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
我来自南捷克。我的父亲出生于中捷克地区，拉科夫尼克（Rakovník）县，内查布利采（Nezabuelice）乡，离克日伏克拉特（K ivoklat）不远。从部分档案，主要从父亲及叔伯们的叙述中，我不但知道了什特劳加尔（？trougal）家庭的历史，而且知道了整个家族的来源。据说在18世纪，众多的矿工家庭从萨斯科（Sasko）迁移到中捷克地区，在那里，作为有经验的专业矿工在克拉登斯科（Kladensko）区的煤矿找到了工作。在内查布利采乡及其他几十个位于克拉德诺（Kladno）附近的乡村出现了众多的矿工飞地。
矿工们每天要步行数十公里去工作。这就是我祖父约瑟夫·什特劳加尔（Josef？trougal）在内查布利采矿工的生活。我本人没有见过祖父，他死于1917年，没有治好的足伤引起血液中毒，截肢也没有能挽救他的生命。我在上世纪30年代，第一次随父亲乘父亲自己的雅瓦——Z250特种摩托车来到了内查布利采。当时我看到了在当地公墓有几十座姓什特劳加尔的坟墓。但我在80年代末访问内查布利采公墓时，只见到三座这样的坟墓。这样在差不多四百年之后，在捷克结束了萨斯科矿工移民家庭的最后一代后裔。这个事实也符合我们的历史记载。
在克拉德诺矿区和其他一些矿区，过去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十分艰苦。在中捷克的这些地区，从19世纪末期开始，工会运动和社会民主组织就已经十分活跃，我的祖父约瑟夫·什特劳加尔参加了社会民主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他的三个儿子也都参加了该党。
祖父去世后，我的祖母，一位做事十分果断的妇女，决定了整个家庭以后的命运。她卖掉了内查布利采的家屋，将家庭迁到了南捷克内扎尔卡河畔的梅济莫斯季（Mezimostí nad Ne？árkou），那里是卢日尼采河畔韦塞利（Veselí nad Lu？nící）的一个郊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统一称为卢日尼采河畔的韦塞利。在梅济莫斯季有一家安托宁·恩格莱尔（Antonín Egerer）的生产企业，它的总部在因德日赫夫·赫拉德茨（Jind ich v Hradec）。这家企业生产各种水泥制品。企业主人安托宁·恩格莱尔的妻子是什特劳加尔祖母的女儿。这样达成了对双方都合适的协议，祖母和三个儿子从内查布利采迁到梅济莫斯季，在水泥企业可以找到工作。大儿子卡尔（Karel）、二儿子约瑟夫（Josef）、小儿子弗朗基舍克（Franti？ek）从战场回来后，在战后的混乱中都找到了工作。小儿子弗朗基舍克1920年才从俄罗斯军团回来。我不知道他在自己的军旅生活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他没有成为军团的成员，他那时拒绝了军团正常给予的好处。他只和我父亲讲了他自己对在俄罗斯军团参军的年代里的保留意见。
我的母亲，娘家姓名为玛尔柯娃·安娜（Málková Anna），来自北捷克。她出生于利特维诺夫（Litvínov）的一个铁路职工家庭。我的外祖父瓦茨拉夫·玛莱克（Václav Málek）是一名列车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的职务调动到梅济莫斯季车站。1922年我母亲在梅济莫斯季嫁给了我的父亲。
我祖父的三个儿子包括我父亲约瑟夫，战后都加入了社会民主党，在1923年都成为梅济莫斯季的捷共党员。30年代初，我父亲成为当地党组织的主席，在之后的区选举中被选入内扎尔卡河畔的梅济莫斯季市的区议会。那时梅济莫斯季的捷共地方组织共有23名党员。在区议会选举中，捷共候选人获得105票。可见，当时党组织在地方上有众多的同情者。父亲是议会中的积极成员。市长比采克（Bicek），是社会民主党市党部的领导，经常到我们的水泥厂来找我父亲，很喜欢和他讨论如何解决这样那样的问题。可以理解的是，市长并没有具体委托给父亲什么事，但是我看到，当比采克市长先生离开时，显得很满足，然后我父亲去说服这位或那位自己党的成员，在下一次区议会上要站在什么样的立场。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所看到的和听到的，让我得出一个看法：父亲是一位宽容的人。他仔细地倾听各种不同的意见，拒绝采取过激和简单的手段，拒绝使用无效的、一般来说是没有好处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在这方面，我本人显然在有些地方继承了我父亲，这里的不谦虚态度实在是不好意思说出来，但可能这是我说给大家听的最后一次机会了。
应该承认的是，当星期六市里的许多社会精英和受尊敬的市民来找父亲时，我感到十分骄傲。在那个不安静的1938年，他们常来找我父亲，共同探讨问题的答案，研究在最近的将来，什么将等待着我们。也就是这些人，他们秘密地在门下偷偷塞进一百克朗来支援我的母亲，他们知道父亲常常顾不了自己的家。
父亲是一位多方面的、有才能的音乐家，能演奏每一种乐器。最喜欢小提琴和中提琴。在吹奏乐器方面喜欢长号（拉管）和低音短号。有自己的乐队，常常在南捷克各区的舞会上，特别在谢肉节的晚上和夜里，较少时候也在家里。父亲作为铁路员工乐队的成员，穿着制服在各种庆典活动或丧礼中吹奏低音短号或长号。父亲在音乐中找到了最大的乐趣，只是在教育自己的两个儿子掌握一种乐器——拉小提琴方面，没有取得成功。哥哥勃拉哈·柏舍米斯尔（Brécha P emysl）一开始就放弃了。我坚持到玛拉特（Malát）的第十册（我不知道玛拉特先生的乐谱有多少册），但父亲终于不能再忍受，折断了我的昂贵的琴弓，想出了一个代替的计划，让我去掌握黑管（单簧管）。他对教我已经失去信心。将我送到特热邦（T eboň）的熟人杜西柯夫（Du？kov）先生处，他教黑管和巴松管。我学会了并带着笛子参加到学生乐队中。但当德国占领军在40年代初禁止中学乐队时，我的音乐前途也终止了。
1935年6月我以优良成绩通过了特热邦实体中学的入学考试，9月进入中学。这所中学具有卓越的水平。教员掌握教学方法，专业知识也十分丰富。在我们的第一年级有A、B两个班，每班为三十多名学生。学习计划经过周密的构思，包括了所有过渡到大学所必需课目。在外语教育方面也具有很好的水平。在法文和德文方面我们掌握了阅读课文及日常的会话。在拉丁文方面我们奠定了以后大学学习的良好基础。
在1935—1943年学习年代里，我们国家经历许多关键的历史事件；慕尼黑的背信弃义、边境地区被侵占、从苏台德驱走捷克斯洛伐克公民、接着的德国占领、捷克和摩拉维亚傀儡政府、斯洛伐克的割离、海德里奇（Heydrich）的独裁统治镇压捷克生活的各个领域等等。教员工会制服了傀儡体制的所有诱惑，对捷克教员给予尊重，拒绝了纳粹督学员魏纳（Werner）的粗暴干涉，他经常到特热邦中学进行检查，不断表现出对捷克人民的仇恨和憎恶。这个魏纳，由于犯下了众多的在捷克迫害学生的罪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受到了严惩。
初中和高中时期，当课程表中是宗教课时，我作为班上唯一不上宗教课的一名学生，显然也是全校唯一的一名，就离开课堂到走廊中去消磨这段课程时间。我那时是没有宗教信仰的。我对历史课中的基督教没有兴趣。波兹（Bouz）老师，教师工会的成员，特热邦地区的代理主教，是一位出色的教育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在整个特热邦地区十分受爱戴。70代时，我到卢日尼采河畔的德拉赫夫（Drachov nad Luznící）去访问他，他晚年在那里作为神父管理教区。他希望能够访问自己在加拿大的弟弟，我设法满足了他的请求。
1938年，慕尼黑时代来临，政党遭到禁止，接着是搜查民居，最初是对被禁的捷共党负责人，逐步扩大嫌疑范围。第一次搜查还有捷克警察参加。3月15日之后，就只由盖世太保自己来干。捷克警察比较规矩，很不积极，最多只打开一下抽屉，其他的都不去碰。然后在盖世太保走了之后还帮助收拾一下。
在慕尼黑之后的一天，我们的宪兵拘捕了我父亲及几名捷共的地方组织负责人。一星期之后，被从区拘留所释放。在县政府的行政管理方面，那时有几所法庭，在卢日尼采河畔的韦塞利（Veseli nad Lu？nící）还有一所地方监狱。
3月15日之后，进行了第二波拘捕，大约一个月以后，父亲从特热邦县监狱被放回来。在搜查民居及两次拘捕时，都有梅济莫斯季市宪兵站长参加，这名站长是我同学的父亲，我常到他家去，我们俩经常出现在公共场合，号称“熊蜂”帮的铁哥们。我完全很幸运有这些同学，他们的父亲是高级警官。拉奇·彼特尔卡（Ládi Peterka），我和他同学整整8年，他父亲是梅济莫斯季市的警察局局长。另外一名同学的父亲马坚依卡（Matějka）大尉是那时整个特热邦县的警察首脑。
在慕尼黑时期，我看到父亲第一次哭了，他悲痛欲绝，完全想不到会发生这些事，他很生所有那些人的气，根据他的看法，他们应该承担责任。各政党的头头们几次来访问他，最后一次在1938年圣诞节之前，建议他去加入当时新成立的劳动党，谈话中，父亲十分激怒，对他来说是不寻常的，他坚决地拒绝了。他向他们说，（我当时坐在谈话房间的角落里）“这是为敌人效劳的第一步，但是你们大概知道，慕尼黑并没有结束”。
我还记得（妈妈也多次重复和我讲），还在3月15日之前，德国的地方兽医，显然已经是那时的秘密特工，就警告说，什特劳加尔拒绝加入劳动党，要给他点颜色看看。母亲一直到生命的终点，都将自己和自己丈夫的悲惨命运联结在一起。
在慕尼黑之后，一切都服从于一个目的——形成地下的非法组织，去有效地抵御纳粹的血腥暴行，为打垮现代世界上人类最大的敌人做出贡献。梅济莫斯季是在南捷克地区最适合组织地下活动的地点。这里是布拉格—塔博尔（Tábor）—捷克布杰约维采（eské—Budéjovice），韦塞利—特热邦—捷克韦莱尼采（Veselí—Treboň—eské—Velenice），韦塞利—因德日赫夫·赫拉德茨—伊赫拉瓦（Veseli—Jínd ichǔv Hrádec—Jihlava）的铁路和公路枢纽。
3月15日之后的一个晚上，州委书记J·阿尔特里瑟特（J·Altrichter）来和父亲告别，他通过波兰到苏联避难。代替他职位的是来自利贝雷茨柯（Liberecko）的青年人，J·希建特卡（J·？tětka）。不久，曾任南捷克州议会的捷共议员鲍任娜·马哈措娃（Bo？ena Macha ová）在到苏联避难之前也来告别，她在整个战争时期，在莫斯科电台主持捷克语广播。我还在梅济莫斯季车站给她送去了一瓶装满油印机油印需要的液体。就这样，在梅济莫斯季枢纽，各种信使在晚间常常出其不意地敲打我们家的窗户。
柏舍米斯尔哥哥每天去因德日赫夫·赫拉德茨的百货商店，将各种包裹带到那里。经过内扎尔卡河，到市里的兹布扎纳区（Zbuzana）的小桥旁，他在约好的地点存放非法印刷品包裹。我每天去特热邦中学，在途中将类似的印刷品放到捷克保险公司的公务信箱里。约好的是，在火车到站的15分钟后，保险公司经理约瑟夫·基拉尔（Josef Kyral）来拿取印刷品。所有这些，我和哥哥精确地做了一年多时间。
保险公司经理约瑟夫·基拉尔是一位十分讨人喜欢的、有教养的人，在梅济莫斯季访问过我父亲，我知道，还在30年代，他们就在一起长时间地讨论问题。我对约瑟夫·基拉尔在战后更为了解了，他从集中营回来，有点想尽力代替父亲来照顾我，我父亲没有从集中营回来。约瑟夫·基拉尔在1937—1938年被开除出党。他在会议上公开批评莫斯科对一些主要的苏联和红军的领导人进行审判。他在战后对我说，在党内当时这类批评比较多，而党领导对这些批评者的处理是一律开除，也包括基拉尔。但是在慕尼黑之后，在被纳粹侵占之后，他立即参加了地下活动。
1941年年初，父亲得到了各种提醒，说在我家周围有不明身份的人在活动。父亲警告联络人，要他们保持规定的接触方式。很明显的是，在秘密活动中，“不能贯彻始终”占了主要地位。甚至有时出现冒险的不谨慎。加上还传来了可疑的信息（在1940年的下半年），说德国被砸锅了，希特勒被推翻了，新的情况来临了。这个所谓的“有希望的消息”显然给保持秘密活动带来了不利的影响，也导致了一些人做出不合适的举动。
新的州委书记希建特卡，战前来自利贝雷茨柯的共产党参议员的儿子，非法居住在皮塞克（Písek），做出了不负责任的举动。在受到警察追捕后，他成功地越过波捷边境，逃到了国外。他的职位由一名匈牙利同志凯利（Kerl）接替。不久，在一次大规模警察行动中，他在帕尔杜比采（Pardubice）车站和来自中央的联络员接头时被捕。据说他在上述的所谓消息的影响下（希特勒明天就要下台了），相当“自愿地”讲述了一切。1941年4月盖世太保袭击了南捷克地区，几天内在各地拘捕了几十人。
1941年4月初，父亲被捕，三周后哥哥柏舍米斯尔也被捕。根据母亲的讲述，在父亲被捕的前夜，来了一位男人，他回答了正确的暗号，通知父亲，正在准备拘捕父亲。他提供了两个可能性：一是避难国外，一是迁移到靠近特热邦的斯特日勃舍茨（St íb ec），用别的姓名生活。父亲拒绝了这些建议，因为他走了，家庭会遭到迫害。战后我得知，在斯特日勃舍茨村，作家伊凡·奥尔勃拉赫特（Ivan Olbracht）整个战时用别的姓名活下来了，战后任塔博尔的州人民委员会主席。
盖世太保用敞蓬汽车将父亲从布杰约维采带到塔博尔，期间经过我们的城市（有意地放慢速度），显然要到那里同时审问众多被捕的地下组织成员，他们在塔博尔的铁路机车库工作。当父亲这样被押送经过城市时，我最后一次见到了他。在我生命中的最后一次。
哥哥柏舍米斯尔大约在一个月后被送回家，规定他乘夜车去德国，满车都是年青捷克人，他们要被送去纳粹德国工厂当劳工。妈妈送他到火车站，回来十分悲痛，一直重复地说：柏舍米斯尔什么也不说，沉默不语。是的，就是当他在家里几个小时换衣服并准备未知旅程所需东西的时候，我也什么都说不出来。他原来不是这样的。漫长的四年，我们一直没有见面。但是对于在捷克布杰约维采监狱中的事情，到战后他也一直没有说。
当哥哥在监狱里的时候，有一天下午突然有三名盖世太保来到家里，我一个人在家，在玩手风琴，演奏美雅培尔（Meyerbeer）的一段庆祝进行曲。突然有人拍我的肩膀，我回头瞥见屋子里进来了三个盖世太保。我坐着背对着房门，由于音乐声很大，我没有听见他们进屋。盖世太保没有打招呼，我也不向他们打招呼，我根本没有打算这样做。我继续坐着，胸前挂着手风琴。静默一会儿后，盖世太保问道：“你多大了？”我回答：“十六岁”。又是静默了一会。然后我看见他们互相交换了眼神，那个会点捷克语的说：“继续玩吧！”，就离开了。我抱着手风琴坐了很长时间。我听到门外汽车开走的声音。这是我唯一遇到盖世太保的一次。
在战后我和熟人切尔范纳（erveny）法学博士，捷克布杰约维采的州检察官，分析这件事，从1941年的大逮捕和以后的审讯，我们得到的结论是，在1942年以前，即在海德里奇被暗杀以前，他们不逮捕十六岁以上的人，只有犹太人孩子要被塞进运输车厢。在利迪策（Lidice）事件之后，如大家知道的，迫害所有年龄的人，小孩也在内。
父亲于1941年9月在德累斯顿被判12年监禁，被关在巴伐利亚的斯特劳滨（Straubing）牢房。在1944年下半年被转移到柏林普勒圳湖（Pl？tzensee）监狱。他生命最后时期怎么样，我们没有得到可靠的明确消息。在1945年1月，父亲已经不能活动，下身肿胀，卧在床上。
普勒圳湖监狱在1945年2月3日被盟国空军全部炸毁。1945年5月之后，从这个监狱没有一个人回到捷克斯洛伐克。我母亲、我和哥哥花了几乎两年的时间，要求有关的部门证明父亲失踪并出具相关的文件。这些部门的工作人员不断要求我们提供有关的证据，在找不到证人的情况下，我们无法做到。在卢日尼采河畔的韦塞利，父亲的墓地只有他的名字，没有骨灰盒和死亡日期。每年的2月3日（根据所有的信息估计是父亲的死亡日子），我们都要怀念他，当然不单是在这一天。
父亲和哥哥被捕之后，我家陷入困难的局面。首先是没有生活用钱。不久妈妈找到了工作，不认识的朋友也来帮助我们。在父亲被捕的几天之后，水泥厂的房子被两个陌生人租了去，在那里他们收旧货，破布，纸张，旧皮革等等。显然这是盖世太保设的一个点。我们的同志和朋友们都受到警告不要来，我们生活在孤立之中。我，作为特热邦实科中学的16岁中学生，用独特的方式来应付这种状态。我准时到学校去。为了不让妈妈知道，我早晨登上开向特热邦的火车，在某个地点下车，一直到下午列车开回之前，我在附近的一些田野，差不多有四个星期走过了许多养鱼塘和村落。有时我一个人。有时和来自卢日尼采的同学雅德拉·帕拉舍克（Jarda Prá？ek）。这样，我成为熟知美丽的特热邦一带景色的专家。
我的班主任老师约瑟夫·福尔马耐克（Josef Formánek）显然得到了我家出事的消息，在6月中旬的某一天，还在发成绩单之前，转告我可以到学校去，我就去了。我在特热邦附近漫游的几周中，我渐渐地在心理上和发生的情况取得了平衡，福尔马耐克老师为我长期缺课补了假。这位我终生难忘的老师来很不简单。在我父亲被捕之后，德国的督学员魏纳来特热邦中学视察时，通知福尔马耐克老师说：“什劳特加尔应该被开除出学校，你福肯定知道这是为什么”。我的老师回答说：“什劳特加尔是一位好学生，没有理由让他离开学校”。但这位督学员还是不肯放过。两年之后，在毕业考试口试的教室里，正当卢博米尔·什特劳加尔抽出自然课的考题——药用植物时，督学员魏纳进来了，他说：“我的伙计，用德语回答题！”但学生用捷克语很正确地回答了药用植物这道题。考试委员会坚持自己的观点，给学生通过了毕业考试。这名被激怒了的督学员硬是给自然课的毕业考试成绩改写为3分。
我要向那时特热邦中学的老师们深深鞠躬。他们是出色的教师和正直的人。不论什么时候我到了特热邦，我都抱着无限的感动，在我永远不能忘记的班任老师约瑟夫·福尔马耐克的墓前深深鞠躬。
我们班整个集体都将我当作失落复归的儿子抱在自己的怀里。我们是一个优秀的班级，直到目前，我们那些还活着的学友都这样认为。我常常怀念我的女同学维拉（Věra），她是特热邦最出色家庭的女儿，她父亲是斯旺贞贝格特热邦（Schwarzenberg T eboň）渔业协会的主席。在我瘦下去时，她给我送来了涂了猪油和油渣的面包片。总之，我永远不能忘记我们班的团结，我们班在1943年5月毕业。
中学毕业后，我们这些1924年出生的人，面临的是全部强迫劳动。最初我在梅济莫斯季亚麻厂大厂房的建筑工地上当辅助工，从1943年12月起在布拉格以前的KD，德国人叫容克工厂（Junkers Werke）当磨铁工人。1944年4月我动了青光眼手术。这个眼病在中学时已经被校医帕夫莱其卡（Pavle ka）医学博士发现过。给我动手术的是女医生卡德莱楚瓦（Kadlecová），以后任布拉格总医院眼科主任。我和她的丈夫卡德莱采（Kadlece）教授在1968年的政府内阁中相遇，当时他担任教育部长。以后直到战争结束，我在莫德让（Mod an）以前的鲁帕（Rupa）工厂，德国人叫容克莫德尔尚（Modrschan）工厂的工资财务室工作。
我在考虑今后我的生活方向，我一直渴望当名医生。在1945年5月末，我们成群结队地在轰炸后的布拉格街道上飘来飘去，访问各所高等院校，但医学系办公室告诉我们要等到1945年6月才开始正式办公，对我们中的许多人来说，这是太晚了。我们继续走到了哲学院所在地，稍微过去就是法学院大楼。我就到法学院登记，三天之后我去听了第一堂课。波哈切克（Bohá ek）教授以自己专业的内容丰富的题为“罗马法导论”的讲课吸引了我，而我早先的希望——当一名医生就不会实现了。
我开始思考，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发展应该朝哪个方向？回到第一共和国（指战前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对我来说是不能接受的，深刻的社会分歧，大量的长期失业，民族矛盾，困惑不安的外交政策（不可信赖的盟邦），我不想我们国家有这样的前途。我母亲好几个星期、好几个月地等我父亲回来，结果完全落空。但是可以肯定，她希望我走什么道路。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占了上风，这种思想虽然有许多幻想，但是它给出了某些新的、革新和进步。
那时我在政治上是没有经验的，在政治学方面没有受过教育的，纳粹在中学禁止教哲学，我不懂得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在莫德让·鲁帕公司时，同事们互相熟悉之后，塞给我几本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我开始知道马克思。“容克先生”肯定会不喜欢我，因为那时5个想造反的小伙子在那里“工作”，每天24小时拿工钱。1945年6月我决定加入捷共（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我入党的想法是能够给我国带来更好的生活。
我被法学院接受为学生后，大部分时间都用到学习上。我勤奋地参加各门听课，到处去找有关讲过和没有讲过的法学方面的文献。在战后的头几年中，在法学院课堂上与其他大学一样，有很多有利的学习条件，配备了法律科学方面的许多资料，可以用来学习，以迎接以后学期的国家考试和为取得博士学位的严格的口试。我喜欢学习，在法学方面我找到了爱好。有时，我也荒谬地想：我在大学学习时，完全不考虑别的专业，除了法学还是法学。我当时住在代依维采（Dejvice）以马萨里克命名的学生宿舍，同宿舍有医学和机械专业的学生。他们的观点和我不一样，他们用很不礼貌的态度来谈法学，依他们嘲笑性的评论，法学只能在晚上管住廉价的次等货。针对这样的法学观，在社会意义和专业都贬低了法学，我们的回答是：不论是机械工程师、医生还是教师，没有法学你们就不能在实践中发挥作用，就不能生存。
战后的布拉格生活是丰富多样的，剧院、电影院、音乐厅对经济上比较宽裕的大学生都是敞开的。我经常去听各种演讲、参加讨论问题的晚间讲话、党的各种会议以及各种与普选有关的活动，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增加自己的学问和知识。
对我而言，政治教学中的一个特别场所是柯尔曼（Kolman）教授的讲座，他那时是捷共党中央意识形态部的负责人，他在哲学院和柯萨克（Kozák）教授的定期公开辩论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形式上也是十分有教益的，两位是政治上和哲学上见解相对立的代表，两位以恰当的高雅风度交换对国家生活和发展的关键问题方面的看法，给听众以示范的作用。双方不管在意见接近或相反时，都带着绝对的礼貌和得体、恰当的容忍和退让，就对方论证发表自己的意见。听众和观众都有机会思考，对于合理的论点，感情上不受任何影响，分析了必要的信息，得出谁的意见是真理，然后有所倾向。
1946年初，学校放煤假，我赶到南捷克去参加各种选举前会议。我喜欢回忆这种公开的政治比武。事实上，1947年年底时，特别是从民族社会主义党和人民党方面，政治气氛中出现了尖锐的对抗。每年一度，大部分都是在12月，法学院学生组织要在弗舍赫尔德（Vsěhrd）集会。集会上人民党和民族社会党成员占绝对多数。在1947年全会上（我们共产主义成员是少数）我们见识了右翼分子如何想扭转政局。他们不要人民民主共和国，不要科希策纲领，要回到慕尼黑以前的共和国。兰斯道尔夫（Ransdorf）（和目前的欧洲议会议员米罗斯拉夫·兰斯道尔夫（Miloslav Ransdorf）没有任何关系）代表所有煽动集团起来发言，他用粗野的语言攻击自1945年5月以来我国的积极发展，号召推翻当前的人民民主政府，兰斯道尔夫还引用了罗马凯撒大帝的话，对捷共要消灭之，击溃之，要脱离科希策纲领。右翼分子在1947年末已经公开这样的宣称。但是社会上大多数人并不给予这一小撮反对者以支持。
我的法学院学习将要结束的时候，我到捷克布杰约维采州的政治学校短训班讲授马克思主义基础以及政治课和经济课。那时的州委第一书记约瑟夫·帕莱切克（Josef Pale ek）说服我，让我在大学毕业后到捷共的州委机关工作。他向我解释国内、党内和州内的情况（当时为1949年年初），他说如果不补充新的、受过教育的人，那么成功解决目前和未来的问题就不会有希望。帕莱切克是战前的党工作者，受过良好的教育，是有才干的政治家。他的妻子，战前“红色权力报”的编辑，死于集中营。我父亲在特热邦的朋友约瑟夫·基拉尔，以后担任过塔博尔保险公司的总经理，也对我提出同样的要求，要我到党的机关去工作。
我非常喜欢和看中自己的法学专业，经过许多次犹豫之后，我最后同意在大学毕业后，到捷克布杰约维采党的机关去工作。这是在1949年下半年。年初我就已经开始在州政治学校讲课。
1949年9月从法学院毕业以后，我开始服兵役（那时为期2年）。头几天，我们全部被剃光头，作为新兵，入伍到在因德日赫夫·赫拉德茨（Jind ich v Hradec）的摩托化步枪团，从早到晚操练，练习向右看、向左看、学军礼。在兵营的大院和练习场学习基本的不带枪和带枪的军事本领。我对这个集体由衷地喜爱。不到两周，军医认为我到军队来是错误的，因为在经过严重的青光眼手术之后，我不能再进行军事服务。就这样我被退回捷克布杰约雅采，在州政治学校继续我的教学工作。当我出现在讲习班的学员前面，是一名剃了光头的前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军的新兵，引起了哄堂大笑，我费了很大的劲才让大家安静下来。根据同事的提醒，为了不引起注意，我戴上了帽子，但在讲课我必须将帽子脱下来。
1950年初，党中央意识形态部通知我，让我准备一份题为“俄罗斯1917年二月民主革命”的讲演。随后捷克布杰约雅采的州委书记处组织了一个讲习班，参加人为州党校的未来的老师们，捷共党中央意识形态部也派人来参加。我要在讲习班上作上述题目的“标准讲演”的序论。在州政治学校我的讲课大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础、经济问题及历史。对我来说准备好所要求的演讲并没有任何的困难。那时在各党校（不仅是那里）主要使用的是“联共（布）简明党史”，1956年苏共最高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说是斯大林伪造的而被废除。这以后，我就必须从我的良好记忆中抹去所有从这本简明易懂的书中所掌握来的东西。
我在讲习班讲了所指定题目的序论，参加听的有从党中央来的捷斯特米尔·齐塞日（estmír Císa）和哲学家米兰·泽莱内（Mìlan Zelen？）。我讲完就想要倒霉了。捷斯特米尔当着广大听众的面，批评我的讲课虽然内容似乎是正确的，但不能很有兴趣地接受它，从讲课中没有得出适用于当前的结论。在这种气氛下，他接着他的批评，首先他在大众面前演示，党校教师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在私人谈话中又安慰我，叫我什么也不必做，他们会在党中央找一个办法，如何将这个题目提交给党的公众。我继续在考虑，我应该引出什么样的用于当前的结论：从那些俄国社会革命人及其他俄国革命家的活动中，包括政府总理克伦斯基在1917年2月民主革命的活动中，得出对于我们现在的结论，那时（1949年）我们大规模的国有化已经完成，看起来好像都顺利。即使在经过了这差不多六十年之后，我还是想，问问捷斯特米尔大概还来得及。
在1950年春天的几个月里，我得到了任务，要组织建立南捷克州的各县委的党机关。我开始在下面的各边境县逐步开展工作：温佩尔克（Vimperek），普拉哈季采（Prachatíce），捷克克鲁姆洛夫（esk？ Krumlove），卡普利采（Kaplice），特尔霍韦斯维尼（Trhové Sviny），特热邦（T eboň），因德日赫夫·赫拉德茨（Jind ich v Hradec）等，对于内地的一些县：捷克布杰约维采（eske Budějovice），索别斯拉夫（Soběslav），塔博尔（Tábor），皮塞克（Písek），斯特拉科尼采（Strakonice），米莱夫斯科（Milevsko），伏尔塔瓦河畔的蒂恩（T？n nad Vltavou）及沃德尼亚尼（Vodňany），人员已经配备得较好，我开始做第二阶段的工作。
我骑着雅瓦（Jawa）250摩托车，冬天坐公交车，走遍了苏玛瓦，诺伏荷拉德斯基（？nmara， Novohradsky）山区，各个村落及小城市，了解普通人的生活。在德国国籍的民居迁走之后，来到这些边境县的除了我们的捷克公民（他们曾经是少数），还有许多从罗马尼亚返回的捷克侨民。遗憾的是他们大部分不熟悉农业和其他手工业。已经迁走两到三年的房屋渐渐破旧，来了一些新的居民，所有的一切并没有多大改善。当我出现在这样的地方时，总是很多人围着诉苦，要求这，要求那。而我只能说他们有未开垦的田野，未修好的房屋，自己应该知道做什么。整顿、巩固、稳定这些边境县的广大移民地区，是新形成的县和地方人民委员会的主要任务。
在新移民区，主要由归来的捷克侨民组成，特别是卡普里采、捷克克鲁姆洛夫和普拉哈季采，头几年里，有大量的耕地和其它土地未被耕种，许多住房及非住房也无人照管。移民们对情况不满意，经过一年、二年又重新迁到别的村庄。人民委员会对这种情况也不高兴。显然要找到更合适的办法，促使新移民在自己的农业土地上劳动。在有关县的多次会议上都在研究相关解决的办法。建议采取两种措施，一种是试验成立农业合作社，由其领导来组织各个社员劳动。另一种是成立国营农场，和当地的居民建立劳动关系。我倾向第二种措施，在新的移民区成立边境国营农场，我怀疑大部分新来的移民能够很好地在合作社中一起劳动，我担心合作社运转不起来。
将来会证明，在这种情况下，最为有效的是成立国营农场。但在那时候，大部分官员都倾向于组织农业合作社。
1951年，我和一位卡普利采县的农业主管人去参加一次公共会见，这次会见准备要计划在马罗特（Malont）建立农业合作社。从白山之战（奥匈帝国击败捷克）到20世纪，马罗特属于布加约（Buqoye）伯爵的领地，后来经过几代德国农民经营，在这块海拔690米的山麓，农业生产曾处于很高的水平。德国人被完全驱逐出去之后，来了新移民（归国捷侨），他们缺乏农业和手工业的技术，到50年代这里成了相当贫穷的南捷克边境山区。在去马罗特的路上，这条路沿着卡普利采县南部的捷奥边境，我劝告卡普利采的农业主管人：不要在建立合作社的第一阶段，就立刻成立第四类农业合作社，这类合作社是一切都集体化。虽然我知道这位主管人很有经验，对农业集体化方面掌握有许多知识。我很了解马罗特，所以我认为最好在最初阶段，不要过多使农民共同劳动，农业经营主要由每家自己负责，亦所谓的第一类或第二类合作社。相反，这位农业主管部人却坚持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一切都集体化的合作社。
深夜，在马罗特长满青苔、烟雾腾腾的小酒馆里集合了几乎全村的家庭，妇女带着孩子，靠在母亲背面，人声嘈杂不堪，母亲在小孩口中塞一块面包，会场立刻“神奇地”安静下来。
农业主管人在嘈杂的气氛中开始他很专业的发言：为什么要成立合作社？并详细地解释一切都要按照示范的规定去运作。接下来混乱的讨论，很快就失去了控制：主管人讲到车，有的人说羊，不谈集体合作社，却讲到倒塌了的农舍，死掉的奶牛，没有人有钱等等，就是没有讲为什么村里不能像钟摆那样正常运作？为什么一半以上的耕地成了荒地？
情况开始改变，主管人显然对类似的会见场合很有经验。他从口袋中抽出了一张诱人的牌子，这张牌子上说：谁参加合作社，成为社员，就可以取得所住农舍的所有权，到目前为止，人们还只有农舍的使用权。这的确如同预计，开始起作用了。这时一些人宣称如果根据这个条件，他们愿意加入合作社。突然间，一名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做了大声的精辟发言：一切都是在撒谎，主管人是一个大骗子。由于煽动者大声叫喊，一部分公众激动起来，用劣质的啤酒瓶击熄了酒店的煤油大灯，马罗特那时还没有电气化。在黑暗中，在无法形容的混乱中，人们都离开了。在烟雾迷漫的厅里，只剩下了三个人：人民委员会主席，永远平静的农业主管人，和州党委巡视员。显然对不少事情已经习惯的主管人说：“我们遭遇还算好的，没有人打我们嘴吧”。然后他吩咐侍者拿来半公升蹩脚的啤酒饮料。
这些小县（每个县有20到40个村）一直存在到1960年，这里的各种情况使我们认识了许多事情。县人民委员会主席及他的同事们有了对每一个村落的具体问题的了解，认识和熟知了地方人民委员会成员，知道什么事情需要去安排，在什么地方需要帮助。
南捷克边境地区在捷克属于最贫穷的区域。农业耕地及森林只能提供给大多数居民以菲薄的生计。从新的移民村变为有效率的社区需要10年到20年的勤奋工作和投入巨大资金。不是所有地区都能做到这样。数千所房舍在全部损坏之后被拆除，有时是拆除了整个居民点。我来到了这种拆除点，询问了各种问题，有的回答是现实的，令人满意的，但为时已晚。
在两年多在南捷克各县的工作之后，终于可以顺利地安心来组织党的各县委员会，明确每一名工作人员的责任和权力，准备选举机构的商谈，制定必要的管理条例，系统地组织县里情况的定期报告等等。我们所有人都学习如何帮助工厂和村里的党务工作人员。最困难的是物色合格的积极的工作人员。培训他们的系统刚刚建立，从50年代初开始，不可避免会产生严重的错误。
从50代中期开始，我担任州委书记，以后为州委第一书记，比较少去参加工厂和村里的各种座谈和会议。许多时间我在参加研究州里经济及自治方面问题的会议。参加会议的应该有党的代表，并传达有关的州委员会的观点和意见。我经常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参加这些会议？有没有必要？因为会议的决定主要是和企业、经济院所以及相关的国家机关的领导有关。这就是曾经有过的不幸的系统：党要对一切负责。根据这条原则，党的代表要出现在一切的场合。只有一个好处，至少是对我：这样我详细知道了州的全部重要事情。我可以这样说，这是唯一积极的方面。
在南捷克州的领导岗位上，我非常高兴和许多人一起工作。互相了解，互相支持，凡是今天讲好的，明天就马上实现。在这样的气氛中，人不会分散精力，完全集中到工作中去。任何诽谤或阴谋都不会破坏共同合作。在1959年我到布拉格和政府的中央机关工作之后，我感到很不愉快和惊讶！那里缺乏在南捷克那样的互相信任和容忍的合作气氛。不能对每一个人都给予完全的信任。当我的观点被党或政府领导拒绝的时候，突然间那些原来答应支持我的人都投了反对我的票。我逐渐认识到，对有些人来说，主要不是考虑去捍卫正确事情，这些事情是他的政府同事提出来并坚持的，而是相反首先考虑对自己个人有什么好处。我总是尊重政府或党领导层中一些成员，他们在讨论解决某些重要问题的时候，即使这些问题完全不属于自己的职权范围，他们也毫不犹豫地发表自己的观点，甚至这些观点和某些最高领导人的意见不一致。我很高兴指出，这样的政府或党的活动家当时是大多数。
南捷克州在面积上是全国最大的州之一，而人口数是最少的州之一。主要的经济是农业、林业和渔业，工业生产占比重较小。当我作为州委的第一书记到布拉格参加各种会议及讲座时，每年下半年开始就总是被问到今年的农业收成将是怎么样？大家特别感兴趣马铃薯的收成，这是合乎逻辑的，因为南捷克州、伊赫拉瓦（Jihlava）州和中捷克州的南部各县是马铃薯的主要产区。由于一些不利条件——过去几年对马铃薯的栽植重视不够，不利的气候条件及新成立的农业合作社正在巩固过程中，50年代的下半期，全国的马铃薯收成都很不好。每公顷产量很低，只够供本地消费和下一年度的种子。但当然要优先保证全国的供应。这在村子里引起了麻烦和普遍的不满意，这是当时笼罩着全州的气氛。在国内市场上出现了全国性的马铃薯的短缺。那些年由于各种原因，从国外进口的马铃薯是很难保证的。不论我到哪里去，在哪里出现，马上就来了问题和批评，南捷克州怎么啦？怎么供应不了市场足够的马铃薯？我们知道有这样的俗语—就是愚蠢的富农也懂得栽培出大马铃薯。而我们既种不出足够的大马铃薯，小的也没有。对于南捷克农业提出质问的人，想的是什么？不难猜得到。在他们的眼里，我们还不如愚蠢的富农。南捷克州没有能够供应足够的马铃薯，那我们显然没有达到这样的“光荣称号”。
在政治工作中，我不喜欢在全州的各种集会和游行中出头露面。但对县里或区里组织这样的活动就不同一些。1955年来了代表南捷克的女议员朱林卡·帕罗柯波瓦（Julinka Prokopová），她有所不同，她喜欢出席各种的庆祝集会。她和塔博尔县的领导们发起组织纪念扬·胡斯受火刑若干周年的集会。地点选择在靠近塔博尔的飞机场，距霍斯特尼克城堡不远，在这城堡，胡斯曾经多次来讲道。纪念典礼的程序还包括检阅胡斯军的队列。
计划中还要出席的有当时的共和国总统安托宁·萨波托斯基。胡斯军由两组兵士组成，一组是骑马和马车，一组是穿着胡斯制服的步兵。这些制服从全国各地的收藏博物馆借来。胡斯军首领是来自特罗茨诺夫（Trocnov）的扬·齐日卡（Jan？i？ka），除了非常情况之外，他总是骑在前腿抬起的俊马上，跟随着有三十名战士，都骑在高头大马上。这些骑者大部分是来自南捷克剧院的群众。
初看起来，准备了许多有趣的节目，很是热闹，但过了几天，实际情况就不是这样。为总统的来到，我们到中捷克州的边境去迎接。我很不愉快、很吃惊，纪念庆典就这样“准备好了吗？”当我们从汽车中出来时，我们眼前有一米多高的草丛，从这里几乎看不到只有几米远的主席台。围绕着主席台几乎完全一圈都是草木丛，胡斯军马将在这里行进。所有的人，包括总统，都很惊愕，为什么这样安排，我们都要穿过草丛挤到主席台去。总统，显然也有点不理解碰到的问题，但还是向数千在场群众发表了简短的讲话。
接着开始了伴随胡斯赞歌的胡斯军阅兵。在高高的草丛中胡斯首领渐行渐近。我们只看见马头和骑兵的头盔，能看到一点胡斯首领举起锤矛向总统问候。我们南捷克人是知道什么和谁在做什么。这些剧院的演员们都是很好的，很成功的。当然他们和南捷克布德瓦尔（Budvar一种著名的捷克啤酒）的关系也很好的。以后进行得都和原来预计的一样。首领的战友们勉强地紧抓住自己的马背。我正面评价他们注意了向总统致意，而不对另一旁的观众显示是观众的首领。我只是担心，他们中的某个人会在主席台前从马上掉下来。然后在军乐声中走来了大批的武装队伍，已经不是有秩序地组织，而是带着疲劳在步行。
纪念庆典结束时，我们对总统表示了感谢，并致歉意，不是所有的都像我们原先希望的进行。总统和我们一起穿过高高的草丛，走向总统车队。总统问我今年的收成怎么样，接着又嘲笑地说：看到我们周围的草都长得这么高，收成大约很好。结束时他再次问今年的马铃薯会是怎么样。我喜欢我们的总统，我们称呼他工作托达（Tonda）。在讨论马铃薯以后，我很高兴，看见他坐进了自己宽大的吉斯（JIS）轿车离开。
我没有夸奖我的同事和塔博尔人。我在总结时随口说：完全不必奇怪，因为当时塔博尔军队在利帕尼（Lipany）之战中失败了，显然他们准备历史性的利帕尼交战而忽略了庆典集会在塔博尔这里举行。
1953年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币制改革的法令。币制改革规定存款的差额的兑换比率从5：1到50：1（即根据存款金额有不同的兑换比率）。同时取消了配给制度，引入了新的零售价格、工资、薪金及养老金等级制度。币制改革是摆脱战后混乱的不平衡的经济状况的好办法。这次币制改革完成了它的任务：实现了货币和价格稳定，在国内市场形成了平衡条件。为实现这些目的可能要牺牲居民存款中的较大部分。自然影响大部分人。我无能力来判断，在那时候有什么更好的货币措施并更能为居民所接受。自然不应减弱整个改革的战略目标——在国内达到全面的经济平衡。
在这样的概念和范围内的币制改革总是具有自己的合乎规律的法则。必须在完全的秘密的状态下进行准备，在改革宣布之前，不能考虑进行宣讲。大多数人。对币制改革的宣布不抱着欢迎和接受的态度，这也是合乎逻辑的可以想到的。在数十个城市爆发了激烈的示威游行。我到现在都难以评价当时采取的对示威游行的干涉是不是最好的办法。同时我一直在想这样一个问题：对付这些自发的、感情冲动的群众游行示威，当任何的解释、说明都绝对不起作用时，如何使它不要升级到损坏房屋资产，甚至人员伤亡的程度很重要。在我当时工作的南捷克州，这样的事件发生在斯特拉科尼采、温佩尔克及卡普利采县的韦莱欣（Vele？ín），就是在现在也很难来回答：这样的情况是如何发生的？如何来面对这些突发事件？
在1953年5月的最后几天，政治领导圈子里非常神经紧张——正如以后要写到的，在威廉·西罗基及雅鲁米尔·杜兰斯基的夜谈中——在仔细考虑和研究怎样去做才能在币制改革宣布之后，使居民能够接受而不会引起抗议。特别在意外地发生了泄密事件，更引起了国内的不安，在公众中散播着传闻，说对货币，对钱将有什么动作。在改革宣布之前的两天，开始了抢购热潮。还在一开始商店的货架就几乎空了，因为和宣布货币改革相关，在5月30日以前限制发货，在宣布之后重新向商店发货，用新的价格，并且品种数量更多。
当时做出了这样的决定，让新当选不满三个月的共和国总统安托宁·萨波托斯基发表广播讲话，以使公众平静下来，总统本人不同意这个决定，他不相信在这种气氛下能起到什么正面的作用，也不可能收回将在24小时之后宣布的币制改革。他认为这是不负责的，然而领导层中的神经紧张和国内的不平静迫使总统发表了一个简单的声明：没有准备任何将影响劳动人民收入的货币措施。
领导人的这种决定——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在哥特瓦尔德逝世之后，由A·诺沃提尼担任主席——强迫总统发表这样的声明，不但是不负责任的，而且也损害了总统的尊严。在国内爆发了骚动，感情冲动的尖锐的抗议，特别是针对总统，说他说谎。
总统是一位敏感的人。他在战前和战后的政治态度总是紧密和他的民主的，确切地说是自由主义的表现相联系，他倾向于现实及理智，反对左倾急进。和20年代社会民主党内左翼民主派什麦拉尔（？meral）相似，萨波托斯基主张优先采取民主的讨论，而不用激进的步骤，以不至于失去意见不同的反对派。1948年以后他在任政府总理时，曾经因为他的政治上的民主观念而遭到斯大林尖锐的批评。我们知道他在斯捷热里（Stě？éry）的群众大会上的总统演说，他批评了在成立农业合作社（以后改叫统一农业合作社JZD）中的某些强迫性的行政措施。他号召对农民进行关于加入合作社的耐心说服教育，对于这种农民的重大决定，让他们不要着急。据我的看法，萨波托斯基是很少的政治家之一，他非常知道普通人的观点，包括他们在社会中的情绪。
只有在晚些时候，在我到布拉格工作之后，我才更多地知道了安托宁·萨波托斯基的政治和国家事务活动。不是所有时候的消息都是表示赞许的。这位受大众爱戴的工人领袖经常受到委屈，显然由于他过去社会民主党的历史，被用来作为来自苏联的强硬攻击。整个战时他都被关在纳粹集中营里，但还是没有举起手来反对50年代政治案件中的违法行为。1954年，他已经是共和国总统，但没有对奥斯瓦尔德·萨伏特斯基（Osvald Zavodsk？）实行大赦，后者曾经是西班牙内战时期国际反法西斯纵队的成员和原捷克国家安全局的领导。总统应该知道对他的审判是违法的。我后来任内务部长时曾试图弄清楚，怎么会导致这样悲惨的决定，但我还是没有获得令人信服的说明。调查的结果总是同样的：造成错误的不是总统而是总统的行政管理部门。但应指出的是，这次处决发生在1954年，那时政治审判中这种处决已经结束了。总统的亲密同事和亲信爱夫柴·爱尔班（Ev？en Erban）亲自对我说，总统什么错误也没有造成。但结果绞刑还是执行了。
对上述谈到的币制改革，我讲一个我自己的非同寻常的经历。在1953年初，我和哥哥讲好了，要出卖雅瓦（Java）Z175 Special摩托车。哥哥那时在布拉格PZO（外贸公司）柯伏（KOVO）工作，我在捷克布杰约维采。摩托车放在卢日尼采河畔的韦塞利的车库里，谁也不用它。大概在宣布币制改革的两星期前，我以2万2千克朗卖掉了摩托车。过了两周，突然发生了币制改革，我们当时身边有这笔钱，当然是旧币，没有在储蓄银行里。我在币制改革宣布后的某一天，到捷克布杰约维采广场的斯罗采（Slunce）酒店，以我的一份钱，计1万1千克朗要了10片馒头片和西红柿炒鸡蛋（没有肉），而帕舍米斯尔哥哥的那一份1万1千克朗放在我的上衣里，自然什么也没有得到。
在州和县里工作，对做政治工作来说有一个无可争辩的好处：每天我接触许多普通人，知道他们的想法和操心的事。我基本知道村里、县里和州里发生的事情。
共产党在1946年的选举中获得了决定性的多数。在以后的各次选举中，应该也是有大致保持类似位置的现实机会。这样的政治发展的前提自然是在纲领和路线中：根据人民民主国家政府及捷共领导宣布过的，我们继续走自己的捷克斯洛伐克道路，从人民民主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但是捷共领导服从了情报局的错误决定，放弃了最佳的、经过仔细思考的、符合捷克斯洛伐克的历史、社会和经济条件的道路，走上了和原先宣布过的，得到捷克斯洛伐克社会的大多数接受的纲领完全不同的道路。开始了在所有国民经济部门实行广泛的国有化——包括服务、住宅、零售商业、手工业。对这样广泛的经济社会化，党和社会在政治上、组织上以及经济上都没有准备好。这样大规模地实行原来没有预计到的、迅速的、包括一切的国有化，社会各界在接受上争辩不休，党的领导意识到必须同时采取根本上的紧缩措施。
同时在所有的人民民主国家都被“建议”实行中央控制指令式计划及管理。捷克斯洛伐克——正如第一个五年计划过程中已经显示出的经验——显然已证明这种方法是行不通的。当我们将所有这些和在人民民主国家的违反法制的和策划下的政治审判联系起来，那就不奇怪：在国内形成了不可调和的紧张的政治局面。
1956年初，世界政坛上出现了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他公开了在苏联的大量违反法制事件。人们自然要问，这些荒谬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大家等待要弄清所有在50年代我国也曾经发生过的一切。遗憾的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在那时候并没有下决心公布全部真相及背景以及所有那时的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原因，包括50年代上半期的违反法制事件。如果没有提供真相，没有讲透这些重大问题的答案，那就会造成怀疑和不信任。
这就是我想讲的50年代的特点。
1951年1月，我被召去到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任农业、林业及水利部长。我不高兴离开南捷克。那是我的故乡，我住在那里34年之久，我在南捷克州里担任党的领导职务不到2年，相对地说是较短的时间，我逐步地形成了对发展这个土地广阔的农业——工业州的比较有目的的见解，这个州在社会经济上有很大的差别，在德国籍的人走了之后，边境各县很落后。
我在农业部工作了两年多之后，被任命为内务部长，然后我担任捷共中央书记的职务3年，主管经济政策。1969年我被选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捷克局的主席。1970年1月我被任命为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总理。其中1974—1975年，在卢德维克·斯沃博达总统患病期间，根据捷克斯洛伐克宪法，经联邦政府委派，我代理总统的职责。
1983年间，我有5个多月因重病住在医院，感谢第一流的医生组：巴拉斯（Balás）教授、斯美堂（Smetan）教授、伏里茨（F iě）教授、帕西柯瓦（Pe？ková）教授和雅鲁里姆（Jarolím）副教授。我恢复了健康。感谢所有对我悉心照料的人们，其中一些人至今的工作。
在80年代末期，我得出结论：我已经不能做任何事情去扭转无法解决的不断加深的社会不良趋势。我自己做出决定，在1988年9月提出辞呈，在任社会主义联邦政府总理18年之后，我离开了这个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