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9月我辞去了联邦政府总理的职务，并要求解除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的职务。当时我认为在我国的发展已经到了政治上无法控制的局面，面临着政治上崩溃的边缘。我将我自己的态度和观点只告诉了一个人——共和国总统古斯塔夫·胡萨克博士（Gustáv Husák）。总统知道我对共和国整个发展的观点——在20年的共同工作中，我对他不隐瞒我的观点。总统没有批准我的辞职。但我深信我们两人都十分知道对方，从来没有考虑任何的虚情假义，他认为局势的发展毫无希望，和我是一样的，只是他没有对我坚定地说出来。当我们在布拉格城堡（捷共中央所在地）告别时，他最后说：“我也不知道明天将是什么？”
我坚信在离开了党和国家的职务之后，不再以任何方式参加公共事务。我只想在适当的时机，谈一谈在1949—1988年间在南捷克地区，特别是在党和国家的中央机关，我所参与的政治和经济的重要决定。我将在本书中用一些篇幅来讲一讲这些问题。但我不想用意识形态的讲解，也不想用长篇的政治或国家法律文章给读者造成困难。在我国现阶段的政治气氛下，这也许会被认为是废话连篇。
所有其它的，关于某些私人朋友，特别是政治上的反对派朋友，我没有写，让他们自我考虑，自我探索以至于痛苦地承认和豁达地解脱。
生活有时会出现矛盾现象：在政治上引发了想不到的情况及变化，迫使整个国家的政治班子在完全没有准备的新情况下，做出对国家和盟邦需要的合适的决定。
在50年代，我国的政治及国家领导没有决定放弃适合于“大国”的社会主义模式，然后1968年出现了采用捷克斯洛伐克道路的重要时机。但是所有一切都被华沙条约军队入侵而破灭了。我们这些盟邦（指华沙条约缔约国）也遭到了相似的命运。在1968年的年末，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导遭到了毁灭性的失败，在以后的整整20年间，在捷克斯洛伐克逐步地进行改革也被停止了。事实上，70年代末到80年代上半期，我和我的同事们发现了经济互助理事会（RVHP）的总理同志们都非常承认需要在经济合作方面采取系统的改革步骤。在和各国政府总理们的私人谈话中，我确信他们中的大多数，坚定相信必须进行根本上的改革。多年来受到大家喜爱的、代表我们经济体制优越性的口号：“价格固定不变，人们都高兴”也已经变成不适合的了。
遗憾的是，仅仅是停留在讨论上，制定出来的全面的改革方案都以失败而告终。我们大家只是埋怨和诉苦。拿行话来说，只在自己人中说说，不过是推卸责任：我们—政府总理们是想改革的，但是党阻止改革。在这方面有两位总理是最为成功的；一位是波兰总理彼得·雅鲁谢维奇（Píotr Jaroszewícz）（1989年后和妻子—起在华沙被谋杀），另一位是匈牙利受爱戴的总理捷尔吉·拉扎尔（Gyǒrgy Lazar）。我还可以提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古拉·雷日科夫（Nikolaj Ry？kov），阿列克谢·柯西金的称职的继任人，他在私人晤谈中完全不掩饰他的观点：在经济领域中需要进行根本的改革。这样出现了希望：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考虑进行改革得到了广泛的支持。胡萨克大概是同意进行改革的，我相信我们在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也会获得成功。
事实的发展是，好的形势没有得到利用。在苏联出现了停滞不前，勃列日涅夫在最后几年严重患病，三位继承的书记都是短命。错过了开创改革的良好时机。在1985—1986年，还受尊敬和爱戴的戈尔巴乔夫对这些经济社会体制的关键问题，没有发表具体的意见。对他的受到大家欢迎的口号“应该进行重建”，没有人明白具体应该怎样去做。还在他统治的最初几年中，就提出来的各种建议，如撤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苏军，降低非常高额的军事费用，他都没有做出反应。大家都明白：如果显著降低这些特别开支，将会在各个国家的发展中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
我在想到战后45年的发展时，在我国历史中有两个阶段，经常使我个人感到无法理解，找出一些“逻辑”上的理由，我都无法接受。这两个阶段一个是1949—1954年间的政治审判和法制混乱，另一个是1968年的对我国的入侵。我承认，如果从历史上删掉这两个阶段，并且忘掉发生过的这些事情，我将会很高兴。但这是做不到的。作为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大概到生命结束，还不能看到这两个阶段的清算。在这本书中，对这两段历史，虽然我有时我个人“不愿意”，但是还是要写和叙述。
在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实行公开的改革步骤是1968年——这在以前还没有过。对于所有经互会（RVHP）国家的时机是80年代，但是历史的事实是残酷的。领袖们使大家失望，党和国家的负责人们使大家失望：没有及时地，在合适的时机，实行相对成熟讨论过的，对体制的改革方案。各个重大事件逻辑性地接连发生，它们的影响和负面的作用要期待各人的看法，最后一句话是请原谅我，即使是不完全主观上的，或者是客观上的，我都会使自己接受。
在1989年11月的20年之后，经常还会碰到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体制在政治上崩溃的原因是什么？在本书的第一部分我特别力求从这个视角来重点叙述1945—1989年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发展。我力求指出主要问题——教条主义地接受下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体制的政治崩溃的原因。在本书的第二部分，详细地总结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管理的形式以及给在1989年政变之后的新制度的代表人物留下了什么遗产。我要依照我的朋友们的意见，非常容忍地讲一讲：如何将这些遗产移交给新的资本主义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