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工党的社会主义目标和纲领
工党是社会党国际的成员。同它的一些兄弟党如德国社民党比较起来，英国工党是不太重视理论建设的；但是若同它的竞敌——保守党比较起来，工党对理论建设却重视得多。
工党的理论基础有一个从费边社会主义向民主社会主义的转变过程。
工党在1900年诞生时，并没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和纲领，也谈不上有理论基础，当时创建工党的人也没有明确的建党目的，因此当时的工党还算不上是社会主义政党。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时它只是职工大会在议会中的一个代表机构，目的只是把工人代表选进议会，去争取通过一些有利于工人阶级的立法。
1918年，工党宣布了它的社会主义目标。因为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激发了英国人民向往社会主义的热情。这一年2月，工党代表大会通过了费边社领袖悉尼·韦伯起草的新党章。党章第四条第四款规定党的目标是：“要使从事体力或脑力劳动的工人获得他们的全部劳动成果并享受最公平的分配，从而使生产、分配和交换手段的公有制和可以实现民主管理及控制企业与公用事业的最佳体制成为可能”。同年6月，工党大会还通过了韦伯夫妇起草的党纲——《工党与新社会制度》。党纲中申明“工党要尽最大努力使私有制和被它所毁灭的千百万生命一同埋葬。”同时提出新的社会制度的基础是：为了一切劳动者的利益；实现世界上每个人在物质条件上的平等；广大人民在最大限度民主上参加政治、经济管理。党纲还提出实现社会改造的四项原则：第一，实施“国民最低生活标准”，包括最低工资、起码劳动条件和48小时工作周；第二，工业的民主管理，主要是强调了工业国有化的必要性；第三，国家财政政策的改革，主要是对高收入者征收重税来补贴社会公益事业，征收直接资产税以偿还部分战争费用；第四，剩余财富用于公共福利事业。
1918年的党章和党纲使工党具备了一定的社会主义目标和纲领，同时工党也公开承认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政党。这时的工党，在思想、理论上基本是受费边社会主义的支配。费边社会主义虽然同科学社会主义是对立的思想体系，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但它否定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制度，主张通过渐进的方式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改善劳动者的生活和地位。
1951年，社会党国际成立，在成立宣言——《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中明确提出了要走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又不同于共产主义的第三条道路，即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同费边社会主义有很多共同之点，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英国工党的民主社会主义就是在费边社会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同费边社会主义相比，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因素更少了一些，后者并不主张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而是主张建立一个包含公有制和私有制因素的混合经济的社会。英国工党加入了社会党国际，很显然是接受了“民主社会主义”这面旗帜。然而工党的党章第四条却一直保留下来。一直到1995年4月才加以修改，用混合经济的内容取代了原来的公有制条款。也就是说，工党直到1995年才真正完成了从费边社会主义向民主社会主义的转变。而在这之前，它一直处在转变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它时而转左，时而转右，有时离费边社会主义近些，有时更偏向民主社会主义，摆动的幅度大小完全取决于党内左右两派的斗争情况。
但是不管怎样，工党自1918年以后，一直是一个社会主义政党，一直在为其社会主义目标和纲领而努力。
二、工党的社会主义实践
二战以前，工党虽两度执政（1924年和1929—31年），但由于都是少数党政府，而且执政时间较短，因此它不可能有大的作为，实施什么社会主义纲领。如果说这两届工党政府还有点作为的话，那主要是表现在外交上。1924年，工党政府率先无条件承认了苏联，并带动其他9个西方国家承认苏联，这不仅彻底改变了苏联在外交上的被动孤立地位，而且也是列宁自1920年以来的一个愿望。1926年，工党所建立起来的英苏邦交被保守党政府破坏。1929年，第二届工党政府又作出了恢复英苏邦交的壮举。从外交上的举动可以看出英国工党对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政权的态度。当时的工党是在做一个改良主义的工人政党所力所能及的事情。
英国工党的主要实践活动是在战后三次执政时期（1945—1951，1964—1970，1974—1979），最有作为的时候是战后第一届工党政府时期。
欧洲战场的硝烟平息后仅两个月，英国便恢复了已中止十年的大选。一个极富戏剧性的结果使全世界为之震动。高举“社会主义”旗帜的工党以意想不到的绝对优势击败了“战争领袖”丘吉尔领导的保守党，其得票率和下院议席分别超出对手的8%和146席，成为战后英国的第一个执政党。
英国人民的选择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二战以来社会思潮发生巨大变化的集中反映。
经典的自由主义经济的弊端，早在战前，特别是30年代大恐慌时期已充分表现出来。英国经济在战前已步入了僵滞的泥潭，贫困和失业给整个社会投下摆脱不掉的阴影。二战的破坏，又使全国财富损失约达1／4，出口贸易额减少2／3，英镑的实际购买力仅为1914年的43%，在军队服役和从事军需生产的人数高达900万，为战前的4.5倍。面临从战时转向和平所带来的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坚持传统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政策，显然难以使人产生希望。
另一方面，国家干预政策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在二战期间从实践上得到证明。自本世纪初以来，“国家干预”的呼声日益增强，工人阶级是这一政策的最重要的支持者。他们把国家看作是解决自由资本主义弊端的最重要工具，因而强烈要求国家以“社会公正人”的地位重新安排社会。同时，凯恩斯、贝弗里奇等人也先后从经济和社会的角度论证了“国家干预”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战时，政府权力大大加强，工业实现了空前的集中。按照1914年初的“工业核心”计划，一万余家民用企业中，有3，500多家实行合并。“公平牺牲”的要求在战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体现。工党理论家拉斯基在分析了战时英国社会动向之后曾指出：“我们正处于历史这样一个转折点，迫切需要一份巨大的改革菜单。”不然的话，“革命者对于这些人就会具有一股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工党高举起国有化、公平化、福利化的旗帜，吸引了广大英国选民，为它赢得了用来实现自己目标的第一次实践机会。
国有化和“普遍福利”是工党的主要施政纲领。
国有化纲领对工党具有特殊意义。在英国，19世纪末一些激进自由党人也曾倡导某些行业国有化，但主要是以“经济合理主义”作为出发点。在工党社会主义学说中，国有化则体现出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和对生产资料社会化的要求。这是工党同保守党和自由党相区别的重要标志。
艾德礼政府执政头三年，立即将国有化纲领付诸实践，接二连三地推出8项国有化法案，包括：英格兰银行、煤业、民用航空业、通讯业、国内运输业、电业、煤气业和钢铁业等。除钢铁工业国有化法案因遭到保守党的反对而延至1951年才生效外，其他法案均在议会顺利通过，并于1947—1949年先后生效。国有企业在整个工业部门中的比重达到20%，这些原私营企业中约200万名工人也为国家全部接收。
第一批国有化企业主要是通过高昂赎买而实现的。国家向原企业主偿付了27亿多镑的补偿金。补偿金主要是以国家有价证券支付的。这些证券的持有者每年还可从国家那里得到一笔可观的利息收入。
艾德礼政府留下的是一种“混合经济”模式。无论从工业结构、经济效益，还是资源分配来看，私营企业在这一模式中仍起着主导作用。不过，尽管英国的经济结构并未发生全部改变，政府利用国有企业和财政补贴等手段，对经济的控制能力无疑大大提高了。在政府的帮助下，这些传统工业部门较快地得到恢复。其中煤炭、电力等工业迅速扩展，提供了大批就业机会，在经济和社会两个方面都产生了效益。1947年，英国工业已恢复到战前的水平，而失业率不到2%。但是，这与工党1918年纲领规定的“生产、分配和交换手段公有化”目标仍相差甚远。
社会保障政策是工党社会主义大厦的又一重要支柱。它是“国家干预”思想在分配领域中的延伸。这一套法案包括国民保险法、国民医疗保健法、国民救济法、教育法、住房法等等。社会保障法案本着“—视同仁”的原则，不分等级差异，向所有的人提供同样的医疗服务和“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面保障。
维持这套社会保障制度的资金来自政府补贴、雇主交税和捐款以及个人投保等三个方面。艾德礼政府历行累进所得税，提高最高收入等级纳税标准，降低免税额，仅降低遗产税额一项便使交纳遗产税的人数扩大1／3左右。这些政策对促进社会财富再分配，使其向更加平等方向发展，拯救工人阶级的苦难，缓解社会矛盾起了一定作用，因而受到工人阶级及社会其他阶层的普遍欢迎。
1948年，工党政府首相艾德礼颇为自豪地宣称英国在世界上第一个建成了“福利国家”。按照工党的解释，“福利国家”的内容是：混合经济、充分就业、全面福利和公平分配。艾德礼认为，工党已找到了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模式，“一种把个人自由与计划经济、把民主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的制度”。
工党政府的国有化和普遍福利政策深受英国工人阶级及许多其他阶层人士的欢迎，因此1950年大选，工党再度获胜继续执政。然而此时工党领导核心的成员都年老多病、精力衰退，贝文和克里普斯不久去世；再加党内斗争激烈，使党的威望下降。领袖艾德礼深感通过立法的困难，只好于1951年10月又举行大选。这次大选出现了奇怪的现象，工党虽然得到空前多数的选票，但得到的议席却比保守党少26席，工党只好让出政权，开始了长达13年的在野历史。
从1951到19 64年这13年间，工党连续3次大选失败，其得票率从1951年的48.8%下降到1955年的46.4%，1959年则掉到43.8%。造成这一结果的直接原因是中产阶级的选举动向发生变化，1959年与1945年相比，他们给工党的投票率下降了8%。
进一步分析，工党选举失利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工党的政治对手保守党在战后适时改变政策，其政绩尚佳。战后，资本主义制度由于进行了结构调整，加以新技术的广泛采用，社会发展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促使资本主义在50年代进入“黄金时期”。在普遍繁荣的形势下，英国也保持了缓慢低速发展。这就为“福利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保守党上台恰逢其时，除将钢铁和公路运输等少数部门重新私有化外，对“福利国家”的基本结构没有做大的改变。1950—1960年，英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为2.7%，失业率仅在2%左右。1960年国民收入比1950年增长了25%，各种耐用消费品进入普通家庭。保守党大肆宣扬，是他们使英国进入“丰裕社会”。从客观意义上讲，“福利国家”已很难说究竟是哪一党的专利。
其次，工党失去进一步吸引选民的社会主义目标。从50年代初起，国有化不断遭到来自党内外的非议。资产阶级在接受有限的“国家干预”政策之后，坚决抵制将国有化进一步推进到其他工业领域。仅1950年大选中，私有企业主共建立了400个反对国有化委员会，到处游说，反对国有化计划。
工人阶级对国有化方式也持不满态度。国有化并未直接增进工人的利益，在管理方式上与以往相比也没有多大改善，除个别工会代表进入管理机构外，工人是没有决策权的。50年代初期的社会调查表明，多数工会会员认为国有化是一种失败。而且，一般公众则对国有化企业产生的官僚主义和效率低下喷有烦言。这一政策对选民的吸引力越来越小。
工党在社会条件已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相当长时期内拿不出新的纲领。在坚持还是放弃国有化纲领的问题上，党内争吵不休，削弱了党的威望，直到60年代初，哈罗德·威尔逊担任工党领袖后，才毅然避开这个问题，转而提出一个新的目标，这就是谋求英国经济进一步现代化和更大的社会平等。其手段是“计划化”和教育、科技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