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录下了捷克斯洛伐克战后历史中的一些事实。读者肯定知道，对我来说，综合地评价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发展没有什么困难，更不用说分析各种因素，特别是起了影响作用的那些国外的政治因素。我讲的是某一些因素，它们不需要现有的和可以接触到的档案中已经有记载的信息。
我已经讲到了我涉及和参加的那些行动和谈判，那些讨论过的观点和想法，在各种各样情况下的那些考虑和思考。需要判断的是，那些建议的解决办法有还是没有，能够还是不能够对我国的发展带来积极的影响。至少——对此我确信——是对着这个方向的。我们在所讲到的要在我国形成更好的生活条件所进行的考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力图捍卫自己在这里已经谈过的观点。这样做得成功还是没有做成功，生活本身对此作出了回答。我记录下了那些我确信应该记下的东西。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没有讲进一步的其它事实或考虑。显而易见，我没有其它需要的、公开的信息和资料，同时我也没有能力去评审在一个综合整体中的所有一切。或者有些实际事物，我认为是非本质性的，甚至是微不足道的，根据我的看法，这些对50到80年代的事件的发展不具有本质上的影响。
我不是作家，也不是历史学家，我没有尝试去获得同意接触历史档案。根据现有的对查阅档案法律的解释——今天“在法律上”什么都可能——我不可能接触我会感兴趣的资料。
我是一种政治的拥护者和支持者，这种政治的纲领性目的是社会主义的社会。对这个，我贡献了整个自己的积极的政治生命。
在过去40年中，在我们国家，许多东西都发生了变化。成功地建设了大量的现代化的工业、生产基地、能源基地、高功效的高生产率的农业。我们达到充分就业、消灭了贫困、解决了住宅问题。教育制度有助于提高教育程度，特别是新的几代的教育程度，为发展卫生事业和科学投入了大量的预算资金。支持年轻家庭，战后出生率的提高，对特别在70年代提出来的人口政策给以支持，结果有助于所期望的国内的居民人数增长。
是的，本来在这几十年中，取得的功绩还会更多，社会的经济的改革等等。但是不断地拖延，否定，拒绝必要的、经过思考过的改革——这是失败的原因。这也是1989年11月政治崩溃的原因。不是在这里再劝说和发泄什么——有必要自己看看自己。我也力图这么做。
社会主义思想——它是在过去几百年中，由进步运动的代表人物所创造和形成的——没有遭受到崩溃，遭受崩溃的是社会主义的教条主义模式。
我记得，在70年代末，关于经济政策改革已经讨论过了好几次，这一次我和财政部长列奥波德·列尔（Leopold Lér）工程师，又到总书记那里去谈，还是没有成功。那时候，已经连续几年国内生产总值（HDP）的增长率下降。要求经济体制紧迫进行改革已经提到日程上来。
在接着和古斯塔夫·胡萨克谈话时，我说：我们的经常否定、拖延紧迫的改革，以至于我们完全看不见建议和劝告。党的政策得不到（在70年代过程中）大部分居民的信任，不满意不断加剧。再拖延下去，改革就会碰到不理解，碰到被动，甚至碰到反对，改革首先表现为对人民要求在工作集体中需要贯彻措施，接着要贯彻到生活中，需要告别对价格领域中的“不经济的稳定”，改革虽然不是目标指向降低生活水平，但对那个我们花了数十年功夫在家里“培植”起来的，无结果的价格政策，要承认改变。这不是每个人都明白、都接受的。当古斯塔夫用他那个惯用的“卢博希，对这个事情我们会回来的”来使我安静时，他没有预感到在几年之后，在1989年，著名的下议院宣布这个体制是非法的。
我的意图是想描绘出一幅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捷克斯洛伐克的真实性的、批判性的图画，并且在真实的阳光下暴露出某些政治家，国务活动家。并且驳斥那些关于所谓罪恶的共产主义及其领导人历史的“解说员”。如果是某些新闻记者，有些历史学家也这样出来说，在上面挥着手，如果是某些政治家也这样看过去，我替他们觉得可惜。我深信，我们这个国家应该得到有教养的、专业的、有能力的、并且是严肃的代表人物。我希望，起码在这个方向，我们能够等到在最近的将来会有所要求的变化。
我预料，有某些我这里谈的观点和立场，我的某些朋友或支持者会有不同意的地方，甚至严苛的责难。是的，无论在执政时期，还是在现在，在“党和政府的失败”之后，我和许多同事在评估政治崩溃的基本原因上，不能取得一致。政治已经有合乎逻辑的特性：没有吵嘴和争辩你就得不到真理。我希望，在可能出现意见不同时，我们不会分道扬镳。
当我确定，1989年11月发生了政治崩溃，然后我就逻辑地意识到，在国内接下来会是新体制。那时我有唯一的权利——运用和表示我的观点、我自己的异议和保留意见来应对来到的、新的、起草中的、和已经实施的政治体系。没有一个人会感到惊讶，如果我宣布，在1989年11月政变之后的新体制不是我所理想的。
我不能同意的是，胜利者对过去的敌手是采取不客观的、不理性的态度，甚至于是达到了反共产主义歇斯底里。我不能同意所进行的自发的全盘私有化，法律上歪曲，几乎是非法的，由于它，造成了未经考虑的克朗贬值和国内各种财产跌到了世界上最贫穷国家的价格水平。我不同意，说新体制建立了必需的对工业潜力重新改造的中央影响。可是在我国对指导国外资本并不成功。国外资本在私有化上，用卑鄙的钱收购我们的对他们有竞争力的企业。然后不顾我国的利益，加重再加重这些企业的负荷。
增大的社会差别给大多数人带来了不利，猛烈的通货膨胀使养老金和居民储蓄贬值，这样不能达到大家的满意。犯罪率增高。两位数的高失业率——这同样也是至今已存在20年的体制的不符合要求的社会现象。
在政治上输了的人，不能做更多的事，除了指出问题。新的执政者有不容易的，但有希望的机会——执政得更好些。只是正如在我们这里说—年复一年，好的已经有过了。我不明白，为什么新体制不选择比那一部分人“梦寐以求”的资本主义更合理的方案，老的资本主义有某些早就知道的痼疾。在捷克斯洛伐克，晚些时候也在捷克，具有在其他地方不能重复的机会：继承了相对富裕的、高效率的国家。
2008年9月，我根据自己的决定，辞去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内阁总理的职务，已经过了20年。从1950—1988年，38年间我从事政治。在单一和联邦的政府内阁中，我在各种职位上整整工作了26年。从1959年我被任为农业、林业和水利部长开始，中间有4年我曾是捷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到1988年我结束了联邦政府内阁总理的职务，我直接和间接参加了在中央机关决定各种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发展中和这个美丽国家人民生活中的重大问题。那时候的统治体制，从1945年开始，也可能是从1948年开始，根据今天某个议会宣言，称之为非法的，对这样的评价，我从根本上不能同意。
我已经完全不明白，宪法法院怎么会肯定共产主义体制非法性的法律是符合宪法的。这样，我们在我们国家有一件稀世珍宝，那就是宪法法院权威地规定，如何评价过去体制的40年。由此可见，我应该考虑一下，如果我评价上世纪的下半叶有点不一样，我会不会做了违反宪法的事。
对那些发生在40年代末和50年代上半期的违法行为，我没有想去保护、减轻或给予任何的原谅。然而也不能以这些违法行为怪罪整个党或某些党员，要他们直接或间接对那些审判活动负责。对此应负责任的是那些负责人，他们在1948—1955年参与非法措施，甚至于判决决定，应该在已经知道了那些事实的时候，解除他们的职务，并应承担严重的责任。但遗憾的是，并没有这样进行。他们还继续留在职位上，大部分是高级的，尽管他们必须意识到在许多人性悲剧中的深深的共同犯罪，感受到自己的过失，然后在以后的年代中，远离人的重大的命运的解决。
我本人属于在1945年5月，在20多岁的时候就加入捷共的一代人。从这一代中，有一系列人在高等学校毕业之后，在50年代末期，特别在苏共二十大之后，被委任为州里及中央的负责职务。我是其中之一。
我深信，人类社会的将来，也包括这个国家不会出现带着各种矛盾和消极的社会后果的资本主义，这些矛盾和后果，我们在目前的世界，就是目击者。未来，时间上还无法断定，属于社会主义的社会，在那里每一个人将找到自己感兴趣的、并符合社会的适宜的地方和满意地发挥自己的作用。不存在合理的、对于全世界人民可以接受的理由——没有任何人想过，也没有任何人试过——为什么在世界上很少的一群拥人有数十亿、明天会拥有数万亿的财产，而大部分居民生活贫穷或者只达到生活最低限。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指向少数——数量在不断减少的集团拥有不断增加的世界上的财产和财富的份额。我对于功绩及其合理性的程度应该给予保留。但是在少数人的财富和国家的政治权力之间没有密切的关系吗？某些人想断定，金钱不影响人的民主权利的实施，是吗？金钱决定一切——今天它带着整个世界走，没有一个人否定它。同样也不否定的是——我们的崩溃并不使矛盾和不正义的原因消失，而这些矛盾和不正义在200年前导致了社会主义思想产生。
关于社会主义的社会，我们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就力图实现了。今天的反共产主义者完全不记得这种高尚的目的。对他们的论据来讲，50年代的案件就够了。
我们顺利地解决了贫穷。对无屋的流浪汉，我们在1989年之后才遇到。住宅问题曾经成功地被解决了。人们不必害怕晚上走到街上，公共安全曾经有自己的权威性。
在我们国家，在那40年中，由于人们劳动结果，产生了许多的变化。新体制的领导人接受了一个没有债务的国家，并且经济也是增长发展的。
那个政治的确是罪行吗？它努力使人们有工作，努力于使人们脱离贫穷，努力于关心年轻人和普及教育，努力使每一个国民都有地方可以居住，年青人有机会配以住宅，努力使有足够的托儿所和幼儿园，可享受医疗照顾。
大家知道，新体制有些人在说“对手”，也即过去的体制，只引导向贫穷、困难的地方、和不正义，这样从根本上削弱了自己的信任度，同时在制订自己的纲领性解决办法时，也缩小了可能的空间。即使是瓦茨拉夫·哈维尔，在1989年也宣称：“我们不能把一切都推卸给以前的执政者，不仅是因为这不符合事实，也是因为这可能减轻我们的责任……明智地作为”。不承认过去的体制有些地方是有成绩的，因而没有使用数千名在前政体中有能力的、经过专业培养的负责工作人员，不是几天的抛弃他们，而是永远——见查阅档案法和其他歧视措施——取消资格，不过这并不合算，造成了不信任，产生损失，损害管理机构的运作。遗憾的是，不共戴天的反共产主义深深地盘踞在一些的领导人和他们在媒体领域的支持者的骨髓内。
我也可能不客观地察看，或者是不承认在40年的发展中产生的严重错误。不能不看到，在发展的各个阶段，在捷共内部、党的机构和在政府内，有些人努力想促使在国家和社会的生活中产生根本性的变化。他们的声音，遗憾的是，没有被及时地和完整地被听取。没有接受必要的改革步伐——我强调，并在下面划线表明重要的——是指向战略目标的步伐——战略目标是：公正的社会。由于本身的错误和国外的干涉，这些尝试以不成功而告终。
在1989年11月，拉开了时间的一幕，如同在其他苏联阵营各国一样，在捷克斯洛伐克也出现了政治的大转变，相对没有什么冲突地“共产主义的体制”的权力转交给了复辟的资本主义。这里我提一下，我使用“共产主义的”这个概念只是为了当今被用的工作名称。我没有采用宪法上的或法律上的名词。我指的是社会主义或现实的社会主义。最后我连资本主义（在现阶段，更确切的应是全球帝国主义）这个我自己以前白白混掉的名称也不多用来发言，还是谦虚地，像平常大家说的市场经济或全球整体经济。
之后不到3年，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消亡，并形成了宪法上单独的捷克共和国，共产主义被所谓的议会声明，别名也叫法律，宣布为非法，共产党员成为罪犯，可靠的证据没有找到，即使为此目的还成立了侦查及研究所。不管这些对捷共党员实施了惩罚法律。过去的共产党干部、国家安全部门和民兵的成员都要服从查阅个人档案法，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将终身被从“正常”社会除名及接受国民歧视。首先是他们不能够在国家和公共服务单位中就业。
这当然只是冰山的一角。在一切国内的宣传前线上，每天每天地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员扔过来泥巴。简单地说，他们什么都损害和破坏了，他们什么都可以干。从他们的政府倒台之后，从早到晚，对我们的国民，也到国外（或从国外）从所有的媒体渠道，滚过来经过组织的宣传雪崩流，对布尔什维克和他们的集权进行侮辱和漫骂。今天有点名气的或者想有名气的人，每个人都想来挖和踢，如果可能这样做，尽可能让其他人都听得到。不仅是政治家，当然还有一些新闻记者、艺术家和各种各样的著名人士。根据目前的观念是，“我们现代的历史”，共产党员曾经能够做一切的坏事，只有在他们垮台之后才诞生了新的、自由的、和正义的社会。
根据那些人所说，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是不自由的、集中营、劳动营及监狱的国家。生活只由禁令和指令来管理，没有香蕉，不能开车到想去的地方，不能真实地说话，什么也不能要求。所有这些，以各种版本在报刊、广播和电视中喋喋不休，对其它的、公开不宣布的观点，则加以禁止及密谋沉默。这就好像在法庭上只出席了原告，缺少必须的讯问，这样就减少了对方的辩护。
我们那时候确实没有单方面的宣传，那时在我国可以达到的外国媒体的系统抨击之下，并且远远没有今天这样的激烈，在几十年之后，已经停止了骂帝国主义体制，这种做法不但是没有意思的，而且甚至于是反生产的。
反共产主义在今天已是另外一种“咖啡”。是更为坚韧不拔，更为坚持彻底，成为共产主义后国家执政右派党的官方思想，在过去20年中，几乎变成了歇斯底里的性质。不久前成立了研究独裁体制的研究所（简称为？STRK），除了其它力图证明共产主义曾经是灭绝种族的纳粹主义那么同样的危险，简单地说把两个体制扔在一堆。关于这个研究所的“成绩”，我的这本回忆录的第一部分已经提过。
上述的这个研究所以两种尺度来进行工作，左，共产党员是那些坏人，只做坏事，但是右，和那些同意他们甚至于许诺给他们的人，是那些“正确的和好样的小伙子”。所有这些是意图在新的“右”的精神中，培养人们和民族，使他们不去想些另外什么，更不要让他们，上帝保佑，去努力想恢复那时日常存在的社会主义成果。实际上，完全不要有可能去想那些。
问题是，是不是这些还在一直起作用，是不是还在抓住人们。更可能是，是不是在绝望地寻找，让他们所有的坏事和欺骗推到谁的身上，欺骗是我们人民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最为不喜欢的，但似乎是，普通人们、国民越来越意识到对他们来说，复辟的资本主义不正好是最好的，并且停止了对强烈的、全面的反共产主义宣传的注意。从11月后的心理欣快症，诞生了并增长了普遍的对政治的冷淡。政治上冷淡帮助了多年前共产主义的瓦解。
即使公众民意调查也证实，很显著部分的国民正面地评价社会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曾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什么。
目前体制的领导人把这看做显然是荒诞之谈和纯属虚构，企图把所有一切都从地毯底下扫出去。因此他们向公众显示一张黑白的40年共产主义统治的图画，在图的一边是排成队的犯罪的共产党人，另一边是排着队的被迫害的要求人权和自由的英雄。
形成更为良好的气氛，用以表达不同的观点和所谓的共产主义独裁时期的正面经验，应该存在供自由交换意见的空间，给那些处于生活的阴暗面、不愉快的人们，那些生活质量在根本上受到威胁的人们自由发表意见和看法。或者难道失业、无社会保障、在城市和乡村治安问题、高犯罪率、无住宅问题、社会差别的加剧、经常有更多的人们生活在最低生活水平之下等等，不应该进行公众发表吗？
我不渴望在这些不愉快的新体制的各种现象中，再进行什么样的不希望的解剖。但是根据我自己的多年的经验知道，掩盖当前的状态，不承认社会不仅有光明，也有痛苦，意味着动身上路到地狱。
1949—1954年的违反法制的行为
我开始写，对我来说也是十分悲衰的题目——在50年代上半期的违法和冤狱。我深深地向所有的人道歉，他们被我们的安全部门和司法机关不正确地、未经许可地、加以不幸和灾难，或者经受各种法庭之外的折磨。对这些我不能再度加以变更，我对所有的事，衷心地请求原谅，我已经不是第一次做了。从我自己头几天在中央机关任职开始，我们就力图有助于纠正这些严重的事件和不幸的人们的命运。在这本书的第一部，我陈述了关于从50年代下半期开始的恢复名誉的基本事实。现在我意识到，正是在50年代初期，我们严重地损害了十分重要的事情——对这事情我们努力争取并为此而奋斗的——从根本上并且长期地用社会主义道路来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
在序言中我预先说明，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将1948年2月共产党人接管政权认为是反国家政变。客观上和1989年11月的政权移交比较一下，后者是采用一般的步骤。在以上两种情况下，国内的政权变化都是在当时适用的宪法框架之内。政府的变更之后，接着是议会进行了重组，然后修改宪法，给它以新的权力。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接连着广泛的干部整顿，不仅对政治家，而且也在国家管理机构中、企业领导层、军队、安全部门和司法机关。事实上在11月之后，这方面进行的广泛得多，比1948年更多的人被从工作岗位清除出来。在查阅个人档案法的基础上，实际上的情况一直延续到现在。
在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违法和冤狱基本上是发生在所谓的斯大林主义时期。结束在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之后，其尾声一直延续到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在这个时期进行灾难性的政治审判，关押无辜的人，或把他们判决不恰当的剥夺自由的徒刑，“政治不可靠”的士兵被送到PTP（劳动技术营）部门。小工商业者被强迫进入生产或商业的社区或合作社机构。某些农场主或所谓的农村富农被强迫从自己的家园迁移到边境地区。
还在20世纪50年代结束之前，开始有了根本性的变化。捷共虽然并没有声张，但对那些实际行为及其后果或多或少承认了自己的过失，而开始了对错判的恢复名誉，1954年以后，对被迫害人开始给予一定的经济赔偿。劳动技术营（PTP）在1954年有文件给予关闭，到1957年这类部门被决定性地取消（这个部门曾经逗留过的，有4万役龄人员之多）。在1955年1月，产生了所谓的巴拉克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对政治案件进行甄别，也即审查判决的正确性。大部分被开除的大学生被允许恢复学习。在1955年5月宣布了大赦。从这一年开始，有某些国家部门的有过错的分子，面对法庭受审。进一步的范围更广的大赦开始于1960年。
40年代末期和50年代过程中，在十分尖锐激化的国际条件下，东方和西方之间进行冷战。互相猜疑的高度紧张，甚至于引起双方的歇斯底里。人民民主国家直接与西方相邻，特别是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成为西方间谍服务组织敌对行动的目标中心。除了范围很广的在进出口中的禁运，对我们共和国采取了各种侵略行动。派遣间谍，劫持飞机甚至于劫持整列旅客列车。同时不应该遗忘，在50年代上半期的非法行为不只是由于捷克斯洛伐克机关的倡议所造成，这里苏联间谍组织也扮演了不是天真幼稚的角色。
这不是偶然的事，这些广泛范围的违法案件，在它们的主要倡导者斯大林去世之后停止了。少数已经弄明白了，西方国家的间谍服务组织也参加了一些捏造出来的指控。他们这种企图有时还成功了，并成为政治审判、判决和死刑的扳机。
违反法制、政治犯和冤狱不是只限于在人民民主国家。说其他地方都是不受限制的人权和自由，是不真实的。同样的程度不同的各种罪行也发生在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
不是吗，就在第一民主共和国，宪兵队和警察在各种抗议及示威（大部分是失业方面的）中，枪杀了至少80人，没有经过法院审判。
根据人权和自由宪章，目前的民主要保证的，不仅是政治权利，还有经济的和文化的。不只是“犯罪的共产主义”破坏了政治权利和自由。现在不断增加的失业率是普遍现象。通过努力来原谅、掩盖和怀疑所有不友善地压在大部分人民背上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负面后果。不仅是失业，一个人如果没工作，那他就失去了给自己和家庭的生活手段，而且主要失去了生活意义——压力，害怕失去工作破坏了在社会中的整体安宁，增长了冷漠无感情，这是当不能预先看到所有可能的时候的情况。在社会主义时期，劳动人民有，有时还有点夸张的，确实的社会保障。这也帮了那些吊儿郎当和不负责的个别人的忙。今天根据民意测验，每1/3的员工生活在压力之下，经常害怕自己的生存问题。在捷克实行的资本主义——一切可能的镇压性的现代化社会措施——破坏了社会心理，特别是下一代，这是复辟的退休的资本主义最为沉痛的后果。
反对大部分普遍的体面的劳动人民的严重的历史罪行，是对11月以后犯下的各种犯罪活动的极端恶劣的免予刑事处分。这是盗窃和销赃数10亿的由普通劳动的人民建立和付款的人民财产。存在着蓄意实施的、由上面控制的“在法律前面逃跑”。它的目标是快速建成资本主义，将国家的决定权、经济和政治的独立权转交到不知名的、大部分是外国人的手里。我们只有一个机会，“忍耐地”等着，全球的国际资本要瓜分我们这个中欧小国。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并希望一切将符合捷克人民的文化和适应性，这是我们唯一的、历史将证明的希望。
糟蹋掉的遗产
1953年进行了第二次战后的货币改革，同时废除了一直实行到那时的配给经济（与配给相关的市场，价格是由政府规定的，同时存在的还有第二个，所谓的自由市场，其价格叫做黑市价格）工资和薪水的换算比例为旧币对新币5：1，根据这个比例也换算现金，但只限于每人300克朗。在这个限度之上，换算比例为50：1，与改革同时，也确定了克朗的法定黄金含量，在这里，美元的实际兑换率（同等的购买力）为7.20克朗（卢布为1.8克朗）。进行货币改革的原因完全是由于战后的高通货膨胀，1945年的第一次货币改革，没有能刹住通货膨胀，而且那次改革也有错误，滋长了黑市。到1952年年底，官方的零售价格（相比于1945年）根据不完全的数据，提高为至少两倍。流动手段到31.12.1948（与31.12.1945相比）增加156%。在这一时期存折上的自由存款，从799百万克朗甚至于增加到了330亿。对所有这些必须采取一些合理的措施，不存在其它的可能性。
当然，对居民来说，通货膨胀控制住了，但由于原货币贬值，等于无名氏偷走了他们的收入和存款。货币改革那时是一次性的、公开进行的，但国家还是受责骂。在这种情况下，由于1953年的货币改革，国家的整体损失，有不同的估计，根据不久前公布的资料，大约为170亿克朗。需要指出的是，国家方面的损失要大于逐步降低官方规定的零售价格而带来的补偿，这个降低一直延续到1961年。在这个时期中，由于价格整个降低约20%，带给居民在这时期大约750亿克朗的实际收入增加。
此外，95%的居民在1948年4月得到了法定的人民保险，这样显著地拓宽了和改善了以下人员的条件：病人、残疾人、伤员和年老的退休人员。社会保险原来只对职工，从1950年开始推广到全体人民，包括自己独立赚钱的人（指小工商、手工业和农民）包括他们的家庭成员。这所有人都得到无偿的急救、医疗诊治、药、医疗器械，在有原因的情况下，还可以获得免费的温泉和疗养院留住和治疗，在以前没有一个保险公司会支付这些费用。在医院的疾病补助金，对大部分投保病人在住院的头几天就发给。实施了对怀孕和产假期间的广泛帮助。显著地改善了提供给老年和残疾人的条件。新实行了对社会弱者和残废国民的养老社会保险，这以前是没有保险的。这样保证了很大部分的居民，这部分人过去是靠赡养费或贫穷救济。
到1947年年底，在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整个有价值为7570亿的基本资产，包括库存储备和未完成建筑。如果假定它们资产的损耗为50%，则达到的价值大概为4000亿那时的克朗。这包括生产和非生产部门（住宅、医院、学校、管理局等）和所有社会部分——国有、社区、合作社、个体及个人——的资产。
到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包括未完工建筑和库存（储备）基本资产总价值为5.178万亿克朗。资产增加了6.8倍。这里为了简化，考虑基本资产的损耗为50%。这里有些过分夸张的——那么它的最后的真实的“净”值，以1989年价格计算，大约在3万亿克朗左右，甚至于增加了7.5倍。这里面65%—70%是公有的（国有和社区所有）其他大部分为个人所有（主要是家庭住宅），一部分为合作社集体所有。
建成了大量的生产能力和非生产能力。安装电站（1948—1989年）从2.625千兆瓦到2.167万兆瓦。掌握先进的机械制造工艺，在电子和化学行业产生了许多新的生产部门。
建成了几千公里的石油管道、燃气管道、产品管道，改造了和扩大了高压输电线路，建设了数万公里新的高速公路，铁路实现了电气化和内燃机化，公共汽车线路扩大几乎5倍。增加了许多海上船队。在一系列大城市对公共交通进行了现代化和增加了线路，在布拉格出现了现代化的高效率的地下铁，建设了几十个水库和水坝。建设了强大、现代的军队。
显著地提高了农业产量，从根本上使它的生产基地进行了现代化。此外对所谓的农副业生产进行了适当的综合化，这样大大解决了它的季节性问题。建设了现代化的农业企业和农产品仓库，显著地增加了对土地的投资。
建成了几百所各种类型的学校、幼儿园、综合医院、医院、文化宫、体育场、商店。在照管纪念性建筑及代表性标志物方面，在几百个地点进行了大改建，它们的雕刻和装置显著地完善和扩大（同样对于几十个博物馆和画廊的收藏品）随便举几例子：在布拉格有民族剧院、音乐厅、公共宫、查理大学及其它高等学校的一些大楼等。从基础设施开始，并在很高的技术水平上，建成了电视广播系统及其他的电视技术基地。
已经在60年代就实现了乡镇的电气化。那时候的农村，从基础设施开始进行了建设和改造，完全不能和第一共和国过去时代的贫穷和原始的农村相比。
40年来，在捷克斯洛伐克居民人数增加了330万人（其中在捷克地区为147万1千人），增加了233万个新工作岗位。国民收入提高7.2倍，居民个人消费（不包括医疗，学校，文化等无偿服务）增长了4.9倍，平均寿命男子从61.5岁增加到68岁，女子从66.1岁增加到75.3岁（捷克地区）。所有这些的建成只靠了内部的资源、国内（自己的）劳动和赢利，没有任何的国外资本的帮助。所有的产业，所有的人民财产都只为国内所有（国家所有，社区所有，合作社所有和个人所有）。还有在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时期，对在战后国有化的财产中的国外业主，全额给以经济补偿，因此在这方面，也已经不存在任何的国际债务和纠纷。
从这里得出，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转交给复辟的资本主义以贵重的遗产。1989年11月后的体制接受了大量的、有价值的、没有债务的财产。自然不仅是这些物质财产，还有在各企业和院、研究所的经过考验的、高水平的、正常运转的、研究开发、生产、商业和其他的工作和管理集体，这些形成了国民经济的知识基础（总计有783万名经济活动分子，其中534万3千名在捷克，248万7千名在斯洛伐克地区）。在1990年4月，一个德国工业家代表团由世界著名的企业界人士组成，团长为当时大众汽车公司的总裁K。汉（K。Hahn）。代表团访问并评价了我们15个最有名的企业。代表团在给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政府主席团的总结报告中，不掩饰他们的惊奇，并表示了自己对这些企业的产品、效率和管理的出色的水平的尊重。
资产的市场价格，在实践中，最受影响的是资产的效率、具体的利润和收益。在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情况下，它的价格是特别的高。如果我们计算它是从生产基金（基本财产的剩余价值）的价值来计算，这个大致相当于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基本财产的价值，那么在1989年达到了9.6%的年收益。这么大的收益，西方的企业只能做梦。对于资本主义企业及组织，一般在本质上，有时自己的利润的决定性部分不是靠本身的生产或商业活动，而是主要通过各种各样的金融操作。在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情况下，不曾有这种情况，因为这种金融操作只集中在非生产部门，银行和保险公司。从这里得出，所述资产的市场价值必须在客观上，大大超过在会计帐上记录的，更确切地说，不存在任何销售或在业职工总数的问题。
国民经济在根本上没有发生过重要的金融问题。捷克斯洛伐克国家银行（SBS）曾拥有105吨货币黄金，价格大约在150亿到170亿克朗。国家在国家银行中有大约850亿克朗的财政储备可供支配。国家、共和国、州、县、村都不曾有任何的国内债务，现在经常在报刊上登载不准确的“专家的或政府的”数据，说什么那时的“国家债务”，但是这是可以证明为完全是臆想出来的。那时这里没有任何的国内债务。
对方臆想出来的所谓的国内债务是听腻了的笑话。如果是这类形式的论点“他们没有把它建完，这是他们的债务”（例如布拉格的高速公路的侧翼迂回），那我不知道，谁的国内债务更多：我们——过去？他们——现在？政府在计划中总是审慎地标明现实可能的优先地位。这是由于投资的可能性不允许做得更多，这不能称之为国内债务。
至于说到国外的负债度，那时折算到每个居民只有500美元，也就是7500克朗（在捷克斯洛伐社会主义共和国时，总数为79.15亿美元。国家的整个外汇地位自然还需要考虑提供政府、银行和贸易贷款给国外顺差，水平大概为230亿克朗。属于这里还有没有在期限支付的我们的债权（例如叙利亚、伊朗、埃及欠我们的债务）。银行和企业不曾有任何有风险的贷款，相对1989年末，上述已提供的但未在期限内支付的贷款只有7亿克朗，而国内贷款总数为5140亿克朗，所以是很微不足道的。企业曾拥有各种内部基金，总数为1640亿克朗（例如文化及社会需要基金，供职工使用的，为86亿克朗）。企业间的债权，未在期限内支持的，基本上不存在。物价在长时期内基本保持稳定（80年代的通货膨胀平均约在1%）。居民的存款（1989年底为2780亿克朗），年率一直保持在2%，人寿保险为6%（年利率）。克朗对外币的比值，比起1948年，坚挺60%（1美元原先为36克朗，到1989年1美元的市场价格降为15克朗）。
在捷克斯洛伐社会主义共和国，平均每年诞生23万婴儿，没有失业，没有无收入的人，没有无住宅的流浪汉，吸毒者不多，而且基本上处于监视下，犯罪率只有现在的1/4或1/3（那时每年大约有200件谋杀，其中在捷克地区约130件）。我们有完善运行的、技术上现代化装备的军队——可使用的，例如约450架现代战斗机（大部分为超音速），200架直升飞机。飞机和直升飞机估计价格在1500亿克朗左右。对此，我们还有自己的大量的国防工业。
社会主义给我们大家留下了广大的市场RVHP（经济互助理事会），拥有4亿以上的居民——消费者（欧洲经济共同体EHS那时有约3.25亿居民，但比较富裕些，资本比较强大些）。在RVHP框架内，我们保证有我们总出口额的三分之一。这对我们是决定性的市场，不仅保证了我们国家基本的能源和其他原料，也是由合同可靠地保证的我们工业的购买者，首先是机械产品和消费品，保证了捷克斯洛伐克经济的长期稳定。
当然，也有很多问题存在，不可否认的是，这个市场有自己的根本性弱点，因为它规定的方向主要是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完全忽视了企业和产品之间的相互竞争的必要性，这样就阻碍了所交换货物及服务质量的发展。从这里也产生了我们那时候经济的框架结构，对此今天遭到批评，没有考虑，为了发展这个已经从1949年就存在和运作的组织，这样产生的经济结构是现实的、必要的。那时贸易也在世界价格换算成美元的基础上。主要的问题是，在发展的道路上，已经原则上知道和承认，需要永久地提高RVHP的组织和工作质量，以朝着加强它的对内和对外的竞争能力的方向前进。经过多年的商谈，已经接受了原则，从1990年开始，相应在全部规模上，再过两年之后，互相贸易，在全部范围内，在自由兑换的货币（美元、德国马克）的基础上进行，至今使用的是所谓的可兑换卢布，到那时应该抛弃。这被认为是相等于RVHP过渡到自由贸易区的步骤，以至于RVHP将要在根本上接近成熟的欧洲共同体（EHS）的条件和实践。
是的，应在接着的时间予以实现的事情，并没有完全地完善地做到，而且只限制在所谓“企业管理的经济机构”的改革。没有包括中央控制的根本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基本原则。这些问题曾一直是禁忌，只在封闭的非正式商谈中提到。
这些改革的考虑，在当时的政治现实中，遇到了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政治领导层的不统一和争论。领袖们简直就是失望，因为没有及时进入急迫的改革。如果在这种转折的历史形势下，虽然有正确的专业的见识，但没有及时作出决定，接着就是认输和政治崩溃。在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1989年年底就是如此。
在70年代和80年代过程中，我们记录了国民收入的增长率一直在降低。
粗放增长的年代结束了，出现了紧迫需要新的先进工艺，提高质量，降低成本，需要有效的结构上的改变。作为前提，新的方针就应该是制度的改变。然而，同样像在50年代和以后的1968年，由于在领导层中大多数保守者的过失，改革再次不能实施。
即使经济机构本身，实际上也没有全速行驶起来。甚至于没有能降低国内产品和商业的垄断化程度，也没有形成法律和经济条件来发展手工业、小商业及私人企业，没有消除企业活动的某些不平等条件（如划分地区，工作效率检查）没有停止或显著限制对一些部门和领域的不恰当的补贴。于是实现了这样一些步骤，这些步骤可以全部用来或者称呼它所谓的90年代的变换。因为本质上已经取消了永久的计划，对用自由货币的进口实行宏观调节，增加工资等，将捷克斯洛伐克国家银行的发行和商业银行的活动分开。后者的新网点已经提供了这个领域可靠的、而不是有风险的竞争。并且奠定了税收系统的改革和义务法定保险基础。对重要企业的经济活动要进行定期的审计，为此通过了审计系统的法律基础，同样也适用于外国资本在捷克斯洛伐克企业的参与（甚至于对100%外国资本企业的审计）。联系至今还是分开的贸易和非贸易的克朗的外币汇率，其市场外汇平价达到现实值（1美元兑换15克朗）。
除此之外，对物质损失在根本上没有平行地解决，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存在着大家都知道的重要的物质问题，或者对它解决进行得很不够（例如外国旅行社的猛烈发展，西方企业大量地使用国内的“付工资的劳动”，工资以自由兑换货币支付，我们的产品进攻性渗透到自由兑换货币市场等等）。然而通过这些多余的，在很大程度上根本的错误，接受了并保证了一些纲领，这些纲领应能帮助发展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发展。开始实现在北捷克增大或限制热电站的运行的纲领。到2000年前，批准了投资大约2千亿克朗（1989年的价格，代表今天至少为8千亿克朗）给交通部门（铁路改建，继续地铁和高速公路的扩建）及通信（主要为电信技术）。同样也启动了生活环境健康化的广大计划。
我必须坚决地驳斥今天大众媒体散布的断言，说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国民经济在1989年陷于深刻的危机，据说几乎处于破产的前夕。我们的国民经济，在80年代末，是这样勾画的：保证国家和其人民的长期利益和需要，从远处看，承担某些每天都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只是“市场的”？）我们的国家有大约1500万居民，其经济整体上是合理的、多样化的，其结构是有前途的。物质生产形成为经济的支柱，首先是工业生产，在它的范围内是发达的机械制造业。分析报告证明，在结构方面大致与邻近的发达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相类似。全体居民人口统计学状况发展，总的来说，是有利的，年青人和年老人的比例在基本上是协调的。劳动者的熟练程度、效率和专业结构符合欧洲水平（可能甚至“高于西欧”）。归根结底，目前的资本主义靠它活着，至今还怎样地在夸奖。
长期以来，我们都有提前得到保证的需要的原料，还有我们产品的销售，由于我们和经济互助理事会RVHP的可靠联系，销售到东欧，中欧，苏联，以至于越南（包括开放门户的中国市场）。与此相反，西方对我们的商品不这样允许进入他们的市场。不是由于质量不高的原因，而是把我们当作竞争对手，所以要和我们保持距离。在一系列情况下，对我们来说，这种限制到今日还存在，因我们以前的企业现在已经是他们的企业的业主，一直在这方面将商品尽快可能地转到东方，转到我们在11月后带着极大的兴奋，放弃掉的以前的市场。
至少为四分之一世纪时间，提前保证了能源的无虑，用决策的方法制定的能量政策的中长期概念是由出色的专家（在国外也受尊敬的）捷克能源工厂（今天的EZ）长期的经理米卢斯拉夫·库宾工程师（Miroslav Kubín）参与制定的，其纲领主要基于核能。对此我们曾有极好的前提：自己生产核能反应堆，自己采掘铀矿，前苏联保证供应燃料及放置核废料。我们从苏联连接过来输石油管和燃气管以供应原料，在我们的领土上有中间站和贮仓。为了长期保证供应的利益，我们还参加了建设通过巴尔干半岛的昂特里阿（Adria）输油管。因此宣称我们在这方面忘记了什么，是没有意思的，相反，我们大大领先（超前）建设了能源工业。遗憾的是，这中间出现过停滞和拖延，但是在1989年11月之后，其中这个不明确，实际上一直延续到今天。时间不留情面地流逝。
极大的成绩还有住宅的建设，尽管今日大板楼（预制板盖的楼房）在挨骂，如何用另外方法来评价，在有千年历史的国家，2/3的居民住在1948年以后建造起来的家宅和公寓里。在过去的体制下，用适当的财政条件来支持住宅建设，在今天每一个人只能是做梦。哈维尔总统嘲笑以前的大板楼是“养兔子的兔舍”，我保留不作评论。
一般来说，我们过去集中在生产上，基本上对的，但是我们没有掌握好和忽略了商业和商店。不仅是对外贸易，主要是国内市场。我们似乎忘记了，人们评价经济状态不仅从消费价格，也要注意商品的状况、丰富多彩的品种和质量，他们买商品和服务的兴趣及品味是和西方人一样的。是我们这方面的轻率和愚蠢，部分原因是我们怕国家负债，也怕所谓的吃过头了。但这些都不是原因，我们在货源和可能性方面有足够的水平，所讲的缺陷是有可能比较容易克服的。
在社会主义时期经济政策中的上述错误，不能和过渡到市场经济和私有化或者世纪之交的社会转变“到资本主义”之后发生的问题相比，也就是和1989年11月之后的10到11年的时候的问题相比。
捷克共和国国民经济的迅速下降，自然要在社会中落下消极的影响。诞生的活婴儿到1999年减少2/3.新建的住宅数目在各个年份减少到只有一半到1/4.10年中在捷克共和国大约减少了70万个工作岗位。
至于说到1988年，纯收入（以每人计）在1400克朗以下（大约为平均收入的46%）占全体居民的1/4不到，还在90年代结束之前，这个“贫穷”组的比例——在考虑通货膨胀之后——升为3/4.产生了大量的失业和无屋流浪汉。在另一方面形成了狭小的富裕层（估计为5%，大致为50万人）这些人在这个“转变”中极大地赚了钱。
主要的原因是生产减少，直接发生在1989年之后。在1992年底，国内经济生产毛值降低22%，1989年出发时的水平逐步地到世纪之交才恢复。对这个降落的原因必须指出，新的“党和政府”直接在接受政权之后（已在1990年、1991年）在经济和法律上无准备的条件下，通过自己的中央决定，将克朗一次性地严重贬值，从1美元15克朗贬为28克朗，并解除对进口和外汇经济的调节，在全部范围内放开了迄今的生产和消费价格的垄断环境。尤其是，由于我们方面的特别倡议和压力，不顾合理的理智，取消了经互会RVHP，这样就无准备地突然消灭了我们主要的国外市场。在这种条件下，逻辑地导致国内生产经济的降低。这种情况如果发生在最发达的西方国家的最大企业，也同样会导致这样的后果。接着就开始嫁接式的私有化——法律和法规都不怎么涉及。
胜利者今天说，经过几年后，他们的成绩已经不但超过出发点，而且大大超过了，然而物质的、独立的分析指出，这种断言是十分可怀疑和不可信的。首先通过国民生产毛值（HDP）来评价发展，它的证明能力与以前用的国民收入（ND）相比，是评价过分和不可靠的，不仅是由于它的确定的范围和确定方法，而且从收入不准确性的角度低估了涨价指标，即通货膨胀程度。根据这个方法，把发展算高了，这个肯定了大大降低了所谓的物质生产（工业、建筑业、农业等等），这些一直都是经济增长的基础，并且到今天也永远没有超过1989年的价值。肯定了个人消费的降低和人民财产的消失（国内资产值的降低）购买什么都要贷款。最后，不能也不容易来货币化那些“新的”大广告商、律师和顾问的贡献，他们使数十个大而质量好的、传统的企业“脱离”生产并最后破产。我们费力的设想，如何在HDP增长的框架内，有助于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需要计算增长着的建筑、房屋和机器的损耗，国家和地方管理费用的提高或者“纸面上的”个人所有的住宅和房屋租金的提高。
未经准备好的、有意加速的私有化，相联系的是结构上的意图去寻找外国资本，引起了国民经济利润和收益的急剧下降，1989年在捷克共和国整个的利润约为1.26千亿克朗（捷克斯洛伐克的各银行，在这个框架内，那时赚了230亿克朗）。换算克朗的贬值，通货膨胀指标，今日可以比较价值在“相同的”经济水平及效率下，应该达到每年6千亿克朗。和这个完全不同，已经在1994年，我们的经济整个损失（还没有计算我们银行的免去风险贷款的损失），每年达到几百亿克朗，这个情况一直到公元2000年还没有改善。
有意的、无理由的、多余的通货膨胀和贬值使克朗的内部价值降低了1/4到1/5（原来价值的20到25哈莱士——捷克辅币，1克朗为100哈莱士）在国外的克朗比值在2000年甚至于降低到不到40%（1美元15克朗到2000年成为1美元40克朗）从那时候开始，克朗虽然变硬了，但它的“价格”一直是好像在打秋千——在2008年，1美元在15到20克朗之间摆动。我们的内部货币流通几乎处在崩溃以前，首先由于中心的无能力和疏忽，即放置了高达3千亿到4千亿克朗的所谓风险贷款（还有至少1.5千亿还在5年以前搁置了在未交纳的税收和法定保险金，1千亿克朗为冻结了的企业间债务），它们的后果——产生了有名的“所有有能力或无能力大、小银行的链式破产——这个国家的国民将必须在几十年之后，用分期付款的方式来偿还这些国家债务。居民的存款由于负利率而贬值，因为早就损失了原先价值的2/3以上。今天的银行的行为像那些放高利贷者，存款利息不断贬值，显然低于通货膨胀率，暂时贷款的利率提高了，且不说那些敲诈勒索的各种手续费。与这些损失比起来，1953年的币制改革仅仅是一场戏弄罢了。”
这种低效率和特别的资产浪费是政治领导的过分的官僚主义和没有能力的结果（其它的原因是逐步接受免除主要是大银行的风险贷款，还有现在国家提供的担保的损失，数量在数千亿克朗，欧盟和其他国际组织的捐助的损失，公共债务支付的利息等等），出现了完全不正常的公共债务的增长（包括政府的）。我已经说过，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包括人民存款及地方机构的）除了大量的物质资产，在1989年在捷克斯洛伐克国家银行，拥有850亿可移动的财产储备（在政治家们和各种专家们的讲话和分析中，把这个事实系统地颠倒是非，并完全不可能理解的认为是那时的国家债务——但这是可以解释清楚的，并很容易证明为谎言）。从这个850亿克朗中间，在单独捷克地区，不动产抵押放款约为560亿克朗（占2/3），在今天的价格至少为2.8千亿克朗。但在2008年底，政府部分（包括政府机构）债务已经1万亿克朗，对此还需要再算上“净”债务，这是由于今天的捷克人民银行（CNB）的未结帐的损失而产生的，大约接近2千亿克朗。这样整个在这年摆平的债务大约为1.2万亿克朗（正如已知道的，债务每年都会不断增长）。这意味着我们的公共管理机关在19年时间内，嚓嚓钞票就是1.4亿亿克朗，在什么地方也没有见过。更有甚者，急剧增加了还有什么特殊内部“也算债务”，由于过度发行流通手段而产生，它的数额摊到每个居民头上，在这个阶段，涨了接近8倍（整个为3.54千亿克朗），此外还需要提醒的是，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那时还有107吨货币黄金可供支配，在目前一般的市场价格为550亿克朗。从这个数目今天已只剩下很少部分。尽管这样，这些损失的相当大部分，被国家在这期间出售公共财产所“掩盖”了。这些我们国家的“贪吃的孩子”不知羞耻地，不花钱就大口吞咽。遗憾的是，不能不看见，捷克共和国只要每年付公共债务（约500亿克朗）的利息就够了，而用本金的分期付款的办法一直是拿新的又新的贷款。
社会主义国家身后留下了巨大的财产，这些财产在国家存在的时候，是由全国国民的钱来支付的。这些财产都是有收益的，大约可有所投入资本的10%，目前在世界上谁能做到这一点？今天来计算的话，这些财产的价值一定有7—8万亿克朗，然而事实上我们已经差不多没有什么剩下了。其中的80%被私有化，被卖出去，或者是完全被破坏掉了。在股票私有化框架中，投资股票持有人对财产已经付了款，但常常也只是在纸上，这部分最多不超过2到2.5%。这些我们共同的财产被从经济上和价格上大幅地被破坏、被贬值，这可以用一个事实证实，在世纪之交的时候，美国资产的价值用最有代表性的股票交易指数——道·琼斯（Dow Jones）指数表示，从2000点升到10000点，在我们这里，相反PX50指数下跌，从1000跌到400点，如考虑高通货膨胀，那么，已经在那时候，我们资产的名义价格应该还要高4到5倍。大家知道“西方投资者”买我们的可比较的资产的股票，比买世界最穷国家的资产股票还要便宜得多。
还保留在国家手里的资产，大部分都是暂时谁都不想要的。那些还能赢利的资产，在最近的将来，我们也将丧失。因为现在正在准备出售这最后的一些——SA（捷克斯洛伐克航空公司）布拉格飞机场，捷克邮政，大概还有铁路。
因此，在我们的经济中，决定权早就已经掌握在外国业主们手里，外国业主们已经拥有或控制我们国民经济的3/4以上，他们不仅决定将要生产什么，将要结束什么，要招收谁和要辞退哪些员工，并且决定从哪里采购，卖给谁。
我们的国外债务毛值（国家银行和企业的），整个捷克斯洛伐克到1989年年底止，达到79亿美元即每个居民分摊约500美元（7500捷克克朗），很快在后共产主义的资本主义体制下，只在捷克地区，到2007年年底增加到1.3万亿美元，从而每个居民约分摊6600美元（增长超过13倍），对此还要更多地计算上直接的和皮包国外投资，这些应计算为特别的外债，掩盖在物质财产中（企业，银行），这些财产在我国领土，但归国外业主所有。这个特别的债务在这时期增长到差不多为24万克朗。这样加在一起，仅债务就达37万克朗，即每个居民分摊1.82万美元，相对于1989年，用美元表示大约增加了35倍（如以克朗计算，甚至于增加了47倍）。每个居民分摊，包括婴儿，这样今后的债务至少将为35万克朗/人。
这也是很明显的，如果11月前的政府没有拿不定主意，而借了少得多的钱——事实上问题不会有，因为每个西方的银行都愿意提供贷款给我们，让我们购买不仅那些“缺乏的香蕉”、小轿车、建筑物前面装饰、屋顶等等。而且也不是什么多余的，执行一系列可行的和可能的合理措施就够了。但是对这些，当时党内的保守派大多数不理解，也没有让做。
正是在我国（捷克），在所有这些事实曝光之后，证明了：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公有制，经历了所有的错误，还有“西方”文明国家的有意障碍和宣传，是有成绩的，是有益于社会的。当然存在着家里的和在全世界起作用的资本主义宣传，什么时候也不允许讲这个事实。相反，还强迫颠倒事实，一但用事实来分析，他们经常自然就避开……。然而对新体制来说，需要给以积极评价的是：整套地恢复了个体的小工商业、手工业、个体商业、各种各样的小企业。这些在50年代初消失了，他们曾经有益于国家、企业家和消费者。一系列中小企业有成效的发展着，没有地下活动及各种金融欺骗。
至于说到经过所有这些巨大的损失及浪费，我们这样生活着，过得还称心如意，可是这只能是不断地借了新债还旧债，并且所有都通过损害大部分是由过去的“共产主义的”几代积累起来的家当，以及在这以后，现在靠耗尽借来的钱。我们把所有都归纳起来，我们目前都靠以下这些来支付我们的开支：损失我们相当多的国有资产，巨大的国外债务，日渐破败的一部分生产基金和以后几代的负担……从很久以来就有效的原则是：好的经济运营是这样的：给下一代转交比自己开始时更要多的东西。我已经指出了，证明我们曾是如何进行经济运营的。仅在我们之后18年的资本主义体制引到了什么地方？在这里也同样概要地说明了。
不顺利的形势，首先是国家、政府、家庭及企业的债务增加，带来了高度风险，不是共产主义应该分担的，相反，是由于那时“正确的”经济改革家的过失。而这些人在现在世界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中，对我们国家的这些问题完全没有办法。
批评共产党人在自己的作为下提高国民收入7.2倍，这里包括了整个范围的产品和可使用的资源。新的资本家据说比那些愚笨的共产党人“更有成绩”，这怎么可能呢？我们看到哪里，哪里就到处缺少钱。债务也急剧增加。证明了在18年间捷克的国内生产毛值从5.25千亿克朗（以目前的价格，应为2.63万亿克朗）提高到2007年的3.551万亿克朗。从这里当然只有3.34万亿克朗留存家里，因为大约2.12千亿的利润、股息等派送到了国外，作为外国业主从资产中得到的收益。
在资本主义政府的18年，国内生产净值实际只提高35%，根据以前达到的速度，提高应该至少两倍。增长中的经济危机将很快使捷克资本主义的经济成果更为紧张。一直靠这样的方法生活、靠家当过活，而现在只靠借债过活也不行了。
当我们今天，在过了这么多年之后，来比较那时我们的和当今的资本主义的经济，用有证据的事实可以确定：经过了所有我们的错误和障碍，我们还是证明了，在捷克斯洛伐克那时的时代，我们是成功地经受了考验。
我们过去和现在的生活
我们先用一点时间来讲一讲我们过去如何在社会主义时代生活。首先讲一点物质方面的。
从居民的名义毛收入值来评价物质生活水平。考虑到长期的通货膨胀，1989年以后，劳动和社会收入提高了，平均名义月工资从1989年的3.138千克朗，提高到2006年的1.8976万克朗，即提高6倍（实际上约20%），平均养老金1.994千克朗提高到8.187千克朗，这里大致为4倍（实际上大致降低1/5），养老金原来达到为名义工资的几乎64%，2006年降到了只有可怜的43%，新增加的35万到45万的失业者，每月只给大约3.45千克朗的救济金，只有平均工资的18%。
这样已经形成了居民的收入显著差别的等级。在我们的时代，我们通常被批评收入的不平等。不是的，某些人应拿得很多，但是恰恰相反，那些最为有效率的人据说受到这种平均主义政策的损害。事实是怎么样呢？我们曾经没有失业，最低收入那时是退休者，一些人甚至于只有一千克朗左右。最高位置的政治家的薪水也不曾过分高，部长大约每月1万2千克朗，总理每月2万5千克朗，大企业的总经理的薪水也达到了相似的水平。议员不是专业的，他们在其工作单位拿薪水，为他的议员职务，每月只拿2千克朗（此外有路费及伙食补助）。
在捷克斯洛伐克经济中，在二次大战后，采用了不健康的工资平均化，这成为行政直接指挥系统的一部分，遗憾的是，一直的拖延经济改革，延长了这个不健康的状态，它显著地压制了工资的激励作用。我不是说，我理想的是现今的十倍乃至于百倍的工资差别。这已经不是社会能接受的的制度，这服务于另外的名堂。
1989年时，每一家庭成员的年平均名义净收入为2.05万克朗，相当于今天这样价格为大约10.25万克朗。2007年表现的事实是略为高些，为11.8万克朗。今天大约有70%的家庭在平均收入值左右，或者低于此数，但增加了极端。在官方的贫穷线之下的大约有100万人，就是居民的1/10，与之相反，有20%的家庭，最高每个成员净收入为超过16万克朗。自然我们确定不了，从这20%中间，有多少人月收入超过5万，10万或50万克朗。在我们现在的资本主义达到了富人和穷人及其家庭的显著的两极分化。
1989年，捷克的居民在各银行共有1.88千亿克朗（折算为今天的值为9.4千亿克朗）的储蓄存款，在80年代的年利率为2%，那时年通货膨胀率为1%（不包括定期储蓄），定期存款的利率曾达到4%，人寿保险甚至于为6%，利息是不用交税的，存款是完全匿名的，而且有国家百分之百的保证。存款和往来帐户操作的银行手续费，原则上是不存在的。因此，我们的金融业的利润是较高的。现在显示的储蓄要高很多，只在存折上（2007年）国内存款为1.29万亿克朗，还有其他的几千亿在各种投资基金和分红上。问题是这些数据在多大程度上包括企业家的流动资金，主要还有动产业主的资金。
正常的国民当然对金融“市场”的发展十分关心，主要是对1989年以后的高通货膨胀，2008年达到了6%，这样将储蓄贬值，而且继续贬值。在11月后的头10年，储蓄至少失去了它的真实价值的2/3，这个趋势还在继续中。正如我们知道，今天平均存款利率在1.4%，还要减去15%的税，根据这个只在2008年一年中，在上面已述的通货膨胀率下，和1989年的条件相比，存款人大概损失7.5%—8%，这样达到1千亿克朗（除此之外，由于金融危机的结果，存在投资基金中的资产损失还有1千亿）。加上还有银行操作的勒索性的手续费，还有几百亿克朗。
各银行通过大讲竞争，实际上互相协调，给存款人加上高利贷式的手续费，同时付出不成比例低的利息。捷克人民银行，过分降低自己的基本利率表，损失了自己的利润，降低了他们支付利息的费用，但这些银行至今对比例地降低贷款利率不曾下决心，大概现在也不下决心，对这事什么也不强迫。还没有指出，在90年代，发生的几千亿由于银行的疏忽和无能造成的损失，对这么大的损失由国家承担过去了，也即是纳税人承担了。
在哪里和怎么样诞生了哲学：“想要贷款吗？这里你拿去。”及“借给你，不要多问”，后来我也没有去查问，我确信“银行世界”拿到了应该做的指示。大概还是某些人想出来，“分发”几千亿的贷款，由普通的银行的职员来决定。
个人消费应该是通过国内商店及其网点来保证的，对这个部门我们曾经是确实忽略了，那时就连小村镇的居民设施方面也比今天好。但是商业网点曾经过于一种样子。只有专业的标准商店，大部分是超市（食品），在大城市补充以百货商店。此外存在着“特权的”外汇商店——图柴克斯（Tuzex），有较好的进口商品，那里当然采用特殊的外汇券来购买（包括经互会RVHP成员国的货币）。
改造和使商业网点现代化，包括供应更多、更好的品种——这对那时我们经济不是不能通过的问题，但是这要尽快离开发展重工业的方向，所以没有成功。从国外或多或少寻求贷款，也没有能够被领导层中的保守派多数所接受。
今天这个部门在很大程度上是完全新的，可以说，它的建设和运行是高水平的，作为普通居民商业基地来说，今天有几百个大的，多数为国外的超市以及熬过来的百货商店，这些已经不限于在大商店，与此补充的还有众多较小的售货店，店铺有各种的品种，经常只有一名售货员——小店主。不可少的购货可能性还有各种小市场和临时的或长期的货摊，大多由越南人或中国人经营。属于这个概念的还有经常感到惊奇的旧货店类型的店铺（现代名称叫做“二手”商店）及当铺。为了使清单完备一些，我提到还有垃圾桶和垃圾箱，无房流浪汉从这里上货。
今日消费者想到的东西，都可以有。就像那个梦想的西方世界。对此我肯定是给予好评的，在这里我们曾多余地失望过。自然这只要有人有钱，抢购虽然还在一直存在，但这是翻来翻去的抢购。已经不是货物不足要去抢购，而是抢那些还可以接受的货物。考虑到低收入的人群比例不断增加，超过一半的居民现在到市场、货摊去购买普通的乃至次等的服装，那些地方是他们的主要供应商。
我们过去一直是笑柄的对象，什么不是总有香蕉啦，有时要去找卫生纸或其它的化妆品啦。大概每一个人都知道这种嘲笑用来描画贫穷的社会主义，这我明白，如果在商店有些东西没有（在那个时间或者在那个地点）是很不愉快的事，我们的过失是我们没有去解决，因为国家的财政情况和外汇地位不允许，即使最少的贷款，我们党的领导层的多数也认为是致命的罪恶。
同样，所说的关于国内贸易，也适用于休假和旅行社，这个部门我们同样多余地忽略了。特别是旅行，旅游到外国，主要指到西方国家。11月后的体制开放了边境，互相进入。特别对年轻人，这是他们的主要论点，为什么是新体制的“粉丝”，在前面部分，我讲过为什么没有跨越到开放和西方的边境。华沙条约的方针确定了明确决定的制度，所有其他的和到西方的国外旅游是可以解决的，只有任何的开放西方边境，遗憾的是不能考虑的。当说到休假，在我们国内有可以与国际相比拟的不寻常的在家庭休闲别墅或农舍的家庭休假。还有企业的休假设施，大量的舒服设施，温泉疗养院，属于工会、青年团或者少年儿童营。今天这些由于不透明的狡猾手段陷入私人的手里。过去几乎是免费的，所有人都可以去的，今天只有某些人用市场价格才可以进去。法院已经超过10年徒劳地寻找那些把价格数十亿的资产弄了去的人。
对生活水平的社会影响最大是住宅问题，这是转变之后成为决定性的一个领域。战后，住宅基金自然处于破烂的状态。有数十万人，他们常常是很多人口的家庭挤在一间房间里。在农村，居住几乎都处在原始的条件。住宅的平均质量都很差，从今天的标准，大多数相应于第四类（无厕所，无浴室，无供暖，无自来水）。许多住宅带着有损害健康的标记，首先是地下室住宅及危险建筑。在社会主义时期，急剧地变得较好了。2/3的居民在这个社会主义时代结束时居住在1948年以后建造的房子里，几乎都是第一类住宅。
我们表现了建立和保持了大量的房屋建设，首先是集体的，参与了自己的帮助、国家补贴及优惠贷款。此外，还有社区的新住宅以及企业的新住宅，也有个人住宅。在80年代，仅在捷克共和国，每年投入使用的新住宅大约有5万到6.7万套。的确，大部分住宅都是用预制板建造的大楼，但还是这些经过所有挖苦性讽刺（有时候还举出理由，说它们节能性差，单一式样子等），在20年之后，成为我们现代化住宅的支柱。除了建设预制板大楼的居民，也实现了家庭住房的单独个体建造，主要在农村，每年大约1.5万到2万幢。所谓用很少的钱的住宅至少为两房带厨房和附属设备（浴室、厕所、中央取暧、储藏室）。每月付358克朗，每立方米自来水（包括下水）为80哈莱士（0.8克朗）。1千瓦小时的电为1.05克朗，1立方米燃气为1.2克朗，广播和电视月租费为35克朗，那时候有数十万的居民从城市到自己的休假设施（农舍，别墅）去度假。
然而，今天有什么样的住宅可以提供呢？集体建房经官方下令废除了。许多以前的集体房转为个人所有。几万所房屋和住宅归还原主，成为租赁的项目。那时的企业房屋或军用住宅也常常以低价出售给房产经纪人，社区住房大部分由于经济的压力，卖给了一直在住的住户，经常是什么也没有剩下，住户以强迫定的价格买下。新住宅由房屋开发商来建造，一般都是豪华型的，卖给有钱人作为私有房产，或者是个体建筑，靠不动产抵押贷款。这些住宅在建筑上没有什么太多的特色，设计概念大部分是邻近大城市的卫星城镇的小区。其中一部分是单一的平房，还有被叫做“每一头狗另外一个村庄”形式的房子。这些房子已经找出根据，使用已经退伍的嘲笑名称“老板的巴罗克”k或者也叫做“大板搂相配的”。
对绝对多数的居民来说，今天居住问题是一种社会威胁，即使对于那些有自己的房子或公寓套房的人来说，也是呻吟在和住房有关的必要开支费用的重担之下。上下水爬上了价格，有的地方超过每立方米50克朗（在2007年平均增长了70倍），运出一个标准垃圾桶需要约1.5千克朗，取暖和热水1GJ（兆焦耳）平均价格为417克朗，电和煤气的价格涨了10倍。更糟的是租房子的人们，现在月租已经在5千到8千克朗，不断威胁着要涨。那些办了用不动产抵押贷款的住房，害怕丢失工作就不能再分期还款，后果可以想象得到。
住房现在成为家庭预算中主要支出成分，它限制其它开支，包括食物和必要的药品。
唯一可以在这个时刻给以好评价的是，对修理和改建的房屋给予了较大的注意，这样就提高了各城市的美观，特别是市中心。比我们的时代，在更大的程度上注意更换屋顶，修饰前墙，改善取暖，也对大板楼进行改建，做了许多的扩建和加建。
我们的教育与国际比较是很高的，如讲到小学和中学教育，捷克共和国在这方面比西欧国家的水平还要高。然而和他们相比，我们的高等学校的大学生人数较少些。这方面在最近这些年解决了。建立了一系列新的国立和私立的高等学校，但不是所有的都具有必需的水平，每一个较大的城市都应该有高等学校或者分校，这一现象没有得到负责的考虑。缺少高等学校的教授、副教授和有水平的专业人员。根据这些，然后可以知道毕业生的质量。
那么在专业技术教育方面发生了什么？是不负责任的。大部分这些经过考验的、设置完备的综合设施被废除，只要听一听工业部门，特别的机械制造企业的经理们在说什么，由于缺少专业人员，我们这里损失了多少价值。这里我不用讲与社会相联系的——传统的高质量专业的工人没有站在劳动的前列。
在学生的奥林匹克竞赛中，我们的学生和大学生经常是位于前面的名次。这时根据欧洲国家1995年年轻人达到的教育水平（年龄段在20到24岁的人中有中等和高等教育水平的比例），在所有欧洲国家中，捷克和斯洛伐克两共和国水平最高（第一位）。这肯定不会是什么在11月后“绿色草地”上的奇迹，而首先是我们的战后教育的真实结果。
评价这些正面的结果在今天不是很“流行”。我们的宣传家们力图给人们灌输观点，说教育什么也不是。据说我们除了其他，忽略了英语的教育，说英语今天是这样的需要。这虽然是事实，然而我们完全有理由那时把学习俄语放在第一位，因为政治上和经济上我们曾经是无可争辩地属于俄语圈。我们不能预见这个状态的根本转折。我不想做一个预言家，但是根据这样的态度，也可能我们的子孙有一回会感到惊异，为什么在我们这里那时忽略了，譬如说，中文。
主要的，据说是，我们的学校教歪了儿童，因此使他们落后于“发达的世界”。我很愿意知道是怎么教歪了的，但是他们对此未加具体说明，我们肯定没有在专业知识的教育上有什么歪曲，因为我们的人这么多年来，即使在国外，也一直得到出色工作专业水平的高度评价。而很多的艺徒学校到哪里去干活？显然是说我们弄歪了社会科学。我们是学习社会主义而不称赞资本主义，是的，优先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主要在高等学校，而关于资本主义，只作批判性的和谴责性的讲解。我承认，我们单方面的传授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是不正确的。但是今天也存在不正确，不过是从另一方面，因为在今天的各级学校，像用魔杖一样，将所有的东西单方面地倒转过来。单方面地描画出来，据说社会主义是不友好的、有害的思想意识，所以在各级学校，关于社会主义大家都不应该和不能够去看它，只能允许批判和诅咒。世界光明、人权和自由，现在只有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和特别是（新）自由主义才能提供。因此在当前的教育中，反共产主义从每个角落都突露出来，大约已经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博士学习之后。而这不是教育歪曲吗？
共产主义教育据说不但歪曲孩子们的个性，也歪曲他们的思想和道德，因为他们在家里听到了些什么，而在学校又要另外必须听到了些什么。这样可能在某些地方曾经有过。如果是有过的，那么我必须指出，今日孩子们和他们的家庭也处于相似的情况。学校今日致力于自己独特的、而且完全片面的解释社会、政治和历史，但远远不是所有家庭都有同样的观点。不但是有老的共产主义结构的家庭，还肯定有几十万失业家庭中的大部分。这样，在学校和家庭之间的思想意识分歧继续会存在下去。
高质量的物质生活还有一系列其它的方面。人们想有而且应该有权利住在有秩序的干净社区，想有健康的生活环境。我想在我们那个时期，是有很多地方可以是这样的。我们建设了，基本上是新的农村，在公共方面和技术方面装备丰富的集体化乡村，建造了几百个大的、大部分由预制板高楼群组成的居民区，新的城市交通及现代化的公共照明。另一方面，我们忽略了公共环境和街道的干净和扫除，以及首先需要的对房屋和住宅进行整个的、廉价的、可见得到的维修，特别在各市中心。但遗憾的是，由于我们的建筑外观不好，在相当的程度上使我们建筑的非凡成就遭到了贬值。
正是这方面，11月以后情况有很大改善。新的门面，屋顶和窗户给我们的城市，特别是市中心和主要街道以光彩和美好的感觉。无可争辩的是，房屋的私有化，以及集体所有制，有助于房屋的维修和城市的外表。这方面，在现在这个时代，也有自己的阴影和忽略的地方。主要是农村，那里穷，开始破旧，他们的文化宫或者甚至于小的学校也面临这种形势。
过去的经济、社会结构瓦解的结果，在整个国内产生了，一直在产生新的大废墟。我说的主要是，消灭了的或破坏了的过去大工厂和其它许多工业、农业和商业设施，人们叫它：现代的褐色田野，让它作为我们城市乡村和地区的常见部分。此外还有不用的军用房屋废墟。这是新体制的羞辱，尽管这样，这里很多时候，却把过失扔向布尔什维克，说本来就不应该建造它们。
这也适用于许多纪念建筑，对它们的修理及维护不曾有，今天国家也没有足够的资金。一部分已经归还给没有支持能力和不稳定的原主人。每年都有新增的几十座纪念物面临危险的状态。事实是它们中的小部分已经从头开始修理和改建，比原来的状态要好。更多的是，很多的纪念物内的活动物件，一部分被归还原主，另一方面，主要的，被偷窃走了，这主要是大部分的教堂，对此教会没有证明能够保证安全。
如果说到生态环境，在这方面我们要全都责怪，首先在北捷克地区，在露天褐煤矿之后，或在其它地方，在铀矿采掘或化学工厂之后。对此国内和国际的公众提出是可怕的共产主义经济的后果，说在发达世界没有这样可比的事。实际上，我们远远没有像他们说的对生态学的态度那样的盲目和无成就。事实上是，我们对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反应晚了。
我们曾有的最大问题是空气污染，主要在捷克共和国，在这里我们排放的污染物的程度列在欧洲最坏的地点之一。这里曾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高度的能源自给的要求和工业及经济发展及分布所无意造成的，我们也耐受了从邻国来的相当比例的排放废粒，这些邻国是联邦德国、民主德国和波兰，具体是从他们的热电站排放出来的。
为了根本的解决，我们曾准备和制订了物质的、并在财政上支持的扩大主要的热电站的纲领。这些主要热电站是这类颗粒的主要来源。开始了和邻国伙伴的关于降低互相污染的各种不希望的物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这方面，11月以后的政府也继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其中的决定性的“无意”的贡献，当然是由于对一系列企业，首先是最主要和最大的企业的生产加以限制和停止带来了排出尘粒的减少。
如果讲到支持和鼓励我们社会上的人口统计的增长，我想我们是成功的，在1949年捷克斯洛伐克居民总数为1.23千万，到1989年增加到1.565千万人，如只算捷克地区，则从890万增加到1.036千万人，在80年代，我们这里每年大约诞生13万名婴儿，平均寿命在共产主义时期结束时，男性为68.1岁，女性为75.4岁，从那时开始，从诞生可以活到的年龄，系统地提高到2007年，男性73.7岁，女性79.9岁。在这个方向，无可争辩，可以看出早就建立而且延续了数十年的物质和社会条件的不断发展。我以为不能这样天真，并且把这个正面的变化归功于1989年以后的政治改变，我们全体居民的各种生活条件的建立（绝大部分）已经始于很早以前。
我们支持人口增长的政策采用的主要方法是大量的对家庭及儿童的社会帮助。1989年在捷克共和国，它的数额达到253亿克朗（以今天的价格约为1.27千亿克朗）包括各种各样的、花色繁多的措施。概括起来，有直接的金钱帮助（儿童补助费，怀孕和产假期间的金钱补助，分娩补助费，助学金等等），自然形式（摇篮车，托儿所，幼儿园，临时托儿站，学校食堂，少年宫），还有非直接帮助（工资税减免，车票或房租的减免）。除此之外，那时还存在在采购儿童商品方面的预约供货（服装和鞋），价格要“低”一些。这个制度后来大为缩减。但显著提高了分娩补助费。
执政体制
在1947年秋天的几个月里，捷共中央主席团的一些成员表示了某些怀疑，现在已存在的治政体制能不能保证对以后接着的时代的政治形成有利的条件，以后接着的时代是指从人民民主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在那个时候，党的领导层已经经常更加受到布加勒斯特情报局观点的影响，这种观点主要是苏共代表团坚持贯彻的，表现为根本上否定走向社会主义特殊的、有特色的、民族的道路。唯一的是“社会主义的列宁模式”，那时候已在“大国”诞生了。
在1948年2月之后，捷共领导层决定从根本上改变选举制度，对选民，用民族阵线的统一候选人名单来代替原来各政党独立提出候选人，选民只能决定只接受统一的各候选人，或者可以否定。在每一种情况下，从宪法原则的角度来看，这种选择是将人民纳入一定的公式中去。这样的“我们的选举”就没有意思去为它辩护。另外的事情是需要评价一下，在资本主义社会，对加强他们的选举方法和作用，做到了什么程度，对我们今天的“我们的和他们的选举”要做到什么程度，才能够真正使国民表示和实现他们的意愿。
民主如果要服务大部分人民，那就要必须证明能够保护他们不但面对“凶恶”的国家。也要让他们能够识别虚伪和诈骗，能够对待各种各样的不公正、不正义的行为。必须给他们保证最大的社会保险和最小的对未来的担心。在民主的治政体制下，不但要讲政治权利，还有经济的和社会的权利，包括他们的对工作的沉默权。今天进入选举的政党带着自己的纲领，但纲领不代表各种基本的社会方案。所有人考虑资本主义好象是永远不变的，社会民主党人骂“社会主义者”，他们也否定社会主义者，但是他们对形成社会正义社会的原则就是“还”没有得出。
选举的操作——在今天是充满着宣传音乐会、媒体，各种支持单位、秘密服务，总之，需要很多钱。此外，在从宣布的各纲领和被选上的代表人物协商组织联盟，进行选后的妥协方案，结果选民们徒劳地去寻找在执政纲领中有没有他们要的内容，因此而投的票，还是另外一方要的内容。政治支持和原先的极度兴奋已经远远地消失了，这样就出现了对选举的冷漠和不断降低的参选兴趣。达到超过50%的参选率已经算是有成绩了。甚至于被看作是奇迹。竞选的政党更可能认为这样对他们更好，因为来投票的是他们的“硬核心”，如果来投票是那些“不熟悉的选民”，谁知道这一切会是怎么样。某些参议员是只靠20%或15%的有选举权的公民选上来的，对这能说些什么呢？
为了使选上的各种代表人物在整个当选期间保证自己的职务运作，他们获得不可撤销权，即使那怕是他们已经最大地亵渎他们的职权。举个例子来说，在现在的选举时期有背叛的情形，当两个最强的政治阵营的议员被拖过去时，导致这样的情况：在背叛自己纲领的叛徒的支持下，不稳固的政府才能把持住自己的权力，这些叛徒议员是由于自己的纲领而当选的。而且主要因为是肥缺，经常是靠欺骗得来的。老的共产主义议会，议员们在他们主要工作的同时，每个月拿2000克朗工薪。现在那里还有这样的事？当然这样的方案，我也并不推荐。
关于全民公决来表示对社会具体的、主要问题的意见，今天的国民们只能梦想和当年共产主义时一样。在这20年中，真正实行过的只有一次，正是关于捷克共和国加入欧盟。所有其他的全民投票至今都被否决，还加了一个附注：说人们对这个或那个不懂。这里包括废除死刑，拒绝宗教和国家分离，设立参议院，捷克共和国加入北约，我们参加对南斯拉夫的轰炸，承认科索沃独立，拒绝美国雷达布置在捷克共和国领土，评价《里斯本条约》等。
社会主义时期的政府地位和1989年以后的政府地位从根本上是不同的，他们也配备了不同的权力。
在社会主义时期，实际权力集中在捷共中央委员会，它主要直接将宣传、军队、国内安全、秘密服务和司法放在它的“大拇指下面”。经济管理和社会事务则转交给政府，但是在这些方面，党也保持显著程度的监督和影响。我得出这样的看法，因为经济是政治的实际核心。在社会主义时期，国家是极大部分国民经济的所有者，所以我们可以对它作决定。我们可以在所有的层次上对我们的经济及社会主义发展做计划，做评价，进行修改。做短时期的和远期规划。我们调节国民经济的平衡和稳定。我们决定将生产什么，要出口和进口什么，货币流通和贷款以什么为基础和如何对它们进行调节。自然，我们组织国家和地方的预算，规定税收和法定保险。在经互会（RVHP）中，我们保证我们对伙伴国家贸易的相当多的部分，这些伙伴国家也是执行和我国相似的经济原则。
我们当然知道，经济的中央控制和计划及绝对公有制是低效率的，在50年代末就应该得到根本的改革。当然今天的政治机构（议会，政府内阁，各州）只有非常有限的在现实范围的决定权，实际上不能够更多地在国民经济中预先决定什么或者改变什么，政府决定国家的预算，影响州、县、村的预算，规定债务的数额，纳税人所交税金的预分配制度，起草税法草案等。政府在一个玻璃企业中占有49%的股份，但不能给这个企业什么帮助，这算什么政府，只是部份所有权吗？
在资本主义体制下，选举出来的机构，在本质上，对经济只处于有限的地位，经济权力在资本所有者的手里，而在我们今天的条件下，干脆大部分是外国所有者，他们当然不会根据我们的设想和目标来培育我们国内的经济，而要根据他们的利益。不只如此，正如我们看到的，今天在这里，明天又到别的地方去了，谁也不知道那一个企业明天将关门或者将迁移，要带走多少名员工。谁也不知道，谁用什么办法来使用我们居民在他们银行的存款和储蓄。会不会拿它来填补在银行所有者国家的破产？我们对此是反对的，但也无能为力。
在世界经济不寻常的深刻危机中，著名的世界经济变得不可预测，给我们突然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央执行机构可以授予比现在高一些的权力，用这个权力去干涉基本的金融操作和经济过程。这样去防止重蹈所谓新先进纲领的覆辙，这个纲领引起了空前最深刻的世界资本主义危机，这个危机是这个体制100多年历史中最最深刻的。世界资本主义也已经快满它的服役期了。调节这个今日的名词，全世界大多数的统治圈子都断然拒绝实行调节，即使是最初引起深刻危机的肇事者也拒绝，大家提出这样的问题：如何防止再次出现我们今天遇到的、已经证实的麻烦。调节和有效控制都遭到了谴责和拒绝。代之以协调和国际合作。自然，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所谓协调，继续留在那些世界金融玩家、那些机构手里，他们是原始的肇事者，他们是今天经济危机的引发人，这个经济危机到现在还没有被控制住。
我的意见是，要加强各国的政府的职权范围，授权它们的执行机构去实行对基本金融操作的调节，这样才有可能防止和避免最近几十年来的重大错误。
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倒退的时候，发生了和正在发生着惯见的贿赂和盗窃资产。许多肇事者是人们知道的，但没有受到惩罚。这是使数十万人陷于贫穷的新体制的第一个重要的标志。
我们的新瘟疫是大量的贿赂行为，它的范围之广、数量之大，连我们的西方“友人”也感到厌恶。在80年代末，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贿赂大约只占国内生产毛值的1.5%。一次贿赂曾经是有名的所谓“一瓶”，最多100到500克朗，从商店买来的，或者甚至于有时1000克朗为了“感激”医生。在今天，我们的程度就完全不同了，贿赂在今天是大量的，它的水平转变为几十万乃至于几百万，为了提供重要的项目保证，行贿和受贿不仅发生在国内，主要还是和国外的供应商之间（我们知道在一系列国家，这种贿赂是经法律批准的，例如直接在我们邻国——联邦德国）。今天的受贿者完全是另外的当权者，和社会主义时代的小手小脚大大不同。我们的统计估计，贿赂的比例要占国内生产毛值的10%。这里包括政治家的贿赂，增长得很快的警察受贿。我们还没有说大量的，数以百万乃至十亿计算的税收和关税诈骗，贷款欠还及银行和投资基金的地下活动。
在今天的法律和它的实施中，初级的不正义和不信任的气氛是十分常见的。谁担负起小额存款和投资基金（譬如说柯任纳Ko？en先生基金）的几百万存款人？谁担负起被翻修房屋的业主赶到街上去的房客？谁担负起被盗窃和荒废的工厂？谁担负起——消灭整个工业部门？如果是有某些人曾担负起上述种种，那就是我们，用纳税的所有方式来部份地担负了。支持了失业者和帮助了困难者。那么肇事者呢？我们周围有多少瞧得见和瞧不见的资产在私有化中被诈骗、被偷窃？
共产主义国家据称是警察国家。但是今天的捷克共和国“国家”警察比过去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增加了几千人（那时的警察总数中还包括国家安全部门的成员）。这还不包括安全情报服务及间谍局的工作人员，和其他数千名城市警察和个人及企业保安。他们的人数据说超过已经很高的国家警察人数。
过去体制的警察比起现在，破案效率要高得多，费用也要节省得多。那时没有超级现代化的计算技术及其它手段，没有快速汽车，没有摄像机。谋杀破案率接近100%，2007年，谋杀案196件，破案的只有89%。总的35万7千件已立案的刑事案件只侦查清楚13万7千件，破案率不到40%（经济犯罪破案50%，一般刑事案件破案只有1/4）。过去至少破案2/3，现在资产犯罪破案率只有18%，这样，在我们这里，偷窃和抢劫大部分未受到惩处。不仅如此，大的百万乃至数亿的各种案件，大部分由于我们法律的概念和合法诈骗而没有被侦查清楚，因此也没有判罚。相反，奠定了新的未来贵族式的富有的家族。顺便说说，我们的工作特别出色的以前的警察，在11月之后，受到明显的“奖赏”，这个“奖赏”是被大量清洗和解雇。
警察、警卫、保安、便衣、安全间谍等等，现在比过去多，另一方面刑事案件上升了3至5倍，侦破率降低至1/3，对资产损害的增加程度我都不敢去估算。相对于“独裁”时期是成倍地增加，这难道是对普通国民的新安全保险吗？
政治是另外悲惨的一页。我们采用了传统的议会民主，传统“监督权力”的机构，传统的管理（政府）机关和自治机构，包括复杂的法院系统和国家代表机构。
在社会主义的时代，国家和地方机构曾经要花多少钱？我的意思是指这样一些费用：公共管理，司法和外交，包括给各种社会机构的支持费用，因为它们完成某些需要的社会职能（如政党，教会，工会，体育，一些文化单位等等），这所有加在一起的国家、州、县、村，我们每年在整个捷克斯洛伐克大约要花不到110亿克朗，在捷克共和国则要花大约70亿克朗。
为了和今天来比较，我必须指出，在当时一系列这种开支从预算中转移到非预算的单位，对后者没有总的概念。例如对医疗保险的管理，人民资产基金，捷克清算代办处等。但即使没有这些，现在的实际费用开支，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之后，至少增加了6倍，其中国家和地方的公务员增加了5倍，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几百亿乃至于几千亿的新类型的开支，首先是数额非常大的公共债务的利息，这种利息在2009年达到500亿克朗，下一年据估计至少要700亿克朗。
现在国家公务员中有上千名经济学者、法律学者或程序员，在有时候需要进行某些立法方面的操作或者在法庭上答辩，进行某些经济分析或者专家鉴定，或者需要所谓的使用最新的现代化的计算技术。那么为此就去找最昂贵的私人企业主，把这看成是当然的事。在我们那个时代，所有这些，我们自己的公务员都会自己做，而且做得很好，这是他们工作的很普通的部分，对此也不拿另外多加的钱。这些曾经是比现在快得多，可靠得多，费用少得很。此外，这也不会给贿赂提供空间。像在现在的制度下，那样做，贿赂很容易发生。更有甚者，至今国家在大部分的诉讼上都输了，输掉了很多钱。
我们看到，国家债务是怎样地猛涨，今天已经达到用1.16万亿克朗。现在有一种观点要强加于我们：说主要的过失是由于负担了所谓的指令性（根据法律规定要支出的）的社会支出，这中间主要是社会养老金。这是说谎。他们自然是有意的，是为了转移对前面已讲过的公共管理开支全面猛涨的注意力。让人们认为正是养老金是大量债务的原因，对于拿着养老金的老人我要稍带一点挖苦指出，如果说养老金的增长和那些公共开支的增长是同样的速度的话，今天的平均养老金就应该为每月的3.6万至4万克朗。我们也知道在那里我们的富裕生活遇到了损失，绝对不是在指令性的社会支出上。然后没有什么可以奇怪，在1988年时，养老金是净工资的61%，而到了2008年，就只有52.2%，这是我从一般可以看到的捷克统计局的数据中选取的。
怎么不会什么都很贵呢，大家知道在地方、州及中央的层次上，每天都在进行关于公共采购的“战斗”。专家估计，公共采购的价格至少要加上个10%，这样就是数百至数千亿，很明显，政治及其影响、各种接触、服务和反服务、正确布置录像机、议员候补、国家和半国家企业的管理和监督委员会成员等等，都成为最好的生意的组成部分。人们在说我们，国家不会做生意，这个理论的和实际的资本主义对我们的荒唐论断每天都在敲我们的头。是的，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有许多都不会，但是我们学到很多——包括那些发达的西方原则。
我们有过完全是多余的外汇券商店和换外币店，随着时间的推移，外汇券商店消失了，换外币店保留下来，在资本主义的现在增加了许多，蔓延开来，一直蔓延到国家管理机构，大概据说也到了议会，到了所有地方，那里可以从国家和公共的手段，以比较便宜的钱“合算地”换到外币。
下一个要说的悲哀是由于我们共和国的国际地位。
我当然属于很高兴冷战终于结束的人，我知道很多东西是我们花了大量的钱、力量和其它的资源。我现在完全不必为了不独立的气氛和互相威胁而愁闷。我很高兴，我们现在不受任何的不安全的威胁，如果欧盟的运作真的是很正确、很平等地考虑较小国家的需要和利益的话我会更高兴，但这不是这样。在新的联盟中，我们是第二等级国家，形式上是完全独立的，享有主权的，但实际上经常从属于那些力量较强大的、首先是有较大金融资源的国家。
我们失去了许多好的地位。不仅在所谓的发展中国家，还有譬如在中国，在这些国家，在1989年以前，我们属于受尊敬的伙伴之一。
我们最大的损失是在普通人民中，在外国来访游客中，在欧洲和世界公众中，损失了我们名声，有人听到过以前在布拉格有大量的扒手和黑出租车吗？过去曾经有人害怕过自己的投资，或者听说过在社会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有对发送的货物或定购的服务不付款的吗？我们属于世界上最为可靠的（贸易）伙伴之一。但现在，哪一个世界银行在借钱给我们国家和企业时不犹豫呢？我完全不用去说大量出现了妓女，赌场，出售国际名牌的仿制品，吸毒。有的就在我国边境的大路旁。这并非只是由于开放边境、自由来往所引起。这是忽视了我们的政治和国家，这是蔑视我们国家的名誉。
我们的11月后的一个重大问题是把什么都相对化：民族的历史，每日的礼貌，合同的有效性，政治承诺及责任，家庭和对老人的尊重等等，相对化的出现是对“独裁的社会”的自然反应，过分发展变成乱七八糟，唯一的保险是：什么都不要相信，对什么都不要依靠。天然的权威不再存在，一些媒体推荐不能被接受的品行样板，教师丧失了社会威信，有时甚至于心理的威信，警察被认为是没有学习结束的公务员，一些政治家的个人生活不是作为人们的榜样，而是以儆效尤。所有都在商业媒介控制的空间中，每日每夜敲到年轻人和年老人的脑袋上。
我不能够也不打算辩护，我们自己在信息领域、言论自由方面的不民主实践。我们曾经只允许媒体来传播符合捷共要求和推荐的消息。我们推行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法定”垄断，而这大部分是类似教条主义的，已经都取消了，这是正确的。但是为什么用只允许只有一个意识形态的垄断来代替了允诺的看法和观点的多元化，如果这次是反对社会主义，那为什么现在只捍卫资本主义、无边际的自由主义？简而言之。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意识形态在20世纪末被坚决地清洗掉了，用的方法是实行完全相反的意识形态。
笨拙的开除和“按共产主义方式”的审查用十分润滑的方法交替进行。据说我们曾经禁止了著名艺术家。然而现在我们有受到侮辱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他的代表人物，在我们时代形成的纪念性事件的几十种评语被清除，今天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不允许出版或引用一系列经典的社会主义文学、戏剧、电视和广播的上演。
有时我听说，这位或那位演员或其他的艺术家遭受痛苦，因为他不能在一定的时间，在电视或电影中演出，我感到很抱歉。遗憾的是，有某些过去和现在的明星忘记了自己的过去，并唾骂所谓的共产主义罪犯。他们知道，挖“死尸”什么也不值得，但从这里可以找到忠诚的证明。他们最好很快地忘记掉，那个时候他们很喜欢功勋艺术家或人民艺术家。可能是主要对谋取较高的演出票价感到兴趣。
做什么事都可以，在资本主义时期做事情没有什么具体的审查法及部门（法律最后我们也不要了）。但是审查自然是更为完善了，更为不需署名，更为有效了。对它的运作实际上是经济和它的后台老板的社会兴趣决定的，也就主要是相应的媒体、剧院和类似的公共意见资源的老板。整个的政治班子，在后面，为那个公共法律媒体穿针引线。我们在周围看到的、听到的和读到的所有事情，都飘扬着反共产主义、反俄罗斯或者反华，赞成美国、赞成资本主义的浪潮。
今天的宣传有了另外一种外貌，在自由和多元化方面有新的高度以外，当然没有更多的东西。此外“说话、言论”失去了自己的意义。强有力的人士中没有人讲得太多，人们学会了不听，人们不再相信他们，不再认为是认真的话。有判断能力的人们，干脆就停止了相信大部分从国内外媒体来的消息，希望在以后的日子，能够等到更多一些客观、容忍和允许存在不同的观点和看法。
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客观资料和消息在今天不常有发表，也不希望发表，因为这些真实的资料也许会破坏当今资本主义宣传的主要目的，即是将德国的纳粹主义及（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主义放在同等的水平和耻辱。任何的说明或辩白我们的行动和结果的尝试都要被抑制在萌芽的时候，这种指责和贬低在我们周围有这么多，以致公众已经大部分没有了兴趣。但是我还是从另一方面提供一个轮廓，曾经如何对历史做了贡献，我尽量做到最大程度的客观和公正。
我曾长期是捷共的高级领导人，我对所有捷共的错误，也为捷共的好的行为负起共同责任。
我将我多年从事政治的一些结论性的认识贡献出来，提供给年轻的读者作为对今后各种问题的灵感，提供给年老的读者作为思考的题材。
我们在捷克斯洛伐克达到了些什么？
——成功地发展经济，靠自己内部资源，使全国人民公共财产从我们开始时提高了7至8倍；
——提高个人消费和生活水平几乎为5倍；
——经济经营方面，没有国、州、县和村的债务，形成了国家的金融和货币储备；
——保证国家和居民的能源和食物供应在最近20—25年安全无虞；
——靠合理的人口和医疗政策，保持了积极的人口统计增长；
——具有可靠的、不放高利贷的、有支持能力的银行和企业，做到没有可疑贷款；
——保证人民工资和他们的储蓄的价值及可靠性，没有债务和抵债；
——保持了完全的就业；
——奠定了社会中普遍社会公正的基础；
——保持了社会上没有无屋流浪汉、乞丐、贱民和占地棚户；
——建成和保持了高水平的、免费的医疗系统；
——给所有人提供了免费的优质的教育，并培育他们高水平的工作专业素养；
——保持正常秩序和高水平的国内治安，低百分比的犯罪和纠纷；
——限制了贿赂；
——增强了高水平和国际公认的本民族文化；
——保持了在所有方面都受到尊敬的军队。
我的主要意图和基本目的不是为了要捍卫什么，要摒弃什么——我仅仅是在合理的尺度上，提供不久以前和当今历史上的一些事实。我力图汇集、引证和描述一些重要事实，这些事实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概括了捷克斯洛伐克二次世界大战后40年的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征。
让读者自己去审议：对这笔遗产在1989年11月以后是怎样被处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