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8月21日——在我国的历史上，走到前面来了。在战争时代，我们从来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无可置疑的是：华沙条约成员的军队进入是非法的，未经邀请来到了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的领土上。莫斯科、柏林、华沙、索非亚和布达佩斯的过错是明确的。
但是我们在捷克斯洛伐克做什么？我可以装成无罪的牺牲品吗？我们没有预见到对安全的威胁者，我们不能用适当的措施和及时的步骤给予阻挡吗？出现了这种情况，是所有的在考虑中的、将要来到的、不好的变化中最坏的一种？无可争辩的是，它破坏了我国以后几十年相对成功的政治和社会发展。军队的入侵在本质上预先确定了1989年11月的政治崩溃。我们表现出的样子是，我们什么其他的都不能做，我们剩下的只是袖手旁观地等待着我们的伙伴在做什么，我们好像是无所适从的政治瞎子，估计不到将来是什么——这是我们在政治上的失败，给这个国家带来不寻常的政治后果。
当我和约瑟夫·巴莱切克（Josef Pale ek），我应称他为：“我的老师”，他是有经验的、有教养的人和政治家，他逐个分析了1968年翻天覆地以后发生的所有事情，他说（大致如此）“在1968年1月，我们选举了新的领导层，但他们不具备在政治和经济领域掌握所希望的改革的前提。从一开始对此就不具备。当在朋友那里所宣布的意图遭到碰撞，应该做出反应。胳膊拧不过大腿。那些事我们现在作为证人看到的，这个国家不应该有”。他曾经担任南捷克县人民委员会秘书长，后又转到南摩拉维亚县，成为中央检查和审核委员会的末任委员，他是为人谦虚的战前政治家，曾在集中营中度过了5年。50年代和60年代在党内沉重地经历了不顺利。
1968年8月20日是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开会。会议的议程是给14次党代表大会准备的材料。切尔尼克预计会议要开得很长，直到夜里。午夜前，在我自己的台依维采（Dejvice）的住宅，我听到了从不远的鲁秦斯机场（Ruzyňské Leti？tě）传来的不寻常的飞行噪音。当时我从住宅打不出电话，就驾汽车到了政府主席团大楼。很快苏军的特别分队就占领了这座大楼。我和一起到了这座大楼的其他的政府成员都被关在大楼里，没有和外面的任何联系，直到第二天的午夜我们才被释放。在此之前，政府内阁总理切尔尼克据说被带到苏联大使馆。实际上，正如我们以后确知的，他被带到飞机场。在奥尔达（Olda）离开之前，他还来得及向我通知：中央委员会主席团通过了决定，决定说谴责军队进入是非法侵略。这是在24小时里到达我们的唯一信息。
第二天，我和内阁成员弗朗基舍克·哈莫乌兹（Franti？ek Hamouz），瓦茨拉夫·胡拉（Václav H la）一起多次争取，要求士兵将政治大楼腾出来。我们总是被拒绝。然后我们一起到了布拉格城堡，并且和卢德维克·斯沃博达总统商量好，在目前情况下，政府内阁将在城堡开会和办公。总统要求在内阁总理O·切尔尼克缺席的情况下，我作为内阁副总理主持政府内阁会议。到8月22日晚上，在城堡集合了足够人数的内阁成员，这样内阁可以有能力做出决定，这对于以后的事件有决定性的意义。斯洛伐克的内阁成员不能出席，他们在飞机停飞之后留在了布拉迪斯拉发。
8月22日政府内阁在城堡举行的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决定，决定对华沙条约军队非法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表示不同意。内阁副总理弗朗基舍克·哈·莫乌兹和女部长博任娜·马哈措娃（Bo？ena Macha ová）转交政府的抗议给苏联大使切尔沃涅柯（ervoněko），在晚上时间，共和国总统办公室主任朗迪斯拉夫·诺瓦克（Ladislav Novák）要求我到会议室去，在那里总统接见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一组成员和其他一些中央委员会机构的负责工作人员。我和弗朗基舍克·哈莫乌兹，博任娜·马哈措娃这样参加了讨论。在讨论中提出了建立一个全国机构的建议。这个全国机构在一系列宪法执行者缺席的情况下，负起管理国家的责任。建议是由主席团成员扬·皮莱尔提出的，他还建议由共和国总统，斯沃博达将军担任这个机构的首脑。然后，斯沃博达总统要求我作为政府内阁的代表谈谈意见。我说，单独（民族）政府在这里布拉格城堡工作着，通过必要的决定，是有能力做决定的，我没有看到有必要建立一个新的全国执行机构，在我们国家存在着政府。对进行自己的有效的工作需要两件事，腾出政府大楼和电话总机的工作，以使我们可以和各州、各县、各工作院所进行联系。总统在我的发言后宣布：成立所建立的新的全国执行机构不需要考虑，没有负责主管人的宪法机构还存在，都在工作。这样结束了讨论。那时候，对于在场的新的全国性机构的建议者们，也就是工农政府，总统说：“你们在这里建立给我的东西，我不能做，也不做。如果我做了有点这样的东西，人民必须把我从城堡赶出去”。
关于这段决定性的1968年8月晚上的历史，兹德涅克·墨林那日（Zdeněk Mlyná）在他的书“从克里姆林宫来的寒流”中对此进行了描写。这位党领导层中实际参加会议的人描述了全部过程。我从他的书中摘录出一个片断，在这片断中，墨林那日详细地叙述了党的一组没有遭到逮捕的领导人用各种方法来到了苏联大使馆：
“苏联大使切尔沃涅柯建议，在这个非常时期，成立一个非常机构，工农革命政府，开始了大约两个小时讨论关于‘工农革命政府’的组成，应该也包括党的领导人。”
这个十分艰险的结构，正如一些参加讨论的人所断言，实际上也符合前一天夜里捷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决定，根据这个决定，所有的人都应该留在自己的岗位上。……建议党的事务由华西里·比拉克（Vasil Biíak）指挥，政府事务由阿劳斯·英迪拉（Alois Indra）……时间在流逝，讨论一直没有得出具体的结论，最后切尔沃涅柯出现了……他通告说，刚才和斯沃博达总统进行了讨论，并告诉他，从这个会议捷共领导层将提出以后步骤的建议……切尔沃涅柯提到了和总统的谈话，启发我一个想法，我想也许可以得到一个各方面都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法……我说：根据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宪法，如果政府总理不能执行职务，总统可以担任政府主席……那时我建议整个我们的讨论大会转移到城堡总统那边，继续进行讨论……政府在L·什劳特加尔的领导下在城堡开会。对此我当时不曾知道……当我们在苏联军官和装甲车的陪同下来到城堡时，已经是很迟的晚上……然后打开了斯沃博达办公处的侧楼的门。从那门里出来了恼怒的切尔沃涅柯，穿过我们的厅离开了。过了一会，出现了卢德维克·斯沃博达。他很激动，但很好地控制情绪。和我们问好并建议我们进一步的讨论也让政府的代表参加，他们正在隔壁讨论。总统走到隔壁的房间，然后，如果我还记得，总统回来带来了三名政府成员：什劳特加尔，马哈措娃和库切拉（Ku？era）（这里墨林那日弄错了，是哈莫乌兹陪同什特劳加尔和马哈措娃）。什特劳加尔坐在桌子旁对着我悄悄地问：“什么事？”我在一块纸上写了：“就是这个事，你是否参加革命工农政府？”我将纸条送给什特劳加尔，他对它惊奇地照了照，然后写上了什么，将纸条送还给我。那上面是问题：‘这是什么？’在我能够回答之前，开始了皮莱尔传达了根据苏联大使馆讨论的建议……什特劳加尔代表政府十分果断地和绝对地否定了皮莱尔的建议。
我读了那本书，内容很丰富，他在移居奥地利后所写的，当时我在布拉格担任联邦政府内阁总理。
在那本书里还有其他一些不准确的地方，例如我去参加会议的讨论时，扬·皮莱尔已经谈过了（他的建议）。然而这不是本质性的。
博任娜·马哈措娃在离开会场时，脸上带着笑容告诉我：“这样，他们的计划没有成功”。她指的是在城堡由扬·皮莱尔发表的苏联的打算——工农政府的建立。
所有这些插曲都表示了，8月干涉的政治计划是基于对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情况的十分糟糕的分析。苏联领导层从自己的情报来源和从我们的干涉拥护者得到的是很坏的情报。不单是人民的群众性的不同意，还有所谓的维索恰内（Vyso any）党代表大会都告诉苏联政治局和国内的武装干涉的拥护者：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局势并不是遵循了1968年1月政治事件的原因和相互关系。勃列日涅夫领导层由于自身的错误导致了政治悲剧，自然是我们多年承担了它的后果（我只想附带讲一点意见，那时出版的关于8月日子的书刊以及其后发表的文章都没有提到在布拉格城堡的政府存在及其工作表现）。总统在晚上时候通知我，他已经接受苏联领导人的邀请到莫斯科去，在他不在国内的时候，所有的权力转移到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内阁，每天我都有义务用电话将国内情况通知给莫斯科。同时，总统要求我请内阁选择一名成员，陪他到莫斯科参加会谈。在我的建议下，内阁批准并委派自己的副总理古斯塔夫·胡萨克博士去完成这个任务。我打电话到布拉迪拉发，并要求古斯塔夫陪伴总统去莫斯科。他首先推辞，感到惊讶为什么正好选的是他。他想知道总统的观点，想知道在内阁中是否还有人提出了另外的建议，最后接受委派了，但他带着犹豫说，没有得到在布拉格最近这几小时实际上发生了什么的信息。我告诉他，总统刚刚结束和党中央主席团一些成员的晚上谈话，他们建议成立总统为首的中央执行机构。这对他来说是新的信息，想知道所有的细节。我在他面前没有隐瞒，我说你在莫斯科作为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内阁的代表，将面临很复杂的情况，因为你将捍卫政府内阁的拒绝非法占领的观点，我们已经向苏联大使切尔沃涅柯转达了我们的观点（抗议书）。“你对此会有困难，但你能掌握住”。我最后作为结论向胡萨克讲了，他当时沉默，显然在沉思。
一些莫斯科谈判的直接参与者后来告诉我，胡萨克在克里姆林宫的第一次发言中，拒绝华沙条约军队非法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这引起了苏联领导人明显的不同意，同时提出问题，这是什么人带着总统到了莫斯科。古斯塔夫最后向我详细地讲了一切，他说经过复杂的讨论，他得到了一个结论：没有其它的出路，除非得出某种折衷的协议。很清楚的是，没有人在明天就会将军队从我们国家撤出。
政府内阁在布拉格城堡一直工作到1968年8月27日代表团从莫斯科回来为止。
关于所谓的莫斯科议定书，根据达成的协议，不能予以公布，但政府内阁总理奥尔德日赫·切尔尼克，对他认为合适的内阁成员告知了全部内容，这本“小文件”的解释是清楚的：所有一切都将在莫斯科的控制之下。主要点——军队驻留在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直到国内局势稳定为止，很明显，关于是不是局势已经稳定了，仍然不是由我们家里决定，而是在莫斯科。并不是很难就可以想象到，在未来的几个月、几年，这个国家的局势将是什么样。等待我们的是，对每一个改革步伐复杂的讨论。这些改革步伐是我们给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准备的文件中考虑好的。在头几个星期，党和国家的领导陷入被动状态。经常有从莫斯科来的电话，杜布切克弄不清楚。
我们寻找对一个基本问题的答复，这个问题是我们对所谓的布拉格之春的遗训能做些什么，即是说如何将布拉格之春的基本政治及经济思想在8月后时代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那时，在完全的意外中，出现了党的领导层玩不转了（换句话说，“出局了”），在当时的系统下，党领导层本来应该起主要和决定性的作用。切尔尼克总理从头几天开始就力图劝说杜布切克，让他开始工作，考虑和决定在最近的几周内，我们把什么作为目标，如何来达到。国内局势很不平衡，人们逻辑地没有接受所谓莫斯科谈妥的事情。莫斯科议定书虽然没有公布，但正如在我们国家人们说的，如果今天有两个人知道某件事，明天所有人都会知道。
在政府内阁中的情况同样复杂。切尔尼克花费大部分时间在党中央委员会杜布切克那里。国家机构的表现是，有时候十分操心，另外一些时候政府公务员带着讥讽的味道说，领导老是讲，但我们没有看到书面的指示。胡萨克在11月之后，被选为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大部分时间在布拉迪斯拉发。作为政府内阁副总理，负责准备国家的联邦安排，来布拉格只参加准备成立联邦的宪法法律委员会的会议。奥塔·希克从9月开始就离开了任何的政府活动。由瓦尔特尔·柯玛莱克领导的经济委员会机构开始解体。它的工作人员干脆得出结论说，在最近时期，改革不会进行。
我和胡萨克在1968年9月和10月期间，有几次见面进行了关于局势和可能的出路的谈话，大家都清楚地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原则上需要：
首先实施1968年1月后宣布的改革，但现在这一切可能都将经过很长的时间，比我们原来考虑的要长得多。所以我们必须斟酌合适的阶段，在经济领域，还可以这样实际地设想，莫斯科主要的不同意最后会是在关于党的作用、大众传播媒介（报刊、广播、电视等）和选举制度。
第二，苏联军队在这里，没有和苏联的谈判，我们什么也做不成。即是说，要力图在我国形成这样的局势，使莫斯科被迫承认是稳定的局势。根据胡萨克的说法，我们中没有一个人，今天能够猜测什么时候这种局势来到。只有在那时，特别在军队撤离之后，才可以加强社会对我们的真实的信任度。
第三，党的领导层和政府正在经过重要的阶段。要么是事情能够被控制，要么是我们必须离开。我们必须意识到一切。胡萨克预见性地提醒：如果领导层控制不住，那就是让教条主义者抓住了实权。我们不能允许。
G·胡萨克在几次有杜布切克及切尔尼克及斯沃博达总统和我参加的会议上重复说了他自己的观点，我当时被选为党中央委员会捷克局的主席。从1968年9月开始，胡萨克倡导这种观点，坚持这种观点，对那时在党和国家领导层中经常争吵乃至于混乱的状态带来了一定的稳定。尽管我懂了，胡萨克带着困难负起所有的责任，是他那时的职务产生的责任，我还是请求他，让他考虑更多地参与决定全国的政治和政府事务。古斯塔夫那时回答我（根据我自己的记录）：“卢波希，坦率地跟你讲，在斯洛伐克有希望显示，局势是安静的，从而是稳定的，我们是可以做到的。这里以外的那个布拉格及其他的捷克中心城市，就要复杂的多，但是在斯洛伐克可以显示的、今天可以做到的事情，明天也可以在捷克各地区做到”。
自然对这种合乎逻辑的考虑，我必须予以接受。斯洛伐克正在等待联邦化的安排（和捷克实行联邦制），在那时候这对斯洛伐克人是意义重大的一步，这会很重要地影响在斯洛伐克的政治气氛。在捷克地区，国民对联邦化的态度就有点不一样。
那时为什么胡萨克首先将精力献给斯洛伐克，我对这个问题最好不予回答。我不喜欢在没有公开证据时评论是否接近野心，同时我也不想要强迫自己的认识：稳定的斯洛伐克也许对他自己——从而也就是野心——是重要的正面的根据。不管这是什么，稳定的斯洛伐克有益于捷克斯洛伐克。
在1968年年底，我和胡萨克在圣诞节前评估了当前的局势，那时安静的、初看上去很满意的古斯塔夫，很高兴想到马上要在布拉迪斯拉发和家人过圣诞节，第一次表示了自己的怀疑：杜布切克不能掌握局势。我们一致同意，在1968年，这充满希望和破灭的一年，让任何事损害圣诞节。我们两人告别，并意识到在新的一年里，我们所提出的关于第一书记的问题将有答案，之后确证了。
在1968年8月以后，需要清醒地意识到，在我国存在强大的苏军，如果不经过莫斯科的同意，就没有可能对关键的问题，进行我们所期望的解决。10月份，在莫斯科进行了党和国家代表出席的谈判。11月份杜布切克、切尔尼克和胡萨克在华沙和勃列日涅夫讨论关于捷共中央全会的程序和党代表大会决议草案。
从12月在基辅的谈判中，明显可以看出，苏联领导硬化了自己对解决捷克斯洛伐克局势的立场，勃列日涅夫认为捷共行动纲领的大部分是修正主义的，要求进行干部调动，以加强那时已逐步增大的教条主义圈子。
在苏共领导层中，他们的神经紧张有其逻辑性原因，他们最初的打算——成立工农政府，没有能实现，当时又没有其他的方案。经过几个月，决定采用总督式的解决：捷克斯洛伐克所有的事情必须都要经过批准，这个办法，从1968年起到1969年4月，一直都在实行。
奥尔德日赫 切尔尼克事件
需要直接地、紧迫地、联系某些苏联领导人，也可以是非正式接触，这样来探测、寻找我们这边不断恶化的局势的出路，那时候，我们作为主权国家的领导人，确实是被压到了墙上。苏联最高层对我们还可以接受的所有东西都给以拒绝。政府内阁总理想出了一个建议，邀请A·柯西金在秋天访问布拉格，也许可以从他那里知道点什么，因为他作为部长会议主席，勃列日涅夫会同意他带着某些意图去探测在捷克斯克伐克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事。
阿列克赛·柯西金在苏共领导层中属于最能干的干部，在治国工作中有丰富的经验。从1939年开始就是政府成员，苏联人民委员，任纺织工业部部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委派以战争工业的重要工作任务。战后任财政部长和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受苏联政府的委派，解决过许多复杂的国际问题。在尼基塔·赫鲁晓夫时代作为第一副手，担任了部长会议主席。当1964年年底赫鲁晓夫垮台，在莫斯科传说他是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最可能的候选人。但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不突出的勃列日涅夫选上了，他是以保守路线的拥护者出现的。即使不过高估价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但我还是认为，在60和70年代，如果是柯西金一切也许比我们这样矛盾地度过几十年要更有希望些。
1968年柯西金访问布拉格，就有关苏军暂时驻留在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协议签了字，这就是国事活动家的命运。在苏共领导层中不同意武装干涉捷克斯洛伐克的柯西金，被派遣来用自己的签字肯定这次行动，对这行动他在以后的私人谈话中指出，是勃列日涅夫领导层的最严重的错误之一。部长会议主席很专业地完成了自己的责任，但谁知道，他不能表现出他对这种委派非常的不愉快。
在以后几天，奥尔达·切尔尼克告诉我，他和杜布切克讨论了要去访问柯西金的事。杜布切克表示了对这种非正式访问的目的性的怀疑。切尔尼克和我同时知道消息，说胡萨克对这个建议也有点动摇，但没有说出根本上不同意。我自己说服奥尔达，要他利用这次访问。如果对讨论和探测局势的这个机会有任何拖延，那对什么都帮助不了。
切尔尼克在柯西金的别墅度过了10天，从得到的消息来看，可以理解为一次成功的度假，因为这些消息有助于我们以后的活动。
切尔尼克和柯西金已经认识了好几年，和他意见很一致，在做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时，作为代表团成员出席经互会（RVHP）会议。在1968年作为政府总理时，他们的关系特点可以说是相互很信任的，柯西金坦率地告诉奥尔达，他在政治局中不同意让苏联军队和华沙条约成员国的军队一起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领土。在所有的8月前后的讨论中，柯西金的发言自然是符合大部分的决议的。然而在莫斯科郊外一周的居住中，他在那时就已经向切尔尼克描写八月侵略是一个错误。就个人来说，他对发生的事很不乐意，并尖锐地批评了哥穆尔卡和乌布利希，说他们把自己的活动升级到对捷克斯洛伐克实行武装干涉，同时也批评了我们领导层在1968年的举动是多么不机灵和多么没有水平。柯西金表示了对杜布切克的怀疑。1968年以前他完全不知道杜布切克，但第一次和他接触，柯西金感到大失所望。在军队进入以后的时期，柯西金出主意：认为需要对逐步采取的步骤搞清楚，不要着急，要进行讨论，做解释。现在两方占上风的是敌意，这需要有耐心地加以克服。
正如接着表现出来的，让人遗憾的是1968年12月，O·切尔尼克对A·柯西金的访问，成为切尔尼克和胡萨克之间相互关系中逐渐增长的不信任的原因之一。
1969年初表现出来，我们的政策不能使家里的人满意，莫斯科的伙伴也不满意。即使我们的领导人陈述所考虑的改革步骤在本质上只指向经济领域，并且是在有限的范围，已经不谈其它原先宣布的打算了，不牵涉到对它有怀疑，更不用说同意了，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以苏共的名义，对我国的批评越来越升级，不断频繁地来访的有苏联主管负责人，外交部副部长们，元帅们和军事代表们。友好州、县和市的接触在那时候也十分频繁。所有来的人都批评我们这里所有的一切，根据他们的观点，在我们这里没有好的东西。
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层在家里逐渐地失去了信任。人们合乎逻辑地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离开了1968年1月宣布过的政策。在国内有超过10万的苏联士兵，他们的统领马约罗夫（Majorov）将军在那时候表现得就象莫斯科在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主要代表，对一切事情都要说话，有时简直是发号施令。
在1969年初，国内市场出现了不轻的缺货，这是在1968年下半年提高收入，又在1969年继续在更大范围内提高的主要后果。在危机的政治形势下，不能按照计划的水平保持收入的提高。那时，我作为政府内阁副总理曾接见过几个企业的代表，他们一天一天地要求增加工资。我记得布拉格首都公交公司员工的强大的代表团，他们要求提高薪水20%，至少10%，其它几十个企业也这样要求。我一再解释，再三恳求，请求谅解，有的企业退让了，但不少企业达到了提高工资的目的。我们的国内市场已经有好几年货物品种不足，在计划供货结构中也严重短缺，这样，在一些城市里引起了惊慌的抢购。
在整个的信任降低的气氛中，1969年1月就已经不断响起对包括第一书记A·杜布切克的党领导层成员的批评呼声。明显的是归纳各种类似的观点及建议，要求辞职的呼声在苏联代表团中得到了支持，这些代表团那时候大量地拥到捷克斯洛伐克。首先认为杜布切克应对国家的复杂局势负责的意见不能予以不重视和没有反应。需要领导层对公众表态：A·杜布切克的责任和他进一步在第一书记职位上的作用。
杜布切克对在军队进入我国之前没有掌握局势，这个责任，在1968年8月之后，成为各种考虑的主题。当军队未经邀请就占领了国家，那么责任首先就落在国家第一号人物的头上。在正常的情况下，就应该辞职。由于我们本身的利益，没有这么做。这样的解决方法没有准备好，那时候不清楚谁应该代替杜布切克，但是主要的威胁是：在那种混乱的局势下，极端左派会出来活动并安排自己的代表。苏联人被工农政府的意见没有实现而弄得晕头转向，其他的方案又没有准备好，他们对自己的候选人的建议（由于这些人对八月事件抱着犹豫的态度）没有勇气提出来。他们倾向于让杜布切克在签订莫斯科议定书之后，表现一下他能做什么。
1969年初，得出明显的观点，杜布切克应该予以调换。奥尔达·切尔尼克为他辩护。他经常怪罪我们政府内阁的很多人，说大家低估了杜布切克在国家中的权威，但是他没有驳回我们对杜布切克的怀疑，怀疑他带领国家走出那个混乱复杂局势的能力。实际情况看来好像是，所有的决定都集中在——即使奥尔达不希望——切尔尼克的手里，因为在中央委员会，杜布切克和其他任何人都承担不起对国家发展的责任。
实际情况自然使事情变得更复杂，部分党的机构不接受这个情况，并对切尔尼克不尊重。关于杜布切克的离职，谈到了他和苏联领导人，特别是和勃列日涅夫之间不断增长的个人憎恨。我对此不感到惊讶：谁能够容忍这样的人？派了10万军队侵入他的国家，在他自己的国家被逮捕，然后像俘虏一样被带到了莫斯科。然而事实是不留情的，除了杜布切克辞职，其他方案都不能被考虑，否则，和莫斯科的谈判之路就关闭了。莫斯科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达到更换捷克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目的。特别明显的是国防部长格列奇科（Gre ko）元帅，他接见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军的领导及许多军事代表团，商谈进一步的步骤，说会帮助促进杜布切克的解职。捷克斯洛伐克军事委员会在几次自己的会议上讨论了决议，决议表达了对目前的第一书记的不信任。一些历史学家把在杜布切克解职中最高军事领导层的作用看成是几乎决定性的。可能从现在可以看到的记录来看，可以看成是根据。然而如果仔细研究一下所有一切是如何进行的，可以得出这样的观点：如果说将军们、上校们有影响的话，那也是在所有都已经决定的时候。
内阁总理知道了军队的领导人企图在混乱局势下，干涉谁担任党的首脑的决定时召集了一些将军们，简要地告诉他们：他们的活动属于面对军事法庭，如果在这方面继续下去，那么将把有关的建议提交给法庭。这就是对付“大胆的”将军们的办法。自然还要注意到在八月事件之后，突然在公众露面的国防部长朱尔将军。关于这点，一些将军们讲述的事情只能让我们发出微笑。马后炮，来晚了。
事实是，格列奇科部长和自己的参谋部说服国防部委员会通过决议，决定要求A·杜布切克辞职。根据这个，朱尔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发表了声明。问题是这是否完全还需要，因为事情已经都决定了。同样需要斟酌各种维持秩序的警察措施，这些措施在广泛的范围内配合中央委员会会议得以实现了。社会上出现了不平静，在一些城市出现了混乱的游行，但防止措施规模不大。各种关于准备这种或那种政变的报告也发现是骗人的。有些不安静的个别人在某些地方弄脏了，然后什么也没有做，只是说明，我们捷克人干脆不会搞政变。在30年代，柯比辛柯夫（Kobzinkov）上尉在布尔诺军营政变没有成功，人民党人和民族社会党人在1948年2月推翻当时的人民民主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也没有取得成功。
在1969年的头几个月，要适应在各种突发的情况下，保持安静沉着和坚强的神经。曾经明显的是部分安全机构失去了控制。如果要避免可能发生的挑衅，需要将一些安全部门的首脑免职。捷克内务部长格留塞尔（Gr？sser）对此不同意。第二天发生了袭击和破坏苏联航空公司（Aeroflot）大楼的事件。对这事件的侦查，初步看来是一次粗心组织的挑衅，然而在这个情况下，内务部承担的督察员没有成功。在国内，增长了不安和惧怕：谁真正控制了这个国家？
当我思考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那样的歇斯底里，大部分情况下是由外部进行帮助的。我得出了这样的想法：在那个八月前和八月后的几个月里，我们跟我们的伙伴做了不少事，而他们是错上加错。最初在1967年12月对A·诺沃提尼说：“这是你们的事”。让事情自由运转。在三个月中间，有人突然想起，在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反革命获胜了，然后寻找解决办法。著名战略家乌布利希和哥穆尔卡带着从中世纪学来的观点来了：“用军队将她占领并用新的政府代替之”。对这个发疯的点子，经过一段犹豫。“大国”遗憾地进来了，当工农政府的点子没有成功，陷在混乱之中。已经没有乌布林希和哥穆尔卡，好几个月在寻找，如何解决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
当在捷克斯洛伐克已经准备决定更换杜布切克时，一些过激分子还组织挑衅，加重了国内的紧张局势。苏军队伍的统帅马约罗夫威胁说，如果在捷克我们做不到有秩序，军队要出来干预。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每一个意见都是宝贵的，剩下的只希望伙伴们安静下来，并得出结论，需要达成“有点儿”协议，打算在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怎样去做？
还在3月，在斯沃博达、切尔尼克、胡萨克及什特劳加尔的会谈中已经达成见解，杜布切克应该离职。他最初拒绝了。另外暂时还没有人能够回答，谁代替杜布切克在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职务。建议谁来担任？很明显，这个人一方面有先决条件，能够控制国内的不断复杂化的形势，另一方面有机会和苏联领导层商谈，从形势中寻找出路，这个形势在军事干涉之后被卡住了。
在第一次会谈之后，我们所有人都一致同意，考虑两位候选人：联邦政府内阁总理切尔尼克和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胡萨克。根据这种确认，我们大概可以开始走起来，花点时间大家再仔细考虑一下，古斯塔夫也没有提出，我们大概应该表态，我们推荐两位候选人中的那一位。经过令人难受的寂静，总统有点提高嗓门地向我们指出，现在时局不平静，我们知道一切，但不能够如何协议，以解决在考虑好的杜布切克去职之后的形势，我懂得总统的号召是对着我来的，那时我是负责捷克地区党的工作的捷克局主席，却在目前这个时刻，没有对这两位候选这个党的职位的人，去评审这个或那个新人的适合程度。我发言说：我推荐奥尔德日赫·切尔尼克为第一书记，G·胡萨克担任联邦政府内阁总理。还没有等到我结束简短的说明理由，胡萨克说我留在斯洛伐克，把门啪的一声关上，离开了。在来到的令人难受的情况下，总统随口讲出意见，说这样（意指啪的一声关上了门）什么问题我们也解决不了，接着他声明，考虑到两个建议，捷克局推荐切尔尼克，总统得来了不准确的消息，因为捷克局对这件事到那时为止还没有讨论过。
关于选举O·切尔尼克为第一书记的建议，杜布切克也通知了总统，比拉克小组也接受这个观点，但是不断地在专门形成的各小组中讨论，这是在政府领导层中有特点的情况，选举机构等待具体的建议，然后将它提交给主管负责人。斯沃博达总统宣称：他将会很高兴，如果将这个问题和苏联大使切尔沃涅柯讨论一下。在下一次会议上，总统告诉我们，大使以外交家的绅士风度，传统地表示：“这是你们的事”。这我们在1967年12月听到过。在1968年8月已经这个“我们的事”没有了。而在1969年怎样决定权重又回到我们的手中？另一方面自然又引起了惶惑，应该决定选谁呢？或者也许得出了结论，任何时候都完全不会干涉成员国的权力和主权？遗憾的是，在以后的日子里，使我们相信，这样的我们所希望、所等待的情况，在以后几月，甚至于几年中，都从来不可能不威胁我们。
还在我们在斯沃博达，胡萨克、尔尼克和什特劳加尔的小组中，同意候选人将是G·胡萨克之前，古斯塔夫倡议和我进行了两次谈话。胡萨克开始坦率地问我：“有什么事反对我，卢博希，你有吗？”就这个问题的范围，我没有回答这位有智力水平的质问者，但是指出我们在私交上是互相信任的。我不慌不忙地向他说：我把切尔尼克看作是一位有经验的专业人员，他知道全国的各种问题，他从50年末开始就积极参与政治，即使在危机形势下，他也善于镇静地作为并且审慎地做出决定。而这种情况在那时候是不少见的。我坦率地向胡萨克重复地指责，在讨论和个别谈话时发火是多余的，从而不能使伙伴听取你的论证而会使他感到屈辱。这样当然不会在集体机构的商谈中营造出适当的气氛。我要求他自己应意识到，他的举止，在有时候，不必要的经常，过分有权威，我理解，除了其他因素，是长期坐监狱的后果，包括多年的单独监禁，精神集中在自己，是真正的经典的内向者。我们众多的同事们都说，胡萨克是唯一的不犯错误的人。同时我告诉他，切尔尼克拒绝出任第一书记的职务，在接着的会议上推荐胡萨克，这是他的决定，我尊重他。然后我听取了他个人的信仰，如何看自己的生命旅程，以及生命带给他什么样的知识。我想，我原来的关于谁应当中央委员会的领导的真实想法，没有在我俩的关系中投下不信任的阴影。古斯塔夫还在结束时问我，我知不知道苏联人的看法。我真的不知道。过了几天，总统告诉我，苏联人从两名被考虑的候选人中，将古斯塔夫·胡萨克放在第一位。卢德维克·斯沃博达总统表示对这个建议完全同意。
我们尝试一起来比较一下两位候选捷共中央委员第一书记的人和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两次会晤。
1969年3月受苏联部长会议主席A·柯西金的邀请，联邦政府内阁总理O·切尔尼克来到了莫斯科。在和L·勃列日涅夫很多小时的谈话中，切尔尼克不同意苏联领导关于解决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局势的一些观点。他不是单纯的、极端的、正常化措施的拥护者。也不接受在捷克斯洛伐克存在反革命的观点。在1969年4月G·胡萨克受L·勃列日涅夫的邀请来到穆卡切沃（Mukaevo）讨论与捷克斯洛伐克局势有关的类似的一些问题。胡萨克同意了——真的是在强大的压力之下——L·勃列日涅夫以苏共领导的名义提出的评估和建议。这两个事件（会晤）对决定谁应担任捷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对于莫斯科选古斯塔夫·胡萨克任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建议，总统，最后还有教条主义小组都表示同意。这样就形成了党中央委员会中的有效多数。
正如以后弄明白的是，教条主义小组的观点的形成经过了互相的争吵，这个教条主义小组在党领导层中占有许多代表。比拉克和他的拥护者同意切尔尼克，而领导层中的少数，斯洛伐克成员则建议胡萨克，最后比拉克从自己的观点后退了，晚些时候，他在同事圈子中讲，经过莫斯科领导层施加强大压力后，他才这样做了。他也是依赖了他和他的小组在中央委员会和机构中的影响，他将和古斯塔夫·胡萨克在将来力图建立协议，对此在以后几年也做到了。
奥尔德日赫·切尔尼克在关于杜布切克继任人的会晤结束时，再三要求我从自己的观点退让。他强调，当第一书记的最合适的候选人是胡萨克。有经验的、不仅是斯洛伐克的、也是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家。10年的非法监禁，这给他带来不可动摇的信心去将50年代的非法行为纠正过来。切尔尼克深信，胡萨克是在经济和政治—党的领域进行改革的突出的支持者。最后我服从了大部分的人的意见，即使我个人还是继续认为，在当时为解决复杂局势的最合适的干部是切尔尼克。
从开始执行职务的头几天开始，新的第一书记就要寻求莫斯科的观点和我们真实观点之间的折衷，在当时的局势下，我们的观点已经明显的软化，我们所有人都清楚，从头几个月开始，已经显而易见，不能进行互相的折衷，而只能接受莫斯科领导摆到我们面前毫不含糊的要求。我到今天还不明白，为什么古斯塔夫·胡萨克，这位斯洛伐克和捷克斯洛伐克政治的有经验的诗人，没有有效的反抗就放弃了自己的立场，这些立场是纲领性的，在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条件下期望着的、紧迫的需要的立场。对那些谁没有直接参加会谈的，他会提出好的咨询建议。我可以做证人，的确不谦虚地说，还是顾问，当时古斯塔夫是如何仔细对那些“谈话”作准备。正如他一般都这样，总是逻辑的坚定不移地提出论据。但是他的伙伴，在这种情况下，更确切地说是敌手，是不退让地和顽固地坚持自己的一些观点。可以猜想到，怎样困难地面对伙伴提出来的各种“没有错误”的意见，这个伙伴在我们国家布置差不多10万军队。同时他依靠那些人，他们在捷共领导层中总是支持莫斯科的观点，或者更确切地说莫斯科的要求。经常几个小时之久的勃列日涅夫的电话，在各种机会下的个人会谈，特别在克里米亚半岛（Krym）14天休假，这总都是机会，可以向我们方面转达，我们应该做什么。我没有处于这样的角色，他知道一切，明白如何面对坚忍不拔的政治压力，这种压力指向不断扩大的正在实行的管理措施。我知道，许多坏事是无法防止的。
关于和穆卡切沃的会谈算清帐，胡萨克对此整年都有问题。经常在四只眼睛之间的谈话时，他回想起穆卡切沃说，他并没有同意。他断言，没有考虑大量开除党员，没有同意进一步拖延公布50年代的违法事件。他反对对政治反对派进行刑事的法律处分。但是领导层中的激进分子经常没有忘记指出来，说这样的建议在穆卡切沃是被批准了的。当我看到在有组织地对比拉克等人进行党的甄别时，组织了对普通党员的大迫害，我深信所有建议都被穆卡切沃采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