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喜欢、百看不厌的除了两边栏杆的对称铁花板上吉祥的图案外，再就是那令人沉醉的桥头堡。堡高35米，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堡亭【雨亭】为四方八角，上有重檐和红珠圆顶，极显悠悠古韵。堡内有电梯与扶梯供人上下，共有七层，直达公路桥上。大厅之中有建桥英雄群像大型泥塑，供游人观赏和瞻仰，共同追忆那热火朝天、激情满怀的岁月，感触建设者们当年的英雄壮举。
走过武昌的引桥，大桥纪念碑和观景台，它们同样是大桥的一部分。这座纪念碑为工程师陈铁尧设计，11.5米高的纪念碑，圆形的碑身，就是象征着大桥基础的大型管柱--管柱基础钻孔法的重要纪念。碑顶为箱形，象征着震动打桩机伫立在碑峰。纪念碑上刻着毛泽东手书：“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碑座为白色大理石。周围苍劲的雪松，更增添了一种肃穆感、庄严感和历史感。从观景台望去，八个巨型桥墩在汹涌的大江之上挺立，犹如八个神话中的擎天巨人，站立在水中，英勇地经受着江水的冲击。米字型桁架与菱格带副竖杆使巨大的钢梁透出一派清秀柔媚的气象。这个设计者一定是深谙钢铁之美的。35米高的桥台耸立在两岸，然后大桥回旋而下，从晴川阁、龟山、莲花湖、龟山电视塔、古琴台到蛇山、黄鹤楼、湖北大剧院、首义园、彭刘杨路，绵亘连接，像一组交响乐，或者一串珍珠，串起了武汉最美丽动人的景点群。龟山蛇山的历史和现实，前世和今生，终于拥抱在一起，不分彼此。这江城，这长江之上的景色，因了一座桥，而变得更加鲜活起来。
由于两江之隔，武汉三镇曾经各据一方。大桥的建成开创了武汉“三镇交通一线牵”的历史，它为武汉的城市交通奠定了基础：以长江大桥为中心，武汉形成了28公里的交通内环线，环抱三镇45平方公里的繁华城区。不少过去位于城市边缘的地方，比如武昌的武珞路，汉口的武胜路、航空路，早已相继发展成为繁荣的市中心。50多年后，这座因桥而兴的城市，已经建成7座长江大桥，包括在建的和两条地铁线，武汉将有12条过江通道。城市的新格局还将继续改写。武汉长江大桥改变的不仅仅是城市的格局，还有这个城市的文化。谁能知道，过去武汉三镇口音是完全不同的，可如今仅凭一个人的口音来判断他究竟是武昌人、汉口人还是汉阳人，已经不可能了；大桥通车之前，武汉三镇不仅在地理上处于分离状态，说话差异非常大，可谓各有千秋：汉口话里带着浓厚的黄陂腔；汉阳话的尾音向上飘；武昌话被称作“西南官话”，四平八稳是它的发音特点。大桥建成之后，三镇之间居民的流动迅速频繁起来，随着几十年来的融合和武汉城区外围的不断扩大，现在除了远城区如江夏、东西湖等地的居民口音还保留自己的特色之外，三镇居民的口音基本上已经一致。
大桥建设时和建起后，这座桥和武汉，简直成为了一个世界的圣地，新中国的样板工程，全世界来此“朝圣”的络绎不绝。在一份档案里我看到，施工期间，大桥方面就接待了外国友人3800人，其中西方国家的友人就近2000人，华侨1063人，一般参观者7万多人。来大桥参观的外国首脑有越南的胡志明、印尼的苏加诺、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德国总理科尔、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等，计有150多位。来得最多的是胡志明，先后三次来看大桥，有一次竟从汉阳走到武昌。
那些外国人也好，华人华侨也好，来这里看的就是长江上出现的奇观，它在中国大地上诞生的奇迹和领先世界的造桥技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建桥技术在进入21世纪后，就走在了世界前列。中国人不仅在自己的任何大江大河上建桥，在崇山峻岭中架桥，在大海上建桥，同时还在世界各地建桥。在武汉长江大桥建桥时成立的武汉大桥局，现在就在国内外建桥达1000多座，越南、孟加拉、缅甸、南非、印度、马来西亚、巴基斯坦、澳大利亚、安哥拉、土耳其及香港和澳门地区，都有他们所建的大桥。他们的企业精神就是“跨越天堑”，这来源正是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设精神，毛泽东和新中国人民的奋斗和打拼精神。
这座大桥的成本同时是十分低的，只花了7189万元，占工程预算1.35亿元的一半多一点。大桥累积创造的直接经济效益就达百亿元。有人估算，仅每5年节约的火车轮渡费就可再建一座类似的长江大桥。而间接的经济效益更是无以计算，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的作用也不可估量。
上世纪80年代，大桥日通过火车170列，汽车3万辆；到了九十年代，铁路桥双轨由43公斤有缝钢轨更换为60公斤级无缝钢轨，日均通过火车和汽车流量均翻了一番。进入新世纪后，铁路提速，列车通过量再增，达296列，平均每分钟有60多辆汽车驶过。特别是铁路第六次大提速后，每天至少有10列载重达5000吨以上的重载货车通过。汽车日流量近来更是猛增至10万辆。大桥依然风采依旧，没有不堪重负之感，不动声色地创造着一个又一个奇迹。
这座大桥成为龟蛇二山的新景，武汉三镇的新景，中国的新景，不仅让毛泽东诗兴勃发，而且在那个年代--许多诗人都没写过关于长江大桥的诗的，这也是一个文学奇观吧。郭沫若、贺敬之、田间、郭小川……郭沫若还写过一首长诗来赞颂这座大桥。
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当年的诗人徐迟和许多作家一样，在大桥工地深入生活，现场采风。他的一篇特写写道：“我曾走下围堰去，直到江底，好比走到了海龙王的龙宫里；也曾攀登到最高的钢梁顶上，真真到了云霄，把武汉眺望。”这座大桥就是“雄伟和美丽的宝带，和平和友谊的化身，五年计划的凯旋门，社会主义的旅程碑”……诗人田间唱道：“水库好像银河，蓄起万串珍珠。大桥好像彩虹，架在长江之上。”刘伯承元帅的诗说：“百万雄师南下后，长江千丈大桥横。人民作出空前事，还只远征第一程。”
武汉人有一句老谚语：“黄鹤楼上看翻船。”早年一些人闲来无事，袖手站在高高的蛇山之巅的黄鹤楼上，看着波涛汹涌的长江上来往的船渡苦旅，因无法驾驭自己的命运，在恶水中挣扎而至沉没。这种可恶的看客现在再无缘看到这悲惨的一幕了。
长江上到处是大桥，毛泽东曾经预言的“将来要在长江上修20座、30座桥”，早已经实现且大大突破。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这蛇山上空空的景观也不复存在了，是崔颢目光所止。在白云黄鹤的故乡，楼越修越高，桥越修越多，路越修越宽。长江不是只有一条通途，而是处处通途。南朝宋鲍照在黄鹄矶上曾叹惋：“木落江渡寒，雁还风送秋。临流断商弦，瞰川悲棹讴。”这种悲凉凄怆的场景也不复存在。
在此文将结束的时候，我想到了武汉长江大桥纪念碑碑文的最后几句话：江水悠悠，长桥如画，楚天凝碧，艳阳似锦。
这是建设者们当年的真情流露，真实感叹。就是在今天，这几句如诗的碑文也没过时，也是崭新如初的。江水永远悠悠，长桥永远如画！
【陈应松：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湖北文学院院长】
【14】、《湘中大血脉--韶山灌区纪事》
谭谈纪红建
水给人类带来过欢乐和希望，也给人类带来过痛苦和灾难，一部人类文明史也是一部人类治水史。
--题记
在湖南最让人揪心的是洪涝旱灾。它几乎填满史册。
新中国成立后，饱经水旱灾害之苦的三湘儿女，以改天换地的坚定信心和必胜勇气，开展气壮山河的水利建设，从此翻开了湖南治水崭新的一页。
湖南人以敢为人先的精神，在水利上开始了伟大的实践！
敢为人先的湖南人，在水利上创造着一个个无愧于时代的辉煌：洞庭湖综合治理成效显著、水库建成数稳居全国第一……
无疑，位于湘中的韶山灌区工程更是湖南治水史乃至中国治水史上的一座丰碑！
她灌溉着湘潭、长沙、娄底三个地市的韶山、宁乡、湘潭、湘乡、双峰、岳麓和雨湖七个县【市、区】约2500平方公里范围内的100万亩农田，兼具工业供水、发电、航运、防洪排涝、养殖等综合利用功能，是湖南省最大的引水灌溉工程。
她如同湘中大地的大血脉，全长240公里的主、南、北干渠如动脉、静脉，穿山越岭，一路滔滔；而总长2760公里的支渠则如毛细血管，在无垠的田野上蜿蜒游走，滋润着100多万亩农田，温暖着数百万人的心灵……
2009年的初冬时节，笔者沿着30多年前曾经采访过的足迹，走进了她的身心，走进了她那尘封的记忆，咀嚼着当年那一幕幕激动人心的场面。
泪眼望天河
像湖南这样年平均降水量在1200—1700毫米之间，雨量充沛，雨水较多的省份，她应该只会发生洪涝灾害，怎么会出现严重旱灾呢？但这却是事实。据统计资料显示，1950—1998年的49年中全省累计受灾面积47163万亩，相当于全省水灾受灾面积28832万亩和成灾面积12739万亩的1.6倍。旱灾累计减产粮食298亿公斤，年均减产6.1亿公斤。
干旱是什么感觉？让我们来听听这首曾流传于湖南涟水两岸的民谣：
娘啊娘，
有女莫嫁涟河旁。
天干三日田开坼，
大雨一夜成汪洋。
年年米桶当鼓敲，
谷粮野菜充饥肠。
双双泪眼望天河，
何时才能水流田垄稻谷香？
这首民谣何时开始在涟水旁流传，我们暂且不说，先来听听当地老百姓讲的这个故事：很久很久以前，在湘中丘陵地带涟水近旁，曾有过一个被称为云湖的湖泊。可是，早年的云湖在哪儿？它究竟有多大？因为年代久远，没人见过，一直是个谜！
云湖，给人们留下的只是那动人的传说和对水的极度渴望。
云湖地方没有湖！云湖地方更没有水！云湖竟然长年累月地处在等水、盼水的干旱折磨之中。
水啊，水在哪里？！……
云湖的老百姓遥望星空，倒是天上有条银河，在世世代代遭受旱魔蹂躏的劳动人民心中，只有银河里的水，总是流呵，流呵，千年万年长流不断……
可是，什么时候才能把滔滔不绝的天河水，引到人间缺水的地方来呢？又有谁能用天河水灌满古老传说中的云湖，用来滋润广阔的田土呢？
就这样，湘中人民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盼啊，盼啊，一直在等待着水的到来。而远距云湖地方的涟水空流淌，大自然的水旱灾荒，依旧沉重地压在云湖人民的头上。
在那个年代，云湖的人民又何曾不想要征服自然，战胜灾荒。但连年战乱，人民居无定所，根本就无法同大自然抗争。遇到旱年，云湖一带依旧是涟水远处流，人在山上愁！天灾，给人民带来了苦难，而战乱更是加深了灾难。
我们翻开了地方志，这一页页记载触目惊心，血泪斑斑：
涟水两岸，其中包括云湖地方，从1644年到1949年的305年间，曾发生过31次大旱灾，平均每10年就有一次大旱！
历史无法忘记1934年的那场灾难：那年的5月13日，涟水发大水，河水猛涨，一个晚上涟水两岸一片汪洋，农田稻谷全部被淹没，禽畜卷走，房屋倒塌，两岸农户家破人亡。然而，这场洪水给涟水流域的人民带来的灾难还远不止于此。大水退后不久这里又干旱了48天，稻田颗粒无收。涟水两岸的人们只能含着泪水，携儿带女外出逃荒讨米。当时正是高温高湿的日子，农民饥病交加，尸横遍野，到处呈现凄情惨景。
是哟，涟河里流走的不光是水，还有着用斗量不清的农民号天痛哭的眼泪！
何时能让天河落人间，云湖变乐园！
人民苦苦地期盼着！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了，人们翻身了，水利也开始跟着翻身。涟水两岸的人民熬过了漫长的岁月，游过了浩渺的苦海，终于盼来了希望。虽然此时湖南的水利发展基础相当薄弱，但湖南人民还是义无反顾地积极开展农田水利建设。
新中国一成立，湖南在水利的治理上就先拿涟水开刀，并将涟水流域的水治理列入了第一个五年计划。1950年初，湖南省人民政府指示，由省水电局组队对涟水、涓水流域进行查勘。后来建成的韶山灌区横跨湘江一级支流的涟水、靳江、涓水、紫云河四个流域，以涟水的流域面积最大。灌区的受益面积也大都分布在涟水流域，这个流域面积达7100多平方公里，河长230多公里。从此不难看出，对涟水流域的水治理可以说是兴建韶山灌区的主要原因。
介于当时条件局限，把兴建堤防与塘坝作为急办项目，同时也提出了在涟水中游峡谷建高坝、多目标开发的思路。因此，1951年至1956年期间，涟水流域内小水库、塘坝、堤防等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有所发展，缓解了农业生产用水的部分矛盾，但由于这些设施的规模不大，标准不高，洪涝灾害仍时有发生。
为彻底解决涟水流域水利问题，谋求在涟水中游建高坝可能性，湖南省水利厅再次组队勘察涟水，并于1957年下半年拿出在涟水中游峡谷的水府庙建水库，下游18公里处的洋潭建引水坝，自引水坝分南、北干渠进入灌区的可行性报告。
中共湖南省委于1958年批准水府庙水库和水府庙灌区的兴建，当时这个工程叫水府庙灌区工程。同年9月，水库大坝破土动工，第二年9月基本建成。而水府庙灌区工程，仅完成砌石引水坝170米和船闸的一闸首。间断地开挖了部分渠段。遗憾的是，由于国民经济困难等原因，于1960年被迫下马。这次开渠，投入了不少人力物力，不但没有发挥灌溉效益，反而挖坏部分农田设施，对后来修建灌区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到了1964年，湘中地区扩种双季稻，需水与缺水的矛盾更加突出。同时，经过三年困难时期，中央调整了经济政策，经济有了较大好转。此时，群众生产积极性高涨，迫切要求重修灌区渠道，促进农业稳定高产。
一时间，修建韶山灌区工程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该上马了
对于湖南需水与缺水的矛盾，省领导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1907年出生、经历过战争血与火洗礼的张平化举止严谨，神态安详而沉着，特别是他那双眼睛总是带着沉思的神色，总给人以严肃、老练、精力充沛的感觉。他是三年困难时期的1959年下半年从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调到湖南担任省委第一书记的，也可以说是受命于危难之际。
虽然韶山灌区工程的修建是一种历史必然，但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却是正式修建的导火线，而张平化正是这个点燃导火线的人。
从1961年下半年起，湖南省的国民经济开始好转，1962年农业获得了丰收，1963年全省是一个较好的形势。尽管当时形势较好，但张平化还老是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