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全双
河西战役中，我是西路军妇女独立团政治处主任。1937年3月梨园口一仗，西路军受挫，我们独立团奉命掩护其他部队转移，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当时，马家军把我们围在一个山头上，狂呼：“冲上去，一人赏一个小老婆！”情况万分危急，我们弹尽粮绝，便手挽手唱《国际歌》，准备从悬崖上跳下。正在这时，一发炮弹打到我们中间，我被掀下悬崖时挂在了树枝上。这时我三处负伤，肉里还有一颗子弹，昏迷了过去。同志们用绑腿把我从悬崖中间放下来。以后，我们在祁连山里活动了两个月，一部分同志英勇牺牲，一部分同志受伤，我和一些同志在敌人搜山时被俘。
在梨园口战斗的时候，我已剪掉头发，和男同志穿一样的衣服，所以被俘后敌人把我和男同志关在一起。后来有人向敌人说我是女的，敌人就把我拉出来，叫大家辨认，有的说是男的，有的说是女的。敌旅长韩起功叫人把我身上摸了一下，确认我是女的。他认为和我关押在一起的那些男同志掩护了我，就把他们狠狠地打了一顿。当时，韩起功把被俘的女红军都分给手下当官的作妻妾，我被补充营副连长刘云库领走，他想把我卖掉，得一笔钱财。
在甘州住了十多天，韩起功叫当官的把家眷都送回青海老家，这样，刘云库就叫他的弟弟把我送回他的老家青海省互助县大树楼村。他家里有老母亲和一个老婆。当时我想，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受党培养教育多年，一定要跟党革命到底，西路军虽然失败了，还有党中央，还有一、二方面军，革命终究是要胜利的。我亲眼看见马步芳的骑兵像野兽一样，残害我们的同志，我心中十分悲痛和愤怒，更加坚定了我的决心，只要我还活着，就要为他们报仇，决不能听任敌人的摆布。因此，我时刻想着要逃出虎口去找部队。一次，我跑了出来，在一个沙娃沙娃：给矿主淘沙挖金子的工人，形同奴隶。家里藏起来，被他们发现后找了回去。这使我想到必须往远处跑，才能摆脱敌人。
刘云库在家时，就敲诈勒索、欺压群众，村上的人都咒骂他，痛恨他。群众知道我是被强迫来的，对我很同情，我又经常给他们讲红军打土豪、分田地，共产党领导穷人闹革命的道理，得到很多群众的同情和关心。特别是老年人和妇女，关切地问我：“你有没有家？家里有什么人？”他们鼓动我设法逃走，并给我介绍逃跑的路线、怎么个走法。我到刘家一个多月，刘云库从张掖回家住了三天，我听说他准备以500块大洋把我卖掉，这更加坚定了我逃跑的决心。
刘云库的老婆是当地人，听群众讲也是刘抢来的，因刘有病，结婚八年没生育，刘云库和他弟弟经常打骂虐待她，她老在我面前哭。我看她很可怜，对她很同情，也想逃跑时有个伴，把她带出去，所以经常给她讲一些革命的道理。这样，她对我也有好感，而对刘云库更加反感，加剧了他们家庭的矛盾。在我的鼓励下，她决心跟我一块逃走。
8月的一天夜晚，我们带了些衣服和吃的，从刘家偷偷地跑了出来。天黑路暗，心里害怕，特别是刘的老婆很胆小，稍有动静，就吓得走不动路，我就拖着她走，还要给她做思想工作，消除她的顾虑。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被刘家抓住肯定是要打死的。当天晚上，我们翻了三道山梁，过了三条河岔，河水最深的地方淹过我们的胸口，我们什么也不顾，只是没命地跑。天亮了找个山洞藏起来，天黑了再走路，白天不敢见人。
实在饿得没
办法了，就等天黑后找老乡要一点吃。就这样，我们夜里走，白天藏，20多天才走到黄河边。守河的是国民党军队，我给那女的讲：“他们问你时，一口咬定是到兰州找男人去的，不要改口。”到了河边，守河的问我干什么去？我回答到兰州找男人去，当兵的摸不着底细，就把我们放了过去。
过河之后，住到一个店里，晚上当地保甲人员查店，把我们扣了起来，逼我们嫁人。
当时，一些花子花子：乞丐的俗称。见了我们这些女人，都敢弄去卖钱，更不用说碰到坏人了。
我拼死不干，实在没办法，他们就把我以三块大洋卖给了在黄河里放木头的一个姓关的，刘云库的老婆也被他们卖了。姓关的弟兄两个，家有瘫痪了的母亲、老大的妻子和一个小孩，我主要是侍候他家的老母亲，端屎端尿，喂吃喂喝，还要带小孩。我是四川人，不会做馍馍，老是挨骂受气，我随时都准备逃跑。
关家的隔壁是个卖牛肉的。一天，瘫痪的老太太要吃牛肉，叫我去买，卖牛肉的问：“你是红军丫头吧？”我说：“是的。”他说：“兰州有你们八路军的办事处，你可以去找他们。
”从这里我才知道兰州有我们自己的人。一天中午，我哄他家老太太和小孩睡觉以后，把门反锁上，就往兰州跑，到兰州后就找八路军办事处去了。头一天没找到，第二天在大街上继续找，不巧碰上了姓关的，他见我跑了出来，抓住就打，我就在街上吵闹，围了好多人看热闹，这样惊动了警察，就把我们一起抓到了警察局。
当时国共已经合作，局长问了情况以后，知道我是西路军的人，把桌子一拍，对姓关的说：
“好你个胆大包天，敢拿钱买共产党的人。”就把他扣了起来。我也被关进了济良所，在这里住了一个多月，认识了从苏联回来的林建，她是在兰州做地下工作时被捕的。一天，一个妇产科的高太太（高金城先生的夫人）领了一些阔太太到济良所来看我们，她指着我说：“我们都是女人，看人家才是堂堂的英雄，这么大一点就拿枪打天下，真是勇敢，我们应向她学习。”等了一会，又有一些人来参观济良所，有两个人到处转，一个找我，一个找林建谈话，了解我们的情况，不久林建就放出去了。她出去后，又回来看我一次，并告诉我高太太的住址。
1938年12月，济良所把我放了出来。我出来后找到了高太太，她用马车把我送到八路军兰州办事处。八办安排我到医院休养了一个时期，身体恢复了，才于1939年2月送回延安，回到了革命大家庭，回到了党的怀抱。事后，我听伍修权处长说，兰州办事处去了三次公函，国民党才把我放了出来。
原载《血染河湟》，转录自《悲壮的征程》。作者华全双同志，女，四川巴中人，生于1920年，1933年参加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营参谋长，后任西路军妇女独立团政治处主任。西路军失败后回延安，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曾任雁北军分区部队政治指导员，陕甘宁边区抗联主任，解放后历任国防工办第618厂干部科长，第五机械工业部保密科长、保卫处副处长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