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叔迦先生是现代中国著名的佛学家、佛教教育家、佛教文化学家。先生原于同济大学学工科，后潜心佛乘，深入教海，学识淹博，著作宏富，既学贯古今，更会通华梵，对中国佛学研究、佛教教育，以及佛教文化的积累、整理和建设，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值此先生一百周年诞辰之际，缅怀先生的风范，总结先生的业绩，弘扬先生的精神，对推进佛教文化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是有意义的。
周叔迦先生是我的恩师。先生和我的师生关系，可谓因缘殊胜。1961年我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工作。中国哲学史作为一门学科，从先秦到当代，古今数千年，哲学家数以百计，哲学史籍汗牛充栋，难以全部究其原委，探其底蕴，这样，就我的工作安排来说，必须是在通史教学的同时，确定以某一历史阶段作为研究重点。在一次教研室讨论研究重点分工的会议上，我确定了以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的哲学为自己的研究重点。这一段长达700年历史的哲学史，包含了儒、道、佛三教的丰富内容，研究难度很大。更大的困难是，我在大学毕业时佛学基础知识贫乏。在北大学习时，冯友兰先生讲授中国哲学史，还没有讲到魏晋时代就被迫停止了，我只是从他写的讲义中学了一点佛教知识。记得任继愈先生为我们讲过隋唐佛学，但时间很短。我曾从图书馆借汤用彤先生的《两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来啃，看后也是似懂非懂。现在要独立开展佛教研究，就必须补课，学习佛教的基础知识。于是我就到处打听讲授佛教课程的单位，结果了解到偌大的北京城，只有中国佛教协会主办的中国佛学院设有这方面的课程。中国佛学院设在宣武区名刹法源寺内，是专门培养出家僧人的高等学府。我悄悄地去实地转了一圈，感觉这是人间的另一世界——庙宇庄严，环境幽静，教室整洁，藏书丰富，学员学习刻苦，修持严谨。我回校后向系里领导做了汇报，系里同意我去旁听。大约在1961年10月间，我持介绍信到了中国佛学院，受到周叔迦副院长、教务主任正果法师和干事一如法师、友岚法师的热情欢迎。周先生身材魁梧，仪表堂堂，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他说话简要明快，及时吩咐有关人员为我安排课程、座位，发给讲义。我的旁听生活就这样开始了。联系当时的政治气氛、社会舆论，对我来说，决定到佛学院听课确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我与周先生确有一种缘分。
起初，有课时我要一早从海淀乘车到法源寺，课后返校。后来周先生和院方其他负责人见我往返耗时费力，天气也转冷，就主动建议我住校进修，对食宿也都做了妥善处理。周先生的慈悲心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田，我永远感激先生对我的关怀。近年我有时去中国佛学院讲课，每次总要到我住过的小屋看看，触景生情，见到房子，就想起周先生对我的恩情，对周先生的感激之情也就涌上心头。
更令我永志不忘的是，一天傍晚先生约我到他的学院住处，递给我一张书单，是建议我阅读的。先生希望我直接向他报告阅读心得，并鼓励我对佛教史和佛学中有争议分歧的问题，提出看法，写成文章。先生对我的亲切开导、言传身教，充分体现了佛教大德对教外后学的热情关心和真诚期待。
应我的要求，周先生还邀我到他府上做客，摆满书箱、约有上百米的宽敞书房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先生还为我安排会晤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学院院长、藏传佛教格西喜饶加措大师。我向大师请教了一些佛教哲学的重大问题，大师都一一做了回答。大概是交流十分契合，我临走时，大师特意给我留下他的住宅电话，并说可以随时与他联系。大师的学识、人格和真情，令我万分敬佩。遗憾的是，大师过早往生，我失去了一位尊敬的、博学的导师。
在中国佛学院，我还虚心地向法尊法师、明真法师、正果法师、观空法师、虞愚教授学习，或直接听课，或当面请教，使我对佛教的历史、理论和典籍的知识都有显著的提高。因为工作需要，我大约在佛学院里住了八个月就返回中国人民大学了。我在佛学院进修时间虽然不长，但是收获不少，主要是两条：一是初步地掌握了佛教的基本历史和基本原理，对佛教有一个轮廓性的概略性的了解二是对佛教的宗教生活实践有了直接、真切的感受。八个月的实际体察，使我认识到，僧人过的是一种独特的精神生活，仅以不结婚、不吃肉两项来说，就是千千万万一般人所难以做到的，至于佛门的去恶从善、慈悲平等、自度度他的基本行为准则，可以说为人类社会的和谐共处与人类人文素质的提高，提供了另一种方案。八个月的佛学院生活，使我懂得，对待僧人的信仰，只有尊重的理由，没有蔑视的权利。
我从中国佛学院回到中国人民大学以后，从事了一段教学与研究工作，写了四篇关于道安、慧远、僧肇的文章，就下乡搞“四清”去了，“四清”没搞完又被指令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1969年被下放到江西余江县中国人民大学“五七”干校，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1970年的一天我在浏览《人民日报》时，突然从一个角落里发现了短短一则讣告，我的恩师周叔迦先生逝世了，记得在先生的名字前写有“中尼友好协会副会长”的头衔。放下报纸，踏上出工的红土地，遥望北天，无限惆怅。
值此纪念周叔迦先生诞辰百年之日，有必要总结先生对佛教的贡献。我以为周先生对佛教的贡献主要有三项：
一、佛教的研究与著述。周先生治学严谨，勤于著述。他撰写有中国佛教史、印度佛教史、八宗概要、佛典研究、佛教制度仪轨、佛教事迹考证、佛教艺术以及佛经研究方法论等广泛领域的学术著作。其中如《中国佛教史》系作者通览佛教史籍、二十四史和史家随笔后撰成，资料翔实，立论新颖，逻辑严谨，别具一格，自成一家之言。周先生的著述中，还重视佛教典制的整理、研究，诸如寺庙的规章制度、法事仪式、僧服色彩乃至佛菩萨形象的绘制，都有文章传世。对佛教的广泛研究和大量著作，奠定了周先生在现代佛教史上的重要地位。
二、佛教的教育与普及。周先生自1930年迁居北平以后，先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大学、中法大学和辅仁大学等高等院校执教，曾讲授佛教史、唯识、因明、三论等课程。我多次听石峻教授讲起，周先生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讲授佛教课程，并陪同汤用彤先生和听课学生骑毛驴去潭柘寺参访游历的情景。50年代以来，周先生实际主持中国佛学院的工作，全力投入佛教教育事业，为培养僧才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佛教文化的整理与建树。周先生的高足苏晋仁先生在《周叔迦佛学论著集》序言中说得好：“先生于敦煌写卷、房山石经二大文化瑰宝，也是至所关心。40年代，曾协助陈援庵先生整理敦煌卷子，于残篇断简之中，确定经名多种。校核细致，功力深邃，可见先生于三藏的研究渊博弘深。至所撰敦煌逸经的跋文，表彰古人隐没不显的著作，诚可谓‘发潜德之幽光’了。60年代，先生又对房山石经进行调查、发掘、整理、拓印，不辞劳瘁，跋涉登临，使封锢数百年的珍贵文物，终于出现于世。这是继敦煌石窟之后又一石刻宝藏，二者对于我国文化贡献之大，是堪以并称的。”联系周先生对佛教诸多具体文化形态都有专文阐发，他作为佛教文化学家是当之无愧的。
周先生信仰虔诚，品行高超。他毕生勤于创作，讲说不辍，弘法利生，贡献良多。可以预言，周先生作为现代中国佛教的重要人物，不仅在教内享有崇高的声誉，而且必将引起学界的重视与研究兴趣。
周叔迦先生对佛学、佛教教育和佛教文化的贡献，永垂不朽！
[原载《佛教文化》，19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