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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章 谨行慎思,成为你的保身法宝

任何一个有所成就或建功立业的人,在奋斗过程中,都会谨行慎思。因为,这样的人有着长远的目光,他们想得要比普通人更远,看得比普通人更高。于是,他们为未来的忧患担忧,更害怕因身边的事情处理不当而羁绊住自己的脚步,令自己停滞不前或是倒退,甚至是功亏一篑。因此,他们会时刻观察着身边的动静,认真处理每一件事情,并且在做事之前,总是深思熟虑。正是因为这些人在前行过程中,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才有了以后的大成就。

曾国藩创建的湘军成立后,便开始对抗太平军。起初作战的时候,几乎总是失败。每失败一次,对曾国藩来讲都是一次沉重的打击,面对失败的痛苦和其他方面的压力,曾国藩一次次想要自杀,结果都被手下拦住。

每次的败仗让曾国藩不得不谨慎起来。如果不谨慎,不去分析失败原因,那么打胜仗的可能性就会越来越小,就要忍受将士战死疆场的痛苦;而且自己辛苦创建的湘军就承担不起救国大任,就不能实现自己成就功业的大志。因此,曾国藩必须谨慎。

战场上需要谨慎作战,官场上更需要谨慎为官。因为,官场上的战争是无形的、隐蔽的,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是不公开的。

清、勤、忠等都是官场中必不可少的,“慎”同样很重要。曾国藩本身就是一个谨慎的人,这从他每日检点自身的习惯中可以看出。虽是如此,然而身在官场,毕竟不同于平日在家与周围的人打交道那么简单。初入官场,曾国藩并没有体会到这一点,而是处处争强,时时果敢,吃了不少亏。时间久了,曾国藩便渐渐发现了官场的黑暗,善于总结的他变得更加谨慎起来,不再以敢、强标榜自己了,而是将其掩藏在内心中。

曾国藩对“慎”有深刻的理解,并且有专门的阐述。在《书赠仲弟六则》中,他如此陈述:“古人日钦、日敬、日谨、日虔恭、日惧,皆‘慎’字之义也。慎者,有所畏惮之谓也。居心不循天理,则畏天怒;做事不顺人情,则畏人言。少贱则畏父师,畏官长。老年则畏后生之窃议。高位则畏僚属之指摘。凡人方寸有所畏惮,则过必不大,鬼神必从而原之。”

为官生涯中,曾国藩仔细推敲,才有了如此精辟而且终生受用的观点。他说:“凡吏治之最忌者,在不分皂白,使贤者寒心,不肖者无忌惮。若犯此症,则百病丛生,不可救药。”

随着镇压太平军的战功赫赫,曾国藩的权势越来越大,然而他不以为荣,反为其忧。因为官位越高,接触的高官越多,要想在其中游刃有余,谈何容易,更何况曾国藩还是一个外权大臣。他在日记里经常写道:官位越高,权势越重,就越容易招致大祸。因此,曾国藩总是生活在无穷无尽的忧患之中。他总是将事情尽量做得更周全,不留下缺点或漏洞,以免受到别人的指责,或使一些异己分子抓住把柄不放,导致自己因小失大。

咸丰十一年(1861)九月,咸丰皇帝驾崩于热河。不久,清廷内发生了政变。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相互勾结,将八位顾命大臣囚禁。并在后来将其中四人处死,另外四人革职。曾国藩心生恐惧,不知道自己是否会被牵连进去。

肃顺是顾命大臣之一,此人虽处在清廷腐败环境中,但仍能够洁身自好,洞察时事,是当时少有的开明之臣。他曾极力推荐曾国藩去营救左宗棠,曾国藩比较敬重他。另外,作为肃顺的幕僚,王闽运、郭嵩焘等人与曾国藩的湘军交往密切。慈禧要肃清肃顺一党,曾国藩多少会受到一些牵连,这无疑让他感到恐惧,但当王闽运劝他自立时,他却丝毫没有动摇,而是静观其变,毕竟,他对清朝是忠心的。

曾国藩当时应该是很谨慎的,他料到了慈禧太后不会对他怎么样。因为当时太平天国运动并没有平定,湘军仍然是保护大清江山的一道坚固屏障。没有湘军,尽管慈禧太后能够垂帘听政,也不会长久。另外,湘军在当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势力,如果拿办了曾国藩,定然会引起各路湘军动荡。

慈禧也是一个聪明人,如果真得罪了曾国藩,她也下不了台。那时候,她就要面对湘军和太平军的双重威胁。与其排斥曾国藩,不如笼络他,让他继续为大清效力。曾国藩因此得到加封,出任钦差大臣,还被封为两江总督,统辖四省军政。曾国藩得到如此丰厚的加封,在普通人看来,应该是受宠若惊,异常兴奋的,但在曾国藩心中,却是矛盾重重。这一年十一月份,他连着给两位弟弟写了两封信。在第一封信中,他向弟弟大发感慨,说往日手上一点点权势都没有,心里面着急,可是现在所拥有的权力又太多,多得连自己都想不到,普天之下,很难找到一件令人感到恰如其分的事情。在后一封信中,曾国藩的心事仿佛更加沉重,他写道:“余自十五至二十二日连接廷寄谕旨十四件,倚畀,权位太尊,虚望太隆,可悚可畏。”

几个月后,曾国藩又被加授了协办大学士。慈禧厚待曾国藩,曾国藩是能够料到的,但是他同时也明白,自己的权位如日中天,渐渐高居众人之上。日后要想平安无事,需要更加谨慎。

宫廷内的争斗仍然没有停息,慈禧太后野心勃勃。辛酉政变后,清廷内部权势格局逐渐明朗,那拉氏正式干预政治,开始了垂帘听政,恭亲王奕主要负责国内大局的调控。

奕与洋人之间的交往比较多,接受了很多西方思想,主张改革,并在国内提倡创办洋务,开始了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开展以恭亲王奕为核心,由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和沈葆桢四人分别在各地创办。

慈禧太后为取得清廷的绝对控制权,施展阴谋逼迫奕下台,最终独揽大权。奕的境遇又成了曾国藩的一面镜子,奕贵为咸丰皇帝的亲弟弟,同治皇帝的亲叔叔,是血统纯正的皇亲贵族,然而竟不得善终,更何况自己不过是一个外权大臣。

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前后,朝廷和湘军之间的风波基本平息,曾国荃不再归隐,于同治四年(1865)再次踏入仕途,在湖北担任巡抚一职。当时的湖北总督是官文,此人虽没有什么才能,不过因是满人,在官场上仍是春风得意。曾国荃对此人深为不满,于是上奏,说官文是肃顺的余党,应该一并铲除。结果,奏折呈上后,御史佛尔国却反参了曾国荃一本,说曾国荃图谋不轨,想诬陷官文,按照大清律法,应该将曾国荃议罪。后来,经过调查,官文的确与肃顺等人有关系,清廷将其罢免。不过,曾国荃的做法无疑得罪了清政府中的满清权贵,如果曾国荃在日后出现疏漏之处,曾国藩肯定脱不了干系。

为了让曾国荃日后谨慎,曾国藩写信开导:“顷阅邸抄,官相处分极轻。公道全泯,亦殊可惧!”他在信中向曾国荃讲明了当时的情况,官文虽然是肃顺余党,但由于是满人,受到的惩罚非常轻。官场就是这样,这样的环境无法改变,只有试着去适应它。

同治五年(1866)湘军将领蒋益澄任广东巡抚,上任不足一年就被弹劾,转而为广西按察使,职位连降两级。从中足见官场变幻莫测,稍不注意,便会有所闪失。得意的时候可能会一年升迁数次,而失势的时候又会一落千丈,曾国藩以古人为鉴,以今人为镜,将官场看得透彻而真切。同治八年(1869),他在给黄翼升的信中写道:“吾辈久居高位,一有不慎,名声即损,惟小心谨慎,时时若有愆尤在身,则自然无过矣。”

同治十年(1871),曾国藩已是六十高龄,次年,他的一生结束了,身节俱全。去世前的几个月,他仍然不忘谨慎,给兄弟写信时,再次告诉兄弟仕途险恶,望兄弟保重。他这样写道:“官途险,在官一日,即一日在风波之中,能妥帖登岸者实属不易。如帅之和厚中正,以为可免于限难,不谓人言藉藉,莫测所由,遽至于此。”他这样说,目的之一是想让兄弟能够学会他的谨慎,不要因为大意而连累家族,毁了自己辛苦创下来的基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