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孕育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正如尼罗河孕育了古埃及文明，恒河孕育了古印度文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孕育了古巴比伦文明，黄皮肤、黄色人种的中国人也与生俱来地对他的母亲河、他的生命之河--黄河，充满着痴情的热恋和近乎崇拜的敬畏。
或许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对一条河流有着如此复杂的感情，如此地爱恨交加和如此地既依恋崇拜着她，又那么千方百计地想要改变她！这种情感，就是龙的传人流淌在血液中的一种“黄河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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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以后政治中心东移，北宋建都大梁，江淮漕粮也就没有必要再西运关中了，三门峡作为东西漕运的大动脉日渐失去了它的重要性。但黄河水患此时却也开始直接威胁京都。为了治理愈积愈厚的黄河泥沙，保住繁华的大都市汴梁，北宋王安石曾经发明“混江龙”，在黄河水面上来回穿梭，搅起积沙，疏通河道。但那只是一个梦而已。
真正让三门峡重回世人视野的，不是别人，却是因黄袍加身落了个千古骂名的袁世凯。此时，从十九世纪后半叶起，西学东渐，中国人从西方学习到了新的科学技术，以往对黄河的利用仅限于漕运或修渠灌溉，这时也发展成为修建水库，集蓄洪、发电、灌溉为一体的综合开发利用。1912年民国初立，就有水利专家向当时的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建议，在三门峡截黄河而根治水患。袁世凯大概也非常想在治黄问题上有所作为，建立一番千秋功业，于是成立了治黄机构，三门峡水库工程便是其治黄的主要构想。但不幸的是，黄袍加身的袁世凯很快便葬送了自己，也葬送了治黄的事业……
袁世凯之后，又一个想在治黄问题上大做文章的人是蒋介石。
1938年，国民党政府为抵挡日军侵略，掘开花园口“水攻”，一举酿成巨祸。此举引起黄河大改道，受灾面积达54000平方公里，受灾人口1250万人，死亡89万人。造成赤野千里，饿殍遍地，城郭破碎，满目疮痍。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个造成花园口大决口的始作俑者、这个千夫所指的“独裁者”蒋介石，似乎也逃脱不了这种“黄河情结”。就在他掘开黄河大堤的前后，干出这桩令人发指伤天害理的丑事恶事的前后，1935年，1946年，独裁的蒋介石以国民政府的名义先后聘请了挪威人安立森、美国人雷巴德等外国专家，先后两度查勘黄河。安立森在实地查勘了黄河干流的潼关至孟津段以后，向国民党政府提交报告说：“就地势言之，三门峡诚为一优良库址。”建议在三门峡修建一座拦洪水库，以控制黄河下游的洪水。据史料记载，这个挪威人，是中国近代水利史上提出修建三门峡水利枢纽的第一个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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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安立森不谋而合，同样对在三门峡修建蓄洪水库情有独钟的第一个中国人是李仪祉。这位中国近代著名的水利专家时任国民政府黄委会委员长兼总工程师。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是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最兴旺的时期，盛世兴修水利，这时期国民党政府的治黄工程又鼓噪了一阵子。李仪祉怀抱救国济民的热忱，辛辛苦苦地勘测黄河，绘制草图，雄心勃勃地想要大展宏图。可是，治黄必经山东和河南，山东军阀韩复榘和河南的石友三，一心只在搜刮民脂民膏，扩充地方势力，而蒋介石此时也在忙于围剿红军，没有谁的心思真正用在治理黄河上。李仪祉壮志难酬，无门报国，空对着滔滔黄河水自叹生不逢时……
此时，故乡人找到了他。
李仪祉是陕西蒲城县马湖乡人，他的蒲城老乡杨虎城将军此时正主政陕西，时任国民党陕西省主席。1929年陕西关中发生大旱，饿殍遍野。引泾灌溉，急若燃眉……杨虎城将军深知李仪祉的水利才能与天才，经过同是陕西同乡的于右任先生的牵线，盛情邀请李仪祉回陕，派专人专程到河南把李仪祉请了回来，并当即任命他为陕西省政府建设厅厅长。李仪祉先生得知家乡有难，黎民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辗转饿死成千上万人，既报国不成，就想惠泽乡梓，于是临危受命，毅然决然地挑起在郑国渠遗址上修泾惠渠的千秋重任。在他本人的亲自主持下，此渠于1930年12月破土动工，数千民工辛劳苦干，历时近两年，终于修成了如今的泾惠渠。1932年6月放水灌田，引水量16立方米/秒，可灌溉60万亩土地。
除了泾惠渠，李仪祉还为陕西贡献了至今仍在丰泽乡梓的洛惠渠、渭惠渠等。涓涓水流在李仪祉故去半个多世纪后仍滋润着关中的沃野千里……
历史让人感慨。
历史让人深思。
三位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陕西人，于右任、杨虎城、李仪祉，相遇在了一个特殊的历史时空中，完成了一个对陕西关中百姓而言造福千秋万代的水利工程，谱写了一段水利佳话。
而越过浩渺的两千多年，在陕西，在古秦国的故土上，当年被韩王派做“间谍”的郑国，因了彪炳史册的郑国渠，郑国与李仪祉，也相遇在了历史蔚蓝色的天空上……
郑国不说，郑国完成了郑国渠应当说夙愿以偿。秦始皇借此强秦，完成了扫六合统一中国的伟业，郑国已死而无憾。但李仪祉不同。李仪祉怀抱的不是强秦之梦而是强国之梦，他是要完成根治黄河水害的梦想的，对他而言，治黄才是他的屠龙之志。屠龙之志未了，李仪祉就夙愿不偿，终至抑郁成疾，不幸病殁。死前，这位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水利专家都因未能根治黄河而引为恨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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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李仪祉绝对没有想到，他建议的坝址在他死后二十三年--李仪祉死于蒋介石掘开花园口大堤的1938年，三门峡大坝建成于1961年--由共产党人替他付诸了现实。当然，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三门峡大坝的建成，会对他那么钟爱的关中沃野、那么深爱着的故乡，纵横交错着他的青春血脉、流淌着他殷殷血液的八百里秦川，带来一场几乎是大伤元气的深刻灾难--他的数以几十万计的故乡人为此而饱尝颠沛流离之苦以及深及三代人的赤贫和苦难……
李仪祉是陕西省蒲城县马湖乡人。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叶，我为三门峡水库大坝而去采访三门峡水库移民--名称叫“三门峡陕西库区移民”、也就是我所称的“黄河大移民”的移民时，到过李仪祉先生的故乡，蒲城县马湖乡。到了这里，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马湖”，尽管有一个美丽的字眼“湖”，却是一个令秦地农民谈虎色变的著名旱原。陕西民间流传着一句民谣：“龙山马湖，渴死寡妇。”民谣一言以蔽之地概括了这个有着“湖”字的地方恰恰是陕西远近闻名的最缺水的地方。当地农民告诉我，这里十年九旱，水源极其匮乏，井深一百多米也打不出一桶即便是黏稠的黄水。要买水，得越过县界，到毗邻的白水县去买，往返二十多里。要挑水，得到最近的一条河洛河去挑，往返还是二十多里。二十多里翻山越岭买回来或挑回来的水，那是比金子还珍贵，它是活命的水，人饮尚且不够，土地的干渴就更可想而知了。我奇怪这句民谣里的“渴死寡妇”，为什么偏偏渴死的就是寡妇呢？
人说，因为寡妇没有男人去为她买水或者挑水。
龙山马湖，“龙山”是在紧紧毗邻着蒲城的陕西白水县。从民谣里得知，白水县的龙山和蒲城县的马湖，那是一片著名旱原，一片黄土高坡沟壑区。谁能想到，恰恰是从这片能渴死寡妇的旱原上，走出了近代中国最著名的水利专家！遥想当年，当李仪祉在上世纪初告别故乡、踏上德国的土地进行深造，并且选择了水利专业的时候，年轻的李仪祉的心里大约是装着故乡的那一片旱原、那一片会将寡妇渴死的干渴的土地……
我后面还将说到这片干渴的土地。
因为我一生中一次灵魂的颤栗就发生在这里。从前从来没有想到、没有见到、没有听说过的黄河移民的苦难故事就发生在这里。但我还必须提前声明，虽然没有见到过李仪祉先生关于选址在三门峡修建水库的报告，但后来家乡人的苦难却肯定和李仪祉先生无关，李仪祉先生在九泉之下也不必为自己当初的建议负疚。因为水库和水库概念不一样。挪威人安立森和李仪祉建议在三门峡修建的是一座“拦洪水库”，也就是“蓄洪水库”，目的只是为了控制黄河下游的洪水--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和区别，此水库和日后果真建成的被誉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人最伟大工程的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的三门峡水库，有着几乎是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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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立森等人之后，四个美国人于1946年12月至1947年1月乘飞机考察了黄河流域全貌，并且随后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了治黄方略。美国人认为，修建水库的首要任务是控制黄河下游的泥沙和防洪，而不是发电--美国人的这个认识，可以说，和安立森、李仪祉是“英雄所见略同”。首先是防洪、蓄洪、拦洪。不是发电，也更不是后来有些人忽发奇想的所谓“航运”--在古时候，就是经过三门峡的“漕运”。美国人进一步论证说，他们认为在三门峡建库发电，对陕西潼关以上的农田淹没损失太大，又是日后无法弥补的。如果非要有一个急功近利的目标，在三门峡建库发电的话，那么，他们建议国民政府将坝址改移到三门峡以下100千米处的八里胡同，这样就可以避免淹没陕西的百万亩良田。
应当说，这的确不失为一个科学的建议和方案。
这是自有民国政府以来，自袁世凯以来，第一次有人否定了选择三门峡修建水库大坝。也是第一次有人非常郑重地提出了黄河泥沙问题。--这个日后确实影响到三门峡大坝命运的致命的泥沙问题。
仅仅六年以后，苏联人来了。
苏联人和美国人仿佛天生是一对冤家对头。他们争霸于太空航天、争霸于核武器，这时，他们又争霸到在中国的黄河上修建一座水利大坝的纯技术问题上。不过此时，中国已经是“换了人间”。中国的五十年代初叶，美国人已随着国民党政府的溃败退居于台湾岛一隅，退居到了中国正在发生的历史剧目的厚重帷幕的背后。属于帝国主义的美国在中国大陆没有了发言权，而同属于社会主义营垒的“伟大的盟邦苏联”【副总理邓子恢报告中语】愿意援建中国的三门峡工程。1952年5月，苏联专家格里柯洛维奇和瓦果林等人乘坐木船自陕西潼关顺流而下，来到相传公元前21世纪夏帝大禹神斧劈开的三门峡峡谷。上溯到洪荒初开的年月里，曾令鬼斧神工的大禹也不得不使出吃奶的力气才得以劈开的坚硬石质和优良的岩床，将两个苏联人的目光紧紧吸引住了。良久，两个苏联人叹道：黄河实在太伟大了！这样好的水电站坝址，实属举世罕见，可建高坝大坝！
修建高坝大坝的思路，就这样被苏联人提出和肯定了。
修建高坝大坝的思路，也就这样惊世骇俗地横空出世了。
泥沙问题呢？
苏联人几乎不屑于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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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没能让黄河水清。尽管如此，禹在黄河许多地方包括天险三门峡留下了许多“圣迹”之后，最终定格为中国人的一个理想的“圣君”。蒋介石不可思议地动摇在毁黄和治黄之间，更是有大过而无大功。袁世凯更不用说，治黄对他只是昙花一现的一个梦影而已。但禹的形象至少包含了一个民族的理想，上下五千年，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念叨着“黄河清，圣人出”，无奈地叹息着走过了几千年……
历史把这份光荣与梦想给予了年轻的共和国第一代领导人。
一代伟人毛泽东曾说，我们一定要敢想、敢说、敢干，干一番前人没有干过的伟大事业。黄河三门峡水利工程终于在中国人梦想了半个多世纪后的1957年破土动工了。历史记载下了这一页。
出版于1958年的《新知识词典》中有关“三门峡”的词条正好阐释了这样一个光荣与梦想--
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中，计划在这里修建一座最大和最重要的防洪、发电、灌溉的综合性工程。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已在1957年4月13日正式开工了。修建中的拦河大坝高110公尺，底宽121公尺，顶宽32公尺，顶长839公尺。建成后，造成一个面积达3500平方公里，容积647亿立方米的水库，不仅可以控制中上游流下来的洪水，使下游的河水基本变清，基本上消灭下游的水灾，还可以每年发电60亿度，使河南、山东、河北等省4000多万亩农田得到灌溉。一向不能通航的下游，也可以在邙山到海口间790公里长的河道上，行驶500吨的轮船。
这里描述的库容647亿立方米、年发电量60亿度等，正是按照苏联专家设计的正常高水位360米高程所能达到的规模和效益。但是，应当说，这个蓝图已经成为一个永久性的蓝图，成为尘封在纸页上的一幅海市蜃楼图。直至二十世纪末，直至二十一世纪，也不会在中国大地上出现的一个迷人的梦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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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也永远记下了这一天--
1955年7月18日，中南海怀仁堂。
一千多位人民代表倾听了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所作的《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邓子恢副总理庄重地向世界和全中国人民宣布--
只要6年，在三门峡水库完成以后，就可以看到黄河下游的河水基本变清。我们在座的各位代表和全国人民，不要多久就可以看到几千年来人民所梦想的这一天--看到“黄河清”。
邓子恢的话音刚落，怀仁堂里发出海啸般的掌声。一届二次人大代表手臂如林举起，一致通过了这个报告。每个人都感到他们站在中华文明史的一个新开端。的确，这事非同寻常。以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一个大型水利工程，在共和国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上只有过两次：三门峡和三峡。
三门峡为万里黄河第一坝，三峡为万里长江第一坝。这是中国版图上的两条真正意义上的大河。大河的治理和开发对中国的国计民生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而黄河，对中华民族的意义甚至是长江都无法比拟的；因为它自古以来都是一条“害河”。是中国的母亲河，又是中国的心腹之患。
另有一个事实足以说明新中国的第一代领导人对治理黄河的重视。共和国诞生伊始，百废待兴。一届一次人大通过了共和国宪法，一届二次人大即通过了这个治理黄河的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