人几乎赤裸着全身在洗刷无数张牛皮，其劳苦与牛生前毫无二致。锦云有时也要擦洗牛皮，尤其是梅雨季节，牛皮上容易生出霉点，必须用力擦净。否则，又会响起“蛋”的吼声，又会经受一顿拳头。
直到半个多世纪之后，锦云一听到带铁掌的皮鞋响，都会不由自主的一阵毛骨悚然，就像南云富田三郎又重现一样，因为他的皮鞋一向钉有铁掌。
在泰隆洋行，锦云不仅要擦牛皮、擦皮鞋，还要骑车给工人们送饭。炎热的夏日，还要去为老板排队买冰。由于过度劳累，有一天，锦云突然发起烧来，连烧三天，滴水未进。南云富田三郎本要吼“蛋”，被老板娘制止了，他们怕受传染，不敢见锦云，便弃之不管。
昏迷之中，锦云想到了两个弟妹，他意识到自己在走向死亡，可父母却毫无所知。于是，他挣扎着爬起来，向老板要一点点路费。不料，正在品茶的南云富田三郎眉毛一扬，又“哼”了一声，依旧在有滋有味地品茶。
锦云压着怒火，跌跌撞撞出了门。从横浜桥到打浦桥，整整20里路。一个随时可能倒下的少年病人，从早晨8点一直走到下午2点。走一半路时，响起了空袭警报，日本兵不许锦云过桥。等他终于踏进家门，便一头栽倒了。
段家大乱。母亲急得没了主意，祖母紧抱着孙子大哭。最后，还是幸亏母亲懂点医，赶快切了葱姜混在一起，给儿子猛擦全身。锦云昏睡一天，大汗一天，病毒渐渐散去，醒来时已神智清醒了。
晚上，一起学徒的小伙子王志清来了，对日本老板的残忍无情忿忿不平。锦云静静地听完，说：“日本鬼子长不了，血债要用血来还。总有一天，要让南云这家伙尝尝咱们的厉害！”
从那天起，锦云与王志清成了莫逆之交，他们决定成立一个“铲除资本家团体”，并秘密设计了徽章：
徽章图案由一个“三”和一个“四”组成，用上海话读“三四”即发“铲除”的音。因此，这个秘密组织也叫“三四会”，并决定寻找时机，杀死南云富田三郎这个魔鬼。
为了隐蔽行动，锦云暂时搬回自家住。他找的理由是早晨去中华职业补习学校学习，晚上还要补习日语。两个少年相互约定，要多学本领，锻炼身体，为与日本鬼子斗争做好准备。
中华职业补习学校是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创办的。为不耽误穷苦青少年谋生，该校早晨6点至7点半开课。让锦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来这里求学，成了他人生的转折点，成了他革命生涯的真正起点。
英语课教师名叫祝敏，是个20岁的南通姑娘。她个子不高，一双大眼睛异常明亮，一身白色旗袍，显得生气勃勃气质不凡。更让学生们着迷的是，祝老师不但英语水平高，而且知道的事情特别多，还经常讲苏联《时代日报》和英国《泰晤士报》上的最新消息。
锦云从祝敏老师身上看到了童先生的某些影子，又感受到了更多的新气息。犹如生命的召唤，那种巨大的不可抗拒的磁力，吸引着他的整个身心。
这个班共40多个学生，大都是淮海路一带的小职员或小徒工，他们为谋出路走到了一起。其中5个小伙子结拜成五兄弟。纸店小职员张樵（也叫阿良）为老大，邢圣斌老二，段锦云老三，戴润生老四，李明龙老五。名为五兄弟不过差一二岁。心有灵犀。五兄弟个个喜欢祝老师，像卫星一样总是围着这位不同寻常的女教师。
尽管，中华职业补习学校是一所进步的学校，却还是注意到祝敏老师有宣传赤化思想的嫌疑，并对其提出了忠告。实际上，校方的发现是正确的，祝敏正是中共地下党员，受党的委派做教师和学生工作。
祝敏出生于江苏南通书香门弟。曾祖父与祖父一直是南通主考官，父亲也是有名的南通商学院毕业生，惟有母亲李文贞目不识丁。父母闯上海时，由于父亲抛弃了妻子儿女，母亲带着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陷入贫困之中。母亲李文贞吃够了文盲的苦头，悟明白了妇女要翻身必须读书。因此，虽然经常吃了一顿没下顿，却咬着牙送四个孩子上学。大女儿祝敏考上了百年名校――务本女中，并由此接受革命影响，于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眼下，为了迎接抗日战争的胜利，祝敏正努力发展新党员，以壮大党的组织力量。经过考察了解，她发现五兄弟是五棵好苗子。
一个星期天，祝敏邀请五兄弟到自己家中玩，五兄弟个个欢喜异常，应约来到西门路西城里3号。由于成了知心朋友，五兄弟已不再称“祝敏老师”，而是叫“大阿姐”，称大阿姐的母亲为“妈妈”。
母亲并不知祝敏是党员，只相信女儿是进步的，结交的也都是好人。为了维持这个四口之家的生活，这位中年妇女选择了危险的“跑单帮”生意，即将上海产品运到南通，再将南通的土特产运到上海，但每次都必须穿过日军的封锁线，简直可以说在生死线上寻饭吃。可是，五兄弟一来，她马上做炝饼、熬稀粥，又买来猪头肉，招待这些穷孩子，让五兄弟半个多世纪都难以忘怀。
年轻气盛。吃饼时，老大阿良吃了一只辣椒，说：“只有能吃辣，才能干革命，你们谁行？”锦云最爱应战，向祝敏讨来两碗红辣椒，说：“来吧，比一比，食净者为胜。”兄弟们大惊。锦云平时极少吃辣椒，此时却一只接一只吃得满头大汗两眼冒火，却是阿良碗先净，令人顿生狐疑。锦云与阿良争辩不休，经祝敏相劝方止。
吃过饭，锦云急切地问：“大阿姐，你知道新四军吗？我与日本会计稻垣聊天时听说，日军怕新四军不怕中央军。中央军是怕死鬼，一打就跑，可新四军打死一片又冒出一片，共产党的军队不要命！是吗？”
祝敏点点头，讲起八路军与新四军英勇抗日的故事，并分析日本快要失败的形势。她从平型关大捷讲到百团大战，从希特勒连吃败战讲到苏联红军。
五兄弟听得如醉如痴，挥拳跺脚，恨不能也扛起枪上战场。此时，他们已经猜到大阿姐是共产党员，而且离自己这么近这么亲，个个都感到了浑身的热血在奔涌，好像火山要爆发一般。
深思中的锦云想起了“三四会”的暗杀计划。他决定单独与大阿姐谋划一下，该什么时候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