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79年，初秋时节的8月，有雨，是那种山乡里的霏霏细雨。猫跳河谷里已经凉爽下来。我接到一封信，小信封，右下角印着《收获》两个手写体的红字。拆开信，信也是用印有“收获”两字的便笺书写的。字迹是陌生的。两三年以后，我才知道这是《收获》的邬锡康写的信。信极简捷，只是以例行的语言通知我：尊作《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已阅，决定刊发于今年的第五六期《收获》。望以后多加联系。不需一分钟，我就把信读完了。但这封信带给我的喜悦、带给我的激励却是重大的。记得是1978年的夏天，我在这偏远得近乎蛮荒的猫跳河畔写完了《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深秋时节，回上海筹办婚事时，我听说《收获》杂志即将复刊，就把小说送了去。《收获》杂志的肖岱对我说：像你这样听说我们要复刊，送稿来的老、中、青作者很多，你拿来的又是长篇，我们人手不多，我们只能按送来的先后顺序处理，你恐怕得耐心一点儿等。我表示有这耐心。1979年元月，在上海办完婚事，我便又回到了山高谷深的猫跳河峡谷，这是个小小的水电站，是我妻子工作的地方。而我那时，仍还是一个知识青年。春天，妻怀孕了。她白天下厂房去上班，我呢，每天坐在石头房子的小屋里，守着一张油漆剥落的三抽桌，书写着新的小说。从4月1日到7月24日，我已写完了一部二十万字的长篇《风凛冽》。一来怕山乡的邮路上有闪失，二来我总还惦记着搁在《收获》的那部小说。虽然我说过我有耐心，可时不时总要想：他们读了我的小说，会不会用呢？这期间我休息了一个星期，陪着妻去赶场，每天买回比往常多一点儿菜改善伙食，和电站上的老少职工下棋、闲聊、打扑克、逮鱼，和妻散步去到附近的村寨，过安澜桥，观溪水飞瀑，采摘野花野果。或者干脆坐在河岸边的石头上，仰脸瞅着两岸的悬崖峭壁，倾听猫跳河谷的流水声拐着弯远去、远去。
从8月1日起，我又开始书写一部长篇小说《蹉跎岁月》。白天妻上班，我埋头写，夜间妻入睡了我拿张报纸罩住灯光也写。每天一节，写得辛劳，却也顺畅。夜半三更，妻翻身醒来，眯缝着眼睛对伏案苦思冥想的我说：“一本交出去了，还没回音。你新写出一本压在箱底。这会儿，第三本又开始了，你总得等等看人家怎么说啊！”
不怪妻这么说。在我的内心深处，我也总在忐忑不安地期待着关于《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消息。
《收获》的信，就是在这当儿来的。这封信鼓舞着我创作的激情。9月底，《蹉跎岁月》写完了。遂而，我又把它交给了《收获》。
第二年，1980年，《收获》上刊登了《蹉跎岁月》。出版社看到了我在刊物上连续发表的三部长篇小说，决定以三部曲的形式及时地出版。
读者诸君一定看出了我还没写下的那句潜台词：我感激《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