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刚柔兼济: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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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没落家世

河南兰考是一座历史古城,坐落在黄河的南岸,是通往古都开封的咽喉要道,在它东北约二十多公里处是西汉时期济阳县县治所在地。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十二月初六的夜里,东汉王朝开国皇帝刘秀就降生在这里的一座废弃的行宫之中。

刘秀的父亲刘钦当时任济阳县县令,刘秀降生前,因为县衙门的房屋比较潮湿,而附近又恰好有一座过去汉武帝外出巡幸时修建的行宫,长期封闭不用,刘钦就命令人去打扫一番,把即将临盆的夫人移到了那里待产。曾有传说,刘秀出生时,有红光照室。而且当年在济阳县界内,有嘉禾生,一茎九穗,也由此被名为秀,字茂。因为刘秀排行第三,又字文叔。

刘秀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他的先世原居住在偏远的零陵郡冷道县(今广西宁远东),后迁居南阳蔡阳白水乡(今湖北枣阳南)。他的家族,是西汉皇族中一支比较卑微的旁支,到西汉后期已经变成了一般的官僚地主,而到他这一代,更成为普通的“白衣”(即平民)了,他们为什么破落到这般地步呢?事情还得从汉景帝时期讲起。

汉景帝儿子长沙定王刘发,是刘秀的先祖。而刘发在汉景帝的13个儿子中,地位是十分卑微的。因为他的生母,原是汉景帝程姬的侍者。有一次,汉景帝在晚上召幸程姬,程姬因为身体上的原因,她让侍候她的侍者唐儿装饰打扮一番,代替她去。结果,这天晚上,侍者唐儿怀孕了,后来生下刘发。由于唐儿的地位低贱,尽管刘发后来还是被封为长沙王,但是,所封之地“卑湿国贫”,历来是安置不被重视的王子公孙的地方。景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42年),又把武陵(今湖南溆浦南)、零陵(今广西全州县西南)、桂阳(今湖南彬州市)增封给他。刘发死后,由其嫡子戴王刘庸继承王爵。这支长沙定王的正宗,到王莽时已经绝嗣了。

刘秀是来自长沙定王刘发的别子——刘买,汉武帝时实行推恩令,“诸侯得分封子帝”,刘买被封在舂陵乡,为舂陵侯。舂陵乡本在零陵郡冷道县,那里“地势下湿,山林毒气”。刘买的孙子考侯刘仁在汉元帝初元四年(公元前45年)上书,表示愿意减户(时封476户)请求内徙南阳郡蔡阳白水乡。元帝允准,“犹以舂陵为国名”。于是,刘仁偕同从弟刘回及整个宗族来到这里,从此定居下来,这里,就成了刘秀的故乡。

刘秀的曾祖父刘外,是刘买的别子,只任过郁林太守,父亲刘回,曾任巨鹿都尉。刘秀9岁那年,父亲刘钦和母亲不幸相继去世,他被寄养在叔父刘良的家中。直到后来策谋起义时,他和哥哥们始终没有能够得到一官半职。可见,刘秀的家世,是一代不如一代,逐渐败落下来,最后甚至连官僚家庭的地位也丧失了。

刘秀的母亲叫娴都,出身在南阳湖阳(今河南唐河县西南潮阳镇)的一个大地主家庭。其父樊重,“世善农稼,好货殖”(注:本书注释性文字参见于《后汉书》,后同)。其经营产业,“物无所弃,课役童隶,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财利岁倍,至乃开广土田三百余顷。其所起庐舍,皆有重堂高阁、陂池灌注。又池鱼牧畜,有求必给”,家财达巨万。这是一个典型的大地主庄园。樊重为人,性格温厚,这样的家庭,执行着严格的封建礼教。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娴都,是一个典型的封建淑女,她性格婉顺,自幼就受到宗族的赞扬和尊敬。刘钦和樊氏结亲,反映出西汉后期官僚地主和地方豪族地主相结合的社会特点。

娴都生下刘秀兄弟姐妹六人:刘秀以及他的大哥刘縯、二哥刘仲、大姐刘黄、二姐刘元、妹妹刘伯姬。刘秀长大成人后,出落得一表人才,大概是受他母亲和外祖父家世影响的缘故,他十分精通农业生产与管理。他的大哥刘縯,性格爱好却和他迥然不同,他专门喜欢行侠仗义和收养宾客,从不问家庭产业经营情况。他还反过来讥笑刘秀只知道经营田业,把刘秀比作是汉高祖刘邦的哥哥刘仲(刘仲能治产业,但政治上毫无作为),不言而喻,他是把自己比作刘邦了。有趣的是历史的安排,真正成为刘邦式人物的,恰恰是刘秀。

史书中未见有刘秀经营的大田庄的具体记载,但可以肯定他家一定拥有强大的地方势力和较多的土地。刘秀起兵之初,“倍升(即刘縯的字)自发舂陵子弟,合七八千人,又“分遗亲容”,在各县起兵。据《后汉书·光武帝纪》载:“初,光武为春陵侯家讼逋租于(严)尤。”舂陵侯刘敞,是刘秀的叔父,刘秀为他到大司马府,向大司马严尤申诉拖欠的田租达二万六千斛,刍稿钱若千万,数量有如此之多,估计其家庭的土地肯定不少。史书还说:“时南阳早饥,而上(即刘秀)田独收。”可见,他对土地经营是十分出色的。刘秀还兼有商人身份,他在长安时,“尝与(朱)祜买蜜合药”,搞的是药材买卖,他还曾到宛市卖谷。但是看来,刘秀的家庭还算不上地方的大豪族地主。据载,他到长安学习《尚书》时,“资用乏,与同舍生韩子合钱买驴,令从者僦,以给诸公费”,对此也可为证。《后汉书·光武帝纪》注引《续汉书》说:“伯升宾客劫人”。但是,总还因躲避官吏的追捕,逃到姐夫邓晨家,也尝以事被拘于新野”。总之,刘秀家庭属于地方豪族地主无疑。刘秀的少年时代和步入青年时代,就是在这种普通的平民生活中度过的,这都使他“颇达情伪,见稼穑艰难,百姓病害”。这也为后来刘秀掌握国家统治的办法,采取一些较为明智舒缓的措施等奠定了基础。