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我被选为在捷克布杰约维采的捷共州委第一书记。正好在苏共二十大之后，在二十大上，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尼基塔·S·赫鲁晓夫做了有名的关于对J·V·斯大林个人崇拜时期的违法行为的报告。1956年召开的二十大，不仅讨论了在苏联发生的严重的违法行为，而且着重指出了这种发生在政治、经济以及科学领域的状况要进行批判分析，并仔细考虑合理的系统改革和变动。
所公布的材料引起了党员和部分国民的等待：在我国也将广泛地展开讨论，在讨论中会审议我们国家到目前为止的发展。不仅在党内进行了公开的讨论——这是首先的——党员们在50年代一直迫切地要求。在所有召开的会议上，批判的意见非常尖锐，矛头直指县和州的领导，特别激烈的是在布拉格。党的领导层挡住了这种发展趋势，拖了很久才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未经仔细考虑就断定：没有理由需要在我国对一些本质的东西进行变动，对许多批评意见没有做出任何的明白答复，对提出来的怀疑没有反应，不能相信的是，领导基本上没有做出自我批评，对有些事的解释，也是仅仅认为是从县一直到中央个别工作人员的具体责任。
从“二月事件”以后，堆积了许多问题，需要不仅是作严肃的澄清，还要加以解决。但只有副总理J·杜兰斯基的关于经济问题的报告报告包含了对引进指令性的管理系统做了批评性的概括。但是这不能影响捷共中央全会的基本方针——尽可能不要改变什么，在捷克斯洛伐克没有要改变的理由。党的领导层只是追求一件事——就是保住现有的政治路线。违法的事情有过，但已经纠正了。
遗憾的是，中央全会没有利用这个最合适的时刻来重新评价1948年2月以后所采取的某些措施，除了其他的事之外首先尝试——应该承认这不那么容易，特别在匈牙利事件之后——回到原先考虑过的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捷克斯洛伐克道路。党的领导层害怕提出来的批评。不回答，不做有水平的解释，不改正已经确认的错误并承认个人责任。相反，还采取了未经思考的步骤。在苏共二十大之后，特别在党的组织中，在中央和国家的机关和院、所里，在高等学校内，对目前党的政策，对党的领导层，和对与政治审判中的违法行为有关联的一些领导人提出了许多批评性的意见。遗憾的是领导层的反应是：组织对各部及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的政治审查。数百名，许多是关键的工作人员被从自己的工作岗位“调离”。
党没有找到解决这种局势的最好出发点。说实话，遗憾的是，领导层中能够做出决定的少数人集团根本没有去寻找解决办法。自然出路是存在的，不管是苏共二十大之后或者在60年代。经常这种出路是和彻底的人事更动相联系的。1968年这种人事变动来临了，发生在八月之后，当然是在那些不需要的政治家队伍中。莫斯科的影响不妥协地加强，不允许进行改革。就是这样，新的以古斯塔夫·胡萨克及奥德日赫·切尔尼克（Old ich erník）为首的新领导，在他们的工作笔记本中已经有采取一定的改革步骤的打算。但这个胡萨克建议的打算并没有被党中央主席团大部分委员所高兴地接受。胡萨克最初曾相信他的建议能够被接受，这是他犯下的根本错误。他控制不了，相反，他还必须屈从占多数的保守派。
对二十大的报告，大多数党员都认为是严重的、想不到的和十分惊讶的。我们中的许多人被告知：在苏联过去和现在都不是一切很正常。要注意到：在宪法和党的文件中，肯定了要用民主的原则进行治理，但实践和做决定并没有坚持民主原则。在法治遭到破坏时，在国家和党内，什么都可能发生。我们党内一小部分人及一部分公民认为一切都已经过去，即使是非常有约束力的政治历史，他们认为，因为苏联在第二世界大战以前及以后都不断处在威胁之中，苏联的机构面临敌人间谍分子的攻击，间谍分子企图扰乱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
党的少数人对付这种形势很简单，他们认为：赫鲁晓夫不应该详细地公布这些事情。他这样做不仅损害了苏联的形象，而且也损伤了全世界进步运动。基本队伍的党员和公众提出了许多问题，产生了许多的怀疑：在苏联搞的是什么？在那边今天情况究竟是怎么样？我们很感谢苏联把我们国家从法西斯中解放出来。从这里得出一个最终的问题：苏联这个国家在什么地方可以作为我们的榜样？还完全能不能作为榜样？
我的长期的对立面和反对者接受了这样的观点（至今还坚持着）：所有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在我们党内发生的坏事都来源于“苞米赫鲁晓夫”的所谓贡献。我的原则性批评援引了中国领导人们的声明，这个声明拒绝了赫鲁晓夫的报告，并且期望新的勃列日涅夫领导也会这样做。但是实际上并没有等到。勃列日涅夫什么也没有肯定，也没有拒绝，对问题保持了沉默。这是一种选择方案。它在所有坏的中间是最不好的。在整个勃列日涅夫时代，保守的政治观念在继续着。领袖们迷惑和欺骗大家，说什么有前途有希望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大概不能真正在生活中实现。我认为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另外的人，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进步运动那样，提出来过有前途的社会理念及纲领。
从现在捷克政坛上的一些代表人物的言论中，我们可以听到这样的论调：以前的体制自然必须垮台，这是由它的本质所得出的。愿望是思想之父。使我很惊讶的是：他们能够说出这样庸俗的话来。体制在它的基本的合理的原则方面，是不会垮台的。遭受垮台的是它的教条主义的，粗暴地被歪曲的理念。
建设新秩序要求一步一步地，有耐心地分析社会的发展，并且在那些没有达到所希望的正面目标的领域进行改革。这是老的向新的，教条主义观念向新的思想的斗争。要求大胆和及时的承认：什么是没有得到验证的，在那里我们犯了错误。这种建设新社会秩序的观念，有的国家的领袖没有掌握好。一切从根本上的改革建议都遭到系统地反对。由此而引起了在过去的二十世纪社会主义阵营的根本上的政治崩溃。保守的领袖及改革派都没有担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社会主义思想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这是需要完整地引进到实际生活中去的。只想有利于强势阶层，而忽视社会大多数的利益，只会逻辑地导致被动和失败。
目前知识界在进行有趣的讨论：在最近将来的什么时候，可以在洲或更广泛的范围内形成这样的局势：能够考虑或者迫切地实施各种所谓的第三道路的方案，从二十世纪的经验中，经过纠正得出的方案。
不要过时的，引起矛盾和冲突的资本主义——也不要教条主义的社会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新的方案能够给“所有人以机会”。这个万能的，有目的的口号在一些考虑现实的政治学家——不仅是他们——中引起怀疑的微笑。其他的预见，到现在还没有产生，斗争和人性折磨正在继续中。
已经老化的资本主义模式加剧着社会中的矛盾和冲突。很遗憾的是我们国家新的领导层选择了这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