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哲学研究系列”的九部著作，包含了西方哲学、中国哲学、伦理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宗教哲学和文化哲学等哲学分支，涉及这些领域的传统研究与现实探讨、宏观综述与微观阐幽、思想比较与关系探究等丰富内容。从作品的聚焦点来看，策划者和作者的学术志向和诉求是，积极为清华哲学系教师这一学术团队积累成果，为清华哲学系的学术奠定基础，以逐渐形成自身的学术特性与学术风格。
这不免使我想起了20世纪前半叶清华大学哲学系的学脉和学统。当时哲学系聚集了金岳霖、冯友兰、张申府、沈有鼎、张岱年、邓以蛰、王宪钧、林宰平、贺麟、潘怀素等一批著名学术前辈，其中金、冯两位先生先后担任系主任，既是清华大学的元老，也是哲学系的领军人物。他们自幼接受传统教育，具有深厚的国学造诣，后来进了新式学堂，又赴国外留学，是最早一批到西方学习哲学、获得学位回国的学者。他们学贯中西，会通古今，在20世纪20至40年代开展的第一次中西哲学交流中，成为运用西方哲学方法整理、研究中国哲学，建构哲学体系的创始者。金先生最早运用西方哲学中的逻辑分析方法于中国哲学研究，创建了一个形而上学的本体论哲学体系。在1940年出版的《论道》中，金先生强调本体论体系的最高的核心范畴是中国思想的“道”这个概念，认为“道”是中国思想与情感两方面的最基本的原动力。在其哲学体系中还使用了无极、太极、理、势、情、性、体、用等诸多中国哲学概念。这都表现出作者的中国思想情结和中国语言风格。冯先生也是自觉地运用西方哲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哲学的先驱者，他用逻辑分析的方法系统地研究、论述中国哲学史，于20世纪30年代撰写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后来又通过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发掘、整理和阐释，于40年代撰写了“贞元六书”（《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创立了新理学哲学体系。金、冯两先生的哲学著作，推动了中国哲学从传统进入现代化，从中国走向世界，开创了中国哲学现代化的新局面。金、冯两先生融会中西，综合创新，建立哲学体系，在中国哲学学术史上树立了不朽的丰碑。他们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与积累，对中国文化的开拓与发展，是功不可没的。
从中外文化交流的视角来看，外国文化输入中国最重要的有两次：两汉之际以来的印度佛学的传入和近现代西学东渐。应当肯定，这两次外国文化的输入都推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但是，如何对待外来文化，如何既坚持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与价值取向，又善于吸纳外来文化的先进合理内容与科学方法，在我国学术界一直争论不止。如“中西文化论战”就是贯穿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论争的主题，“西化思潮”与“现代新儒学”作为20世纪两大主要思潮，相互论争几达百年之久，迄今仍在继续。我们认为，金岳霖、冯友兰先生的融会中西哲学的思想体系的创建，创造性地回应了中西文化论战，历史地反映了中国文化的新走向，其学术价值是绝不能低估的。金、冯两先生对中国哲学的贡献也是清华哲学系对中国哲学的贡献，这也表明清华哲学系在近现代中国哲学转型期中的重要历史地位。
最近一个时期，一些学者对于中国究竟有无“哲学”，以及把“中国哲学”叫做“哲学”究竟有没有合法性的问题感到焦虑。在有些学者看来，“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的建立，是通过引进西方的‘哲学’观念及其所代表的一整套学术范式，从而实现由传统的经学研究模式向现代的哲学研究模式的转换来完成的。在这种转换中，西方的学术范式处于主动的、支配的地位，而中国传统思想则在很大程度上成了被处理的材料。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对于中国哲学来说，西方哲学概念及其方法的引进，建立的究竟是‘（西方）哲学在中国’，还是‘中国哲学’本身？更进一步说，西方‘哲学’是我们诠释中国传统思想的一种恰当的方式吗？我们是否可以或者应当以‘西方哲学’之‘规’、‘矩’来规范‘中国哲学’之‘方’、‘圆’呢？正是在此意义上，‘中国哲学的合法性’成了一个问题”（魏长宝：《中国哲学的“合法性”焦虑——学术期刊的一个哲学热门话题》，载《光明日报》，2003 11 27）。我们认为，在检讨与审视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时，最应当关注的是西方哲学方法的合理性、中国哲学内容的主体性以及运用西方哲学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内容的有效性。而在这些方面，我认为金岳霖和冯友兰两位先生的著作，客观上似乎是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提供了一个肯定性的答案。
在“清华哲学研究系列”丛书中，较早面世的是《信仰与理性——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兴衰》（2001年11月），而较晚面世的是《亚里士多德·理性·自由》（2003年9月）。前书作者田薇是我的学生，后书作者汪子嵩则是我的老师，这使我对丛书的出版倍感亲切，也使我联想到自己与清华大学哲学系学统的亲密关系。20世纪50年代后期，我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念书，为我们讲“中国哲学史”的就是冯友兰先生，那是冯先生最后一次为本科生上课，先生上课的生动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我是班上的“中国哲学史”课的课代表，与先生有稍多一点的接触和请教机会。“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与从清华来北大的张岱年先生接触增多，先生给我诸多教诲、启示、支持和鼓励，使我终生难忘。冯、张两位老师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理路、方法和风格都深深地影响了我，对我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理路具有直接的决定作用。写到这里，一股难以控制的感激之情涌上心头，我深深地感谢两位老师对我的教养和教益。相对而言，清华哲学系注重哲学体系，北大哲学系则重视哲学史。在我看来，冯、张两位先生则兼具两系的学统，既重哲学体系，也重哲学史。我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也形成了一个重理论、重现实的学统。我认为，综合不同哲学系的学统中的优长，结合自身的特点，经过创造性的转化，形成一种独特的学术风格，这对于现今哲学系及其学者，都是十分有益的。
复建后的清华哲学系，拥有一批素质十分优秀的中青年教师，他们专业知识扎实，学术视野开阔，而且朝气蓬勃，奋发有为，可以预期，他们必将继承以前清华哲学系的学脉，不断创新，不断前进，丰富和发展以往的学统，使清华哲学系再现辉煌，更加辉煌。
[原载《光明日报》，2004 03 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