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贤人孟子说，“民归之犹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比喻民心似流水，谁也无法抵挡。是的，就是民心向背决定了国民党败走台湾共产党执掌大陆政权。然而，民心不可抵挡，流水却是必须要抵挡的，北江洪水为害两岸百姓多年，人民政府如果不抗洪，那还叫什么“人民的政府”？毛主席在开国大典上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面对洪水，也要站直了身子别趴下才是--那些敌视新中国的西方国家正等着看笑话呢。荀子对政权与人民的关系，给后人留下了发人深省的警句：“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老子呢？他既说“天下莫柔弱于水”，又看到了水“莫能御之”的力量。所以，党和政府一声令下，人民解放军立刻跑步上了险象环生的大堤。
对于祖祖辈辈生活在北江两岸的老百姓而言，看到那些家乡远在千里万里之外的解放军官兵都来为他们抗洪抢险，不惜牺牲自己年轻的生命，自己岂有坐视之理？于是，一时间，“抗洪去”的呼声响彻了北江两岸。
1950年5月，北江大水，洪水汹涌而至。
新中国成立后，在河套地区治水颇有心得的原国民党将领傅作义将军任水利部长。在他的带领下，全国各地都对治水作了准备。位于两广地区的北江流域，虽然刚刚解放不久，但新政权在老百姓心中的威信已经初步确定，尤其是看到省政府的官员都亲自到江边查看险情，沿岸的群众感受到了来自领导层的关怀，于是纷纷组织起来抗洪抢险，保卫自己赖以生存的家园。
这一年的洪水相比较历史上的特大洪水，其实并不算大，但位于三水县的芦苞涌九曲围，仍然被洪水冲出3个漏洞。守护在河堤上的人们急了，因为堤围一旦有了漏洞，水的冲力会将漏洞越冲越大，最后撕开整条堤围，从而导致洪水外泄，危及岸边的村庄，危及刚刚在新生政权下获得新生的父老乡亲。可是，滔滔洪水，还不时泛着漩涡，谁敢下水去查看具体的漏点，那会被漩涡卷进激流从而丢掉性命的呀。在人们的惊惶和犹豫中，一个身影“刷”地一下投入水中。谁落水了，有人惊呼。有那看得清楚的人说，是黄耀芬跳下水了。于是，大家都把焦急的目光投向在水中拼搏的那个身影。水流太急，黄耀芬抱着一块石头才沉到水下。等到黄耀芬在浑浊的水面上冒出头来时，她告诉了大家一个好消息，她在水下摸到了具体的漏点。于是，岸上的人将预备好的材料推下河，黄耀芬再次潜到水下，堵住了漏点。最后一次堵漏成功后，黄耀芬被水冲得偏离了河岸，在众人的惊呼中，她奋力游到岸边，被岸上的乡亲们拉上岸来。
过去的英雄--譬如治水成功的禹，都是传说中的人物，谁也没见过；而那些在枪林弹雨中冲杀出来的英雄，一般人又做不到；而黄耀芬这位农民兄弟自己的英雄，却是在父老乡亲们的亲眼见证下产生的。黄耀芬的勇敢，就此传遍了十里八乡。这年9月下旬，黄耀芬出席全国劳模会议，被评为全国十大抢险英模之一。
然而，仅仅是在不足一年前的1949年7月，那次洪灾却没能被阻止。当时，西江出现大范围暴雨到大暴雨，主、支流柳江、红水河、郁江、桂江普发大洪水，西江干流出现五十年一遇大洪水，红、柳、黔三江平原、浔江、西江及西北江三角洲遭受严重水灾，桂林、柳州、南宁等城市被水淹，梧州市受淹达半月之久，市区沿江道路水深达5～6米，全市90%以上房屋淹没在洪水之中。据统计，两广灾民达370万人，又是一次哀鸿遍野的大灾难。那时，国民政府根本没人出面来管这天灾，国民党官员们纷纷忙着转移自己的家产--解放军已经打过来了。即使不考虑解放战争的影响，国民政府在相对和平的年月也甚少过问洪灾的事情，“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们基本采取的是听天由命的做法，当然灾后下乡催粮催税抓丁的事却毫不放松。
经历了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人们，再比较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对治水的大力投入，感受真是“新旧社会两重天”。
水，既是造福人类的天使，同时又是荼毒生灵的恶魔，所以古人常将祸国殃民的女人贬为“祸水”。中国最早有记载的治水活动始于尧帝时期，其时夏部落的首领挺身而出，于是便有了后来的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典故。
“善治国者，必先除其五害，五害之属，水为最大。五害已除，人乃可治”。古之圣贤，早已明了治水与国家安定的辩证关系。而新生的人民政府，更将治水提到了议事日程上予以重视。
但是，人民政府可以赶走腐败透顶的国民党政府，人民军队可以打败八百万国民党军队，治水却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不是靠三年解放战争就能打得赢的。因为，发洪水是老天爷的事情，基本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那位在北京中南海里办公的领导人说过一句俏皮话来形容难以改变的事物，“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所以，抗洪治水，就成了一场持久战，比八年抗战还要漫长得多的持久战。
继1950年北江群众战胜洪灾之后，1951年，北江再发洪水。仿佛老天爷要刻意来考验一下新生的人民政权在人民群众中的组织能力和威信。
1951年的洪水是建国初北江出现的较大洪水，石角站水位最高达12.44米，仅次于有记录的1915年、1931年洪水。但是，群众抗洪积极性高涨，大家纷纷上堤守护，爷孙同行、母女做伴的情形十分常见，这让那些随着解放大军从北方打到广东的干部们，感觉仿佛仍在北方作战一样，那时的百姓用小轮车装着物资千里支前，硬是用手推出了三大战役的胜利。
这一年洪水来得很早。4月2日当清远洪水位达13.79米，石角上游的清西围溃决，淹田26万亩。决口在花塘段，当时该围下游尚未封口，入水后从漫水河流出对石角水位有所降低。由于石角堤段险情至为紧急，花县群众纷纷出动，或步行或划小艇沿国泰水、乐排河至石角支援抢险。
1955年，石角洪峰水位达12.45米，比1951年还高1厘米。此时，北江大堤经过全线培修后，堤身已加高培厚，但由于堤基地质不好，洪水到达后大量出现渗漏、管涌、冒沙等现象，堤内坡脚牛皮胀普遍发生，情况甚是严重。
然而，这一年北江流域采用了1954年武汉市的抢险经验，采用沙石导流办法取得很大效果。新生的人民政府，在全国各地都组织了大规模的抗洪抢险，边干边学，积累了不少有用的经验。时任省水电厅正、副厅长刘兆伦、魏鉴贤以及总工程师麦蕴瑜，亲临大堤。省里的领导亲自以身犯险，当领导的都不怕死，自己还怕啥？坚守在现场的区、县干部，以及数万群众，受到了莫大的鼓舞，“人心齐，泰山移”，大家共同作战，战胜了此次建国以来的最大洪水。
1959年，洪水再度引发险情。这年6月15日，石角站洪峰水位达12.26米，恰遇西江亦发大洪水，情况比较恶劣。而当时北江大堤加建的堤顶防浪石墙尚有西南附近堤段未完成，形势十分危急。此时，得到广州支援的建筑队工人，赤膊上阵，挥汗如雨，连饭都顾不上吃，争分夺秒，终于赶在洪峰来前抢筑完成。
工程完工后，建筑队的工人们都累瘫在工地上。然而，洪峰到来的消息一到，工人们立即爬了起来，打起精神准备护堤抗洪。
此时，中共华南局、广东省委的主要领导陶铸同志，率队来到了堤上视察。这位“不吃辣椒不革命，不吃辣椒不是湖南人”的湖南籍革命家，亲自指导抗洪。陶铸的出现，就像定海神针一样，稳定住了人心。
此时，堤上险情仍以渗漏、管涌、牛皮胀等的出现最为普遍，石角、芦苞、黄塘3段比较紧张，但是由于抢险队伍已掌握了治漏、导渗、固堤的操作技术，贮备有充足的抢险器材，抢险及时，而解放军和广州市工人队伍又及时支援，人心非常稳定，大家都有信心打赢这场抗洪战。尤其是陶铸同志的出现，更是鼓舞人心--那么大的领导都不怕，我们怕什么？抗洪的群众这么说。
1961年6月，西、北两江同时发洪，14日，省委书记处书记林李明、省水电厅副厅长李泽民，前来北江大堤检查防汛工作，并在三水县召开了西、北江防汛战地会议，部署防洪抢险工作。这些年来，河流边的群众已经习惯了在洪水到来时见到省里的领导，他们已经不会像解放前一遇洪水就只有四散奔逃了，因为他们知道，人民政府绝不会见死不救，共产党的官就是人民的公仆，哪里有危险，共产党员和解放军就会出现在哪里--他们都是些用特殊材料制作的人。
1964年6月16日22时，石角洪峰水位达13.18米，比1959年洪峰水位高出0.92米，北江下游崩了大塘围、五安围、安乐围、东洲围、迳口草塘围共决口23处，受淹3万余亩【在石角洪峰出现后崩决】。
这次洪水使北江大堤上游堤段抢险异常紧张，石角下灵洲段堤内坦地管涌蔓延广阔，其他堤段亦以此类险情较为普遍，一眼望去，黄水浩荡，让人心里颇不好受。抗洪治水是一场持久战，最终的胜利不知何时才能到来。林李明副省长两次到石角巡视，他回到广州无法入睡，深夜2时又回到石角检查防洪工作。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和平时期的军队，更体现出“人民子弟兵”的特色，与人民群众休戚与共、同甘共苦。到北江流域抗洪抢险，是广州军区部队“不是战争的战争”，他们做到了哪里有险情，哪里就有国防绿的身影。
1968年6月，西、北江洪水并发，北江暴雨中心在连江口一带。6月9日8时，清远水位8.71米起涨，26日4时洪峰水位15.85米，形势危急。这次洪水是建国以来北江最高水位的一次。
洪水期间，正值“文化大革命”，西江至梧州高要一带武斗风至盛时，广州运高要的防汛草袋中途被抢去作堆筑武斗工事，一时电讯中断，梧州水情只好由省防总通过广州军区司令部取得，洪峰预报得以及时发出，但也对抗洪抢险影响很大。好在部队没乱，部队若是乱了，后果不堪设想。军区司令部那些将军们，听说“造反派”居然抢了防汛用的材料，气得恨不得带着部队用冲锋枪把“造反派”给突突了。
面对灾害，抗洪第一，将军们强压下心头的怒火，亲率部队上了北江大堤。这些从战火硝烟里摸爬滚打出来的将军们，总喜欢跟年轻的战士们到第一线去战斗，害得他们的参谋警卫人员一个比一个紧张。
这次洪水，部队上堤4000人，并带上无线电通讯设备、运输汽车等及时前来支援。而广州市则出动米业工人400人，大拖渡3艘及装有三四百匹马力的拖头及其他船只数十艘。大堤防抢期间，广东省副省长林李明乘部队的炮艇数度巡视，指挥防抢。关键时候，人员数军人最有战斗力，装备也是部队的最管用，地方党政官员们只要一看到部队到了，心里就放下了一块大石头。
这场抗洪斗争，参加抢险的解放军部队及广州市工人自始至终斗志顽强，大大增强群众防抢的信心。部队的士兵说：“上级派我们来，即使堤崩也要抢回来。”部队发扬了革命战争时期的光荣传统，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
部队不打无准备的仗，因为民兵熟悉情况，部队采取与民兵共同配合巡逻的方式，加班加岗监视险情，发现险情及时抢险，行动迅速。在清远、三水、南海3个指挥分部以及广州市、佛山地区、韶关地区均派员进驻大堤。此次洪峰持续时间长，北江大堤前后方共出动30万人，恰似打了一场大战役。
外围经历了此场洪水，据统计，清远决堤18条，影响人口10万人，农作物受淹12.7万亩。英德县受灾农田21.7万亩，县城老市区全部受淹浸。韶关市区淹没三分之一，沿江仓库被淹，损失很大。因西江洪峰影响，西、北江下游三角洲有19条堤围漫决，受淹农作物约7万亩。
如果没有解放军上堤抢险，此次洪水的灾害将严重得多。关键时候，部队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1982年，北江再度发生洪灾，部队又一次成为了抗洪抢险的主力。
1982年5月中旬，北江中下游降大暴雨，北江支流连江、滨江、绥江等发生建国以来特大洪水，清远、英德、阳山、四会、怀集、广宁等县遭受严重的洪水灾害，连江中游水位超过历史有记录以来最高水位。
5月12日7时石角超过警戒水位【10.5米】，并在1天内涨3.13米，为紧急应付这次来势迅猛的洪水，北江大堤防汛指挥部进行了紧急动员和部署，省党政领导极为重视，副省长杨德元和省农委申田副主任、省水电厅李国副厅长等亲临大堤指挥，加上县、公社、大队各级领导均在场参与指挥战斗，组织当地社、队防汛队伍。
最关键的是，全堤还有解放军部队并配备20多辆汽车参加战斗，从5月12日起先在黄塘以上堤段巡逻抢险，至5月15日已在全堤铺开。上堤总人数达3734人，其中解放军指战员630名，而更多的部队官兵已经集结待命，随时可以增援抗洪抢险第一线。军民团结，共同防守，严阵以待，一遇险情出现，则以最快速度奔赴出险现场，奋勇作战，确保北江大堤安全度汛。毛主席在论述人民战争的威力时，说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是的，面对滔天洪水，虽然人力不能胜天，但军民团结，照样敢与天斗与地斗。
清远、英德、阳山降雨在400毫米以上，清远站最大降雨量675毫米，江河水位急剧上涨。北江清远站水位15.88米，比建国后最高的1968年洪水位高0.03米。横石站实测洪峰流量18000立方米／秒，仅次于1915年洪水的北江第二次大水。
清远县清西围等84条堤围溃决，受浸农田179万亩。告急！
阳山、英德、清远县城及乡村受淹，60万人被洪水围困，无家可归。告急！
京广铁路清远路段多处塌方，交通中断。告急！
告急的电话铃不断响起，电报雪片般飞来。
与此同时，杨德元副省长带领工作组驻守北江大堤，省委书记任仲夷、省长刘田夫到清远、英德灾区视察，指导抗灾和重建家园。
抗洪到了拼刺刀的关键时候了，部队上！
于是，人民解放军的陆、海、空三军一起出动，像进行一场大战役一样，组织抢救被洪水围困的群众，空投干粮……在那被洪水围困的“孤岛”上，绿色的军装像一簇簇绿色的火苗，给走投无路的人们带去了生的希望。
一个被困在“孤岛”上的孕妇，早产了。新生的婴儿在滔天洪水中哭来了解放军，于是母子俩都被救到了安全地带，然后被紧急送进医院。孕妇保住了，孩子保住了，这个幸运的孩子从此便有了一个名字，“洪军”。
1994年，初夏蝉鸣，泥土散发着梦一般的清香。夏荷绽放，江边乡舍奏响着欢快的渔歌。这一年，邓老伯与老伴将他们经营了大半生的渔船转手卖给了别人，俩人计划着上岸后好好享一下清福，过上“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写意生活。然而，一场突然而至的洪水，彻底地粉碎了这个甜美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