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最早详细记录了史禄开凿灵渠的地理情况,并高度评价了灵渠修建的技术之妙:“灵渠在桂州兴安县。湘水北下湖南。又融江,牂牁下流也,南下广西。二水远不相谋。史禄于沙磕中垒石作铧嘴,派湘之流,而注之融,激行六十里,置斗门三十六。舟入一斗,则复闸一斗,使水积渐进,故能循崖而上,建瓴而下。治水巧妙,无如灵渠者。”
周去非《岭外代答》对史禄开凿灵渠的工程技术有更详细的描述和解释,并高度评价了史禄本人:“湘水之源,本北出湖南;融江,本南入广西。其间地势最高者,静江府之兴安县也。昔始皇帝南戍五岭,史禄于湘源上流漓水一派凿渠,逾兴安而南注于融,以便于运饷。盖北水南流,北舟逾岭,可以为难矣。禄之凿渠也,于上流砂碛中叠石作铧嘴,锐其前,逆分湘水为两,依山筑堤为溜渠,巧激十里而至平陆,遂凿渠绕山曲,凡行六十里,乃至融江而俱南。今桂水名漓者,言离湘之一派而来也。曰湘曰漓,往往行人于此销魂。自铧嘴分水入渠,循堤而行二里许,有泄水滩。苟无此滩,则春水怒生,势能害堤,而水不南。以有滩杀水猛势,故堤不坏,而渠得以溜湘余水缓达于融,可以为巧矣。渠水铙迤兴安县,民田赖之。深不数尺,广可二丈,足泛千斛之舟。渠内置斗门三十有六,每舟入一斗门,则复闸之,俟水积而舟以渐进,故能循崖而上,建瓴而下,以通南北之舟楫。尝观禄之遗迹,窃叹始皇之猜忍,其余威能罔水行舟,万世之下乃赖之。岂唯始皇,禄亦人杰矣,因名曰灵渠。”
明代欧大任的《百粤先贤志》中专门有《史禄传》,其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对史禄的来历和凿渠后去向有所交代:“史禄,其先越人,赘婿咸阳。禄仕秦,以史监郡,时始皇帝伐百越,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遣禄转饷,凿渠而通粮道。禄乃自阳山道取水源,以湘水北流入于楚,融江为牂牁下流,南入于海,转饷为劳。乃量为矶以激水,于沙磕中垒石作铧,派湘之流而注之融。激行六十里,置陡门三十有六。舟入一陡,则闸一陡,使水积渐进,故能循崖而上,建瓴而下,通舟楫,又利灌田,号为灵渠。于是杀西瓯君译吁宋。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夜攻杀睢。秦乃发适戍以备之。禄留揭岭,长子孙,揭阳令定,其后也。”
清代梁奇通《创建秦监郡史公祠记》将史禄开凿灵渠提高到大禹治水、女娲补天的境界进行了高度评价:“监郡史公禄凿城台山,激湘水西流与漓江合,又穿太史庙山,引流与融江会。于是湘漓合而南北通,融江之名隐矣。厥后马伏波、李给谏、鱼防御、李提点,或导淤疏塞,或筑铧建堤,或高陡易石,或测水盈缩而立天平。历代以来,修治不一,岂无才智之士,类皆循其故道,因时而损益之,终不能独出新意,易其开辟之成规,公固人杰也哉。且水流下,性也。激东流而转之西行,引漓江涓涓之泉,合湘融浩浩荡荡之势,通舟航而沃阡陌,千百年沧桑犹或变更,独灵渠至今利济无穷,水固莫灵于此渠也!溯监郡之智力卓越千古,直可缵大禹之绪而成补天之功矣。”
上述文字确认了如下事实:第一,灵渠为史禄所开凿;第二,灵渠的选址、拦河、引水、通航等系统工程皆由史禄所为,后世修渠之士悉遵其成规;第三,史禄凿渠成功地解决了秦军转饷问题,为秦始皇统一岭南做出了卓越贡献。
中国水利专家郑连第先生著有《灵渠工程史述略》一书,从水利工程专业的角度,认为史禄开凿灵渠至少做了如下工作并具备相应的技术保障:
第一,修建拦断湘江的大坝,即后来的大小天平。因为湘江分水处低于连接渠道另一端的始安水入口,不筑坝拦水,就不可能引水入渠,也就无法沟通二江。灵渠是我国最早的有坝取水工程之一,并且一直保留到现在。
第二,打开了飞来石附近的岩埂阻隔。湘江水位被拦河坝壅高,欲引向漓江,飞来石附近的岩埂像大屏风一样地挡住引水口门,必须打开才能通渠。这一段为石灰岩,有些部分岩石还比较坚硬,现在的飞来石应为开凿后右岸的残留部分,渠底依然可见突起的岩石,滔滔渠水已流淌了两千年,至今这些岩石仍旧棱角突出。在遥远的古代,工具简陋,没有炸药等现代器材,完成这一工程是十分不易的。
第三,开凿城台岭及始安岭的山脚成渠,筑秦堤2公里至今大湾陡处,形成渠道。这段开山工程虽不如开飞来石和下面所列开太史庙山那样艰巨,工程量那样集中,但战线很长,左面是山,右面还要修堤,在技术上要有相当严格的要求。秦堤绵亘3公里,是渠水的依托,如有溃漏,将导致全工程的败亡。特别是南陡至粟家桥一段,堤较高,所受外力大且复杂,稳定性和牢固性都要保证。
第四,打开分水岭太史庙山。这是全渠工程量最集中的一处,起自大湾陡,至始安水口。其中,大湾陡至祖湾陡以下为开山,祖湾陡下到始安水口为平地掘沟,开山部分约长400米,开挖深度有15米以上,断面呈V字形,石质虽不如飞来石处的坚硬,但工程量相当可观,在两千多年前,这样的工程就是十分宏伟了。
第五,浚深漓江上源的有关河道。灵渠自始安水口以下就是漓江水系的天然河道了。开渠之前,这些河道可以季节性或终年通水,但距离通航标准还有差距。从现状看,入渠前的始安水是一条宽不及一米,流量微小的河道,欲使之通航,浚深扩宽的工程量很大。到清水河口后天然流量虽增大许多,但局部整修还是需要的。在这项工程中,以霞云陡上下最难,至今渠底石凸凹不平,岩石完整坚硬,当年的扩挖是何等艰巨,据历史记载,这段渠道的整治一直在进行着。
第六,开挖北渠。有上述五项工程,南渠基本就绪,但没有与之相辅相成的北渠,不但不能通航,也不能通水。北渠虽没有南渠那样多的建筑物和土石方工程量,但渠线的选择却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灵渠开通时,北渠不一定有后来那样面貌,但没有与南渠相适应的形制也是不可能的。
第七,有相应的测量技术。灵渠蜿蜒30余公里,导江开山,使渠道能够通流并达到通船要求,没有相应的较高的测量技术显然是不行的。同时代的都江堰、郑国渠和关中漕渠这些著名的大型工程的出现,都证明这一点。可惜没有留下具体资料。前几年,在大小天平的交点挖出带榫口的石柱一件,柱底面有磨脐形的构造与石制基座相连,可以转动。基石是一块加工过的岩石,人工箭头形尖角大致指向北方。据有关人士研究,这个石柱可能是水准测量支架,上面有缺口可放水准仪器。下面的穿透榫口为转动时穿杠杆所用,其具体功用尚待进一步研究。
秦代开渠上述工程与相应的技术都是必不可少的,由它所体现的工程技术水平,反映了秦代的科学水平。
3.马援开川浚济
唐代莫休符《桂林风土记》最早记载了马援修灵渠的事情。文中写道:“全义县,漓湘二水分流处,相传曰后汉伏波将军马援开川浚济。水急曲折四斥,用遏其节,节斗门以驻其势。”
马援,字文渊,东汉“光武中兴”时期的著名将领。马援是个很有志向的人,“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男儿应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邪?”老当益壮、马革裹尸这两个成语都是他创造的。他又是一个极有眼光的人,第一次见刘秀,就很敬佩,说:“今见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马援深娴韬略,很得光武帝刘秀的重用。
马援修灵渠与史禄修灵渠动机相同,都是出于军事动机,为军事行动提供交通方便。公元40年,交趾徵侧与徵贰姐妹起兵叛汉,占领了岭南65座城市,徵侧自立为王。公元41年,汉光武帝刘秀拜马援为伏波将军,南征交趾。灵渠是马援进入岭南的必经之路。诸多文献记载马援在用兵交趾期间修缮了灵渠。除上面《桂林风土记》引文外,鱼孟威《桂州重修灵渠记》也有关于马援修灵渠的记述:“汉命马援征徵侧而继疏之。”欧阳修等撰《新唐书·李渤传》对马援修灵渠也有记述:“世言秦命史禄伐粤,凿为渠。马援讨徵侧,复治以通馈。”元代黄裳的《灵济庙记》更是开宗明义将马援尊为修灵渠的四贤之一:“兴安灵渠,自史禄始作以通漕。既而汉伏波将军马援继疏之。唐观察使李渤始为铧堤以固渠,作陡门以蓄水。而防御史鱼孟威复增修之。”
上述文献,确认了马援修缮灵渠的功绩。其中,莫休符认为灵渠的陡门为马援所建。
2008年,桂林水利专家伍镇基出版《解读古灵渠之谜》一书,首次提出北渠为马援所建。他根据灵渠铧嘴附近存在的“秦史禄障川处”,证明史禄没有修建北渠。因为“秦史禄障川处”位于分水村前,伍镇基因此结论:“既然此处‘障川’,必然就没有北渠的引水口,此两者是不能并存的。从而可证,史禄没有修北渠。”伍镇基又根据文献中关于史禄“通槽运”与马援“通馈运”的记载,辨析了“通槽运”与“通馈运”两者的不同。所谓“通槽运”是指水路转运,即以水运为主加入短距离陆运,形成水陆驳运。“通馈运”则是全程水运。具体到灵渠,“通槽运”指的是运货船只从湘江抵达兴安,卸货通过一段陆地转运,运至灵渠的南渠,再将货物送到船上,进入漓江水运。而“通馈运”则是指从湘江逆流而上的船只,经过北渠,绕过铧嘴,直接进入南渠,顺着南渠直接进入漓江,中间不经过任何陆地转运。而文献称史禄“通槽运”,马援“通馈运”,恰好说明史禄未修北渠,而是马援“开川浚济”,修建了北渠,实现了湘江与漓江“通馈运”的结果。
上引莫休符文字认为马援创建了节陡门,伍镇基认同了这一看法,并作了具体的说明。他指出,虽然战国时期已经有“水门”出现,但只是做灌溉用,并不适用于通航。马援修建北渠后,创造出为过往船只蓄水、排水而设的搭拼式节陡门。节陡门由陡杠、马脚、竹簟搭拼而成。全部搭接点是触接,关门壅水时受水压力紧接,排水降压,接点由紧变松,最后一锤敲开小斗杠,整个“节陡门”全散,是为陡门全开。伍镇基先生指出:“这样的搭拼式节陡门,开关方便,省时省力,维修简易,更换不难,所以从创造出来一直运用到灵渠航运的终止。历时达1900年的陡闸门模式,世界上只有灵渠才有如此宝贵的古闸门文化。”
4.李渤“铧其堤以扼旁流,斗其门以级其直注”
唐代鱼孟威的《桂州重修灵渠记》专门描写了灵渠年久失修、通航困难的情况。文章写道:“年代寝远,陡防尽坏,江流且溃,渠道遂浅,潺潺然不绝如带。以至舳舻经过,皆同奡荡,虽篙工楫师,骈臂束立,瞪眙而已,何能为焉。惟仰索挽肩排,以图寸进。或王命急宣,军储速赴,必征十数户乃能济一艘。因使樵苏不暇采,农圃不暇耕,靡间昼夜,必遭罹捕。鲜不吁天胥怨,冒险遁去矣。是则古因斯渠以安蛮夷,今因斯渠翻劳华夏,识者莫不痛之。”
公元825年,时任桂管观察史的李渤面对灵渠“渠道崩坏、舟楫不通”的情形,主持维修灵渠。据鱼孟威的记载,李渤修灵渠“铧其堤以扼旁流,斗其门以级其直注,且使溯沿不复稽涩。”明确了铧嘴以及南渠斗门为李渤所修建。
李渤,字浚之,唐穆宗时期,任职考功员外郎,史书称他“不苟合于世”、“守节者尚之”。因为他为人刚直,不同流合污,被贬到广西做地方官。
根据郑连第先生和伍镇基先生的描述,我们可以知道,李渤主要做了这样几件事:第一,将拦河坝做成了人字形,并在其顶点修建了铧嘴,如此才可以平顺地分水,这就是所谓“铧其堤以扼旁流”;第二,修建了南陡门和北陡门,使海洋河三七分派分别进入南渠和北渠;第三,在南渠修建了一批陡门。伍镇基先生具体说明:“在陡渠段以陡门截流,壅水成级状的渠段,代替陡坡浅水直流直注的原渠道流态,以利船舶上下航行。用陡门闸驻水流,创造阶级形的深厚水体,淹没该陡渠段的陡斜浅薄的水体,使浅水变为深水,满足过往船只吃水深的要求。同时,使陡斜的水面转变为阶级状水面,把急流变为缓流。”李渤修建灵渠的结果是“使溯沿不复稽涩”,使灵渠上的船只得以轻松、顺利地通航。
5.鱼孟威为灵渠命名
诚如郑连第先生所说,李渤时的灵渠重修在规划设计上是一次革命。不过,李渤虽然有非常巧妙的规划设计,但却没有完善的施工质量加以配合。鱼孟威在文章中指出:“当时主役吏不能协公心,尚或杂束筱为堰,间散木为门,不历多年,又闻湮圮,于今亦三纪余焉。桂人复苦,已恨终无可奈何矣。况近岁以来,蛮寇犹梗,王师未罢,或宣谕旁午,晦暝不辍,或屯戍交还,星火为期。役夫牵制之劳,行者稽留之困,又积倍于李公前时,转使桂人肤革羸腊,指足胼胝,且逃且死,无所怨诉。”
在这种情况下,公元868年,桂州刺史、桂管观察史鱼孟威又主持了一次灵渠大修。
在规划设计理念上,鱼孟威经过周密调研,认为李渤的规划设计思路非常科学,所谓“李公真谓有新规善养民也”。
鱼孟威在规划设计上继承了李渤的思想,但在施工用料上,汲取了李渤的教训,纠正了李渤的失误。自公元868年9月兴工,至公元869年10月告毕。鱼孟威的修渠工程持续了一年时间。在具体施工过程中,“其铧堤悉用巨石堆积,延至40里,切禁其杂束筱也,其陡门悉用坚木排竖,增至18重,切禁其间散材也。浚决碛砾,控引汪洋,防厄既定,渠遂沟通。虽百斛大舸,一夫可涉。由是科徭顿息,来往无滞,不使复有胥怨者。”
根据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知道,鱼孟威一是整修了铧堤和秦堤,工程完全采用巨石,保证了堤坝的坚固性;二是加固了陡门,增设陡门至18座,选用的都是坚硬完整的木料;三是疏浚河道、渠道。经过这番修整,灵渠终于可以通航百斛大舸,湘江与漓江之间的往来不再阻滞。
鱼孟威不仅在灵渠整修工程上精益求益,而且在灵渠的命名上也颇有心得。长久以来,人们对灵渠无以名之,只称史禄凿渠,或将灵渠称为离水或漓水,直到鱼孟威,才正式出现灵渠之名。他在主持了公元868年的灵渠大修之后,得到皇帝嘉奖,他著文刻碑《桂州重修灵渠记》,记录重修灵渠的原因、经过以及用工用料用时等情况。文章标题直称灵渠,文章开门见山“灵渠,乃海阳山水一派也”,文末还提出了“人称万物之灵”的观点。一篇千字文,三次出现“灵”字,足可见作者对“灵”的推崇,对灵渠命名的大有深意焉。
6.四贤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