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有艺术，“答”也有技巧。问得不当，不利于谈判；答得不好，同样也会使己方陷入被动，回答问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谈判者不但要根据对方的提问来回答，并且还要把问题尽可能地讲清楚。
答非所问是指答话者故意偏离逻辑规则，不直接回答对方提问，而是在形式上响应对方问话，通过有意的错位造成幽默效果。答非所问并不是逻辑上的混乱，而是用假装错误的形式，幽默地表达潜在的意思。
有个爱缠人的先生盯着小仲马问：“您最近在做些什么？”
小仲马平静地答道：“难道您没看见？我正在蓄络腮胡子。”
那位先生问的是小仲马近来做了哪些重要的事情。小仲马自然是懂得对方问话意思的，但他偏偏答非所问，用幽默暗示那位先生：不要再纠缠了。小仲马故意把蓄胡子当作极重要的事情，显然与问话目的不相符合。他表面上好像是在回答那先生，其实并没给他什么有用信息。在谈判中利用这种幽默技巧也能起到让对方摸不清己方虚实的作用，从而赢得谈判的主动权。
答非所问很讲究技巧，抓住表面上某种形式上的关联，不留痕迹地闪避实质层面，有意识地中断对话的连续性，求得出其不意的表达，幽默旨在另起新灶，跳出被动局面的困扰。
在一次联合国会议休息时，一位发达国家外交官问一位非洲国家大使：“贵国的死亡率一定不低吧？”非洲大使答道：“跟贵国一样，每人死一次。”
外交官的问话是对整个国家而言，是通过对非洲落后面貌的讽刺来进行挑衅。大使没有理会外交官问话的要害点，而故意将死亡率针对每个人，颇具匠心的回答，营造着别样的幽默效果。有效地回敬了外交官的傲慢，维护了本国尊严。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在进行言辞交往时，经常会碰到一些自己不能回答或不便回答但又不能拒而不答的问题，这时，可以用闪避的语言巧妙地回避问题。
闪避是言语交际中从礼貌的角度出发的做法，它的要求是：对别人所问，应当回答，但答要答得巧妙，迂回地达到躲闪、回避别人问话的目的。既要让别人不致难堪下不了台，又要维护自己不能答、不便答的原则。
阿根廷著名的足球运动员迪戈-马拉多纳在与英格兰球队相遇时，踢进的第一球，是“颇有争议”的“问题球”。据说墨西哥一位记者曾拍下了“用手拍入”的镜头。
当记者问马拉多纳，那个球是手球还是头球时，马拉多纳机敏地回答说：“手球一半是迪戈的，头球有一半是马拉多纳的。”马拉多纳的回答颇具心计，倘若他直言不讳地承认“确系如此”，那么对裁判的有效判决无疑是“恩将仇报”。但如果不承认，又有失“世界最佳球员”的风度。而这妙不可言的“一半”与“一半”，等于既承认了球是手臂撞入的，颇有“明人不做暗事”的大将气概，又在规则上肯定了裁判的权威，亦具有了君子风度。
另外，交往中，往往由于对方提出的问题比较敏感，或者涉及某种“隐私”不好回答，然而面对客人又不能不答，这时也需用假装糊涂来给以回答。不过这种假装糊涂与前面的假装糊涂有所不同，前面的假装糊涂是故意让对方知道自己在为对方掩盖错误以便讨得对方信任或增加友谊的一种主动行为。而这种假装糊涂是在对方首先提出问题，自己本不想答但又不得不答的情况下，或“移花接木”或“引入歧途”从而使对方既不尴尬，自己又能反客为主的应变技巧。两者虽归于一类，但却有质的不同。如：
一次，乾隆皇帝突然问刘墉一个怪问题：“京城共有多少人？”刘墉虽猝不及防却非常冷静，立刻回了一句：“只有两人。”乾隆问：“此话何意？”刘墉答日：“人再多，其实只有男女两种，岂不是只有两人？”乾隆又问：“今年京城里有几人出生？有几人去世？”刘墉回答：“只有一人出生，却有十二人去世。”乾隆问：“此话怎讲？”刘墉妙答日：“今年出生的人再多，也都是一个属相，岂不是只出世一人？今年去世的人则十二种属相皆有，岂不是死去十二人？”乾隆听了大笑，深以为然。确实，刘墉的回答极妙。因为皇上发问，不回答不行；答吧，心中无数又不能乱侃，这才急中生智，趣对皇上。
总之，在日常言谈中，由于双方在表达与理解上的不一致，错误理解对方讲话意思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当对方对你的答复作了错误的理解，而这种理解又有利于你时，你不必去更正和解释，而应该幽默地将错就错，因势利导。总之，日常言谈中的应答技巧不在于问题回答得“对”或“错”，而在于应该说什么和如何说，怎么更好地处理突发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