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领导者，对问题的看法和处理方法，事关工作全局，正确看准问题，是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既客观又要公正，尤为重要。领导干部如果看问题不准，或者对问题夸大或缩小，就对问题定性不准，解决不好，就可能使工作走向歧途。
邓小平对事情看得准，能够透过现象抓住其本质，因此，他处理起问题来很客观，能够是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
例如，邓小平不主张把党内错误都说成路线错误。他认为，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但是究竟出了一条什么路线？我看，确实没有什么路线，所以，究竟叫不叫路线斗争，也难说。邓小平指出：我们不提路线错误，是考虑到路线斗争、路线错误这个提法过去我们用得并不准确，用得很多很乱。说罗章龙是路线错误，老实说也没有说中。罗章龙是搞派别斗争，是分裂党，另立中央。高饶事件也是类似那么一个性质，当然还不是另立中央。瞿秋白的错误不到半年，李立三只有三个月。过去评价历史上的路线斗争并不准确，这是我们不主张提路线斗争的一个理由。还有一个理由，过去党内长期是这样，一说到不同意见，就提到路线高度，批判路线错误。所以，我们要很郑重地来对待这个问题。对十一大不要说什么路线。对“文化大革命”，我们也不说是路线错误，按它的性质分析就是了，是什么就是什么。党内斗争是什么性质就说是什么性质，犯了什么错误就说是什么错误。
邓小平在领导和组织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过程中，始终坚持了这种对历史负责的客观态度。比如，有的人把毛泽东晚年犯的一些错误，都归结到毛泽东个人品质上。但是，邓小平并不这样认为，他十分中肯地说：“实际上，不少问题用个人品质是解释不了的。即使是品质很好的人，在有些情况下，也不能避免错误。红军时代中央革命根据地打AB团，打AB团的人品质都不好？开始打AB团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也参加了，只是他比别人觉悟得早，很快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教训，到延安时候就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在那种异常紧张的战争环境中，内部发现坏人，提高警惕是必要的。但是，脑子发热，分析不清，听到一个口供就相信了，这样就难于避免犯错误。从客观上说，环境的确紧张。从主观上说，当然也有个没有经验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0～301页）
邓小平认为，对“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也不能归结到毛泽东的个人品质上。就主观来说，毛泽东晚年一是不大谨慎了，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搞家长作风，听不进大多数人的意见了；二是接触实际少了，违背了他自己重调查研究的正确主张，脱离实际，对党内、国内的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三是脑子发热，对社会主义怎么搞缺乏经验，违背了客观规律；四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本意是出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好心办了错事。关于“文化大革命”中不少老干部受迫害的问题，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也不是想把所有老干部都整倒。如对贺龙同志，林彪从一开头就是要整的，毛泽东同志确实想过要保。虽然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至于后来愈整愈厉害，不能说他没有责任，不过也不能由他一个人负责。有些是林彪、‘四人帮’已经造成既成事实，有些是背着他干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1页）所以，邓小平认为，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到个人品质上。对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也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邓小平的这些看法，是很客观的，恰如其分的。既没有夸大毛泽东的错误，也没有回避或缩小毛泽东的错误，是客观公正的评价，也是他客观公正品质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