遏制战略不同于大国间的制衡战略，它是居于霸主地位的帝国为防止其他挑战者而形成的一种预防战略。历史表明，没有任何大帝国不会受到挑战，而能保持大帝国地位的和平手段就是遏制。有时这种战略表现得更像是对弈双方的攻守较量，如冷战时期美国对前苏联的遏制战略。
在冷战中，由于核武器的威慑作用，双方不得不在政治上寻求除战争以外的一切手段来角逐。此时，遏制战略就是最好的选择了。对美国而言，其实力相对处于优势，它的目标也就是尽力将前苏联的势力遏制在欧亚大陆。美国依靠北约、日本、巴格达条约等一系列实战组织、政治条约和经济纽带编制了一张遏制前苏联的巨网。最终，这张网有了丰厚的收获。
在这里之所以要提起美国的遏制思想是因为美国在将来一段时间里仍然会是世界的主导者，它的遏制思想不是仅仅针对前苏联，而是针对任何可能的挑战者的。在未来几十年内，无论中国奉行什么样的政策，只要中国是一个大一统的、充满生机的国家就必然被美国视为潜在的挑战者。也就是说，中国不可避免地要面对美国的遏制思想主导的各种政策。值得说明的是，美国的遏制思想在冷战结束后已经变成一种帝国国策——这是任何大帝国都可能采取的政策，它必须认真对待在全球范围内的任何潜在威胁，不仅是中国，包括日本、俄罗斯、法德轴心、印度、阿拉伯集团，甚至巴西，如果说冷战中美国有明确的对手来施以遏制之手的话，那么现代和将来20～30年内美国将没有特别明显的对手，这也等于说上述国家都有可能是美国潜在的对手。
美国在建国仅30年后就发表了门罗宣言，这意味着美国已经可以正面对抗当时的欧洲强国，与其平起平坐。凭借其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和两次世界大战的机会，美国没有像其他大国那样需要正面挑战其他霸主国家才赢得尊重，而是下了两次高额回报的赌注（即两次世界大战）——美国自身就是赢得赌注最好的筹码。但美国其实一直徘徊在两种截然相反的政策之间，即孤立主义思想和遏制思想。民间多倾向于幼稚的孤立主义思想，而政治家们则选择现实的遏制思想。
利奥·施特劳斯这个犹太人是美国遏制思想的一代宗师。利奥·施特劳斯生于德国，经历了魏玛共和国和希特勒政权的德国纳粹化过程，因而他得出结论：“民主价值观必须通过斗争来争取，道德上的相对主义使人堕落并将渐渐使其被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所控制。”
利奥·施特劳斯逃出德国时带着他对英国政治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的研究手稿，他把他的研究成果用蜡帆布包裹起来，以防船只被击沉的时候他的思想成为殉葬品。他首先来到英国剑桥，然后又到了美国，最终在芝加哥大学他开始发挥自己的作用，奠定了他的遏制思想在美国的地位，并且为美国政坛培养了许多杰出的政治战略家。在他于1973年离开这个世界后，他的学生们开始主导美国的政治，也就主导了世界政治的基本格调。如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五角大楼特殊计划办公室负责人艾布拉姆·舒尔斯基、负责情报工作的国防部副部长斯蒂芬·坑博内等都是施特劳斯主义者，美国《旗帜周刊》主编威廉·克里斯托尔、哈佛大学教授哈维·曼斯菲尔德等许多人也是其继承者。这些人几乎都是美国政治的精英，可以说正是他们奠定了美国冷战后的政治基调。
保罗·沃尔福威茨，他在“9·11”事件后积极主张对伊拉克开战。
艾布拉姆·舒尔斯基，他与别人合写了一篇题为《利奥·施特劳斯与1999年的情报世界》的论文。
斯蒂芬·坑博内，“他于上周宣布在伊拉克发现可能是移动生物武器实验室的拖车。”
当然还有哈维·曼斯菲尔德、威廉·克里斯托尔等许多人。
这些人都是利奥·施特劳斯的门徒或是信奉者，他们都信奉利奥·施特劳斯的教诲：“要想使世界不对西方民主构成威胁，必须使整个世界——每个国家和每个民族——都实行民主”。尽管利奥·施特劳斯并不像乔治·凯南和丘吉尔那样高调倡导美国推行冷战遏制战略，他们其实主要是从美国现实战略考虑，而利奥·施特劳斯则是从思想考虑，他是一位思想家，不是战略家。但也正因如此，他才能像巴勒斯坦的亚丁和伊朗的宗教领袖一样，在美国政界起到精神领袖的作用。
小布什政权的国防部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尽管不是利奥·施特劳斯的学生，但其制定的美国军事战略规划却直接体现了施特劳斯在后冷战时代的遏制思想。它强调要将美国原来以冷战为战略背景的“以威慑为基础”的军事备战模式，转变为“以能力为基础”的模式。就是说美国将不再执行以前那种有清晰目标、有清晰敌人、有清晰作战方案的军事部署模式，而是采取假设敌人随处存在，随处可以发动攻击的前提，那么美军就要随时进行反击，以美军强大的能力遏制任何敌对行为的军事部署。这实际上就是执行了后冷战战略——以前的盟友和敌人都不存在了，美国的敌人就是那些正在崛起或企图联合的国家。自然，美国不可能宣布全世界都是敌人，那么只能执行这种没有敌人的战略了。
他在递交美国国会的《四年防务研究》报告中将美国的新战略概括为四点：
1.向美国的朋友和盟国保证，美国有实现其安全承诺的坚实目标和能力；
2.劝阻潜在的敌人制定有可能威胁美国利益和我们的朋友和盟国利益的计划和行动；
3.通过预先调动迅速挫败攻击，并果断对侵袭实施严厉的惩罚，阻止侵袭和压力；
4.最后，如果劝阻和威慑都失败了，那么就果断地击败任何敌人。
在布什与中国的战略对弈中，“自由”与“人权”一直是美国用于其遏制战略的借口。这是因为美国清楚，美国需要全世界的市场，美国完全可以通过正常的商业途径获得帝国需要的利益。即只要世界是一个对美国开放的市场，美国就可以赢得利润。美国认为，奉行民主的基础是私有制商业社会，只有这些国家整个社会都开始追逐利润的时候，美国才有机会进入这些国家的内部市场，美国高度发达的经济能力足以占有世界大多数市场，这就意味着世界的财富将源源不断地流向美国。
尤其对中国、印度这样新崛起的大国，美国就特别注重引导它们走上美国支配的世界经济、民主轨道。这两个国家在未来50年里都将是一个庞大的新兴经济体，它们的力量不可忽视。美国只有确保这样的大国按照美国的意思来运用自己赢得的财富力量才能确保美国地位的稳定。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对于中国的崛起表达了外交家式的委婉，他说：“我认为我们不再有任何敌人了。我想，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兴起是对美国也是对国际体系的一个挑战。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考验是：在这个世界我们不再坚持要处于主宰地位。现在，可能会发生中国成为我们的敌人的情况。但是，这不是预先注定的。而且它不应该是因为我们采取行动所造成的结果。”
美国在将来的遏制战略中将会奉行全方位的遏制和控制，也就是在全球范围内遏止任何挑战美国的大国企图，控制世界各地的局势，力图在全球中没有美国力量的真空，更不能有失去控制的局势。
在全球各地，赋予美国力量来统驭各个地区的各种政治势力，利用各种矛盾，因势利导，扩展美国的利益。我们的世界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矛盾重重的世界，也是一个到处都有政治利用资源的世界。美国需要种种借口参与各种矛盾，需要各种矛盾朝着美国希望的方向发展。
以亚太地区为例，印度于1998年进行了核试验，美国出于大国核控制的目的自然制裁了印度，但美国清楚技术的流动性导致世界早晚会掌握这种武器，政治战略却需要随时调整。2001年布什政府即准备解除对印度的制裁，因为美国不可能长久地与印度处于僵持状态，那样会将印度敌对化，在南亚和印度洋水域美国也需要印度的支持和战略协调。
同时，对另一个亚洲重要国家——印度尼西亚，美国也相当重视它在穆斯林世界以及地理位置的战略价值。它的稳定与否都与美国的利益直接相关。此时印尼是否是一个民主、享有人权的国家就变得无关紧要了。印尼政府究竟是民主政府还是军政府这也不重要，只要是一个亲美政权就可以了。无论是苏哈托还是梅加瓦蒂成为印尼的主宰其实美国并不关心，美国只关心印尼新的领导人是否奉行反对美国在亚洲力量的存在。印尼在冷战中处于中间地带，是美国遏制政策中构筑第一岛链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如果失去印尼则意味着美国不得不退守新西兰、澳大利亚，还有可能失去整个东南亚。争夺印尼——无论是采取颠覆、政变还是直接支援都是值得的，唯一无关的也许就是自由、民主这个口号，因为这是纯粹的政治角逐。
在冷战时期，美国的中央情报局等组织在印尼等东南亚国家几乎是参与了每一项针对红色势力的活动，从提供情报到贩卖军火、从直接策划到颠覆政权，美国人的影子可以说是遍布印尼数以万计的各个岛屿。
在这一地区，具有更重要价值的就应该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了。这两个国家是大英帝国的子民，是盎格鲁·萨克逊联盟的成员。澳大利亚实际上是美国在东亚的两大支柱之一。澳大利亚甚至公开说要当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副警长，在亚洲人看来，用一丘之貉来形容它们真是一点也不过分。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在1951年就签有《澳新美安全条约》，喜欢条文的欧洲人会将他们的任何想法都不厌其烦地变成一纸协议。澳大利亚与其说是一个亚洲或是大洋洲国家不如说是一个英美国家，在政治版图上，澳大利亚实际上就是美国的一个州。如澳大利亚今年一直在谋求和美国达成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这等于把澳大利亚变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美国州，它的经济地位和盟友关系和美国联邦宪法下的州还有什么区别呢？
这种经济和政治、军事的紧密联系与盎格鲁·萨克逊人的一贯政治原则相一致，即同种同文不动枪。英国作为盎格鲁·萨克逊联盟的创建者，自然明显支持美国的所有重大政治政策。英国自二战结束以后几乎就一成不变地、毫无保留地支持美国的一切。自然，除了英美传统文明种族的联系外，从国家利益角度来看，英国也需要和美国站在一起，哪怕是一种狐假虎威也好——没有美国的支持大英帝国恐怕连马岛战争都打不赢。
正如布莱尔在2002年12月16日的《金融时报》上发表文章称，“有时避免战争的唯一办法，就是清楚地表明你已经作好采取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所有遏制政策的底牌就是“已经做好了战争准备”，那就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