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达权去世后不久，中直机关党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滔滔长江接纳了这位“三峡之子”最后的拥抱--姜达权的骨灰撒在了大江之中，撒在了他曾经吃过无数顿香甜“三峡饭”的中堡岛上……
王作秀同样不知道这一切。那时，她已是80岁的农家老妪，但依然是一个身体硬朗的期待看到“高峡出平湖”的老妪。
几年后，有一天晚上王作秀独自坐在门口听着长江的涛声--老人已经习惯在吃完晚饭别人看电视的时候，以自己的方式欣赏自然的美妙音乐。突然，她听到岛上有锣鼓声，后来岸上的不少人也划船上了她的岛。人们边歌边舞，那喜庆劲儿跟当年庆祝新中国成立的情景差不多。
“啥子？三峡水库真要建了！真要在我们这儿建大坝啦？！”王作秀终于明白了：原来大伙儿是在庆祝全国人大刚刚通过的关于三峡工程正式上马的决定呢！
“喜事儿！喜事儿！”王作秀迈开小脚，跟着大伙儿一起欢呼起来。
后来不长时间，就有干部上岛来动员她家搬迁，说三峡工程马上要动工了。
“搬！咱不搬大坝建哪儿呀？总不能建我们头顶上嘛！”邻居有人舍不得搬，王作秀出来说话了。“老寿星”都有这么个觉悟，谁还有啥子话可说？搬！
中堡岛的居民们便成了百万三峡移民中的第一批移民。只是他们搬得并不远--从江心岛搬到了大坝工程“红线”之外的那个山坳上。
“你瞧--我这儿就能看得到大坝！”95岁的王作秀听说我是从北京专门来她家采访她的，高兴地从屋里走了出来。老人是个很爱面子的人，见我手里拿着照相机，便转身回屋穿上一件干净的花格子衬衫，然后乐呵呵地跟我聊起那令人神往的中堡岛曾经发生过的一幕幕往事。
“光荣哟，光荣。我见过周总理，还见过李鹏总理，大江截流合龙那天，李鹏总理还请我上观礼台呢！江泽民主席也见到了。光荣啊！”95岁的王作秀耳不聋，眼不花，还独自起居开伙。
“我有一个月60元的补助，国家对我好着呢！我要活到大坝建成那一天……”她满怀深情地对我说，然后掰着手指算道，“还有六……七年，那时我都102岁了。哈哈……你信不，我能活得到……我知道的三峡工程的事比谁都多，你信不？”
“信，信信！”我在向这位可敬的“三峡见证人”点头时，眼眶里直发热。
这就是我看到的第一位三峡移民，一位我所见到的百万移民中的“老寿星”。95岁高龄了，她依旧坚持与儿女分而居之，独立操持家务，还时常帮助儿女掰包谷，到地里拔草……这位可敬的老移民为了实现她一生的“三峡梦”--那个属于三峡大坝人独有的“三峡梦”而顽强地显示着我们常人所不能完成的漫长的生命历程，辉煌而壮丽的生命历程！
下部
该上马了！
在中国，谁忽略了长江，谁就不可能成为这个国家和民族的主宰者，因为长江主宰着大半个中国兴与衰的命运。
谁读懂了长江，谁就掌握了中国的命运。
1989年7月21日，这是一个并不特别的日子，但这个日子对长江三峡的命运却意味深长。
在这个日子里，刚刚经历了一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风波的中国心脏北京，尚处在飘荡不定的非常岁月。按照常规，国家最高领导者恐怕不会在这种情况下，离开自己的政权中心，去关注其他什么事。但中国在20世纪末的最后十余年里崛起了一位政治领袖，他注定要做出非凡的举动。
这一天，新任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离开了北京中南海。
就当时的形势而言，他的每一个细微行动都显得特别重要，因为国际上所有的敌我势力都在关注着他的一举一动。
有人猜测他去了上海，也有人猜测他出访欧洲或者美洲，但这些地方他都没有去他作出了一个人民领袖的明智决定。
他先是参观葛洲坝工程，接着又考察了三峡大坝坝址，查看荆江大堤。在从沙市顺江而下的船上，他详细听取了关于三峡工程的专题汇报；到武汉，又参观了三峡水库泥沙模型试验。4天时间，江泽民总书记边看边听边问，从三峡工程效益到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案，了解得非常具体。
江泽民总书记到了长江三峡。
这是一次没有公开报道的行动。就当时的政治局势而言，为什么首先选择了长江三峡，而不是别的地方？尽管人们可以作出这样或那样的想象和猜测，也可以说有这样或那样的意味深长的政治含义，但有一点在今天我们可以肯定：那就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总书记一走上人民领袖的岗位，就显露出了他那卓越的政治远见和治国之道。
巡视长江三峡的意义，在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开始感觉到了。而且可以肯定，随着岁月的继续延伸，我们所能认识的远大意义会越来越明晰和深刻。
该上马了，几代人的伟大梦想，到我们这代人手里该变成现实了！三峡人民该有一种实实在在的企盼了！4天的实地考察后，江泽民总书记说了这样一段非常肯定和坚毅的话。
他心中装的最多的还是邓小平理论。发展是硬道理。中国的事只有靠发展经济，才能有真正的出路。
长江三峡就这样沉甸甸地装在了江总书记的心里。这一装他就再也没有放下过。
“你就放开手，大胆地干起来！”江总书记对水利专家出身的、一心想把三峡工程搞起来的总理李鹏如此说。
“请放心，我一定遵照您和小平同志的嘱托，把这件事办好，让党满意，让人民满意。”李鹏总理充满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信心。
啊，长江实在太大，大得连任何一位想主宰她的领袖都在她的面前感到一种巨大的压力。水利专家出身的李鹏自他出任国务院总理后，许多力主长江三峡工程上马的人像是吃了兴奋剂，他们把实现梦想的希望寄托在李鹏任总理的这届政府身上。
你是总理，有权主持如此大的工程；你是水利专家，上马三峡工程让人多了一份保险系数。机遇难得，千载难逢。
李鹏总理能不感到压力？他从小生活在共和国第一任总理的身边，那是位深受人民爱戴的总理。可即便是周恩来，在三峡问题上，他所经受的压力也非同小可。有一回周总理在听完三峡工程论证会后，面对专家们的争论和各部门相互之间的指责，周恩来拍着胸口对大家说：“长江上如果出了问题，砍头的不是你们几个人。要砍头，我是第一个。可砍头也不行！这是国际影响问题。建国二十几年了，在长江上修一个坝，不成功，垮了，那可是要载入我们中国共产党党史的啊！”
1990年春，“两会”按照惯例在北京召开。这一次会上，江泽民总书记收到了一份由当时的政协副主席王任重同志转来的几位政协委员联名的提案，题为《建议将长江三峡工程列入“八五”计划》。王任重在附信中向总书记建议“中央常委能否抽出几个半天时间，听听有关三峡工程的汇报”。
江泽民总书记迅速对此作出批示。之后的“国务院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便开始了实质性的工作，并由此成立了由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任主任，国务委员王丙乾、宋健、陈俊生任副主任的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三位副主任分别还是财政部部长、国家科委主任和国务院秘书长，可见三峡工程的分量！
关于三峡工程的论证其实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这应该说是中国人做了几十年“三峡梦”的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实质性决策。这一决策首先归功于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作为中国第二代领导核心的邓小平，在他主持中央全局工作之后，就把目光投向了三峡。1980年，邓小平从重庆朝天门码头登上“东方红”32号轮，那一路上长江的滔滔之水给我们的总设计师带来了滚滚思绪，面对这条同样养育了他的母亲河，他感慨道：“看来，不搞能源，不上骨干项目不行，不管怎么困难，也要下决心搞。钱、物资不够，宁可压缩地方上的项目，特别是一般性的加工工业项目。这些小项目上得再多，也顶不了事。”1982年11月，邓小平在听取国家计委准备兴建三峡工程的请示汇报时，果断地说：“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针对当时一些人担心三峡工程动起来后涉及面太大而出现所谓的“政治问题”，邓小平又十分明确地指出：“只要技术、经济可行，对国家经济建设有好处，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是最大的政治。”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话，高瞻远瞩，掷地有声！从此，建不建三峡工程已不再是一个争议的问题。可三峡工程实在太大，大到连许多专家左思右想也想不到的问题此刻全都出来了。
1984年2月，第二届国际水利问题裁判会议上，突然出现了一件令中国水利代表团意想不到的事：西方二十几个国家联合起来，向国际水利组织和本次大会提出了一项所谓中国建三峡工程“造成一百多万移民的人权得不到保证”的提案，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
建三峡怎么还出来个“人权问题”？中国人感到莫名其妙。老实说，那时我们中国人还不太熟悉“人权”这个词，更不清楚西方国家的人权概念。不过，三峡移民问题已经真的不再是三峡工程中一个简单的“细节”了，而是一件非常巨大而敏感的超国界的大事！
其实这些年来西方人对中国的三峡工程问题有过分的“关心”。某国家想承揽一项工程，后来投标失利了，他们就发表文章说“三峡工程”一旦上马，如何如何会有几百万中国农民“丧失家园”、“沦为难民”。我在库区采访时，云阳县的人告诉我，那一年某国有几个记者，想拍一组三峡移民不愿离开家园的“悲惨情景”。他们走了一路，没有找到什么“理想”的镜头可拍，后来假扮成中国记者【他们有人会说汉语】，叫一个家住山腰上的农村大嫂，让她背一个背篓，里面装了不少东西，赶着一头猪，往山上走，说还必须有哭的样子。那大嫂笑了，说我哭不出来。那些记者就赶紧塞上200元钱给那大嫂，并说这是演戏，哭了才像。那大嫂看在200元钱面上，一边往山上走，一边抹着眼泪，可就是因为并非“专业”，所以总不像。那几个别有用心的记者的阴谋最终也没有得逞。这还不算，日本有个右翼组织为了污蔑三峡工程有“人权”问题，甚至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指着中国代表团的人员责问，说你们中国人建了三峡水库后会造成污染，你们长江的“污水”就会直冲到我们日本岛上，就会影响我们的吃水问题，这是“太大的人权”问题！中国代表团成员一听就觉得对方在无理取闹，并反问对方：我们中国的长江出海口在什么地方？你们日本国的位置又在什么地方？那几个日本人中还算有一两人有点地理知识，一算，对呀：长江出口处是在中国的上海吴淞口，距日本国还遥远得很呢！再说长江出口处的东海海域的水也不会倒流到黄海海域呀！
在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反华势力，对所谓“三峡移民人权问题”的关注更不用说了，所下的本钱已经进入了他们的某些“国家预算”。从20世纪90年代起的历次国际人权会议上针对我国人权问题的一次次“提案”，几乎无一例外地将“三峡移民人权问题”列入其中。他们在三峡移民问题上的奇谈怪论和说三道四，从来也没有停息过。一句话，他们不相信中国人自己能建造世界最大的水利工程，更不相信中国人能在建设如此规模的水利工程中将百万移民问题处理好！
纵观世界水利史，中国的三峡工程确实太伟大了。它是人类征服自然的又一次伟大实践。滔滔长江，从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脉的源头至上海吴淞口入海处，全长6300多公里，其流域面积达180万平方公里，沿江汇集支流数千条，其中流域面积大于1000平方公里的有437条。全流域年平均降雨量1100毫米，滋润着全国1／5的国土，每年入海流量近万亿立方米，水量无比充沛。落差五千多米，可资开发的水能2亿千瓦，年发电量可达1万亿千瓦时。流域内气候温和，物产丰富，养育着全中国一半以上人口，创造着整个国家七成以上的国民生产总值。长江是中国生存与发展的大血脉，影响着中国的前途与命运。
然而长江之水，在造福于民的同时，又因它的不驯性格，致使沿江特别是中下游地区的人民饱受洪水之灾。
关于历史上的长江洪水带给沿江人民的灾难，史书上的记载足以令人感到惊心动魄。远古的长江洪水史没有记载，只有到了汉朝才有了关于这条大江的灾情记录。长江水利委员会提供的资料显示，从汉代到清末即公元前185年至1911年，在2096年的历史里，长江共发生有记载的大水灾214次。通过这个记录，我们发现一个规律，即长江洪水平均不到10年就泛滥一次。且越到近代，灾害的发生越频繁。秦代以前，缺少历史记载。两汉400多年间，有6次大水记录。魏、晋、南北朝的200年间，有16次记录。到宋代后因为中华民族的统治中心逐渐向长江以南转移，故对长江大水的记录准确性增加了，300年间有记录的大水63次。平均每5年一次。元朝时中国的统治中心回到了北方，此间的长江水情没有被朝廷当回事，记录也随之不见了。到明代，江南经济文化逐渐繁荣，记录的长江大水有66次，平均每4年一次。清代时基本上将长江的每一次大水都详尽记录，共发生62次，也是平均每4年一次。“荆州不畏刀兵动，只怕南柯一梦终”，这是刻骨铭心的记忆。1860年至1870年10年中出现的两次特大洪水，冲开了南北荆江大堤，两湖平原一片汪洋，百万生灵葬身鱼腹，仅死亡人数合计就达百万以上。发生在20世纪的长江大水，是我们许多人亲身经历过的。像1931年长江中下游发生洪水，淹没农田5089万亩，死亡人数达4.5万，汉口淹水百日；1935年灾害再次降临，仅支流汉江遥堤溃口，一夜之间就死了近8万人，灾难，数不清的灾难，次次把中华民族推到痛苦的深渊。新中国成立后的1954年的武汉大水，尽管人民政府带领沿江人民奋力抗灾，并启用刚刚建成的荆江分洪工程三次分洪，但武汉仍被洪水围困3个月，京广大动脉中断百天，3.3万人死于水灾，直接经济损失百亿元【旧人民币】。而1998年的那场由江总书记亲临大堤指挥的“长江保卫战”，更是历历在目。
长江啊长江，你给了中华民族太多的辉煌，你同时又让我们的同胞经受了太多的水患痛苦！
三峡工程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是治理和开发长江的关键性骨干工程，它具有防洪、发电、航运等综合效益。三峡工程首要解决的问题是防洪。要解决的一是水患、二是巨大水资源的利用。长江每年有9600亿立方米的水资源白白地流入大海，这对一个总体水量并不充裕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长江白白流走的哪里是水，分明是黄金、是白银！利用长江三峡大坝的巨大落差进行水力发电，其电力资源可以给中国人每年平均提供846.8亿千瓦时，相当于10个大亚湾核电站的发电总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